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陳升龍 界面新聞編輯 | 王強

當地時間2016年6月24日上午8點半，保守黨人戴維·卡梅倫在唐寧街10號發表了首相辭職聲明。此時，距離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公布才一個多小時。一個多小時前，英國退出歐盟全民公投的計票結果顯示，脫歐陣營以51.9%的得票率勝出。從此，英國正式走上了脫離歐盟的道路。

十年后的2026年6月22日上午，來自工黨的基爾·斯塔默同樣在唐寧街10號宣布辭去首相職務。執政不到兩年，這位曾被寄予厚望的“穩定先生”終究沒能打破換相魔咒。

按照西方媒體的報道，若斯塔默年內辭職，英國將在10年間迎來第7位首相，這將是近兩個世紀以來英國最高的首相更迭頻率。

國際觀察人士們認為，英國這十年的動蕩，根源就在2016年那一場公投。這場完全違背卡梅倫意愿的公投所造成的影響深刻且巨大：國家被撕裂、經濟衰退、民意越來越不滿。未來，英國何去何從，沒人說得清楚。

失算的賭局

自從1973年正式成為歐共體（歐盟的前身）成員后，英國就一直有“拿回控制權”的沖動。事實上，在加入歐共體之前，大不列顛群島整體對“歐洲”的身份認同感并不高，對于歐洲一體化也始終存在疏離感。

1975年，英國第一次公投決定是否脫離歐共體，結果公投未通過。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英國對歐共體的預算制度和一體化進程很不滿意，提出“拿回控制權”等主張。2000年后，歐盟東擴導致大量東歐移民進入英國，引發了部分英國民眾對移民問題和國家主權的擔憂。

脫歐傾向在2008年之后顯現得更為明顯。當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英國GDP出現?負增長?，隨后長期陷入工資停滯、社會不平加劇等困境，一方面，民眾對治理體系的不滿持續累積；另一方面，脫歐派呼吁收回立法、司法、移民、邊境管控的完整主權。

2013年，時任首相卡梅倫在倫敦的布魯姆斯伯里區一家酒店里，向保守黨議員們承諾：如果保守黨贏得2015年大選，他將就是否留在歐盟舉行全民公投。當時，他的本意是消解保守黨內部日益壯大的疑歐派，并壓制彼時正迅速崛起的英國獨立黨。他相信自己會贏，因為當時英國財政研究所和智庫都指向同一個結論：脫離歐盟的經濟代價不可承受。

但卡梅倫想不到的是，他低估了民意的怒火，公投結果與他想要的結果相反。投票中，來自英格蘭北部和中部的老工業區力量、英國根深蒂固的疑歐傳統力量和在全球化分配中憤怒的失衡者們在投票箱前完成了合流，徹底改變了卡梅倫的如意算盤，卡梅倫賭輸了。

豪賭失敗后，卡梅倫選擇體面下臺，將后續的爛攤子留給了特蕾莎·梅等脫歐派陣營的繼任者。

因涉及經過反復的延期和漫長的過渡，從公投日到2020年12月31日正式退出歐盟，英國人又耗費了四年半的時間。

對于英國脫歐的后續影響，一些英國時政觀察家指出，脫歐公投為英國帶來了二戰后最劇烈的經濟和社會變革。政治、外交層面均出現了與脫歐派預期相反的顯著變化。

經濟萎縮

關于脫歐對于英國的經濟影響，《經濟學人》的一篇報道客觀指出，英國政府借“脫歐”獲得政策自主權，重塑農業扶持體系。科技創業者也表示，相比歐盟，在英國創辦人工智能企業監管門檻更低。另外，海鸚、龍蝦養殖產業是受益行業，普通民眾里也有少數獲利者。

但很明顯，這并非主流。長期的跟蹤研究顯示，如果沒有脫離歐盟，英國的經濟體量會比現在大。例如彭博經濟研究英國首席經濟學家丹·漢森等人發現，英國經濟因此受到的損失為其GDP的2%-4%。

另外一些研究更令英國人吃驚。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尼古拉斯·布魯姆等通過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2025年發布的研究估算，到2025年，脫歐使英國人均GDP比留在歐盟低了6%-8%，商業投資低了12%-18%，就業和勞動生產率各低了3%-4%。

最新的事實進一步說明問題。英國脫歐后，由于政府更迭、政策反復調整，英鎊和英國企業的投資價值、競爭力持續降低。如今英國的GDP已被其曾經的殖民地印度所超越，在全球排名第5位?。

