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百度百科TA說、《楚天都市報》2006年8月11日報道、《鄭州晚報》2006年8月10日報道、新浪新聞歷史檔案及地方縣志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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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秋，河南省南召縣太山廟鎮的集市上，剛剛開了秤。

天還沒大亮，山路上就有了人影。

賣山貨的、換零錢的、買鹽買布的，從四面八方的村子趕來，把這條不寬的街道擠得滿滿當當。

秋天是豐收的季節，可戰后的第一個秋天，人們臉上的疲倦比喜悅多得多——日子還難，只是難法不同了。

南召縣太山廟鎮的集市，是附近幾個村子的貿易集中地。

每逢集日，四里八鄉的農民都會背著貨物趕來，換些銅板碎錢，再買點鹽巴、火柴之類的日用品回去。

集市上人聲嘈雜，各種氣味混在一起，熱騰騰的，是那個年月里最有煙火氣的地方。

那天，孫邦俊起了個大早，背著一簍山貨，從梁溝村走了一個多鐘頭的崎嶇山路，才來到鎮子上，打算換些散錢，補貼家用。

一路上山風涼意漸濃，他走得汗淋淋的，到了集市，找了個位置把貨擺開，開始吆喝。

孫邦俊正專心賣貨，人群里忽然騷動起來。

街邊有個乞丐，衣衫破爛到幾乎不成樣子，嘴里嘟囔著聽不懂的語言，顫顫巍巍地蜷縮在墻根底下。

集市上的人紛紛繞著走，有人皺著眉頭不耐煩地驅趕，有人隨手抄起爛菜葉子往他身上砸。

那乞丐看見有東西扔過來，竟還伸手去撿，塞進嘴里就吃，可見是餓極了。

孫邦俊擠進人群，低頭看了一眼——那人破爛的外衣底下，隱隱透出一種顏色，是日本皇軍的軍裝殘跡。

皮包骨頭的身子，高燒未退，眼神里空洞洞的，已經快撐不住了。

旁邊有人扯他袖子，壓低聲音說："那是個老日，別管。"

孫邦俊沒有吭聲。

他從包袱里摸出兩塊窩頭，蹲下來，遞了過去。

河南省南召縣太山廟鎮梁溝村的孫邦俊，就這么蹲在集市的塵土里，把兩塊窩頭遞給了一個日本兵。

周圍有人罵他糊涂，有人搖頭走開，有人駐足看著發愣。

孫邦俊什么都沒說，就那么蹲著，等那個人把窩頭吃完。

誰也沒有料到，這兩塊窩頭，牽出了整整四十七年的緣分。

四十七年，是一個嬰兒從出生到步入中年的時光；四十七年，是梁溝村的山換了幾茬草木、集市上的攤販換了幾代人的歲月；四十七年，是孫邦俊從壯年到入土、孫保杰從少年到白頭的全部時光。

而這段緣分最終走向何處，孫邦俊的兒子孫保杰，在幾十年后踏上日本的土地，親眼見證了一幕令所有人動容、久久難以忘懷的場面。

孫邦俊用一輩子換來的那份東西，在那一刻全部顯了形，讓所有聽說過這段故事的人，都在心里沉默了很久……

【一】戰后的南召縣，一個莊稼人的難處

要讀懂孫邦俊這個人，先得讀懂他生活的那片土地。

南召縣地處河南西南部，伏牛山腹地，山多地少，土地貧瘠，老百姓世代靠著山貨和薄田維持生計。

這里的山路彎彎繞繞，走出去要費半天功夫，走進來也不容易。

正是這種地方，養出了一種旁人看不太懂的性子——話不多，不愛計較，遇到事情扛一扛就過去了，扛不過去，再繼續扛。

這種性子，不是天生的，是被山磨出來的，被窮磨出來的，一代一代傳下去，傳到孫邦俊這里，就成了他身上那種叫人一眼看不透、卻越看越覺得厚重的底色。

八年抗戰，南召縣同樣沒能幸免于難。

日軍掃蕩過，壯勞力被拉過夫役，糧食被征繳過，村子里的苦難一樁接著一樁，像山里的石頭，搬走一塊，下面還有一塊。

那些年，孫邦俊一家也是在這樣的壓迫下熬著——家里幾畝薄田，上有老人，下有孩子，靠著種地和上山打貨換些散錢，日子捉襟見肘，卻也一天天往前走。

戰爭年月里，孫邦俊經歷了太多無奈的事。

日軍來了要征糧，好不容易在地里種出來的東西，往往還沒等到收進倉就被搜刮一空；村里的壯勞力被拉去做夫役，有人去了就再沒回來。

整個梁溝村，人人都在一種壓抑而緊繃的狀態里活著，誰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么，誰也不知道今天的飯能不能吃飽。

