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長辦公室,寬大的紅木桌上攤著三份錄取通知書。
窗外的陽光金燦燦的,照得蘇藝嘉側臉發白。
她盯著那份屬名“陳逸飛”的通知書,手里的礦泉水瓶被捏得嘎吱響。
“你……七、七零二?”
她的聲音在發抖。
我點了點頭。
張澤宇站在旁邊,臉色變了又變,最終吐出一句:“逸飛,你是不是欠我們一個解釋?”
我攥著書包帶子,指節發白。
開學前一天,我還在工地扛水泥袋,肩上磨出了血痂。現在站在這里,身上還帶著一股子灰味兒。
可我張不開嘴。
不是沒話說,是說出來,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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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高考前三天,我提前回家取準考證。
那天熱得要命,七月的太陽明晃晃地掛在頭頂,連樹上的知了都叫得有氣無力。我騎車騎了一身汗,到家門口的時候,看見門虛掩著。
我爸平時這個點應該在工地。
我推門進去,聽見里屋傳來翻東西的聲音。
“爸?”
沒人應。
我走到里屋門口,看見我爸蹲在床邊,手里攥著一張紙。他聽見我的聲音,慌忙把紙往口袋里塞,動作有點笨,紙角都露在外面了。
“你不是說下午考試嗎?”他抬頭看我,臉上擠出笑來。
“明天才考,今天下午去學校拿準考證。”我說,“你拿的啥?”
“沒、沒啥,工地上的單子。”
我爸站起來,把口袋拍了拍,問我要不要吃飯。我說不餓,他哦了一聲,說那我去工地了。
他走的時候,腳步有點拖。
我站在窗戶邊看他走遠,然后翻開了他床邊的柜子。
柜子里有個鐵盒子,里面裝著各種醫院的單子。我一張張翻,看到最后一張的時候,手上的動作停住了。
那是市醫院的診斷書。
患者:陳建國。診斷:脊椎結核,建議立即手術治療,費用約八萬元。
下面還有一行小字:若不及時治療,可能導致癱瘓。
診斷日期是兩個月前。
我盯著那張紙,腦子里嗡嗡響。兩個月前,我爸天天跟我說腰疼,我還以為是干活累的,讓他少搬點重東西。他說沒事,歇歇就好。
原來早就知道了。
我在床邊坐了很久,夏天的熱風從窗戶灌進來,吹得那張診斷書嘩啦啦響。我把紙放回鐵盒,蓋好蓋子,出了門。
騎車回學校的路上,我腦子里一直在算賬。
八萬。
我爸在工地一個月掙三千五,一年不吃不喝也就四萬出頭。
還得供我上學,還得還之前欠的債。
我媽走得早,我爸一個人把我拉拔大,現在好不容易熬到我快高考了,又出了這事。
到學校門口,我停了車,坐在路沿石上發呆。
蘇藝嘉打電話來,問我準考證拿了沒。我說剛拿了。她說那就好,明天好好考,別忘了咱們的約定。
約定。
我和她說好了,一起考北大。
分手的時候,她沖我笑了笑,說加油。
我嘴上說著加油,心里翻江倒海。
02
高考那兩天,天氣出奇的好。
晴天,有風,教室里有電扇嗡嗡地轉。我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下筆的時候手有點抖,但寫著寫著就順了。
考完最后一科,我走出考場,看見我爸站在校門口。
他在人群里特別顯眼,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工裝,頭發亂糟糟的。看見我出來,他咧著嘴笑,問我考得咋樣。
我說還行。
他說那就好,走,爹帶你去吃頓好的。
那天晚上,他帶我去了一家小飯館,點了三個菜,一盤紅燒肉,一盤炒青菜,一碗蛋花湯。他一個勁往我碗里夾肉,自己就吃青菜。
“多吃點,這段時間累壞了。”他說。
我夾了一塊肉放到他碗里,他說你別管我,我不愛吃肉。
我知道他是舍不得吃。
回到家,他早早躺下了。我坐在院子里,看著天上的星星,想著明天要查分了。
其實我已經知道自己考得不錯。
答案我都對過了,除了語文作文和英語作文,基本沒太大出入。數學我拿到了一百四十幾,理綜也穩。保守估計,七百往上沒問題。
但這份成績,能換來什么?
換來我爸躺在醫院里等著手術,等著癱瘓?
