水管崩了那天，我整個人趴在他家廚房地上，擰螺絲擰得手上全是鐵銹味。

劉慧敏遞扳手過來，指尖碰了我手背一下。

我沒在意，繼續跟那根銹死的管子較勁。

等修好了，我站起來，她往我兜里塞了個東西。

我低頭一看，是個信封，黃皮的。

她嘴唇抖了兩下，聲音壓得幾乎聽不見：“明天下午三點，去老槐樹底下等，有人要告訴你一個秘密。”我還沒問出口，她已經轉身進了屋。

老槐樹小區門口那棵，我每天路過三趟。

可我從沒想過，有一天會為它整夜睡不著。

01

那天下午三點，太陽正毒。

我在小區門口站著，手里攥著那封信，手心全是汗。信早就拆了，里面就三個字——吳玉珊。就這三個字，把我釘在原地半天沒動。

吳玉珊。我堂嬸。

我老家在西山溝，那地方偏，出了五服的親戚多得很。

吳玉珊是我堂叔肖德才的媳婦。

堂叔二十多年前來縣城打工，后來聽說死了，怎么死的沒人細說。

家里長輩提過一嘴，說是在縣城醫院沒救過來。

我當時二十出頭，在外面當兵，沒趕上這事。回來以后聽我媽念叨過幾次，說堂嬸命苦，守寡這么多年。我沒往心里去。

可現在，這三個字出現在鄰居老婆塞給我的信里。

我往老槐樹底下走，腿有點發軟。樹下坐著個老頭，頭發全白了，瘦，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襯衫，手里拄著拐杖。看見我，他點了點頭。

“你是李高澹?”他問。

我說是。

“我姓楊，楊國志。”他說話很慢，像每個字都得從喉嚨里往外拽，“以前在鎮衛生院上班，當副院長。退了二十多年了。”

我坐到他旁邊的石凳上，等他往下說。

“你鄰居那家，姓肖，對不對？”

“他爹，肖英才，二十多年前給人看過病。”楊國志挺直了腰，“他開錯了藥，把人治死了。”

我腦子嗡的一聲。

“那人姓肖，叫肖德才。”楊國志看著我，“你堂叔。”

風忽然就停了。老槐樹的葉子一動不動，陽光透過樹葉縫隙打在臉上，熱得發燙。

“你怎么知道的？”我問。

“我經手的。”楊國志聲音發啞，“當年我是衛生院副院長，這事壓下來，我簽的字。”

他說完這句話，整個人像被抽走了力氣，靠在椅背上。手在抖，拐杖在地上磕了兩下。

“那為什么…告訴我？”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很干。

楊國志沒回答，從口袋里摸出一張照片遞過來。照片上是個女的，坐在輪椅上，臉上表情僵硬，眼睛望著鏡頭。

“我閨女。”他說，“那年才十七，感冒發燒去衛生院看病。肖英才給別的病人開錯的藥，配藥室弄混了，我閨女也打了那一針。”

他把照片收回去，手指摩挲著邊緣。

“她這輩子就這樣了。我不說這事，到死心里都過不去。”

我說不出話來。

老槐樹底下安靜得很，偶爾有輛電動車過去，按一聲喇叭，又遠了。

“你為什么要找上我？”我又問了一遍。

“你家跟肖德才一個村的，戶口本上登著。”楊國志看著我，“你堂嬸還活著，在縣城西邊那個菜市場附近擺鞋攤。”

他站起來，拐杖撐著他慢慢走遠了。

我坐在石凳上，看著那張照片在我腦子里轉。過了很久才站起來，腿麻了，走一步像踩在棉花上。

晚上回到家，我給老家打了個電話。

大伯接的，聽我提起肖德才，沉默了半天。

“你怎么問起他來了？”大伯聲音不太對。

“沒事，聽人提了一嘴。”我說。

“你堂叔死得不明白。”大伯說，“當時他身體好好的，就是感冒，在衛生院打了針，人就不行了。你堂嫂去鬧過，后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了了之了。”

