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潮觀魚 阮佳琪】
6月20日晚,第2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頒獎典禮在燈火璀璨的上海大劇院落下帷幕。新加坡導演、金爵獎亞洲新人單元評委會主席陳哲藝,近日與新潮觀魚等媒體對話,分享自身電影創作理念與觀影感悟。
談及電影創作內核,陳哲藝向新潮觀魚表示,他認為,影片最打動人心的力量,從來不是純熟的拍攝技法,亦或是刻意迎合的國際化表達套路,而是創作者立足本土、忠于自我生活的誠實挖掘。他堅信,“越本土就越國際。”
談到最近在新加坡熱映的中國電影《給阿嬤的情書》,陳哲藝透露,他一個月前就在廣州觀看了這部影片,當晚場次坐滿潮汕觀眾,耳畔皆是潮汕方言,氛圍感十足,“我的祖籍是廈門,閩南這邊也把奶奶叫作‘阿嫲’,所以這個片子本身我也是有很深的代入感,我也有被感動。”
他也告訴新潮觀魚,他最近沒有關注新加坡媒體圍繞這部影片展開的解讀,但他強調,“我們(新加坡華人)大多是當年下南洋的移民后代,所以對這個作品本身肯定有很深的情感。”
“我必須說,作品很誠懇,我覺得現在大家都想要看到誠懇的作品。”陳哲藝補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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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導演、金爵獎亞洲新人單元評委會主席陳哲藝與新潮觀魚等媒體對話。
以下內容整理自現場對話,在不改變原意的前提下,微調語序并刪減冗余表述,供讀者參考:
問:新人導演的作品可能會被認為比較青澀,就您這幾天的觀察,今年這批亞新的作品整體上有什么特質打動你?是技術方面還是情感方面,或者別的方面?
陳哲藝:我跟其他的評委,看了這幾天的片子,我必須要說,我覺得我們最后的成績單挺亮眼的,而且我也蠻驕傲的,因為很多時候我做評委,我都希望說我可以挖掘出好的電影。最后幾天我是有點擔心的,我就擔心說作品會不會不夠好。但我覺得有幾部是很深地打動我。
您所說的青澀,我不覺得是一件壞事。我感覺我們看到了,至少有一兩部作品有很赤裸的、生猛的情感,真的是深深打動到我,甚至我記得我們看完片之后,都不約而同地看了一下(彼此的)眼神,就知道,啊,我們真的是有被帶入到那個世界。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多所謂的首部作品、第二部作品,很多年輕導演反而可以給到一些很真摯的,很誠懇的這情感,是不少成熟作品里很難見到的。我不會用青澀來去形容它,我可能會用“生猛”“有力”。我覺得我們發現了很棒的聲音,而且未來是很有潛力的一些新導演。
問:作為海外出身的評委,您希望帶來怎樣的評審視角?您會重點關注什么樣的作品?
陳哲藝:我覺得最后還是回到會打動我的作品。當然我們開會,我們都有說,希望看到多偉大的片子,或多成熟的片子。但是我覺得電影就那么特別,它也很直接,大家坐在一個放映廳里面,你就也不知道為什么就突然落淚,突然被打動。
我感覺電影就是這樣,很多時候你覺得這個片子小清新,講青春,可能不怎么樣,但是你被帶進去的時候,你可能整個人就融化了。
所以,我是不會帶著任何的批判、帶著任何的有色眼鏡去看這些作品。但是我必須要說,作為評委主席是有壓力。我覺得如果你只是一個評委之一,我覺得沒有壓力。
我覺得亞新本身是有它的歷史,你看它挖掘了那么多優秀導演,包括寧浩導演、曹保平導演,包括臺灣地區的林書宇導演,很多杰出導演的首作都是在亞新這個單元被挖掘。所以我覺得我的壓力是,我希望說我們會看到、挖掘到很閃亮的電影的。我覺得我的壓力在那里。
問:亞洲不同的導演,您覺得他們在選材或者說美學風格上,會有什么有趣的共通之處嗎?
