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室的茶色玻璃門半掩著,我站在門外,9點59分。
里面傳來黃亮的聲音,中氣十足,帶著幾分得意:“這公司是我一手打下來的,我那黃臉婆天天在家,啥也不懂。老實說,要不是我爸媽壓著,我早把她掃地出門了。”
有人跟著笑,笑得曖昧。沈雅文的聲音加進來,軟綿綿的:“黃總,您可真不容易啊。”
黃亮大笑:“雅文懂我。”
我低頭看了眼手機。
9點59分47秒。
手指輕輕一點,屏幕上彈出幾個字:“股權轉讓協議已送達。”下一秒,黃亮的手機響了。
透過門縫,我看見他低頭看手機,臉上的笑容一點點僵住,像水泥澆鑄過一樣,動不了了。
我推開那扇門,走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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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事情要從三個月前說起。
那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樣在廚房熱湯。黃亮說他要加班,讓我別等他,但我還是燉了鍋排骨藕湯,想著他回來餓了能喝一碗。
湯燉到九點半的時候,我聽見門響了一下。但黃亮沒進屋,反而又關上了門,腳步聲往樓道那邊去了。我心里犯嘀咕,披了件外套跟出去。
走到二樓轉角,聽見他在打電話。
壓著聲音,但樓道里安靜,聽得一清二楚:“那套房子我已經過戶到你名下了,你先住著。至于她那邊,我遲早讓她簽字離婚。你放心,她那人沒腦子,什么都聽我的。”
我靠在墻上,心跳得咚咚響。
二十三年的夫妻,他說我沒腦子。
我沒往前走,也沒出聲。
輕手輕腳轉回屋里,把湯倒進水池里,關了燈上床。
黃亮半夜回來的時候,我已經背對著他躺好了。
他洗漱完躺下,翻了個身就睡死了,打著呼嚕,鼾聲很大。
那晚我睜著眼睛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我想了一夜的事,終于想明白了。我悄悄翻了黃亮的手機,趁他洗澡的時候。
鎖屏密碼是女兒的生日,我沒費什么功夫就打開了。
微信置頂的聊天框,備注是“文文”,頭像是個年輕女人的自拍,皮膚白,嘴唇紅,笑得很好看。
我往上翻了翻,那些對話像針一樣扎在我眼睛里。
“老公,想你了。”
“今晚別回去了吧?”
“你那個黃臉婆怎么還不滾啊?你自己說的,等我當上老板娘就娶我的。”
黃亮的回復,肉麻又下作。
我翻了足足五分鐘,把手機放下,手指頭都是抖的。
但我沒哭。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我發現自己哭不出來了。
以前黃亮罵我、打我、當著外人面甩我臉色的時候,我偷偷在廁所里掉眼淚。
可那會兒,我坐在床邊,把他們的聊天記錄一條一條記在腦子里,眼淚就是出不來。
我想起女兒小的時候,黃亮還不像現在這樣。
那時候他剛開了公司,每天回來累得跟狗似的,還會拉著我的手說:“老婆,你辛苦了。”后來公司做大了,手下有了幾十號人,他開始不回來了,一開始是應酬多,后來是懶得回來。
再后來,就有了那些女人,一個接一個。
我試著鬧過,吵過,甚至去他公司找過一趟。
結果他當著全公司的面吼我:“你一個家庭婦女懂什么?整天就知道疑神疑鬼,你有本事你也出去掙錢啊?別在這兒丟人現眼!”
那次我站在他辦公室門口,十幾個員工看著我,有人低頭偷笑。
我臉上燒得慌,但還是沒哭出聲,只是轉身走了。
從那以后,我就再也沒去他公司了。
可那天早上,我看著那聊天記錄,突然想明白一件事。
他硬要我凈身出戶,對不對?他外面有人了,對不對?他想甩了我,對不對?
好,那我偏不如他的意。
下午,我趁著黃亮去公司,出門打了個車。
去了城西一家律師事務所。
那是我在手機地圖上搜了很久才選的,一個離家很遠、黃亮絕對不知道的地方。
接見我的律師姓陳,四十多歲,戴眼鏡,說話慢條斯理。
我把情況說了說,他在本子上記了幾行字,抬頭看我:“您先生的公司在哪個區注冊的?”