大伯又說：“你堂嫂那幾年苦得很，一個人拉扯孩子。你堂叔死了半年，她來咱家借過錢，你媽借了她兩百。”

我掛了電話，坐在床邊，把那封信又拿出來看了一遍。

吳玉珊。三個字像三根針。

我忽然想起來了，去年冬天，我路過菜市場，有個老太太在路邊修鞋，風吹得她縮著脖子，手上的活沒停。

我當時還多看了一眼，覺得她年紀那么大了還在外面擺攤，不容易。

那就是我堂嬸。

我翻了個身，窗外路燈亮著，照在沒有拉嚴實的窗簾上。明天，我要去菜市場。

02

菜市場西邊那條街，我走了兩趟才找到那個鞋攤。

老式的修鞋機，木頭架子刷了層綠漆，漆掉得差不多了。

旁邊擺著幾把矮凳，凳面上磨得發亮。

吳玉珊坐在小馬扎上，戴著老花鏡，正拿錐子納鞋底。

花白的頭發，縮在脖子里。穿著一件灰撲撲的對襟褂子，袖口磨出了線頭。

我在旁邊站了一會兒，她抬頭看我:“修鞋？”

我搖頭，蹲下來:“你是吳玉珊？”

她手停了，透過老花鏡看我:“你誰？”

“我叫李高澹。”我說，“西山溝李家的，我爸叫李國才。”

她盯著我看了半天，慢慢把眼鏡摘下來:“你是…高澹？你小時候我見過你，那時候你才這么高。”她比了個高度。

“我叔的事，我大伯跟我說了。”我開門見山。

她手一抖，錐子差點扎到手上。

“你聽誰說的？”她聲音變了。

“一個叫楊國志的老醫生。”我說，“二十多年前衛生院的事，他都跟我說了。”

吳玉珊手里的錐子掉在地上，她沒撿。低著頭，肩膀在抖。

我等了一會兒，把錐子撿起來遞給她。

“嬸子，這事我得管。”我說。

她抬起頭，眼睛紅了:“你管什么？二十多年了，誰管過？”

她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帶著勁。旁邊的路人看了我們一眼，又走了。

“我叔死得不明白。”我說，“你這些年受的苦，也不能白受。”

吳玉珊沒說話，拿起錐子繼續納鞋底，手卻不聽使喚了，扎偏了好幾次。

“你走吧。”她說，“我不想再提這事。”

“嬸子。”

“走！”

我沒再堅持。站起來，走了兩步，又回頭看了一眼。她低著頭，肩膀抖得厲害，手里的活也停了。

我往小區走，路上想了很多。

二十多年前的事，誰對誰錯，我還不完全清楚。

但有一點我能肯定肖英才用錯藥是真，楊國志簽了字壓下這事也是真。

至于肖樂和劉慧敏知道多少，那是另一回事。

到了小區門口，碰見肖樂從工地回來，一身灰，臉上也是灰。他看見我，咧嘴笑:“高澹，這兩天沒見，忙啥呢？”

“沒忙啥。”我說。

“晚上喝一杯？”他拍我肩膀，“我買了豬頭肉。”

“改天吧。”我說。

他沒勉強，扛著工具包上樓了。

我看著他的背影，忽然覺得別扭。這人平時對我挺好，大大咧咧的，有啥說啥，從不藏著掖著。可他爹的事，他知道嗎？

我決定先不跟肖樂提。等弄清楚再說。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找了楊國志。

他住在一棟老樓里，三樓，房間不大，收拾得干凈。客廳墻上掛著他閨女的照片，好幾張，從小到大都有。

“她媽走得早。”楊國志倒了杯水給我，“就剩我們爺倆。她現在住在福利院，我隔兩天去看她一趟。”

他坐在我對面，手擱在膝蓋上，手指一直在抖。

“那針藥到底是什么？”我問。

“獸用的土霉素。”楊國志說，“大劑量，打進血管里。肖英才給牛用的量，他按人的體重估算了一下，打下去三分之二。”

