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黨愛黨 永遠跟黨走

“一封信”“一段回憶”和“一部電影”背后的“四大隊”往事

【編者按】

“您在信中說，要永遠跟黨走，做永遠的‘四大隊’隊員，這飽含著真摯深厚的信黨愛黨之情。”

在黨的105歲生日即將到來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給新華社老黨員、中央縱隊“四大隊”報務員張連生回信，激勵廣大黨員干部不忘初心、砥礪前行。

“四大隊”是黨中央在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轉戰陜北期間，由時任新華社副總編輯范長江率領的新華社工作隊。當時，張連生在隊中擔任報務員。

把一生奉獻給革命新聞事業的范長江，在上世紀30年代發表的《中國的西北角》等新聞作品，震撼全國，是新聞史上的經典之作。范長江先后擔任過新華社總編輯、人民日報社長，為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讀了習近平總書記給張連生的回信，范長江之子、原國務院扶貧辦主任范小建同志心潮澎湃，聯想到《不盡長江滾滾來——范長江紀念文集》中的內容，對“四大隊”當年所做的工作特別親切。范小建同志深切體會到，信黨愛黨，永遠跟黨走，應該成為每一個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于是，他通過自己印象很深的“三個一”，撰文回憶他所知道的“四大隊”故事。本報今日特刊發范小建同志的文章《信黨愛黨 永遠跟黨走》，以饗讀者。

6月17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給新華社102歲老黨員張連生回信，向他和全國的老黨員、老同志致以誠摯問候。

習近平總書記在回信中說，您當年作為中央縱隊“四大隊”報務員，在烽火硝煙中跟隨黨中央轉戰陜北，扎根通信技術崗位辛勤付出一輩子，期頤之年仍關心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向您表示敬意。

習近平總書記表示，您在信中說，要永遠跟黨走，做永遠的“四大隊”隊員，這飽含著真摯深厚的信黨愛黨之情。新時代共產黨人要傳承紅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履職盡責、實干擔當，在新征程上書寫優異答卷。

1947年3月，中共中央為了打破國民黨發動的對陜北根據地的重點進攻，果斷作出主動撤離延安的決定，并于29日在清澗縣石嘴驛附近的棗林則溝村舉行會議。會議決定：成立前敵委員會和中央工作委員會，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在陜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的工作；劉少奇、朱德等率一部分中央機關人員轉移到華北，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劉少奇為書記，“進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在棗林則溝會議后，留在陜北的中共中央機關、解放軍總部工作人員以及警衛部隊共800人，按軍事編制組成中央縱隊，代號“三支隊”（后改為“九支隊”“教導旅”等），中央縱隊下轄4個大隊。其中，四大隊為新華社工作隊，負責新聞通訊聯絡。

“四大隊”是一支主要由編輯、技術和行政人員組成的精干小分隊，共40多人。大隊長是范長江，副大隊長是耿錫祥。大隊下設編譯、電務、行政三個科，分別編為第一、二、三中隊。

下面，我想通過“一封信”“一段回憶”和“一部電影”，進一步回顧中央縱隊轉戰陜北和“四大隊”的一些故事。

范長江。翻拍資料片

一、“一封信”

1947年9月11日，在“四大隊”主要負責英文稿件采寫與編輯的沈建圖同志奉調回到太行山區的新華社總社。作為“四大隊”大隊長的范長江，給社長廖承志及社委會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廖社長及社委會：

沈建圖同志奉調回總社，這是留在陜北的同志中第一個回到總社的同志，他這一次必能增加總社對我們工作的了解，因此能給我們更多的指示。

中央在陜北的堅持已過了最困難的時期。最危險是兩次：第一次是六月中旬在安塞、靖邊、吳旗之間，劉戡以六旅之眾，向中央縱隊撲來，而我們只有三個步兵連、一個騎兵連的武裝，……指揮靈活，調動敵人，使敵人迷了方向，竟至在中央附近十幾里路處走了。當危急時，主席的警衛排已經上了戰線，準備阻擊敵人了，結果是平安度過。第二次是八月中旬葭縣附近之役，敵人兩三個旅，緊跟中央縱隊，只差半日路程，最危急時，敵距中央只十余里；又遇山洪暴發，過河不得，此時副主席、弼時、定一等均親自指揮架橋，冒著敵人飛機，白晝行軍，直到8月20日殲滅三十六師才轉回局面。殲滅三十六師之戰，中央即在戰場附近二三十里內，已準備萬一打不好的長途行軍。這一仗打好了，敵人即開始退卻，不久陳賡過河，陜北大局，從此變化。中央今后當能比較安定下來工作。這兩次最危急時，都曾有狂風暴雨，均冒風雨行進。6月那一次，他們也都淋著大雨，于深夜徒步上下于深山大谷之間。中央這種艱苦奮斗的精神，我們每個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半年來，我們工作得不多，又不好，跑路時間不少，我們到過延安、三邊、榆橫及綏米四個分區，對于陜北之大，有了些具體的體會，更重要的，我們獲得了一生難得的向中央同志學習的極端可貴的機會。