對此，脫歐派認為，脫歐的后果并不能在短期內下定論，例如為了更好地執行包括移民在內的一系列政策，難免會導致經濟出現波動。

倫敦國王學院教授喬納森·波特斯耶指出，脫歐對英國貿易、投資和生產力的拖累效應是逐漸累積的，并非一蹴而就。

但英國的商人們抱怨不已。盡管在英歐現行規則下，英國商品不會被征收關稅，但海關申報、原產地認證和和簽證限制等合規成本高企。過去10年，約1.64萬家英國出口商因此被迫退出歐盟市場。

十年過去，脫歐派曾大力吹捧的跨大西洋貿易協議，至今也沒有實現。即使在2023年親白金漢宮的美國拜登政府時期內，雙方僅通過《大西洋宣言》搭建了人工智能、清潔能源等新興領域的合作框架，后續落地推進十分緩慢。

根據機構預測，英國在全球商品出口方面的份額從2016年的2.6%跌至去年的2.1%。制造業、金融業受沖擊明顯，倫敦金融中心出現萬億級資產外遷。

十年前，脫歐派提出了一個令人心動的口號：“全球英國”。這句口號的核心是：離開僵化的布魯塞爾，英國將以獨立國家的身份自由地航行于全球化的汪洋，與增長最快的經濟體簽訂貿易協定，重現大英帝國的榮光。十年后，英國希望通過“脫歐”開拓更廣闊的市場以及與亞太等地區的更多國家達成貿易伙伴關系的進展也不能令人滿意。

對此，倫敦政經學院得出了一個結論頗為刺耳：所謂“全球英國”，不過是一個幻想。

政局動蕩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薩拉·霍博爾特花了十年時間研究一個問題：一個政治事件如何深刻改寫了一個國家的集體身份。為此她寫了一本專著《部落政治：英國脫歐如何分裂英國》，她認為，脫歐公投不只是一次投票，它在英國制造了兩個新的政治部落——“留歐派”和“脫歐派”。當一個人的身份認同被貼上如此明確的標簽，政治就不再是關于政策的分歧，而變成了一場部落戰爭。

霍博爾特認為，這場部落戰爭的影響至今未消。保守黨和工黨各自在公投的裂痕中分裂又重組，甚至連家庭餐桌都無法幸免于這場國民性的斷崖。

過去十年，脫歐對英國政壇的沖擊以及“部落戰爭”的不斷發生成為英國難以解決的難題。十年中，從卡梅倫到斯塔默，6位首相更替創下了近200年來英國首相更迭最頻繁的紀錄。

其中保守黨在執政14年后于2024年被趕下臺，內部大量溫和派政客被排擠出黨。每任首相平均任期不到2年，其中特拉斯僅在位49天就因政策崩盤下臺。大部分原因是圍繞英國與歐洲關系所引發的社會不滿情緒。

工黨也因脫歐派和留歐派的對立而陷入長期內耗，直到2024年才借民意重新上臺。

如今，這兩個長期占主導地位的政黨的支持率下降。工黨在2026年5月的地方選舉遭遇歷史性慘敗，失去2024年大選贏得的多數席位。

在此期間，民粹勢力異軍突起。極右翼英國改革黨借脫歐亂局壯大，在地方選舉中拿下1400多個議席。該黨由英國脫歐運動“旗手”法拉奇領導。

脫歐帶來的長期政策不確定性，使得歷屆政府的經濟增長目標都受到嚴重制約，根本無力推進長期戰略性規劃。

在外交層面，隨著特朗普上臺后英美特殊盟友關系被削弱，英國在國際事務中愈發顯得孤立。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應對、俄烏戰爭以及最近中東沖突中，英國的存在感尚不如德國、法國等其他歐洲大國。

另外，英國脫歐進程中出現的經濟下行、社會撕裂等負面后果，也向歐洲傳遞了與一體化意識相左的民粹主義，直接刺激了多國右翼民粹勢力的崛起，讓反移民、反自由貿易的思潮獲得了現實層面的輿論支撐。

移民矛盾

盡管脫歐結束了英國和歐盟之間的移民自由流動，但也呈現出另外一個難以預料的結果，即移民主體出現了變化，并激起了更尖銳的社會矛盾。

脫歐后，大量歐盟勞工離開英國，勞動力短缺迫使英國不得不依賴于非歐盟地區的移民。進入英國的凈移民人數已從2023年的90多萬人下降到2025年的17.1萬人，但來自非歐盟國家的凈移民卻激增。