“他哪來的獸藥？”

“他是獸醫。”楊國志說，“鎮上的獸醫站，平時給豬牛羊看病。那天衛生院忙，人手不夠，他過來幫忙。藥房的人也不知道那是獸藥，看瓶子上沒標簽，就以為是普通抗生素。”

“然后呢？”

“肖德才打完針，不到半小時就開始吐，渾身抽搐。”楊國志閉上眼，“送到縣醫院已經晚了。他媳婦后來來衛生院鬧，說給藥不對。肖英才慌了，他兒子也來了，跟院里談。”

“談了什么？”

“當時衛生院院長是我。”楊國志苦笑，“他們找了我，說這事傳出去，衛生院的名聲完了，肖英才也得坐牢。院里開會，決定把這事壓下來，對外說是突發心梗。肖家賠了五萬塊錢，這事就算了了。”

我聽到這兒，胸口堵得慌。

“我閨女的事，也是后來才發現。”楊國志聲音低了，“她那天也在衛生院打針，藥房拿錯了藥。當時沒注意，過了半年，她走路開始晃，說話也不清楚。去省城檢查，說是神經系統受損。”

他的手抖得更厲害了。

“我知道這是報應。”他說，“所以我這些年，不敢見她。”

我坐了很久，看他去廚房倒水，背影彎得像只蝦。

“那封信。”我突然想起來，“劉慧敏給我的信，你怎么知道她會給我？”

楊國志轉過身:“我沒讓她給。那信是她自己寫的。”

我愣住了。

“我找過她。”楊國志說，“半年前，我到她家樓下等她，跟她說了這事。我說我快死了，想把這案翻出來。她當時沒說話，我以為她不同意。”

他喝了一口水:“后來她找到我，問我要了你堂嬸的名字。她說她有辦法讓你去查。”

我腦子轉得飛快。

劉慧敏。她為什么要這么做？

她跟肖樂過了二十年，有兩個孩子，日子雖說不富裕，但也過得下去。她為什么要把自己男人的底掀了？

我忽然想起她平時看我的眼神。不是那種，是另一種我形容不出來。

她可能早就想翻了。只是她一個人，翻不動。

03

接下來幾天，我白天干活，晚上到處打聽。

二十多年前的事，當事人不多。

肖英才、楊國志、吳玉珊，再加上當年衛生院的幾個醫生。

我問了楊國志，他說當時參與壓事的，還有一個姓馬的醫生，退休以后回了老家，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

我又去找了吳玉珊。

這次她不趕我了，讓我坐。她一邊修鞋一邊說話，語調平得像在說別人的事。

“德才那年四十二，身體好得很，在家種地，農閑了來縣城干瓦匠。那年秋天感冒了，沒當回事，去衛生院開了點藥回來吃了沒好，后來又去，就打了那針。”

“我到現在還記得他進衛生院大門那天的樣子。”她手里的錐子停了，“回頭沖我笑了一下，說買半只燒雞等我回來吃飯。我等了一夜，等來的是他死在縣醫院的消息。”

她沒哭，眼神卻空空的。

“那五萬塊錢，我沒動一分。”她說，“給德才辦喪事花了三千，剩的存著，給兒子娶媳婦用了。兒子現在在市里上班，娶了媳婦，買了房，日子還行。”

“他知道這事嗎？”我問。

“不知道。”吳玉珊搖頭，“我沒告訴他。他知道又能怎樣？他爹已經沒了，我不想讓他活在過去里。”

“那你想讓肖英才怎么樣？”我問。

她沉默了好久。

“我不知道。”她說，“就算槍斃了他，德才也回不來了。可我要他認。要他當著我面，說一句對不起。”

我點點頭。

回家路上，我給劉慧敏發了條信息:“明天下午有空嗎？想跟你聊聊。”

她回得很快:“老槐樹底下，兩點。”