“江東區。”
“公司全名?”
“輝煌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他皺了皺眉,手指停在鍵盤上:“您說的是……輝煌地產?黃總那個?”
“你認識他?”
“談不上認識,知道這個人。在江東這一片,算是有頭有臉的。”他推了推眼鏡,看我一眼,“您確定要查?”
我說:“我確定。”
陳律師點點頭,沒再說什么,讓我簽了一份委托書。
走出律所的時候,外頭飄起了小雨。
我站在路邊,看著灰蒙蒙的天,心里不知是酸還是痛。
二十三年的婚姻,我陪他從無到有,給他生了孩子,照顧他媽癱瘓的那些年,連屎尿都是我倒的。
可他最后給我的是什么?
一句“你一個家庭婦女懂什么”。
我攥緊包帶子,走進雨里,沒打車。
02
過了大概一個星期,陳律師打電話讓我過去一趟。
那天我特意挑了黃亮出差的間隙,坐了半個小時的公交車到了律所。陳律師的辦公室在九樓,窗臺上擺了兩盆綠蘿,葉子垂下來,看著挺精神。
他把一個檔案袋放在桌上,推過來:“查到一些東西。”
我接過來,沒急著拆。看著他的臉,等著他開口。
陳律師靠在椅背上,像是在斟酌措辭:“您先生的公司在工商局的注冊資料顯示,您是公司的股東。”
我愣住了:“我?我是股東?”
“對,您名下持有30%的股份。”陳律師翻開一頁紙,指了指上面的登記信息,“這應該是公司成立初期登記的,用的是您的身份證件。當時可能為了避稅,或者為了滿足股東人數要求,黃先生以您的名義登記了部分股份。后續十多年間,這些股份一直沒有變更,法律上您就是合法持有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父親生前說過的話。
那時候黃亮剛起步,父親拿出了全部家當,還給他找了幾個老戰友湊錢。
父親是個老會計,做事謹慎,當時跟黃亮說:“這股份,得寫我閨女的名字。”黃亮嘴上答應得痛快:“爸,您放心,金鳳是我老婆,我不寫她名字寫誰的?”
現在看來,父親那會兒可能就看出了什么苗頭。他是個精明人,一輩子跟數字打交道,不會輕易相信誰。
陳律師接著說:“不過,雖然是登記在您名下,但股份的實際控制權一直掌握在黃先生手中。這十多年間,公司的重大決策您應該也沒參與過。”
我搖頭。
他嘆了口氣:“那您現在有兩個選擇。一是私下跟黃先生協商,爭取和平解決,拿到一些補償;二是走法律途徑,主張您的股東權利。”
“第二個選項目前行不通,因為您需要拿出證據證明黃先生侵犯了您的股東權益。以現有的材料來看,走法律途徑會很難。”
我盯著桌上那份檔案,手指摩挲著紙邊:“你是說,我拿他沒辦法?”
陳律師沉默了一會兒,說:“除非,您還有其他證據。”
那天我從律所出來,腦子里一直轉著一句話:除非還有其他證據。
我心里明白,黃亮那人做事滴水不漏,公司的賬目肯定都找人做平了。他能瞞著我不是一年兩年的事。但有些東西,他不一定能瞞住。
我想起父親去世前那段日子。
那時候他病重,躺在醫院的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頭。
黃亮偶爾去看一眼,待不到半小時就走了,說是公司忙。
父親也不說什么,只是撐著跟我說話:“鳳兒,你爸這輩子什么大風大浪沒見過?就你,是我最放心不下的。”
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只當是他病糊涂了。
他咽氣那天下午,我守在床邊。他突然睜開眼,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氣大得不像個病人:“床頭柜……最下面那層……有一封信。”
說完,手就松了。
我哭得天昏地暗,哪里還記得什么信。等辦完喪事,老家那邊的床鋪都已經收拾干凈了,我一直沒回去找過。
現在想起來,那封信里,也許就有父親想告訴我的話。
當天晚上,我跟黃亮說我媽身體不舒服,我得回老家一趟。黃亮正窩在沙發上看手機,頭也沒抬:“去吧去吧,別煩我就行。”