首先，是中央同志始終壓倒敵人的氣概。無論敵人如何猖狂，根本就沒有考慮過敵人（無論遠的或近的）是不可戰勝的。因此能驚人的鎮定，研究敵人的錯誤與缺點，不斷出奇制勝，轉劣勢為優勢，度過重重危難。彭德懷同志在隴東戰役后說，我根本就沒有想過“蔣介石是打不垮的”。

其次，是真正的對人民負責。中央宣布與邊區人民一道，堅持陜北，現在深深知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沒有根深蒂固的人民立場與對人民的高度熱愛，是無論如何堅持不下去的。不少人勸過中央過河東，中央始終不動搖。……這種忘我的不計個人利害的偉大精神，是可以戰勝任何困難的。

第三，是自力更生的精神。我當初決沒有想到中央只帶三四個連堅持陜北。以為起碼有幾個旅保護，而事實上中央絕不要大部隊掩護自己，只要他們很好去獨立作戰，自己的安全完全靠自己的嚴密偵察與不畏艱難的行動來保證。無論對軍隊對地方，只是為他們想辦法，出主意，并不要他們對中央機關有些什么貢獻。中央縱隊的物質生活，比一般地方與軍隊的領導機關都不如，結果使許多機關都在中央精神感召下力謀改革。現在已收到極其明顯的效果。

第四，科學的工作方法。這一點對我印象很深。中央同志在決定問題之前，用極多的時間與精力，廣泛搜集材料與意見，然后反復加以研究，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分析，決不作不成熟的決定，要等待真象弄清之后，才作結論。故作結論所費時間甚少。這一工作方法，也就是思想方法，無論在處理軍事指揮，決定方針策略，以及日常的工作中都是如此。

第五，動人的工作作風。中央同志對于許多日常瑣碎的群眾生活與工作有關的事情都很注意，而且經常親自動手。中央縱隊領導機關改組時，主席對弼時、定一、子龍、志高四同志說，你們四人負責組織一個“政府”，管理我們八百人這個“國家”，你們必須把這個國家辦好。半年來，我們這個“政府”的確辦得很好，從軍事行動到馬掌、麻繩，都深入負責考慮，并且認真把這些事辦好，而且在任何問題上，只要發現自己有缺點，即無保留地進行自我批評，并且認真改正。并且把這個責任觀念提到中央應有的高度。在寫文章的過程上，這種認真與求精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過去十幾年來所認為的最高的“認真”的標準。一篇社論，一個談話，一個新聞，往往要改好幾遍，甚至重寫幾遍，其中絕大部分都在任、周、陸等詳細傳閱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以一字不茍地修改。我回想過去寫文章那種“大筆一揮”的作風，不覺滿身出汗，實在可怕。這種“一揮”的作風，是對人民不負責的作風。

我的理論水平不高，對于中央思想作風的體會極其有限，甚至可能認識有錯。上面這些不過是僅供萬一的參考。

我們本單位正在中央領導下，一面工作，一面學習立場與作風。學習運動已經開始，進行情形尚好，預料可能有較滿意的結果，把全體同志提高一步，對此望你們多給我們指示。

今后我們的工作重心，除日常工作外，主要將在時事研究方面。同志們正在學習上開動腦筋，進行分析。我們在學習中，導師是很好的。自己的能力和材料就很差，希望你們以后能在材料與工作方法等方面多多幫助與指示。我們很盼望總社能派人把總社多余的資料（如中英文報紙雜志等，甚至各解放區報紙，我們也沒有）送些給我們，同時大家遠離總社，都難免有“思家”之情，如能有人來看看大家，對于鼓勵大家情緒，當有幫助。

范長江 九月十一日（1947年）

應該說，這封信，把當時中央縱隊與敵人周旋的情況、以及黨中央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智慧與氣概作了相當清楚的介紹。

這是“四大隊”跟隨黨中央轉戰陜北時在米脂縣楊家溝的駐地（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二、一段回憶

