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 《張恨水全集》（安徽文藝出版社）、《魯迅日記》、魯迅1934年5月16日致母親書信、《春明外史》連載史料（據左笑鴻等著《〈世界日報〉興衰史》）、《民國大文人》（劉繼興著）、《中國作家網》相關文史資料等
部分章節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請理性閱讀

民國年間，北平坊間有一句話流傳極廣——

"不讀張恨水，枉在北平住。"

那時候，每天下午兩三點，《世界晚報》還沒從印刷機上下來，報館門口已經站了一排人。

晴天曬著太陽等，雨天打著傘等，冬天凍得跺腳也不走，就這么一天不落地守在那里，等報紙一出爐就搶著買。

這個場面，持續了將近五年，一天沒斷過。

等待的，全是張恨水的讀者。

他不寫革命，不喊口號。

他寫才子佳人，寫市井悲歡，寫那些普通人一輩子繞不過去的喜怒哀樂。

文壇里有人冷眼旁觀，說他是"鴛鴦蝴蝶派"，消遣文學，上不了臺面。

但偏偏就是這個被人看輕的張恨水，靠一支筆，在亂世里養活了三個妻室、十三個孩子，把二十幾口人的生計扛在肩上，一扛就是幾十年。

他的稿費，高過了那個年代幾乎所有的同行——包括那位被無數人奉若文壇旗幟的魯迅。

而魯迅和張恨水之間，發生的那些事，遠比"稿費高低"這個說法，更耐人尋味。

【一】父親的靈堂，和一無所有的長子

1895年5月18日，張恨水出生在江西廣信，今天的江西上饒市。

祖籍是安徽潛山，父親張鈺在外任官，張恨水就生在了任所。

他的原名叫張心遠，取自陶淵明詩句"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是父親給他起的名字，寄托著一個父親對兒子的期許。

張鈺是個地方小官，俸薄，但家里書不少，對兒子的教育看得極重。

張恨水從小在各地隨父輾轉，念過私塾，背過四書五經，讀過《三國演義》《殘唐演義》，后來又摸到了《西廂記》和《紅樓夢》，就這樣一頭栽進了小說的世界，再沒出來過。

1905年，科舉廢了。

這件事放在歷史維度里不過一行字，但對無數讀書家庭來說，相當于孩子的未來被整個推倒重來。

隨后幾年，家道每況愈下。

張鈺輾轉謀差，一直在努力撐著，但身體越來越差。

1912年，他在外地任上急病去世，家里一分積蓄都沒有，留給長子的，是一堆外債和一大家人無處著落的明天。

那年，張恨水不到二十歲。

從那以后，他先去蘇州讀了蒙藏墾殖學校，沒多久討袁失敗，學校解散。

再去南昌，去漢口投靠本家族兄張犀草，從那里一腳踏進了報館的門。

1914年，他在漢口第一次以"恨水"為筆名給一家小報投稿，這個筆名取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詞句"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那時的他，事業無成，命運多舛，這兩個字，幾乎就是他當時處境的白描。