我連夜坐了三個小時的大巴車,回到那個生我養我的小縣城。
老家是個老式居民樓,三樓。
鑰匙還掛在包里,生了一點銹,費了老半天勁才把門打開。
屋里一股灰塵的味道,已經大半年沒人來過了。
我開了燈,走到父親住的那個房間。
床頭柜還跟當年一樣,老式的木柜子,漆面都斑駁了。我拉開最下面那層抽屜,里面空蕩蕩的,只有幾張過期的報紙和一本舊賬簿。
我把賬簿拿出來,翻開一看,里面夾著一個牛皮紙信封,信封上寫著幾個字,是父親的筆跡:“鳳兒親啟。”
我的手有點抖,拆開信封,里面是幾頁紙。
第一頁是他的遺囑,寫得簡單,說把他留下來的那套老宅子和存款都留給我。第二頁,我看著看著,眼淚就下來了。
那上面寫的是:“鳳兒,爸活不了多久了,有些話只能寫下來告訴你。當年黃亮開公司,我幫他找了三個老戰友湊錢,每家都拿了十萬,一共三十萬,是以你的名義借的。當時簽了字據,我替你保管著一份。”
我翻到第三頁,是一張手寫的欠條復印件。
上面的字跡有些模糊,但能看清內容:甲方黃亮,乙方蘇金鳳,借款三十萬元整,按一年期利息結算。
落款日期是2000年3月17日,那時候我和黃亮剛結婚第二年。
這張欠條,黃亮應該早就忘了。
或者說,他壓根就不知道還有這么一份東西。
當初是父親一手操辦的,拿的錢也都是父親找來的。
黃亮只負責簽字,錢到賬了,他也沒多問過。
我把欠條小心翼翼地折好,放進包里。又翻了翻那本舊賬簿,里面密密麻麻記著公司前幾年的流水,還有一些黃亮簽字的復印單據。
父親這輩子是個老會計,做事謹慎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他一定是在公司初創那幾年,悄悄留下了一些東西。他知道黃亮這人,早晚有一天會翻臉。
那晚,我在老屋的床上睡了第一宿。
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在水泥地上,白慘慘的。
我翻來覆去睡不著,腦子里翻來覆去都是一句話:爸,你早就料到這一天了,是不是?
第二天一早,我回城之前,又去了一趟父親生前的戰友家。
那是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姓丁,我喊他丁叔。
丁叔住在一樓,院子里種了幾棵葡萄樹,葡萄藤爬滿了架子。
我把情況跟他說了,他沉默很久,慢吞吞地開口:“老蘇跟我打過招呼。當年那些錢,你爸都是從我們幾個老兄弟手里借的,說是幫你男人周轉。”
我問:“丁叔,那些錢還上了嗎?”
他搖頭:“還了一部分,剩下的,老蘇生前說不用還了,就當是他給女婿的。”丁叔頓了頓,嘆了口氣,“你爸這人,一輩子好面子,也沒說過黃亮什么。但他跟我喝酒的時候說過一句話。”
“什么話?”
“他說,女婿這個人,心太大了,怕留不住。”
我坐在他家院子里,葡萄藤的影子落在臉上,一抖一抖的。心里像壓著一塊石頭,沉得喘不過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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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回城之后,我開始暗中行動。
陳律師幫我查了輝煌地產的股東結構,發現除了我手里的30%,黃亮自己握著55%,另外15%分在四個小股東手里。
那四個小股東,有兩個是黃亮的老鄉,一個是他的大學同學,還有一個,是我當年給他介紹的生意伙伴,姓彭,黃亮叫他老彭。
我找陳律師拿到了老彭的聯系方式。
老彭六十多歲了,退休之后住在郊區,養養花種種菜。
我打電話過去,提了父親的名字,他猶豫了一下,答應見我一面。
見面那天我穿得樸素,拎了一籃水果。老彭家院子很大,種了兩顆石榴樹,紅彤彤的石榴掛在枝頭。他讓我在院子里坐,倒了杯茶。