以下這段文字是當時的“四大隊”成員趙棣生同志（曾任新華社總編室副總編輯、北京分社社長）1992年的回憶。

1947年3月底的一個夜晚，范長江率領的新華社工作隊到達陜北綏德縣田莊村邊。當時夜色漆黑，四野靜謐。隊伍剛停下來，就聽到有人發問：“長江同志到了嗎？”隨即下令：“出發。”從口音聽出這是陸定一同志。新華社工作隊這時已完成了總社撤離延安后在瓦窯堡地區向全國發布文字、口語廣播的任務。我們以為這次準是東渡黃河去同總社匯合了；只對隨定一同志同行稍感意外。隊伍開動了，但方向不是朝東而是向西。這使我們大惑不解，感到詫異和納悶。

在夜行軍的行列中，長江穿著大衣，走在坐騎前面，有馬不騎，徹夜徒步，右肩上還掛著一支步槍。這個情景給我感觸很深。抗戰時期，我曾看過他寫的有關蘇北根據地的報道，對蘇北根據地的概貌、形勢、軍民關系等，作了概括扼要鮮明生動的描述，讀后令人耳目一新，頗受鼓舞；同我們日常編發的根據地新聞對比，他的報道篇幅不長，視野開闊，出手不凡。此刻見他步履穩健，神態自若。翌日拂曉，我們看到右前方河川對面有幾個人影行進，不約而同駐足停步——“啊！看！毛主席！”大家疲勞頓失，興奮至極：原來我們是跟隨毛主席一起行動。這是多大的光榮和幸福！長江此刻卻笑而不語。看來他心中有數，只是不到水沸揭蓋之時，幾天來一直對我們“保密”罷了。

西行兩天到達靖邊縣青陽岔，任弼時同志集合中央縱隊講話，宣布黨中央、毛主席不過黃河，堅持留在陜北，指揮全國人民解放戰爭。新華社工作隊隸屬中央縱隊，番號“四大隊”，范長江同志任大隊長。

過去對長江，可說是雖久聞其名尚不識其人。轉戰陜北一年，他同大家朝夕相處，同甘共苦，經歷了風險與勝利相伴、艱苦與歡樂并存的畢生難忘的戰斗生活。這一年對每個人都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和鍛煉。不過，長江在這上面比我們更為自覺，境界更高。他說這是“獲得了一生難得的向中央同志學習的極端可貴的機會”。他是這樣認識，也是這樣實踐的。

把中央領導同志撰寫和審定的新華社社論、評論和重大軍事報道，傳送到已遷往太行山地區的新華總社向國內外播發，這是“四大隊”的一項重要任務。這些標以“陜北”電頭的文稿，都是闡明時局形勢，維系全國人心的黨中央的聲音。對待這項任務，長江要求每個環節必須一絲不茍，嚴格把關；不僅要求迅速及時傳發，而且包括文內標點符號，要保證準確無誤。每當接到任務，全隊人員立即進入興奮狀態。長江把文稿交譯員譯碼，譯畢校對、譯員按碼讀字，編輯對照原稿監聽，人名、地名、數字要重復核對三次，再交電臺傳發總社。總社播出后仍得抄收，復核有無差錯。

長江不吸煙（戒了）。前方記者送回幾包繳獲的香煙，他都“慰勞”了吸煙的同志。但偶而他也向人討一撮煙末，用紙卷成喇叭狀，點燃并叼在嘴上。這時，他在看發往總社的陜北文稿，或者是看中央領導同志退回的中央社和外國通訊社的電訊譯稿（抄收譯送這些電訊供毛、周、任、陸等同志參閱是“四大隊”的一項日常任務）。譯稿上密密麻麻，都是毛、周閱看時劃的圈點杠線符號。長江看得那么入神，似乎在沉思著什么。當時是同國民黨的軍事斗爭、政治斗爭十分激烈尖銳的年代，從一定的意義上說，我們發的陜北文稿如果是“矢”，反映國民黨動向的這些送閱電訊正是所射之“的”。長江勤奮敏銳，他的入神沉思，正是他日常善于捕捉這種學習的可貴機會的表現。

“四大隊”的編譯人員能最早看到“陜北文稿”，這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幸運。即使如此，每當文稿譯校完畢，也是人人都以先睹為快。有很多次長江手持原稿，充滿激情，給大家高聲朗讀。一次讀過《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口號》，滿屋一片歡騰，大家對這一文告將在國內外引發的巨大反響各抒己見，熱烈議論。長江長時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廣識多聞；“四大隊”同志大多是在解放區成長的青年，很喜歡聽長江講有關人和事的背景和情節。在日常議論時事或有空閑聊的場合，他給大家說起胡宗南這位常敗將軍的往事，國民黨官場的黑暗內幕，大官要人們的軼事之類，大家聽得極有興味。這種日常的閑談議論，產生著蔑視敵人長己志氣的效應，是最生動自然的思想政治工作。

