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清帝退位，南北統一。那一刻的袁世凱，是整個中國最接近“國父”的人。
孫中山讓位時說得誠懇：“袁君之力實多，舉為公仆，必能盡忠民國。”黃興更是直言，袁世凱有“拿破侖、華盛頓之資格”。立憲派的張謇也認為，能整合舊王朝地方勢力的，“非洹上不能統一全國”。就連嚴復也積極為袁氏奔走：“于新舊兩派之中，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乎？”
那時的袁世凱，拿著全中國最好的一副牌——北洋六鎮精銳在手，列強普遍承認，革命黨人主動讓賢，威望如日中天。如果他老老實實當他的大總統，安安穩穩推動憲政改革，歷史教科書上他的名字旁邊，寫的一定是“中國華盛頓”。
可他偏偏不。
1914年，他指使手下修改《大總統選舉法》，規定大總統任期十年、連選連任無限制，繼任人由現任大總統推薦候選人三名。這已經跟皇帝沒什么區別了——終身制加指定繼承人，就差換個稱呼。可他還是不滿足。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通電全國，正式宣布稱皇帝，改國號為“中華帝國”，年號“洪憲”。結果呢？83天后，在一片罵聲中取消帝制。又過了兩個多月，這個曾經最接近權力頂峰的人，在病榻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氣。
從“中國華盛頓”到“竊國大盜”，只隔了一個皇帝夢的距離。
那么問題來了——一個已經手握絕對權力的人，為什么非要跳進這個火坑？
袁世凱的帝王思想，從來不是什么“突然膨脹”。
早在他十三歲的時候，就寫過一副對聯：“大澤龍方蟄，中原鹿正肥。”把自己比作志在逐鹿中原的“潛龍”。十四歲鄉試落榜，又寫了首《言志》詩：“眼前龍虎斗不了，殺氣直上干云霄。”一個十幾歲的少年，滿腦子已經是“龍虎”“殺氣”了。
他從小接受的是最傳統的封建教育，骨子里信奉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曾國藩、李鴻章那一代漢人重臣，好歹還有“君臣大義”的道德包袱壓著。可袁世凱不一樣——他的學養和儒學功底遠不如前輩，什么“君臣大義”根本拴不住他，而對共和、憲政、民主這些現代政治概念，他又是真不懂。
他做總統做得憋屈。共和制度講究分權制衡，講究跟國會商量著辦事。可袁世凱一輩子習慣了乾綱獨斷——在朝鮮當總督時一言九鼎，在小站練兵時令行禁止，當直隸總督時說一不二。你讓他跟一群議員磨嘴皮子，他能不煩嗎？他私下里向外國顧問抱怨過：共和制的總統，“權力遠不及他做總督年代的權力大”。
所以他需要一個更順手的工具。皇帝——不用跟任何人商量，不用被任何法律約束，想殺誰殺誰，想賞誰賞誰。這才是他骨子里最想要的東西。
如果說袁世凱的帝王思想是“內因”，那身邊那群各懷鬼胎的人，就是把他往火坑里推的“外因”。
排第一的，是他的長子袁克定。道理很簡單：袁世凱現在權力再大，總統也不能世襲。可如果老爹當了皇帝，那太子就是自己。為了這個“太子夢”，袁克定什么謊都敢編。他甚至專門偽造了一份日文報紙，故意把風向做成“帝制大得人心”的模樣，每天拿給袁世凱看，堅定他稱帝的決心。
然后是楊度。1915年4月，楊度向袁世凱呈上那篇著名的《君憲救國論》，直言“中國如不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立憲無望，終歸于亡國而已”。袁世凱讀后大喜，親自題寫“曠代逸才”匾額相贈。隨后楊度聯合孫毓筠、嚴復等人組建“籌安會”，大張旗鼓地為帝制造勢。
再來是洋顧問。美籍政治顧問古德諾寫了一篇萬言長文《共和與君主論》，精準地戳中了袁世凱的心思：中國人文化程度不高，沒習慣自治，天生適合君主立憲。日本那邊更“貼心”——首相大隈重信公開稱贊袁世凱是“中國現代一大偉人”，說“其皇帝自為，任何人亦不至引以為怪”。袁世凱把這些話當成官方背書，放心大膽地啟動了改制程序。