我把話說得簡單:“彭叔,我跟黃亮過不下去了,他外面有人,想把我掃地出門。我手里有我爸留下的東西,還有一些證據。但我不夠人數,壓不過他。您要是能幫我,事后我不會虧待您。”
老彭端著茶杯,半天沒說話。石榴樹上落了一只麻雀,嘰嘰喳喳叫了幾聲,又飛走了。
“我跟黃亮合作了十幾年,他這人,精明是精明,但心不正。”老彭放下茶杯,“這些年,公司掙了不少錢,他分給幾個股東的,能有多少?我心里有數。”
我聽著,沒插話。
“你爸當年對我有恩,”老彭說,“要不是你爸牽線,我也搭不上這趟車。這個忙,我幫。”
老彭答應說服另外兩個小股東。
他說:“那兩個老鄉,這幾年對黃亮也有意見。公司分紅越來越低,黃亮還經常找各種名義從公司挪錢。他們心里不痛快,缺個領頭的。”
走的時候,老彭送我到大門口,說了句:“閨女,你爸要是還活著,一定不想看你受這個罪。”
我咬著嘴唇,沒讓自己哭出來。
接下來的日子,我一邊等老彭那邊的回信,一邊著手做準備。
我找了個理由,自己跑去注冊了一個小公司。
按照陳律師的建議,公司經營范圍跟輝煌地產類似,但規模小得多。
我在公司注冊文件上簽了自己的名字。
黃亮現在心思全在沈雅文身上,對我基本不聞不問。
他每天回家就是吃飯睡覺,有時候干脆不回來。
我做好了飯,他連筷子都不動一下,說是在外面吃過了。
我也不說什么,倒掉就是。
大概過了一個月,老彭那邊回復了消息:兩個小股東同意了。
加上老彭自己,他們三個手里的股份一共是10%。
再加上我的30%,一共是40%。
這點股份雖然還是比不過黃亮手里的55%,但按照公司的章程,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的股東聯合起來,可以對公司的重大決策提出異議。
再加上我手里那張欠條,以及父親留下的賬本,我有了叫板的資本。
我打電話給陳律師,把情況說了。陳律師沉默了一會兒,說:“蘇姐,你真打算跟他硬碰硬?”
我說:“不硬碰硬,難道等他把我掃地出門那天再跪著求他?”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那行,我這邊再幫你查查黃亮這幾年的資金流向。如果他有挪用公款或其他違法行為,咱們手里的牌就更多了。”
我說好。
可我心里明白,這還遠遠不夠。
黃亮那人心狠手辣,這些年他在外面做的那些事,絕不是簡簡單單的婚外情。
他敢明目張膽地把沈雅文帶到公司,敢在網上發那些話,說明他已經不在乎了。
他有恃無恐。
我手里缺的,是一張能把他徹底打倒的底牌。
那張底牌,在沈雅文手里。
這是我設想中最難的一步。我該怎么接近她?黃亮的情人,年輕漂亮,在公司一人之下。她憑什么幫我?
可我沒想到的是,機會來得比想象中更快。
那天下午,我照例去菜市場買菜。
路過一家咖啡館的時候,隔著玻璃窗,我看見了沈雅文。
她一個人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擺了一杯咖啡,手機擱在桌上,正低頭抹眼淚。
我腳步頓了頓,猶豫了三秒,推門進去了。
04
咖啡館里人不多,我走到她桌子旁邊,站住。
沈雅文抬起頭,看到我的瞬間,臉上的表情像是見了鬼。她擦了擦眼睛,下意識想站起來走。
我說:“別走,我有話跟你說。”
她警惕地看著我,沒動。
我在她對面坐下,叫了一杯白開水。她一直盯著我,眼神里既有戒備,也有一絲藏不住的慌張。我遞了一張紙巾過去。
她猶豫了一下,接了。
“你哭什么?”我問。
沈雅文低著頭,不說話。她的手指捏著那張紙巾,揉成了一團。
“他打你了?”
她猛地抬頭,眼睛瞪得很大:“你怎么知道?”
我沒回答,端起水喝了一口。窗外有一個騎三輪車的大爺經過,叮叮當當響了一路。
“他跟你說,他離婚了以后就娶你,對不對?”我看著她的眼睛,“他說我早晚會簽字的,對不對?”
沈雅文的臉一點點白了。
“他是不是還說,讓你先忍著,等他把我趕出公司,一切都會變好的?”