可孫邦俊這個人，在那樣的年月里，始終沒有把自己封死。

他見過太多苦難，也見過太多死亡，卻從來沒有因此變得麻木，更沒有變得冷漠。

鄰居家斷了炊，他能勻出去一把野菜；街邊有流民倒下，他忍不住施舍一口吃食。

在他自己的想法里，這沒什么大道理可講，"困難時期，大家更應該同心協力、互幫互助"，就這么簡單。

好不容易熬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村子里的人才算緩過了一口氣，家家戶戶都覺得，往后的日子總算能朝著好的方向走了。

可戰爭結束，并不意味著苦日子跟著結束。

1946年的秋天，梁溝村的孫邦俊，日子依然艱難。

戰爭留下的創傷還沒撫平，田里的莊稼才剛開始恢復，家里幾口人嗷嗷待哺，孫邦俊就是那根頂梁柱，天沒亮就出門，天黑了才回來。

那個秋天，他背著一簍山貨，從梁溝村走了一個多鐘頭的山路，去太山廟鎮的集市上換些散錢補貼家用。

這樣的日子，他過了很多年，早就習慣了。

集市上熟悉的聲音、熟悉的氣味，讓他覺得踏實，覺得這個還在慢慢喘氣的世界，總歸是要往前走的。

也正是這個心腸，在1946年秋天的那個集市上，讓他蹲下來，把兩塊窩頭遞給了一個日本兵。

那一年，孫邦俊做夢也沒想到，這兩塊窩頭，是一個長達四十七年的故事的開頭，也是他這一生最重要的一個選擇——不是慷慨激昂地做出來的，而是低著頭、蹲在地上，悄悄做出來的。

有人后來問過孫保杰，他父親是個什么樣的人。

孫保杰想了很久，說："就是個普通的莊稼人，話不多，干活實在，見不得人受苦。"

就這三句話，是孫邦俊這一輩子最完整的畫像，也是梁溝村那片山里，養出來的最普通的一種人的樣子。

這種人，在哪個村子里都有。

他們不說大話，不做大事，一輩子就在那片山里，把能做的事做完，把該過的日子過下去。

可有的時候，就是這樣的人，在某一個普通的早晨，做了一件旁人覺得不可思議的事，然后用余下的一生，把這件事守住了，守成了一個傳下去的故事。

孫邦俊，就是這樣的人。

【二】那個流落在集市上的日本兵

這個被孫邦俊遞了窩頭的人，叫石田東四郎。

石田東四郎，1937年畢業于東京農學院。

他本不是一個喜歡打仗的人，年輕時在學校里讀農業，夢想是將來回到鄉下種地，過普通人的日子。

可日本軍國主義的征兵令沒有給他選擇的余地，1937年，他從農學院畢業的同一年，就被強制入伍，踏上了開往中國的軍艦，從此與故鄉和家人生死兩隔。

他在戰爭期間擔任"宣撫官"，職責是以思想宣傳為主要手段，并非直接參與正面戰斗。

盡管如此，他對自己參與過的那場戰爭，始終懷有深深的懺悔。

據了解他的人描述，他在孫家生活的那些年里，會偶爾喃喃地說一些日語，旁人聽不懂，但能感受到那些話語里的沉重和歉意。

只是他的記憶已經大半消散，那些懺悔，也只能藏在越來越模糊的意識深處。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部隊潰散。

石田因頭部和腿部受傷，行動遲緩，被自己的戰友丟在了中國的土地上，任其自生自滅。

他心里清楚日本對中國犯下的罪行，知道自己的身份在這片土地上意味著什么，所以流浪乞討時總是遮遮掩掩，生怕被人認出來。

他拖著殘破的身體，一路向南流浪，饑一頓飽一頓，有時候被人認出是日本兵，還要挨一頓毒打，就這么磕磕絆絆，撐到了1946年的秋天，到了河南南召縣。

從日本投降到流浪到南召縣，差不多過了整整一年，這一年里他經歷了什么，后來誰也說不清，只知道他到孫邦俊家的時候，已經瘦得皮包骨頭，腦子里的傷也讓他的記憶越來越模糊，很多事，已經想不起來了。

到了太山廟鎮，他已經餓了太多天，身上的力氣快耗光了。

為了填飽肚子，他冒險在攤子邊拿了兩個包子，結果付不起錢，被攤主扣了下來，日本兵的身份也隨即暴露，引來一頓打。

當時抗日戰爭雖然勝利了，但國人對日本人的抵觸情緒依然濃厚，石田蜷縮在地上，沒有任何還手的力氣，也沒有任何辦法求饒，就那么忍著，因為太虛弱了，連掙扎都省了。

就在他命懸一線的時候，孫邦俊路過了。

孫邦俊起初不知道事情始末，只看到一群人在圍著一個人打，看不下去，這才上前攔了下來。

后來弄清楚了原委，知道打的是一個日本兵，他也不想多管，只是替石田付了那兩個包子錢，又從自己的包袱里摸出兩塊窩頭丟過去，轉身要走。

可石田跟上來了。

他不會說中國話，只是用手比劃，比劃著要跟著走，比劃著要有口飯吃。

孫邦俊停下來，沖他擺手，讓他走。

石田站在原地，既沒有走，也沒有說話，就那么看著他，眼神里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東西——不是哀求，也不是威脅，就是一種用盡了最后一點力氣的茫然。