陳哲藝:我覺得不是亞洲地區的導演,應該說如果是亞新的作品,其實很多都很個人,他講的是自己的成長,自己的家庭,自己對家鄉的一些情懷。這也是我看完這十二部作品后,發現貫穿所有影片的一條主線。甚至我自己本身,我13年前的首作《爸媽不在家》,其實也在拍自己家庭的故事,自己童年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把很真實、很誠懇的那一面,把它捕捉下來,反而我覺得這是亞洲年輕導演的一個優勢。因為很多時候,你一旦開始預算越來越大,可能體量做的越來越越大的時候,有些導演可能就會變得我們所謂的那種“匠氣”,或者說太工整,太精準,太完美。但我覺得這種很赤裸的首部電影的情感,也只有在年輕創作者里看得到。
(所以相比成熟度來講,會更在意情感的真摯度?)
但我必須說,這次有好幾部作品完成度都特別高,整體也很成熟。所以我并不覺得它們稚嫩、不成熟,里面承載的情感都帶著極強的個人色彩。
新潮觀魚:近幾屆的年輕創作者都十分看重國際電影節平臺,刻意追求國際化表達,可這樣一來,影片反倒少了幾分本土獨有的特質。那在你看來,這些新人導演在創作時,該如何平衡本土真實表達與能夠引發國際共鳴的內容?
陳哲藝:我反而覺得越本土就越國際。真的,很多時候只要你捕捉、呈現出真實情感,這份情感本身就是普世的。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之下,人類本身就擁有大量共通的情緒。
可如果拍攝只停留在展現地域風土,沒有刻畫人物、描摹人與人之間的羈絆與內心情緒,作品就很難產生跨文化共鳴。反之,哪怕故事的舞臺是你的家鄉、鄉村或是小縣城,只要人物塑造細膩、情感足夠真摯,就算是外國觀眾,也能產生強烈共情。
當然我不能在這里透露得獎者的成績,但是今年拿下最佳影片的那部作品,我們評委來自不同國家 —— 新加坡、哈薩克斯坦、印尼等等,大家看完完全沒有隔閡,全都深受觸動。這也印證了,本土敘事和國際表達從來不是對立的。
反觀有些創作者刻意模仿海外影片套路,照搬美式影片的敘事、配樂、剪輯模板,其實你只是在做一個復制品,這個東西它的內核沒有人文的感知力,我們就覺得,這個作品可能不怎么樣。而且如果我們要看的話,我為什么要看你拍一個山寨版的類型美國片?我可以看一個好幾億制作的那種好萊塢片子。
我們看到了很多片子,其實它的地域性都非常的強。今年有一個泰國的競賽片,它拍的是跟佛教跟信仰有關。一個家庭,在一天的時間內去了大概有十多個不同的寺廟。這是非常有地域性的東西,但是他拍這個家人之間的矛盾、沖突和情感,這個是共通的。
問:現在是短視頻和流媒體特別發達的時代,拿著手機也能拍短片。如果一個年輕人真的想把拍電影當成職業,基于您的經驗,您最想給他們的避坑建議是什么?
陳哲藝:我是覺得,現在大家都很關注短視頻、AI,擔心很多工作、崗位會被取代,但我一點都不害怕,我反倒愿意迎接AI時代,我認為AI時代本質是屬于創作者的時代。
現在很多短視頻都在照搬抄襲,看到別人的梗、固定套路就反復復用,連臺詞都直接抄。包括AI,生成內容依托的也都是人類過往產出的素材,同質化復制現象特別嚴重。
可只要你擁有獨立觀點、創作方向和專屬個人作者風格,就很難被替代。現在海量短視頻內容高度趨同,如果你能用最誠懇、極具個人化的視角去挖掘人性、拍攝畫面、講述故事、撰寫臺詞,你的作品自然會脫穎而出,你會被看到。
很多人覺得當下行業環境是最壞的時代,我卻認為這是最好的、獨屬于創作者的時代。套路化、模板化的類型內容極易復制抄襲,但AI或是其他人,永遠復刻不出我的電影。哪怕只是一個空鏡頭、一場戲的情緒表達,都帶著獨屬于我的敘事質感、觀察視角與鏡頭節奏。別人或許會用碎片化、快節奏的方式草草帶過畫面,而我愿意放慢節奏細膩捕捉情緒,這份獨特性無法被取代。
所以我就覺得,去捍衛自我,去保護自己的靈魂,在這個時代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一窩蜂地去跟著潮流。
問:您之前在中國大陸創作了電影《燃冬》,也一度將創作與活動重點放在了大陸。最近您又回到新加坡拍攝了《我們不是陌生人》。想請問您在大陸跟新加坡創作中有什么不同?