她嘴唇動了動,沒說話。
“我告訴你他私底下怎么說的,”我從包里拿出手機,翻了一段錄音,按下播放鍵。
那是黃亮跟一個朋友的通話,陳律師幫我搞到的。
錄音里黃亮的聲音很清晰:“那小娘們兒以為我真要娶她呢,開什么玩笑。等她幫我辦完事,我給她一筆錢,打發走就是了。我想結婚,怎么也娶個能幫我做生意的,娶個秘書?腦子有病。”
沈雅文聽著,臉上最后一點血色都褪盡了。她的手抖得厲害,端起來的咖啡杯差點拿不住。
“他跟你說的每一句‘我愛你’,”我把手機收起來,“背后都有一句‘等利用完再說’。你自己想想,這些年,你有沒有幫他在公司做過什么不方便說出去的事?”
她沒說話,但我從她臉上的表情看出來了。她確實幫黃亮做過一些見不得光的事。比如把一些資金轉到私人賬戶,比如在賬目上做一些小動作。
“他把你也搭進去了,”我壓低聲音,“如果有一天東窗事發,第一個被抓去問話的不是黃亮,是你。因為簽字的人是你。他讓你簽過字,對不對?”
沈雅文的眼淚掉下來了。她趴到桌上,肩膀一抽一抽的,哭得很壓抑。
我沒催她,就坐在那兒,看著她哭。
過了好一會兒,她抬起頭,眼睛紅紅的:“他讓我在一份合同上簽過字,說是公司內部調款用的。我當時問了,他讓我別管那么多,說不會有事。”
我心里一沉。
那份合同,一定就是用來轉移公司資產的。
黃亮這步棋走得夠絕,就算出事,他也可以把責任推到沈雅文身上。
而沈雅文,被她那點所謂的“愛情”糊住了眼,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簽什么。
“我可以幫你,”我說,“只要你跟我合作,把這些年他讓你做過的事,一五一十告訴我。”
沈雅文看著我,眼里的掙扎清晰可見。
我趁熱打鐵:“你現在不幫我,將來有一天他把你甩了,你手里什么都沒有,還要替他背鍋。黃亮那種人,不會對你有一絲一毫的內疚。”
沈雅文沉默了大概兩分鐘。
那兩分鐘里,店里又進來兩個客人,點了咖啡,說笑著走到角落坐下。
陽光從玻璃窗照進來,落在桌上,灰塵在光線里浮動。
“你想讓我做什么?”她終于開口。
“把你經手的資料,全部復印一份給我。轉賬記錄、簽字文件、合同的副本,只要能證明他違法操作的,我都要。”
“他知道了會弄死我的。”
“他會先弄死我,”我說,“你自己想想,誰更危險。”
沈雅文咬著嘴唇,過了很久,輕輕點了點頭。
那個下午,我們在咖啡館坐了一個多小時。
她把她知道的都告訴了我,包括黃亮計劃在董事會上做什么。
他說要逼我簽離婚協議,讓沈雅文當場“作證”說我出軌在先。
然后他會把我告上法庭,讓我凈身出戶。
我聽完了,沒什么表情。
這些把戲,已經在我預料之中了。
臨走的時候,沈雅文拉住我:“蘇姐,他手里有一份你簽過的文件,是當初公司成立不久的時候,讓你簽的‘授權委托書’,說你有事的時候他可以全權代理你的股份。雖然你不是自愿的,但那張紙上確實有你的簽名。”
我的心一沉。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那時候我什么都不懂,他拿出一份合同讓我簽字,說是公司流程,我稀里糊涂就簽了。
這么多年過去,我自己都快忘記那回事了。
“他不一定找得到,”我說,“但以防萬一,你幫我留意一下。”
沈雅文點頭。
那之后的一個多星期,我每天都提著一顆心。
我不知道沈雅文會不會真的幫我,也不知道她會不會反悔,回頭去跟黃亮告密。
每天晚上我都睡不好,翻來覆去地想,自己到底有沒有走錯這一步。
終于有一天,沈雅文主動給我發了一個定位。
那是個沒什么人注意的小區,老房子,六樓。她租了一個儲藏室,把那些東西都藏在里面。
我去的時候,她已經在樓下等著了。
穿著一件很普通的衛衣,帽子拉得低低的,跟以前那個在公司里打扮精致的女秘書判若兩人。
她遞給我一個文件袋,里面厚厚一摞。
“都在這兒了,”她說,“他自己都不知道我復印了這些。”
我接過文件袋,看了一眼,沒打開。我知道那里面裝著的,不只是一種可能翻盤的希望,更是我獨自扛著這二十三年婚姻最后一根稻草的底牌。
“謝謝,”我說,“你也早點離開他吧。”
沈雅文低下頭:“我現在想走也走不了了。”
我看著她,心里說不上是什么滋味。
恨她吧,她也只是個被利用的女人。
同情她吧,當初她插足我婚姻的時候,也沒想過我的感受。
有些事,真的說不清楚。
那晚回到家,黃亮難得早回來了一次。他坐在沙發上,翹著二郎腿,神情愉快:“金鳳,過幾天公司開董事會,你也來一趟,有些事要跟你說。”
我心里一緊,但臉上沒露出來:“什么事?”