長江的工作作風堅決果斷，很有魄力。記得《解放日報》在延安停止出版前，廖承志同志通知在瓦窯堡地區臨時工作點負責的長江，要求三天后就地出版報紙和接替新華社的文字、口語廣播。長江立即開會布置任務。會上印刷廠同志表示三天時間可能來不及，長江說：“這我不管。三天后出報是中央的決定，執行吧！”說完散會，毫無通融余地。領導態度堅決，大家努力執行，結果按時出了報紙，接替了廣播。過不多久，工作隊完成預定任務，準備撤離駐地，先派出幾位同志打前站。大隊連續行軍一晝夜，翻越九架山，到達目的地卻不見前站人員蹤影。原來他們人困馬乏，在中途睡過頭了，前哨變成了后衛。當時軍情緊急，這種情況不僅失職而且非常危險。他們一到，長江立即召集會議，嚴厲批評這次失誤，并給帶隊同志一個黨內警告處分。這對全隊也是一種及時警告和教育。戰時不比平時，凡事必須嚴格要求，遵守紀律，一點馬虎不得。過不幾月，受處分同志表現甚好，處分隨即撤銷，以資鼓勵。這樣賞罰分明，大家心服。

當隊長不同于作記者。行動不是獨來獨往自我安排，而要帶領隊伍集體運作。一年接觸中，大家感到長江既沒有大記者的“派頭”，也沒有一般首長的“架勢”，他平易近人，身教更多于言教。轉戰初期人手不足，夜間同總社保持電訊聯絡，他同大家一樣參與輪班手搖馬達；行軍到駐地，較好的窯洞優先分配給電務分隊，他自己曾在一個沒有門窗只有一盤石磨的敞破窯里住宿和辦公。雷雨之夜，他渾身透濕在崎嶇山路上探足攀登；秋汛季節，他同大伙牽手渡過齊胸的激流。一場驚險大家奮力度過，他大聲宣布“將來新華社歷史上要寫上一筆”；一個勝利消息傳來，他同大家一起熱烈議論，不時發出朗朗笑聲……

在轉戰后期，長江講過他的身世和經歷，使我們對他又多了一層歷史的了解。我們是第一次知道，他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和道路，曾走南闖北，備嘗艱辛，歷經坎坷；而一當認識真理，秘密入黨后，他更不顧個人安危，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勇敢機智完成黨交給他的任務。

三、一部電影

看過電影《巍巍昆侖》的都知道，這是講中央縱隊轉戰陜北的故事。但很多人不知道這部電影背后的故事。

這部電影的編劇叫東生，也是“四大隊”的一名成員，曾任胡喬木同志秘書、中國記協書記處書記等職。以下是1993年9月22日所寫相關回憶文章的節錄。

我第一次見到他（指范長江），是在1947年春天。他用一種審視的目光望著我，仿佛在問：“你這個小鬼行嗎？”當時，我還不到18歲，長的又瘦又小，加之跟隨新華社最后一批同志撤離延安，連續幾天長途行軍，樣子顯得很狼狽。可是，人群中只有我穿著新四軍的草綠色軍裝，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以新聞記者特有的敏感問道：“從山東來？”我連連點頭，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可是，我什么也沒有說。他親切地朝我點了點頭。

在他帶領的“四大隊”，我的任務是刻鋼板，油印《新聞簡報》和《參考消息》，給毛主席他們看。起初，我這個連初小都未畢業當過幾年印刷工人的文書，字寫得不像樣子，時而還有錯別字。范長江大隊長從來沒有批評過我，但他那無聲的嚴肅的一瞥比任何語言都鋒利得多。這時候，我很怕見到他，可他卻抽空來看我了。他不但不責怪我，反而要我“注意休息，不能累垮了”。夜里行軍，白天工作，確實累。我年紀雖小，卻得了“神經衰弱”，往往越累越睡不著，而夜里一邊走路，一邊打瞌睡，一叫“休息”馬上躺在路邊睡覺，因而多次受到班長胡韋德的批評。范大隊長知道這個情況以后，決定在我忙不過來的時候，請編輯趙棣生幫我一起刻鋼板。看到我的字寫得有進步，錯別字也幾乎沒有了，范長江的臉上泛起了笑容。不只一次，我拿著稿子到他那里去的時候，他剛剛吃完飯，盆里還剩下一點面片。他一邊連聲招呼：“來來來，小鬼，吃點……”一邊往碗里給我盛面片。我想走，可他已把碗塞到我手里，命令似地：“快吃！把它吃光！”小時候經常挨餓的我，每當回想起這幅感人的情景，不禁熱淚盈眶。