我把臉埋進膝蓋里,坐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網吧。
查分系統開了,我輸入考號,點擊查詢。
702。
我盯著那個數字,愣了整整三分鐘。
旁邊有個男生看了一眼我的屏幕,叫了一聲:“我靠,兄弟你考了七百零二?”
網吧里的人都回頭看過來。
我關掉頁面,站起來結了賬,走出網吧。
外面太陽很大,曬得地面發燙。我站在路邊,掏出手機,翻到蘇藝嘉的號碼。
撥號鍵就在那里,手指懸在上方。
我看了看手機上的時間,上午十點。醫院的探視時間也到了,我爸應該還在工地上,還沒去醫院復查。
我把手機收起來,騎車去了工地。
工地在城東,新開發的小區,塵土飛揚。
我到了門口,找了個旮旯蹲著,遠遠看著工人們進進出出。
我看見我爸從里面走出來,肩膀上扛著一袋水泥,背有點駝,走路一瘸一拐的。
他的腰疼,一直疼。
我蹲在那里,看了他很久。
回家以后,蘇藝嘉的電話來了。
“查分了嗎?”
“查了。”
“多少?”
我沉默了幾秒,那幾秒漫長得像一輩子。
“三百多。”
電話那頭安靜了。
“你說什么?”
“三百多分。”我說,“可能連二本都上不了。”
蘇藝嘉沉默了好一會兒,問我是不是查錯了。我說沒有,就是三百多。她說你不是說你考得很好嗎?我說我以為自己考得很好,結果不是。
她又沉默了。
我能聽見她在電話那頭呼吸的聲音。
“那……北大呢?”她問。
“去不了了。”
電話掛了。
我握著手機,盯著黑屏,心里空落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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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蘇藝嘉三天沒理我。
第四天,她給我發消息,說放學后在學校后門等我。
那天下午的太陽還是很大,我騎車到了學校后門,看見她站在樹蔭下,手里拿著一瓶水。
她看見我,把水遞過來。
我接了,沒喝。
“逸飛,”她開口了,“我們……可能不太合適了。”
我沒說話。
“我家里人在催,”她低著頭,聲音越來越小,“他們說我好不容易考了這個分,不能……不能因為別的事受影響。”
“你是不是找到更合適的了?”我說。
她抬起頭,眼睛里有點紅。
“張澤宇,他考了六百九十八。”
“他前兩天來找我,說……喜歡我挺久了。”
“那你呢?”我問。
“我不知道。”她的聲音有點發抖,“我就知道,咱們倆的路不一樣了。”
路不一樣了。
我站在她面前,想說點什么。
我想告訴她,我爸病了,病得很重,需要手術,需要錢。
我想告訴她,我撒謊了,我考了七百零二,我能上北大,我也想跟她一起去。
但話到嘴邊,我全咽了回去。
“你要好好的。”我說。
她嗯了一聲,別過頭去。
我轉身走了。
走到拐角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看見張澤宇從另一邊走過來,手里拿著一束花。他看見我,腳步頓了一下,表情有點尷尬。
我沖他點了點頭,走了。
晚上,班級群里炸了鍋。
蘇藝嘉在群里發了一條消息:我跟張澤宇在一起了,謝謝大家。
下面一排恭喜。
我看了幾眼,把手機扣在床上,閉上眼睛。
一整個夏天,我都在想同一個問題。
如果我說了實話,結果會不會不一樣?