“好事,”他笑著,那笑容里帶著一絲我看不透的東西,“關于你的,咱們當面聊。”
他笑得很放松,甚至還有幾分得意。我知道,他已經在準備他那場“大戲”了。他以為一切盡在掌握,以為自己終于要甩掉我這塊絆腳石了。
他不知道的是,我也在準備我的那場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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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董事會定在12月19號。
離那一天還有三天的時候,黃亮破天荒地做了一件讓我覺得不太正常的事。
那天早上,他沒有急著去公司,反而坐在餐桌邊,慢悠悠地喝了碗粥。我給他盛粥的時候,他忽然說:“金鳳,這些年委屈你了。”
我端著粥碗的手頓了一下。
他又說:“我想好了,這次董事會開完之后,我把公司一部分股份轉給你。你在家待了這么多年,也該有點保障。”
我沒接話,把粥放在他面前。
他喝了口粥,抬頭看我一眼,眼神格外真誠:“真的,這個事我考慮了挺長時間了。你看,咱們結婚二十多年,你為這個家付出不少,我也不是沒良心的人。”
如果是以前,我可能會感動。
甚至會掉眼淚。
可那天,我看著他,想起那天晚上在樓道里聽到的通話,想起沈雅文給我的那些材料,想起父親留下的那張欠條。
那張臉,怎么看怎么假。
我笑了笑:“是啊,都二十三年了。”
“那你到時候來開會吧,我會在會上宣布這件事。”他放下筷子,擦了擦嘴,“下午我讓秘書把會議行程發給你。”
說完,他拎著包出了門。
我站在廚房里,看著那半碗沒喝完的粥。
黃亮這個人,我太了解了。他從來不會無緣無故對你好。他突然對我說這些好聽的話,只有一個原因:他覺得時機到了,他要下手了。
他說的所謂“轉股份”,一定是一份讓我放棄股權的協議。他以為我什么都不懂,以為我還是那個在家里待了二十多年、什么都不知道的家庭婦女。
他不知道的是,我已經在外面跑了三個月了。
那天下午,我去了陳律師那里,把沈雅文給我的材料都交給他過目。
陳律師翻了一遍,表情越來越凝重。
他放下材料,摘下眼鏡,擦了擦鏡片,又戴上:“蘇姐,有了這些材料,我可以通知稅務局和公安部門提前介入。”
“不用提前,”我說,“我要在董事會上。”
陳律師看了我一眼:“你確定?”
“確定。”
“黃亮在董事會現場的勢力比你大,他手里還有你的授權委托書。說不定那份委托書就能讓他當場否定你所有的指控。”
“我父親留下的欠條怎么辦?”
“那張欠條有一定法律效力,但時間太久,黃亮完全可以說已經還清了。缺少直接證據的事,法院不一定采納。”
我深吸一口氣:“那就讓他當著所有人的面,把自己的路走絕。”
陳律師看著我,欲言又止。
“你放心,我已經想好了。”
那天晚上,我打電話給女兒。
女兒在外地上大學,大一。她接電話的時候聲音有點疲憊:“媽,怎么這么晚打過來?”
我坐在床邊,看著窗外的路燈,想說點什么,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媽就是想問問你,最近過得怎么樣。”
“挺好的。我爸給我打生活費了。”
“他對你還好吧?”
“他就那樣吧,打電話從來不超過兩分鐘,問的都是成績。”女兒的語氣有點失落,“媽,你跟爸是不是又吵架了?”