第二天下午兩點，我到老槐樹底下的時候，她已經在了。穿著一件深色的外套，頭發扎起來，看著憔悴。

“你查了？”她問。

“查了。”我坐下來，“你什么時候知道的？”

“去年。”她說，“楊醫生找到我，把這事從頭到尾說了。我當時不信，回去問我公公，他沒否認。”

她低著頭，手指絞著衣角。

“我這二十年，跟他過得啥日子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脾氣差，動不動就罵人。可我想著，男人嘛，在外頭累，回家發發脾氣也正常。”

她抬起頭看我:“可我心里有根刺。我公公害死過人，我男人瞞著這事。我跟他睡在一張床上二十年，他從來沒提過一個字。”

“你為什么不早說？”

“我怕。”她笑了，笑得很苦，“我怕說了，這個家就散了。我閨女還在上學，我不能讓她沒爸。”

“那你現在怎么又說了？”

她沒回答。

風吹過來，老槐樹的葉子沙沙響。

“我看了你堂嬸的鞋攤。”她低聲說，“我看她那么老了還在街頭擺攤，手凍得全是口子。我過不去心里那道坎。”

“那肖樂呢？”

“我跟他過了二十年，對得起他了。”她說，“可他爹害死人的事，不能就這么算了。”

我看著她的眼睛，忽然發現這女人不是我認識的那個。她比我想的有主見，也比我想的決絕。

“你打算怎么辦？”她問。

“我想先找你公公聊聊。”我說。

她點點頭，站起來拍了拍裙子上的灰。

“他在家。這會兒就他一個人。”

我猶豫了一下，還是去了。

肖英才住在肖樂家對門那棟樓，一個老兩居。

門沒鎖，我一推就開了。

屋里光線暗，窗簾拉著。

老頭坐在沙發上，電視開著，音量很小，他沒看，就那么坐著。

“伯伯。”我喊了一聲。

他慢慢轉過頭，看著我。

“我知道你是誰。”他說，“修水管的那個。”

“對。”

“你找我干啥？”

我在他對面坐下來，電視里放著戲曲頻道，咿咿呀呀的。

“二十年前，衛生院的事。”我說。

他沒說話，也沒動。

“我今天來，就想聽你說一句實話。”我說，“那藥，是不是你開的？”

安靜了好久。

客廳里只有電視的聲音。

他身子忽然往前傾了一點，嘴唇抖了抖。

“是。”他說。

他說完這個字，整個人就縮回去了，像是被抽干凈了力氣。眼睛看著電視，但根本沒在看。

“我那天不該去的。”他說，“我本來是幫人，結果害了人。我吃了二十多年的后悔藥，吃到現在都沒吃完。”

“那你為什么不去自首？”

“我怕。”他直截了當，“我怕坐牢，怕我兒子抬不起頭，怕我孫子將來讓人指脊梁骨。”

“現在呢？”

他看了我一眼:“你來了，不就說明，躲不過去了嗎。”

04

從肖英才家出來，我站在樓道里點了一根煙。

二樓窗臺上晾著衣服，一條舊毛巾掛在晾衣繩上，風吹過來蕩了兩下。樓下有人在罵孩子，聽不清罵什么，孩子的哭聲倒是清清楚楚。

我吸了一口煙，想起肖英才剛才的樣子。

老頭瘦了，駝背了，坐在沙發上像一團被揉皺的紙。他承認了，沒狡辯，沒找借口。但承認歸承認，該承擔的，他未必會主動去做。

我掐了煙，下了樓。

樓口碰見肖樂，他騎電動車回來，車筐里裝著一袋子菜，還有兩瓶啤酒。

“高澹，你咋在這？”他停了車。

“找你爹聊了兩句。”我說。

“聊啥？”他臉色變了。

“沒啥，就是修水管的事。”我沒說實話。

肖樂盯著我看了幾秒，沒再追問。拎著菜上了樓。

我站在樓下，能聽見他上樓的腳步聲，一下一下的。到了三樓，開門，關門。緊接著傳來劉慧敏的聲音，斷斷續續的，聽不真切。

我回了自己家，坐在床邊，腦子亂。

過了一會兒，手機響了。楊國志打來的。

“李師傅，我查到了。”他說，“當年參與壓事那個馬醫生，現在住在市里，我有他電話。你要不要？”