1918年，他到了安徽蕪湖，擔任《皖江日報》總編輯，同時在報上連載了自己第一部正式長篇《紫玉成煙》。

那是他賣文生涯的起點，稿費極低，工資勉強夠用，每月寄回家的錢更是從牙縫里摳出來的。

就這樣熬了一年多，到了1919年。

五四運動爆發，北京的消息轟動了整個中國。

張恨水按捺不住，萌生了去北京看看、甚至去北大旁聽的念頭。

他當掉了所有能當的行李，從一個賣煙卷的老大爺那里借了十塊錢川資，就這樣動身進京了。

到了北京，才發現錢根本不夠用，讀書的念頭只能先壓下去。

他托人介紹，白天去《時事新報》幫著處理新聞稿，晚上再去《益世報》做校對，從晚上十點工作到清晨六點，兩份差事加在一起，一天十五個小時，才能勉強糊口。

那時候他住的地方簡陋，吃飯也是將就，攢下錢來往家里寄。

他想在工作之余去英文補習班提升自己，結果因為每天下班后朗讀英語，擾了東家的安眠，被經理轉派去天津《益世報》做駐京通訊員。

1921年，他又兼了蕪湖《工商日報》的駐京記者。

兩份記者工作疊加，收入稍微寬裕了一點，但也僅僅是寬裕了一點。

他開始給上海《申報》、《新聞報》供稿，眼界漸漸打開。

到了1923年，他已經成了世界通訊社的總編輯，在北京報界站穩了腳跟。

真正的轉機，出現在1924年。

那一年，報人成舍我籌了一筆資金，打算創辦《世界晚報》，副刊《夜光》需要一個能撐起來的主編，他找到了張恨水。

張恨水欣然應允，從此徹底轉入了這條專屬于他的軌道。

《世界晚報》是新辦報，外稿來源有限，副刊《夜光》初期幾乎成了"張恨水的獨角戲"——小說、散文、詩詞、掌故、談戲，全是他一個人包下來寫。報紙的銷量，主要靠他一個人撐著。

就在這樣的環境里，1924年4月16日，他開始在《夜光》副刊上連載《春明外史》。

【二】報館門口排了五年的隊，等的是他的連載

《春明外史》一旦開始，就停不下來了。

這部書以北京為背景，主角是一個叫楊杏園的報館記者，他周旋于官場、文化圈、青樓和市井之間，故事里的大量人物和情節都有真實原型——軍閥有原型，大學教授有原型，風流才子有原型，連當時最轟動的徐志摩與陸小曼的情事，都化在了書中人物身上。

讀者一開始買報紙，是沖著"新聞以外的新聞"去的。

隨著情節推進，他們被拉進去了，再也出不來。

據參與過《世界日報》運營的左笑鴻、賀逸文等人在《〈世界日報〉興衰史》里的記載，《春明外史》連載到十幾回時，每天下午兩三點，就有大批讀者聚在報館門口等候，焦急地等待當日報紙發售。

不論寒暑，不管風雨，天天如此，一等就是五年，直到1929年1月24日連載完結。

連載到第十三回時，《世界日報》便搶先出了單行本，剛一發行就賣完，接連再版，每次都被搶購一空。

1927年，一、二集合并出版，也是轉眼售罄。

1930年，上海世界書局將《春明外史》全書出版，分上下兩函十二冊，在《申報》和《新聞報》上登出巨幅廣告，書發行后一版再版，打破了上海讀者圈從不買北京作者稿子的慣例，張恨水成了北方作者闖進上海灘的第一人。

整整五十七個月，將近一百萬字，風靡了大半個中國。

1925年，成舍我又創辦《世界日報》，張恨水轉去主編副刊《明珠》。

1927年2月，他開始在《明珠》上連載《金粉世家》，全書一百萬字，寫京城國務總理金家的興衰沉浮，連載長達五年，到1932年5月才完結。

這兩部書同步推進的幾年，是張恨水最拼命的階段。

1927年底，他升任《世界日報》總編輯，白天編副刊寫小說，夜里編新聞版看大樣，據記載，那段時間他最高記錄是同時寫六部長篇，家里的人口也跟著擴大，一支筆要供十六口人的開銷。

年底因過度勞累病倒，但1928年依然高產，沒有實質性地減產。

他寫稿有一個旁人難以復制的習慣：從不打草稿，拿起筆直接寫，不涂改，不回看，手稿工整到可以直接交給排字工。

他自己說，寫字就是推磨的驢子，每天總得工作，沒有工作比不吃飯還難受。

真正把他推上全國最高知名度的，是1930年的《啼笑因緣》。

這部書的緣起，有一段記載清晰的故事。

1929年，上海新聞記者團到北京訪問，《新聞報》副刊《快活林》主編嚴獨鶴聽人介紹了張恨水的名聲，托朋友錢芥塵引見，當場約稿，請他為《快活林》寫一部長篇。

張恨水答應下來，回去之后苦想幾天，想不出題材。

他跑到天橋去轉，看見一個穿著寒酸的中年男人彈三弦，一個不起眼的姑娘打鼓唱曲，聽眾寥寥，場面頗為落寞。

這個畫面讓他想起了1925年的舊事——朋友約他去聽鼓詞名角高翠蘭唱曲，過了沒多久，高翠蘭就被一個軍閥田旅長強納為妾，父母告上法庭，官司打完，高翠蘭回了家，卻再不肯上書場，每日以淚洗面。