這導致北愛爾蘭、倫敦各地的反移民暴力活動此起彼伏。南亞、北非等族裔群體頻頻遭受沖擊，種族矛盾之火不斷蔓延。

自去年底起，英國移民體系迎來50年來最大移民制度改革。非法移民與依賴社會福利的入境者需等待20年至30年才能獲得永久居留資格。

前往英國的難民主要是來自中東和北非、以及阿富汗的戰爭移民。試圖通過英吉利海峽進行偷渡的非法移民人數在2022年達到4.6萬人的峰值，去年仍有4.1萬人。由此引發的騷動已成為英國主要的首要政治問題之一。

此前，英國每年為安置難民花費約13億英鎊在難民庇護酒店上，還出資將經英吉利海峽抵英的非法移民遣送至非洲國家盧旺達安置。2024年7月，斯塔默就任首相后立刻廢除了“盧旺達計劃”，并計劃在一年內關閉所有庇護酒店。

有分析指出，建立一個頻頻審核數十萬人的移民系統，其行政成本和復雜性遠超現有模式，還可能會影響英國在國際上的形象。

與此同時，社會的另一端也出現大幅度的流失。2024年10月工黨上臺后，政府預算案大幅提高了資本利得稅和遺產稅，還取消了“非本國”稅收優惠，富豪們開始尋求黑山、阿聯酋、馬耳他和哥斯達黎加等新的避風港。最新發布的《全球私人財富遷徙報告》指出，英國在今年將成為全球高凈值人士凈流出（1.65萬）最多的國家。

重返歐盟？

脫歐后遺留的諸多爭議與難題也考驗著英國與歐盟的關系，尤其是在北愛爾蘭問題上。工黨正致力于“重置”雙方關系。

2020年英歐達成《北愛爾蘭議定書》，將海關邊界設在愛爾蘭海，要求從英國本土進入北愛的貨物接受檢查，以此避免北愛與愛爾蘭之間出現實體關卡。這一矛盾至今仍是英歐關系中最核心的摩擦點。

2025年12月1日，斯塔默承認，脫歐協議嚴重損害了英國經濟。為了實現經濟復蘇，英國必須繼續減少摩擦，繼續朝著與歐盟建立更緊密聯系的方向前進。

與此同時，英國國內重返歐盟的呼聲愈發壯大，民意基礎出現明顯反轉?。最新民調顯示，55%的民眾明確支持重新申請加入歐盟，超兩成當年的脫歐選民已反悔。

2026年5月IPSOS的民調顯示，48%的受訪者認為脫歐帶來的結果變得更糟糕，這個數字為2021年同期的兩倍。僅9%的受訪者認為更好，遠低于5年前。

同樣在今年5月，法國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尼古拉·巴韋雷在《觀點》周刊網站的文章中寫道，英國想要解決生產力不足、吸引力下滑、社會失序與治理危機，必須重新找準定位，重回它曾想離開的歐洲核心圈層。英國迫切需要借助歐盟力量來重新走上發展之路。

盡管如此，國際專家認為，“重返歐盟”在短期內很難在英國國內形成統一共識。眼下政治上的罕見普遍共識是，先實現監管對齊、恢復部分領域的人員流動，再逐步重新嵌入單一市場框架。

民調機構“輿觀”的資深分析師卡爾納（Peter Kellner）長期研究公眾情緒的變化。據他判斷，眼下民意的反轉幅度還沒有達到足以再次推動實際行動的程度。

工黨自2024年上臺以來明確排除了重返歐盟的可能性。至少目前來看，該黨沒有足夠的政治空間來推動這一議題。

即將下臺的斯塔默強調，現階段雙方關系的改善主要限于貿易便利性。他的潛在繼任者伯納姆在上個月的競選活動中表態，不主張英國重新加入歐盟，人們必須尊重公投結果。

而保守黨也未將“重返歐盟”納入正式競選綱領，且認為這樣做會使得英國每年至少要多支付50億英鎊的成本，還需重新接受人員自由流動等不利規則。

另一方面，歐盟的態度似乎也并非張開雙臂。歐盟領導人和歐盟國家對此一直深有痛感：是英國終結了戰后歐洲一體化的夢想。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歐洲研究所教授伊恩·貝格分析認為，多個歐盟成員國、歐盟機構內部不少人士，都不愿重新接納這個屢次攪局的大國，并擔憂英國二次“脫歐”。另外，即使英國能回歸歐盟，也將無法再享受歐元區、申根區的豁免權。英國當年享有的歐盟預算返款機制也大概率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