但我沒有答案。
我只知道,我做了當時能做的唯一選擇。
04
高考后的第二天,我就去了工地。
不是我爸在的那個工地,是城西的一個新樓盤。我找工頭說要干零活,工頭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姓薛,叫我薛德明,人挺和氣,問我能干多久。
我說整個暑假。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說行,明天來吧。
工地的活比我想象的累。
早上六點到晚上六點,中午休息一個小時。
搬水泥、運磚頭、清理建筑垃圾,什么都干。
干的都是力氣活,一整天下來,肩膀疼得抬不起來,手上磨出了血泡,破了,結痂,再磨破。
第一周,我瘦了八斤。
蘇藝嘉找過我一次,說張澤宇請她去看電影,她不知道要不要去。我說你想去就去。她沉默了一會兒,說“那我去吧”,然后就掛了。
我沒告訴她我還在工地。
后來是我主動找的她。我說咱倆的事說清楚了就別再聯系了,免得她男朋友不高興。她說好吧。
然后她就沒再聯系過我。
倒是賈梓琳,蘇藝嘉的閨蜜,有次在街上看見我,遠遠地喊我。我穿著一身臟兮兮的工裝,手上全是灰,沒敢認她。她跑過來,問我怎么成這樣了。
我說找了份暑假工,在工地。
她皺著眉,說你不至于吧,三百多分也有學校上啊,去復讀也行啊。
我說再說吧。
她走的時候,回頭看了我一眼,那表情有點復雜。
我沒多想,繼續回去搬磚。
后來我才知道,她拍了我的照片。
但那時候,我還不知道這場戲后面會怎么演。
我只知道,每天結算工錢的時候,薛德明會把現金點好遞給我。
一天一百二,一個月三千六,加上晚上給兩個初中生補課的課時費,我一個月能掙五千出頭。
八萬的手術費,我至少要干四個月。
可我爸等不了四個月。
八月初,事情開始變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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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八月五號,我爸在工地發起了高燒。
那天我還在城西干活,手機響了,是我爸的工友老劉打來的,說我爸昏過去了,被送去了市醫院。
我扔下手里的鏟子就跑。
到醫院的時候,我爸躺在急診室的床上,臉燒得通紅,呼吸很粗。醫生在給他做檢查,問我誰是家屬。我說我是他兒子,醫生讓我去辦住院手續。
我問要多少錢。
醫生說先交一萬的押金。
我摸了摸兜里的卡,里面有我這一個月攢的三千塊,加上之前存的,總共才兩萬三。
我爸醒了,看見我站在病床邊,問我怎么來了。
我說你發燒了,住院了,醫生說得治。
他說沒事,老毛病,躺兩天就好了。
醫生把我叫出去,說要做手術,不能再拖了。我說我知道。醫生說手術費要八萬,讓我盡快想辦法。
我想什么辦法?
我蹲在醫院走廊里,把所有能借錢的人都想了一遍。
我爸那邊的親戚,這幾年借的錢還沒還清,再借人家肯定不樂意。
我這邊,同學都剛考上大學,家家都要用錢,誰有余錢借給我?
我打了幾個電話。
一個表哥接的,說家里剛裝修完,沒錢。
一個叔叔接的,說孩子要交學費,幫不了。
還有兩個根本沒接。
我坐在走廊的長椅上,頭靠著墻,想哭哭不出來。
后來我想到了薛德明。
這個月,他對我挺好的。每次結工錢都是整數,從來沒拖欠過。有時候看我累,還讓我歇一會兒,遞瓶水。
但我跟他非親非故,憑什么跟人家借八萬?
我還是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工地,找到薛德明,把情況說了。他抽著煙,沒說話,抽完一根又點了一根。
“你爸做手術要八萬?”他問。
我點頭。
“你準備怎么辦?”
“我想……預支工錢。”
“你一年的工錢也不夠八萬。”他說。
我低下頭,不知道該說什么。
薛德明沉默了一會兒,從兜里掏出一個支票本,填了個數字遞給我。
我接過來一看,五萬。
“先拿去救急,”他說,“不夠再說。”
我愣住了。
那天晚上,我去醫院交費的時候,兜里的支票和銀行卡都在。交完了押金,我坐在病房外的椅子上,渾身發軟。
這時候,手機響了。
是薛德明。
“明天來我辦公室一趟,帶上你的錄取通知書。”
我愣了一下,說明天不是周末,我還要干活。他說別干了,來我這兒。
我心里有點慌。
他怎么知道我考了北大?
06
第二天,我去了薛德明的辦公室。
他的辦公室在工地旁邊的一個簡易板房里,條件簡陋,但打掃得挺干凈。他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擺著一杯茶。
“坐。”他指了指對面的椅子。
我坐在他面前,手腳都不知道往哪放。
“昨天那個支票,是借給你的,不是送給你的。”他說,“你記著還。”
“我知道。”我說。
“不過我有個條件。”
“什么條件?”
“你考上的是北大吧?”
“你昨天把手機掉在地上,屏幕亮了,我看見了。”他說,“702分的截圖。”
我的臉一下子燒起來了。
“為什么要騙人說你考了三百多分?”