“要。”我說。

他報了號碼，我存好。

“你打算咋辦？”他問。

“先把證據捋清楚。”我說，“二十多年了，別搞得不清不楚的。”

“那行，有事你給我打電話。”他掛了。

我坐在屋里，看著窗外發呆。天快黑了，小區里陸續亮起燈，有人家開了電視，有貓在樓下叫。

我撥了馬醫生的電話。

響了好幾聲才接，一個老人的聲音:“誰啊？”

“馬醫生，我叫李高澹，是楊國志楊醫生的朋友。”

“老楊？”那頭頓了一下，“你找我有事？”

“想問你點二十年前的事，方便嗎？”

電話那頭安靜了幾秒。

“老楊那事？”他問。

他長嘆一聲:“我就知道，早晚有人會來找我。”

“你當時在衛生院？”我問。

“在，我是內科醫生。”他說，“肖德才送來的時候我在場，我一看就知道是藥物中毒。可后來院里壓下來了，我也沒辦法。”

“你能作證嗎？”

他又沉默了。

“我知道這對你來說是為難。”我說，“但我堂嬸一個人苦了二十多年，不能就這么算了。”

“你堂嬸？”

“肖德才的媳婦。”

電話那頭沉默了好久，久到我以為他掛了。

“給我兩天時間想想。”他說。

“行。”

掛了電話，我躺在床上，天花板上的燈管壞了一個，只剩一管熒光燈，白慘慘的光。

手機又亮了。是劉慧敏發的消息:“明天肖樂出差，三天才回來。你要是想聊，明天來家里。”

我沒回。

說實話，我有點怕跟她單獨相處。不是怕別的，是怕她眼里的東西。

那天修水管，她塞信給我時的手指。那一點溫度我到現在還記得。但這念頭只閃了一下，就被我掐了。

別多想。

第二天下午，我還是去了。

劉慧敏開門，穿一件白襯衫，頭發披著，看著像剛洗過澡，還冒著水汽。屋里收拾得干凈，茶幾上擺了一盤葡萄，還有一壺茶。

“坐吧。”她說。

我坐下來，她坐對面，拿了一個葡萄沒吃，在手里捏著。

“你想問啥，問吧。”她說。

“那封匿名信，你真的一直藏著？”我問。

她從茶幾抽屜里拿出一個信封，黃色的，邊角都磨毛了。里面掏出一張紙，紙也黃了，疊得整整齊齊。

“我燒了一份，這個是復印件，藏了二十年。”她說。

她打開，我湊過去看。字是手寫的，鋼筆字，有點潦草。

上頭寫著:肖英才用獸藥致人性命一事屬實，如有疑問，可查衛生院當年病歷。落款沒有名字，但字跡有力，看得出寫的人很認真。

“這信是誰寫的？”我問。

“沒署名。”劉慧敏說，“但我猜是楊醫生。”

“你當年為什么沒說出來？”我問。

她手里的葡萄被她碾碎了，汁水順著指縫流下來。

“因為那時候我剛懷孩子。”她說，“我怕。怕鬧出來，他坐牢，我一個人帶孩子，活不下去。”

她抬起頭看我:“我是不是很自私？”

我說:“是。”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勉強:“你說話真難聽。”

“可我能理解。”我說。

她沒說話，拿紙巾擦手，擦了一遍又一遍。

“那你現在呢？”我問，“不怕了？”

她停下來:“孩子大了，我也老了你覺得我還怕什么？”

她看著我，眼睛亮得有點嚇人。

我把目光移開，喝了口茶。

“我查了，當年還有個姓馬的醫生，愿意作證。”我說，“等證據齊了，這事就能翻出來。”

“那肖英才呢？”

“他說他認，但他不去自首。”

“他不敢的。”劉慧敏說，“他這輩子就這點出息。”