可他不知道的是，大隈重信的表態本來就是“無責任之密語”——說給你聽，但不負責。日本真正的算盤，從來不是支持他當皇帝，而是利用帝制在中國制造動亂，好從中漁利。等到袁世凱真稱帝了，日本在國際上第一個變臉，聯合英法俄意四國一起“勸告”他延期改制。駐日公使陸宗輿早就發電報提醒過他，可惜沒被當回事。
兒子挖坑、謀士點火、洋人遞刀——袁世凱被一群人架著，一步一步走進了自己挖的墳墓。
還有一個更荒唐的原因。
史學界有一種說法：袁世凱心里有個解不開的結——他的前兩輩人都沒活過59歲。1916年，袁世凱虛歲58。他害怕自己也會在59歲之前死掉。袁克定看穿了父親這個心理弱點，告訴他：登基做“真命天子”便能沖撞宿命，破解袁家長壽之關。
聽起來像段子，但放在那個時代背景里，一點都不離譜。一個從小在封建迷信里泡大的人，一個一輩子都在“天命”“氣運”這些話術里打轉的人，在面對死亡焦慮時，什么荒唐事干不出來？
他甚至下意識地通過一幕歷史的鏡像來安慰自己——拿破侖稱帝，是國民擁護的結果。既然拿破侖可以靠民意測驗登上皇位，我袁某人為什么不行？
他忘了兩件事。第一，拿破侖稱帝的時候，法蘭西已經經歷了十幾年的革命動蕩，民眾對共和制徹底失望；而中國，共和才剛搞了四年。第二，拿破侖是打出來的皇帝，而袁世凱的“民意”，是靠籌安會花錢買來的“推戴書”。
1915年12月11日，參政院舉行解決國體總投票，各省代表1993人全票擁護君主制，“推戴”袁世凱為皇帝。注意這個“推戴”——不是選舉，不是投票，是“推戴”。戲做得足足的，好像全國人民哭著喊著求他當皇帝似的。
可真實情況是什么？
登基大典那天，儀式倉促、草率到了極點。典禮過后，沒有慶典，人們各自回去照常上班。大家表面上不說，心里都在看笑話。
云南的蔡鍔率先舉起了討袁大旗，護國戰爭爆發。緊接著，各省紛紛宣布獨立。袁世凱最依賴的北洋系統也開始分裂——他的老部下馮國璋聯合數省將軍通電反對帝制。連他的親弟弟、親妹妹都在國外報紙上發表聲明，宣布脫離一切關系。
更致命的是外交徹底崩盤。日本聯合英法俄意四國，在12月14日又一次向袁世凱“勸告”。之前那些“支持”他稱帝的列強，一夜之間全翻了臉。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宣布取消帝制。從登基到取消，83天。可他已經回不去了——威信掃地，眾叛親離，身體也徹底垮了。6月6日，這個曾經最接近權力頂峰的人，在病床上病死。
死前他說了兩句話。一句是指著袁克定：“終身威名，皆為汝所敗。”另一句是：“楊度誤我。”可說到底，最終做出抉擇的，是他自己。
今天回過頭看，袁世凱的悲劇其實早就注定了。
唐德剛在《袁氏當國》里說得透徹：袁世凱“縱想做個真正的民主大總統，不但他本人無此智能條件，他所處的時代也沒有實行民治的社會基礎”。可他“如要回頭搞帝王專制，甚或搞君主立憲，這些形式在當時的中國也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兩千年帝制的慣性還在，可共和的大勢已不可逆轉。袁世凱夾在中間，進退失據。
他本可以成為中國的華盛頓。他手中的牌，足以完成一場真正的民主共和轉型。可最終，他沒能戰勝內心那個活在兩千年前的“皇帝幽靈”。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失敗，是整個舊官僚階層在面對現代轉型時的集體迷失。
歷史給他的教訓極其殘酷：在這個世界上，有些門一旦推開就再也關不上。共和的門已經推開了，你想把它關上，只能把自己夾死在那條門縫里。
袁世凱，就是那個被門縫夾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