陳哲藝:我覺得兩地拍戲差別最直觀的一點,就是中國劇組規模很大。當初拍《燃冬》時,我第一次看到劇組名單,列出來大概200個人,我實在不習慣現場有這么多人。我就說我不習慣有那么多人在現場。之后我就跟制片方溝通精簡人員,最后只砍到110個人。但是合作的很多演員到片場都感慨,“哇,這個劇組好小。”(國內)人比較多,當然我感覺可能速度、效率也很快。
但是其實不變的地方是,我覺得創作還是一樣,你每天還是擺著那個鏡頭,捕捉那個情感,跟演員講戲。作為一個創作者,一個導演,每天都有同樣的創作焦慮,我覺得這個是不變的。
我在新加坡成長,在中國拍片,也去歐洲拍過電影,這么多年創作每一部作品,我都試著打破固有的創作思路,做出創新,我不希望一直在重復自己。我也十分期待日后再來中國拍戲,這里有非常優秀的幕后主創,還有不少我一直想要合作的演員。
問:您的電影會有一個共通的母題,就是萍水相逢的一些人之間的短暫交匯。那這次《我們不是陌生人》給我的感覺是,我會覺得沒有以前的電影那么壓抑了,會更溫柔一點、樂觀一點,是心態上有所轉變嗎?
陳哲藝:我覺得這是件好事。寫完劇本之后,我跟所有主創還有演員都說,拍了這么多年電影,拍片過程其實挺痛苦的,我不想每一部作品都給觀眾留下心里又酸又痛的那種感受。我的電影雖然情感上很飽滿,但是總會讓人感覺說沉重、壓抑。
這幾年我跑過不少電影節,看過很多社會題材影片,大多聚焦底層人群遭受剝削、生活困頓,整體色調十分灰暗。看到結尾,有點像掐著你的脖子,讓你感受到非常的無奈,不止無奈,無望。
我希望找到人世間的美好。我跟劇組的所有同仁們說,要從角色身上發掘閃光點。我也想說,為什么每天努力工作的那些基層人們,就不能享受到浪漫、愛情、美好。當然他們也會受到他們的挫折,也會有自己的失落,但我希望找到這個美好。
(你會不會覺得。亞洲,尤其是像新加坡啊,或者是中日韓,東亞三國,有一種“人上人”的系統啊,大家都要一直要卷的這種狀態。)
在外人眼里看新加坡,大多只看得見富裕光鮮的一面,不少朋友都會問我,新加坡人是不是都很有錢。大家看到的都是表面:城市整潔、辦事高效、薪資可觀、居住條件舒適。如果你仔細去看,新加坡的窮跟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窮又不一樣。
這座城市生活成本極高,普通人一輩子拼命勞作,為糊口不停為國家、社會、公司消耗自己,根本沒有多余時間停下來放空、思考,也沒有機會喘息。體量更大的國家,至少你還可以跑的出去,可以找個地方躺一下,可在新加坡,躺也躺不平,新加坡人其實壓力是很大。
新加坡面積不大嘛,它有點像香港那樣,很多高樓,所以你看人擠人,沒有空間跟時間去沉淀,或者去整頓自己。我覺得,當然亞洲社會,東亞社會都是這樣,但是我畢竟是新加坡人,所以我把焦點就放在新加坡。
新潮觀魚:正好我也想聊一下新加坡。您的早期作品《阿嬤》是非常經典的作品,最近中國也有一部講“阿嬤”的電影《給阿嬤的情書》,正在新加坡上映。有一些新加坡媒體圍繞新加坡華人的身份認同、文化認同,提出了些無謂的擔憂。您既是新加坡人,同樣也承擔著影視文化傳播的職責,您對此是什么看法?