一個被軍閥霸占的賣唱女子，一段門不當戶不對的感情，一個有情有義的江湖女子——故事的框架從這里搭起來了。

張恨水給小說想名字，想到《春明外史》最后兩句詩："欲除煩惱須成佛，各有因緣莫羨人。"

他從中取了"因緣"二字，又加上"啼笑"，便是《啼笑因緣》。

1930年3月，《啼笑因緣》開始在《新聞報》副刊《快活林》上連載，篇幅不到二十萬字，比《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小得多，但引發的反響卻是空前的。

上海灘的讀者以前沒見過這種寫法——它不走上海通俗小說那兩條老路：既不肉感，也不是武俠神怪，用的是國語白話，寫的是北平天橋的市井煙火，同時又把俠義精神、愛情悲劇和社會現實揉在一起，每一回都卡在關鍵地方停下來，讓人心癢難忍。

《新聞報》的銷路直線上漲，廣告客戶紛紛要求把廣告版面排在小說旁邊——靠近小說才有人看。

小說剛連載完，三家出版社立刻搶著出單行本，嚴獨鶴干脆臨時成立了"三友書社"專門出版此書，這種專為一部書另立出版社的做法，在民國出版史上堪稱異數。

此后，話劇、電影、評彈、廣播劇紛紛跟著改編，"啼笑因緣熱"從上海蔓延到北平、武漢、廣州，席卷了整個中國的閱讀圈。

同一年，上海世界書局老板沈知方專程設宴，約請張恨水當年交出四部新長篇，每部十萬字以上，稿酬千字八元。

張恨水從上海帶回了八千元現款。

小報隨即發出"張恨水十幾分鐘拿了數萬元稿費"的消息，號稱他用這筆錢在北平買下了王府，配了汽車。

這自然是夸大其詞，但他把這筆錢的大部分用來供弟弟妹妹娶親完婚、完成學業，又為家人租下有兩間書房的寬敞院子，添置家具和藏書，是有據可查的事。

1931年，他用稿費創辦了北華美術專科學校，自任校長，請來了齊白石、徐悲鴻、李苦禪等大家任教。

這是一個靠一支筆賺來的，讓旁人看了目瞪口呆的成績單。

【三】三個女人、十三個孩子，和那張永遠記不完的賬

張恨水有三段婚姻，每一段都有各自的來路，也各有各的難處。

第一位妻室，叫徐文淑，本名徐大毛。

這是張家給他定的包辦婚姻，定親的時候他不到二十歲。

洞房之夜，張恨水掀開紅蓋頭，才發現新娘子不是之前說好的那個姑娘——婚前負責傳話的媒婆臨時換了人，把徐大毛頂上來了。

張恨水沒有辦法，只能認下這門親事。

他后來回憶，新婚那段日子，有時月圓之夜，他寧愿一個人坐在窗下坐到深夜，也不愿和徐文淑說話。

婚后不到半年，他以求學為由離開了家，把徐文淑留在潛山陪著婆婆。

徐文淑是個極為隱忍的女人。

她獨守空房，侍奉老人，對妾室胡秋霞的孩子視如己出，街坊鄰居都說她好。

張恨水母親戴氏心里過意不去，幾次央求兒子多給她一些關愛。

徐文淑給張恨水生了一個兒子一個女兒，都不幸早夭。她心灰意冷，此后便靠讀佛經打發日子。

最讓人記住她的，是一件發生在1928年的小事。

胡秋霞那年生下次子張小水，是早產兒，落地時沒有哭聲，接生婆臨時找不到，情況危急。

徐文淑在一旁，立刻解開自己的貼身衣物，把孩子摟進懷里，用體溫焐了好幾個鐘頭，孩子才終于哭出了第一聲。

張小水晚年還常念叨："我的命是大媽救的。"

徐文淑在張家生活了幾十年，一直到1958年在安慶突發腦溢血去世。

張恨水那時因為照顧周南抽不開身，托長子張曉水帶了七百元錢，千里奔喪，將她護送回潛山祖墳安葬。

第二位妻室，是胡秋霞。

張恨水在北京工作期間，經朋友建議，去了北京一家收留流浪女子的平民習藝所。

胡秋霞的身世極苦，從小被人拐賣，輾轉做了別人家的丫鬟，挨打受氣，實在熬不住才逃了出來，被習藝所收留。

張恨水出了一筆贖金，把她帶回家，親手給她起了名字，一筆一劃地教她讀書識字，后來還以她的身世為素材，寫出了小說《落霞孤鶩》，再后來被拍成了電影，由當時最當紅的女明星胡蝶主演。