解放后毛主席說過，當年在陜北他和周恩來、任弼時一起，通過文武兩條線指揮全國的革命，武的是通過電臺指揮打仗，文的就是通過新華社指導輿論，而在文的這條線上范長江則是僅次于陸定一、胡喬木的一名“將軍”。他手下沒有武裝的士兵，只有一名帶著盒子槍的警衛員，其他就是編輯、譯電員、伙夫等等。他指揮40多人的隊伍，全神貫注地完成毛主席、黨中央交給他的任務——通過新華社電臺把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傳播到四面八方！不管是白天還是黑夜，毛主席撰寫或修改的稿子一送來，范長江馬上開始工作，每一次都是親自坐鎮，從譯電、校對到發出，然后把稿子交給我刻鋼板油印《新聞簡報》，至此，流水作業才算完成，所有的原稿都由我保存。在情況緊急的時候，他曾經提醒我：“這些稿子比生命還重要，絕對不能丟了！”

1947年6月7日，“四大隊”住在高川，離毛主席住地王家灣四五里地，黃昏時接到命令整裝待發。打前站的向東走了，大隊人馬坐在打谷場上等待命令，可命令遲遲沒有下達。烏云壓頂，悶熱異常，眼看要有一場暴風雨。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了，為什么還不出發呢？直到20年后，我才從采訪中得知，就在我們默默等待的時候，毛主席和任弼時正在激烈地爭論：往東走還是往西走？最后，毛主席決定往西走，司令部命令范長江把打前站的追回來。大隊人馬冒著傾盆大雨上山往西走去。電閃雷鳴，大雨如注，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人們一個跟著一個，眼睛緊盯著前邊的人背包上那個白瓷缸，這是在黑暗中唯一可以隱約見到的標志。范長江跟我們一樣，沒有雨傘，沒有雨衣，渾身淋得濕透，水不停地從臉上往下淌。天亮之前，雨停了，所謂“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難熬的時刻。對面山上敵軍燒起了一團團篝火，人喊馬叫都聽得見。東方現出了魚肚白。在人困馬乏的時候，周恩來輕輕哼著《國際歌》走來：“新華社的同志們，辛苦了！有掉隊的嗎？”范長江答道：“沒有。”周恩來邊走邊說：“長江呀，將來要把這一段寫出來！”范長江連聲說：“要寫！要寫！”就是在這一天——1947年6月8日拂曉，在度過了一夜的狂風暴雨之后，由周恩來和范長江共同播下了42年后誕生的電影《巍巍昆侖》的種子。

1958年我從莫斯科大學畢業回國后，范長江請文化部副部長夏衍打電話給《中國青年報》，希望借我協助他寫轉戰陜北的電影劇本，因我很快要出國擔任該報駐蘇記者而未能如愿。直到幾年后我又回國工作時，他才找到我說：“小鬼，我們一起來干吧！周總理很關心這件事，見到我就問開始寫了沒有。”他又告訴我，在大連養病的時候，他曾和夏衍、陽翰笙談過此事，他們都很支持拍這部電影。后來，他生病住院時寫了個提綱，還找有關同志開過座談會。就在這一次，他把所有的材料，連同他寫的提綱，全部交給了我。

時間過去了一年又一年，我和范長江始終還在構思之中：怎么樣表現這一頁偉大而生動的史詩？主題是什么？叫什么名字？《紙老虎》？《偉大的轉折》？……他的工作越來越忙，我們見面的次數也就越來越少，后來一切聯系都中斷了。但是，范長江交給我的那些材料，始終珍藏在我的身邊，可以說是寸步不離。多少個不眠之夜，我多么想翻開它，動筆寫啊！1979年，在我真地意識到范長江已不在人世的時候，我含淚打開他交給我的那包材料，下定決心全力以赴了。我的耳邊響著他的聲音：“小鬼，我們一起來干吧！”我的想法得到了時任新華社社長穆青同志的支持。就這樣，我又回到了延安，尋找著當年的足跡……電影《巍巍昆侖》，經過十年的風風雨雨，終于在1989年上半年和廣大觀眾見面了！

以上這“三個一”，再一次展現了當年中央縱隊“四大隊”在跟隨毛主席轉戰陜北時期的一些小故事，也使我們再一次體會到，我們黨能夠戰勝一切困難而絕不向任何困難所屈服的那種一往無前的勇氣與氣概。在當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下，做好自己的事，信黨愛黨，永遠跟黨走，是我們克服一切困難的底氣和力量源泉。（范小建）

（本文刊發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