陳哲藝:《給阿嬤的情書》我大概是一個月前,接著地氣看的,我是在廣州看的,當時看的是周六晚上九點的場次,現場有很多潮汕觀眾,整場都能聽見大家講潮汕話,跟著一起看特別有代入感。
我祖籍廈門,閩南這邊也把奶奶叫作“阿嫲”,所以這個片子本身我是有很深的代入感,所以我也有被感動。我沒有特意關注新加坡當下圍繞這部影片出現的各類輿論,但我們大多是當年下南洋的南后代,所以對這個作品本身肯定還有很深的情感,
(那像這兩部作品能夠在這些地區引起廣泛共鳴,您認為,打動觀眾的核心原因是什么?這類影片對于亞洲影視的互通交流,可以起到怎樣的意義呢?)
就是家庭,責任。我覺得他很多的情感都是非常共通的,所以感觸會很深,我也不意外。我必須說,作品很誠懇,我覺得現在大家都想要看到誠懇的作品。
問:在您的創作中可以看到您對自身風格始終非常堅持,但如果站在您的角度,面對一個目前在中國相對低潮的行業環境,您認為導演應該如何取舍商業、觀眾和自身的風格?
陳哲藝:我感覺,其實一個創作者最后他要回歸到“你為何要拍電影”。很多時候大家都喜歡問,要怎么去迎合市場?我反而想的是,一個創作者跟電影的關系是什么?
有些我在國外一些朋友,他們就會說,“哲藝,你干嘛那么認真?就干個活,你干嘛掏心掏肺的,邊拍邊哭,那么辛苦。”對他們來說,他就很享受在片場的感覺。他拍一個喜劇他也開心,他只要有的工作他也很開心。我覺得他回歸到,人跟創作的關系。
但有些人,比如說我,對我來說創作是很個人的事,所以最后這個作品最重要的還是要面對我自己。所以我最在乎的是,我有沒有很誠實地對待這個作品,對待里面的人物。
如果一個創作者,你花很多心力去迎合,資方說什么,市場說什么。而且很多人都覺得自己懂市場,說這樣的團隊加上這樣的故事,就會有怎樣的成績,但是最后算來算去,你也沒有達到那個成績。所以我覺得,做好自己,面對自己,我覺得那個是最重要。
(你之前在大師班說覺得現在拍電影覺得自己越來越難嘛。為什么到了一個很成熟的階段,反而會覺得更難?)
我年輕的時候會以為說,誒,你得到更多,你的功底更扎實,功夫更好之后,你更有資歷之后,拍電影會反而越順手,越容易。但是其實不是,我反而覺得拍電影會越來越難,因為之前你懂得越多,你就越焦慮。
之前是在一個更無知的一個心態下面創作的,等到后來思路愈發清晰,每一場戲想要達成的效果、鏡頭該如何調度、依靠鏡頭運動傳遞怎樣的情緒、演員需要呈現出何種狀態,心里都有明確標準。可你越清楚,可能你的團隊或你自己,或者你合作演員沒有達標的時候,會更讓你心酸、心疼。
有時候,我非常羨慕還在電影學院求學的學生。他們常常能拍出驚艷動人的畫面,很多時候自己都說不清其中緣由,只是單純依靠直覺,覺得畫面氛圍動人就定格下來。我看了都會覺得哇,這個好棒。
但現在我心里都有很清晰的想法,要是團隊或者合作的人達不到預期,就會很難受。不知道那個效果還好,可我明明看得見作品能達到的樣子,最后卻完成不了,這會讓導演特別焦慮、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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