我站起來:“那我先走了。”

她送到門口，看著我下樓。走到二樓拐角，我回頭看了一眼，她還站在門口，沒關門。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05

馬醫生兩天后打來電話，說他愿意作證。

我把這個消息告訴楊國志，他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說:“那我這把老骨頭，也該動一動了。”

我問他打算怎么動。他說:“我去派出所。”

我愣了兩秒。

“你當時是副院長，簽字壓事的人是你。你一進派出所，就等于把自己也告了。”

“我知道。”他說，“我今年七十九了，胰腺癌晚期，醫生說我最多還有半年。我閨女那事我負不了責，但這件我得負。”

他說完就掛了。

我坐在屋里，手機攥在手里，屏幕亮著。

楊國志說得堅決，沒有回旋的余地。我知道勸不住，也說實話，沒打算勸。他做了該做的，剩下的，看法律怎么判。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派出所。不是為了報案，是想先跟民警聊一聊。案子過去二十多年，要翻出來不是一句話的事。得有證據，還得有當事人配合。

派出所接待我的是個姓王的中年民警，四十出頭，頭發半白了。

我把情況跟他說了。他聽完沒說話，拿筆在一張紙上寫了幾個字，劃了，又寫。

“你確定？”他抬頭看我。

“當事人自己認的，也有證人。”我說。

“這事過去二十多年了，取證難度大。”他說，“而且當時衛生院壓下來了，病歷可能都不在了。”

“那就不管了？”

他沒回答，站起來走到門口，抽了一根煙。

回來以后，他說:“你讓當事人來一趟。我先把記錄做了，看怎么弄。”

我給楊國志打電話，他說下午就來。

下午兩點半，楊國志坐著電動輪椅來的。他女兒在福利院，沒人送他，他自己搖著輪椅走了四十多分鐘。

王民警把他請進去，做了筆錄。出來的時候，他臉色發白，手上拿著一個牛皮紙袋。

“我簽字把當年衛生院的事說了。”他把紙袋遞給我，“里頭是我這些年攢的材料，病歷復印件、當時院里的處理決定、還有肖英才的用藥處方。全了。”

我接過紙袋，沉甸甸的。

“你怎么辦？”我問。

“等通知。”他說，“民警說了，可能還要找檢察院，案子涉不涉及刑事責任，得他們定。”

我把他送回去，推著輪椅走得慢。

路邊的梧桐樹葉子已經黃了，落了一地。風一吹，又簌簌地掉。

“小李。”他忽然喊我。

“嗯？”

“我閨女的事，我沒往里頭寫。”他說，“那是私事，跟案子無關。我作為爹，欠她的。那不能用法律還。”

我沒吭聲。

把他送到家，他坐在輪椅上喘了半晌。我給他倒了杯水，他手抖得厲害，端不穩。

“你走吧，我沒事。”他說。

我走到門口，他又喊我。

“劉慧敏那封信，你怎么看？”

我回頭看他的臉。

“她比我想的豁得出去。”我只說了這一句。

回去路上，我一直在想楊國志那句話。他閨女的事沒往里頭寫，因為那是他當爹的欠的債。可肖英才欠的，他認了。

我心里有點悶。

晚上，我給吳玉珊打了個電話，告訴她派出所那邊在查了。她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說了一句:“謝謝你。”

我知道這不是客套話。她是真謝。

可我心里清楚，這事從開始到現在，真正推動它的，不是我。是楊國志，是劉慧敏。她們先動的手，我才跟上。

06

消息傳得比我想的快。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城西給一戶人家修水龍頭，手機響了。肖樂的電話。

我接起來，他聲音壓著火氣:“李高澹，你出來，咱倆聊聊。”

“聊什么？”

“你心里清楚。”

他啪地掛了。

我心里有數。該來的總會來。

我收拾工具，騎電動車回小區。

樓口停了輛面包車，車旁邊站著肖樂，叼著煙，臉色鐵青。

旁邊還站著兩個男的，大概是他工友，一個五大三粗的，一個精瘦精瘦的，嘴里也叼著煙。

“高澹。”他喊我，語氣聽著還算客氣，“上來說話。”