胡秋霞料理家務、照料孩子，把張恨水的日常起居打理得井井有條，張恨水也就有了更多的精力投入寫作。

兩人在感情上算平穩，胡秋霞給他生了好幾個孩子，家里的賬，張恨水按月結清，從不拖欠。

這段生活維持了幾年，出了變故——1931年，張恨水遇到了周南。

周南本名周淑云，祖籍云南，自幼隨父母生活在北京。

1931年，北平教育界和新聞界聯合舉辦了一次賑災義演，三十六歲的張恨水坐在臺下，臺上有一個十六歲的春明女中女學生，正在表演京戲。

她動作優美，唱腔驚艷，讓喜好戲劇的張恨水一下子看住了。

經人引見，他得知這個女孩不僅愛唱戲，還是他小說的忠實讀者，兩人聊起來話投機，張恨水當面坦白了自己的婚姻狀況，說清楚了不能與前兩房離婚的原因。

周淑云沒有退縮，不顧母親的反對，也不計較張家給不了她正式名分，毅然嫁了過來。

張恨水將她改名為周南，取《詩經·國風》"周南"篇之意。

胡秋霞知道之后，大鬧了一場，撕碎了照片，鬧著要離婚，婆婆戴氏出面調解，胡秋霞考慮到孩子，最終退讓，但條件是周南不能住進大宅子。

張恨水在大方家胡同12號另租了一所小院，與周南在那里生活，此后兩邊分居，張恨水輪流往來，每家的開銷分開計算，一分不少。

1932年，張恨水與周南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是他的次子。

胡秋霞和周南先后為張恨水生下十三個孩子。三個家庭，加上老人，前前后后供養的家庭成員超過二十人。

張恨水自己的描述最直接："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支筆，日子倒過得不錯。"

他做到了這一點，靠的是每天不間斷地寫，靠的是同時給三四家報紙供稿的體力和紀律，靠的是幾十年如一日地把自己當作"推磨的驢子"在轉。

【四】這個數字，民國文壇沒有人能繞開它

民國年間，文人靠稿費生活，并不是輕松的事。

普通投稿者，每千字一兩塊大洋算得上不錯了。

有一定名氣的作者，能到三到五塊。

魯迅在文壇的地位是天花板，他的稿費標準也在同代人里屬于頂尖，大約是每千字五到八塊大洋。

據《銀元時代生活史》的記錄，1930年代的北平，一塊大洋能買六斤上好豬肉。

張恨水在《啼笑因緣》大紅之后，稿費標準升到了每千字十塊大洋，某些特約稿件還能更高。

上海世界書局那次合同，千字八元計算四部小說，一次帶回八千元。

這個數字的量級，放到當時北平普通工人月薪六到十塊大洋的背景下來看，相當于一個工人六七十年的工錢。

這個數字在文壇里不是秘密。

約他寫稿的報社越來越多，他拒絕的速度趕不上對方開口的速度。

他說自己當時最大的苦惱，不是稿費太少，而是稿約太多，"往往為了婉謝人家一次特約稿件，讓人數月不快"。

這樣的稿費水平，讓當時幾乎所有在報刊上賣文的人都有所耳聞。

而有一個人，得知這件事的方式，是他這輩子沒有料想到的——

不是通過文壇的閑話，不是通過報紙的報道，而是通過他自己的母親親口問他，為什么他不能寫一本張恨水那樣的書。

魯迅的母親，叫魯瑞，是張恨水最忠實的讀者之一。

這不是一句虛話，而是有記錄可查的事實。

魯瑞老太太對兒子魯迅寫的那些東西，態度始終是溫吞的——有人問她覺得兒子的文章怎么樣，她的回答是"還可以，喜歡嘛……說不上"。

但她看張恨水的書，停不下來，一部接著一部地要。

《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美人恩》，她都看過，還要魯迅幫她買新的。

她有一次問過魯迅：你為什么不能寫張恨水那樣的小說給我看？

魯迅的回答只有八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