“沒有。”
“那你說話怎么怪怪的?”
我笑了一聲:“沒事,就是有點想你。”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媽,你是不是受委屈了?”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熱了。我咬著嘴唇,強撐著:“沒有的事,媽好著呢。你好好上學,別擔心家里的事。”
掛了電話,我在床邊坐了很長時間。
窗外的路燈亮了一整夜,我也在床上翻來覆去一整夜,沒睡著。
董事會前一天的晚上,黃亮在公司加班沒回來。
我一個人坐在家里,把所有的材料又翻了一遍。
沈雅文的那些復印文件、父親的舊賬簿、那張欠條的復印件、還有我自己注冊公司的執照副本,一件一件,整整齊齊地擺在茶幾上。
我拿出手機,翻到沈雅文的微信,給她發了條消息:“明天的會,你來不來。”
她很快回復:“來。”
我又發了一條:“幫我錄個東西。”然后發了一段語音,告訴她具體怎么做。
她沒有多問,只回了兩個字:“明白。”
我坐在沙發上,把手機擱在茶幾上。電視開著,放著什么節目,我沒怎么看。屋里安靜得只剩下電視的聲音,嗡嗡作響。
十二點了。再過幾個小時,一切就該有個結果了。
我站起身,走進臥室,從衣柜最底下翻出一條裙子。那是女兒高考那年夏天,我特意買的一條新裙子,一直沒舍得穿。上面還掛著標簽。
我拆了標簽,把裙子抖開,對著鏡子試了試。
鏡子里那個女人,四十八歲,眼角有細紋,頭發里藏了幾根白的,但腰板挺得直直的。
我對自己說:蘇金鳳,明天過后,要么是新的開始,要么是一敗涂地。但你走到這一步了,不能回頭。
關上燈,我躺下了。
那一夜,我竟然睡得格外踏實。
06
12月19號,天氣晴。
我早上六點就醒了,洗了個熱水澡,換上那條新裙子,簡單化了個淡妝。對著鏡子看了半天,確認看不出什么破綻,才拎著包出門。
包里裝著一臺筆記本電腦、一個文件夾、一部錄音筆、還有兩部手機。
到了會場樓下,正好九點半。
輝煌地產的辦公樓在江東區最好的地段,二十層的大樓,氣派得很。
我在門口站了一會兒,看著玻璃門里進進出出的人。
那些人都穿著正裝,提著公文包,步履匆匆。
我走進去的時候,前臺的小姑娘愣了一下,顯然認出了我,但又不敢確定:“請問您找誰?”
“我來開董事會,”我說,“黃太太。”
小姑娘的臉色變了一下,連忙讓我上電梯。
電梯里只有我一個人。鏡子里的自己,化了淡妝,看起來比平時精神了不少。我深吸一口氣,按了十八樓。
會議室在走廊盡頭。走廊很長,鋪了灰色的地毯,墻上掛了幾幅山水畫。我走得不算慢,但每一步都落得很穩。走到門口時,聽見里面有人說話。
是黃亮的聲音:“說實話,要不是我當年有眼光,這公司哪能有今天?你們想想,我那個老婆,在家待了二十多年,什么都不會,連個財務報表都看不懂。你說,這樣的女人,能管什么?”
有人賠著笑:“黃總說得對,嫂子確實不太懂公司的事。”
“所以啊,”黃亮的聲音揚起來,“我今天要宣布一件大事。等會兒她來了,你們就知道了。”
接著響起一個女人的笑聲,甜膩膩的:“黃總,您可得好好說。”
“雅文,你過來坐。”
我抬手看了看手表。9點59分。
我伸手推門。
門開了一條縫,一眼就能看到里面:會議桌邊坐了十幾個人,主位上坐著黃亮。
他穿著筆挺的西裝,精神得很。
沈雅文就坐在他旁邊的位置上,穿了一身香檳色的套裝。
黃亮正跟旁邊的幾個股東說話,手還在空中比劃著,很興奮的樣子。
“我告訴你們,”他提高聲音,“公司很快就有大動作。我手里的股份已經有了安排——”
他的手機響了一下,一條消息跳出來。
他低下頭,看了一眼。
那一眼,讓他整個人像被電擊了一樣,僵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