我把電動車上鎖，跟著他上了樓。他進屋開了客廳燈，兩個工友站在門口沒進來。

“你跟我媳婦說了啥？”他一屁股坐到沙發上，“她這兩天魂不守舍的，我問她她也不說。”

“沒說什么。”我倒了一杯水。

“那你跟我爹說了啥？”

“問了點二十年前的事。”

他猛的站起來:“那事跟你有個屁關系？”

“那是我堂叔。”我說，“我堂叔肖德才，被你爹打了一針打死的。”

他愣在那里，臉漲得通紅，張了幾次嘴沒出聲。半晌，他往后退兩步，坐到沙發上，兩手撐著膝蓋，彎著腰。

“你怎么知道的？”

“楊國志告訴我的。”

“那個老東西。”他咬著牙說，聲音在發顫。

“他說的對不對？”我問。

他沒說話，把手里的煙掐滅，又掏一根點上。

“你爹自己也認了。”我說。

他狠狠吸了一口煙，聲音啞下去:“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你翻出來有什么意思？”

“那你堂嬸呢？”我說，“你堂嬸一輩子修鞋養孩子，你去看過她一眼沒有？”

他沉默了好久，把頭低下去。

我繼續說:“你爹害死了一個人，你們家壓了二十多年。你晚上睡覺，心里踏實嗎？”

他抬起頭，眼睛紅了:“我踏不踏實關你屁事？我日子都他媽這樣了，你還想讓我咋樣？”

“不是讓你咋樣。”我說，“是你爹該去自首。”

“不可能！”

“那行。”我站起來，“你不想死，那讓法律來判。”

我往外走，他猛地站起來追了兩步，我想他可能真要動手。可他只是站在客廳中間，攥著拳頭，沒動。

“李高澹。”他從牙縫里擠出幾個字，“你非要把我家攪散不可？”

“是你家自己早就散了。”我說，“你爹那針下去那天，你家就散了，你只是一直裝著不知道。”

他嘴唇哆嗦著，半天沒說出話來。

我下樓，騎上車，在小區門口繞了一圈。街口梧桐樹下面坐著幾個下棋的老頭，有人下了一步關鍵的，幾個老頭拍著大腿笑。

我靠在車座上，覺得渾身虛脫。

手機又響了。劉慧敏的短信:“我知道肖樂找你了我這邊準備好了。”

我回了兩個字:“別急。”

她又回:“我不急。我等了二十年了，不差這一會兒。”

我盯著屏幕看了半天。

這個女人，這一回是真豁出去了。

晚上十點多，我洗完澡躺床上刷手機。

忽然聽見隔壁樓傳來吵鬧聲，不是別人家，正是肖樂家。

隔著墻壁，聲音傳過來，斷斷續續的，有肖樂的吼，有劉慧敏的聲音，還有東西摔碎的聲音。

緊接著，安靜了。

然后防盜門“砰”地關上，腳步聲往樓下去了，急，重。過了一陣，又有人下樓，腳步慢一些，輕，是個女的。

我走到陽臺上，看見劉慧敏站在路燈下面，穿著一件外套，拎著一個手提袋，發絲被風吹得貼在臉上。

她抬頭往我家方向看了一眼。燈光下，她的臉很模糊，可我總覺得她在笑。

不是高興的笑，是一種說不清楚的笑。

她轉過身，沿著街走了出去。

我在陽臺上站了很久，直到她的背影徹底消失在夜色里。路燈孤零零亮著，對面樓的窗戶也一扇接一扇暗下去，整條街都睡了。

第二天一早，派出所給我打電話，說案件正在走程序，讓我先別擴散。

我說行。掛了電話，猶豫了一下，沒給劉慧敏發消息。有些事走到這一步，已經不是誰能攔得住了。就像潮水涌上來，誰也擋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