我低著頭,把事情一五一十說了。從我爸的病,到我的決定,到工地打工,到現在的困境。
薛德明聽完,端起來茶杯喝了一口,沒說話。
過了好一會兒,他才開口:“你知不知道,你差點把自己一輩子給毀了。”
“我知道。”
“好,現在還有個機會,就看你要不要。”
他從抽屜里拿出一張名片,上面印著“北京大學招生辦公室薛康”。
“他是誰?”我問。
“我高中同學。”薛德明說,“北大招生辦副主任。”
我心里一跳。
“如果你想,我可以幫你打個電話。”他說,“你能不能恢復錄取,就看他的本事了。”
那天下午,我在薛德明的辦公室里,聽著他給那個叫薛康的人打電話。電話那頭的語氣很客氣,但也很謹慎,說要走流程,不保證能行。
薛德明說,你盡力吧,這孩子挺苦的。
掛了電話以后,他又看了我一眼。
“你還喜歡那個女孩嗎?”
“蘇藝嘉。”
“你怎么知道?”
“賈梓琳告訴我的。”他笑了笑,“那女孩拍了一張你在工地干活的照片,發到同學群里了。我兒子也在那個群里,他看見了,跟我說了。”
我心里一沉。
那張照片,蘇藝嘉肯定也看見了。
“回去準備吧。”薛德明擺了擺手,“你爸的手術費,我給你兜底。你現在要做的,就是把書好好念完。”
我站在他面前,想說點什么感謝的話,但嗓子發緊,什么都說不出來。
他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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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八月二十五號,我接到了薛康的電話。
他說恢復錄取的事情已經批下來了,讓我九月一號之前去北大報到,走特殊通道。
我問需要帶什么材料,他說身份證、戶口本、高考成績單,還有那個我一直沒敢拆開的錄取通知書。
掛完電話,我在房間里站了很久。
通知書一直壓在床底。
我翻出來,拆開,里面印著“北京大學錄取通知書”幾個燙金大字。
通知書上端端正正地寫著我的名字,還有專業:計算機科學與技術。
我坐在床邊,把那張紙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
九月一號,我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車。
硬座,十八個小時,車廂里擠滿了人。對面坐著一對夫妻,帶著一個小孩,小孩哭了一路,吵得人耳朵疼。
但我沒睡。
我靠在窗戶邊,看著窗外的田野飛速往后退,腦子里一直轉著一個念頭:見到蘇藝嘉了怎么辦?見到張澤宇了怎么辦?
說“好久不見”?
還是裝作不認識?
我拿不準。
火車到北京西站的時候,是早上六點。我扛著一個舊旅行包出了站,站在廣場上,看著四周的高樓大廈,心里說不清楚是什么滋味。
我打車去了北大。
出租車停在校門口,我下了車,拎著包,看著那幾個字發了一陣呆。
北大。
我考上了,我真的考上了。
我給薛康打了電話,他說讓我去辦公樓找他,他在二樓招生辦。
我走進去的時候,門衛攔住了我,問我找誰。我說薛主任。門衛讓他簽了名,放我進去了。
辦公樓很安靜,走廊里空蕩蕩的。我上了二樓,找到招生辦的牌子,敲了敲門。
門開了。
薛康是個五十多歲的男人,戴著一副金絲眼鏡,長得挺斯文。他讓我進去,說先填幾份表,然后去校長辦公室簽個到。
他說“校長要見你”,表情很嚴肅。
我心里咯噔一下。
“校長為什么要見我?”我問。
“你的事,我跟他溝通過了。”薛康說,“他想當面確認一下,你也別緊張,就是走個形式。”
我不緊張才怪。
填完表,他帶我去了三樓校長辦公室。
推開門的時候,我整個人定住了。
辦公室里站著兩個人。
蘇藝嘉和張澤宇。
他們并排站在窗前,穿著整齊的新衣服,手里拿著文件夾。聽見推門的聲音,兩個人同時轉過頭來。
蘇藝嘉看見我,愣住了。
張澤宇的表情也變了變。
薛康先開口:“陳逸飛同學,這是咱們校長。校長,這就是我跟您說的那個孩子。”
校長站起來,看向我們三個。
“你們都認識?”
蘇藝嘉沒說話。
張澤宇也沒說話。
我也沒說話。
辦公室里安靜得能聽見窗外的風聲。
校長笑了笑,拿起一份名單:“你們三個都是咱們省考進來的,分數都不錯。張澤宇698分,陳逸飛702分……”
話沒說完,蘇藝嘉手里的保溫杯掉在了地上。
啪。
水灑了一地。
她盯著我,嘴唇在發抖。
“你……你說你考了多少?”
我低下頭,沒敢看她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