孫邦俊嘆了口氣，又轉身走。

石田又跟上來了。

就這樣走走停停，走了一段路，孫邦俊回頭看了看這個餓得快站不住的人，心里那道坎怎么也邁不過去，最后停下來，朝他做了個跟上來的手勢。

回到家，孫邦俊對妻子解釋說："要是日本那些當官的不打咱中國，他咋能弄成這個樣子，咱要不收留他，看著他活活餓死，不是那個理呀。"

就這么一句話，把這個人帶進了梁溝村，帶進了孫家的院子。

一個河南農民，一個日本傷兵，就這么湊在了一起，誰也沒想到這一住，會是整整四十七年。

【三】偏癱、債務與八個月的守護

石田東四郎住進孫家的頭幾天，村子里的反應幾乎是一邊倒的。

消息傳得飛快。

村里人知道孫邦俊帶了個日本兵回來，當即炸開了鍋。"那些日本兵燒殺擄掠，壞事做盡，你孫邦俊把他帶回村干什么？"有人找上門來罵，有人在背后指點，說他數典忘祖，說他不知好歹，說他把仇人往家里領，真是腦子壞掉了。

孫邦俊有口難言，后來拉著家里人四處解釋，這才慢慢讓大家平息了一些情緒。

孫家給石田起了個中文名字叫"李同"，讓他住下來，先把傷養好，然后再想辦法送他走。

孫邦俊當時的盤算，就是這么簡單——治好了，送走，兩清。

可誰也沒想到，住下沒多久，一件更棘手的事來了。

石田的頭部傷勢比外人看起來嚴重得多。

外傷雖然逐漸愈合，但腦子里的損傷，卻在日后慢慢顯現——他的記憶開始模糊，行為舉止變得呆呆傻傻，語言能力也大打折扣，很多時候只能靠手勢比劃。

有時候半夜他會突然從睡眠中驚醒，在院子里喊叫亂跑；有時候又發呆發很久，對周圍的一切毫無反應，像是意識陷進了某個黑暗的深處，出不來。

村里人發現這個日本兵不是語言不通，而是真的"傻了"，態度反而漸漸軟化了，覺得對著一個"傻子"發火，實在沒什么意思。

可沒過多久，石田突然偏癱了，整個人癱在床上動彈不得，臉上不時抽搐，神志時清時亂。

偏癱在那個年代幾乎等于宣判了死刑，普通人家遇上了，多數只能等著。

孫家也沒有什么好的醫療條件，周圍的人紛紛勸孫邦俊放棄，說已經仁至義盡了，一個日本兵，犯不著把自己家搞垮。

孫邦俊聽了，沉默了一會兒，搖搖頭，說了一句話："把他趕出去，他咋活呢？"

于是孫邦俊夫婦開始照料這個偏癱的日本兵。

當時家里的生活已經相當困難，基本上難以維持溫飽，但為了讓石田能吃點好的，孫邦俊把家里準備留著過年的白面蒸成饅頭、做成面條；家里母雞下的蛋，全部留出來給他補充營養；夫妻倆輪流在他床前守著，端屎端尿，半夜還要起來給他蓋被子，查看他是否有不適。

孫邦俊的兒子孫保杰，那時候還是個孩子，看著父母日夜照料這個日本老人，心里有說不清楚的感受。

他不怕這個日本叔叔，從小就不怕，因為這個人從來不會傷害他，只是整天呆呆地坐著，有時候朝他露出一個憨憨的笑。

孩子們叫他"憨叔"，他就憨憨地應一聲，這個名字，就這么叫了很多年。

為了給石田看病，孫邦俊去敲鄰居的門借錢。

一戶借不夠，再去敲第二戶。

那年月，誰家都不寬裕，借來的每一文都是人情債。

就這么，孫家背上了幾百元的債務——對一個靠賣山貨過活的農戶來說，這幾乎是天文數字，壓在肩上，沉甸甸的，不知要多少年才還得清。

就在這樣的壓力下，孫邦俊夫婦日復一日地守著石田，熬過了將近八個月。

奇跡發生了。

石田的偏癱漸漸好轉，能重新走路，能幫著做些輕活，臉上也開始有了一點血色。

康復之后，他變得話少，卻干活實在，孫家的地他幫著種，孫家挑水他搶著上，鄰居家有重活他也會主動搭一把手。

村里人起初對他冷眼相對，但時間長了，大家發現這個人從不惹是生非，逢年過節，有人主動給他送點吃的，叫他一聲"小門"，他就應一聲，露出一口白牙笑起來。

就這么一天天地過，把陌生過成了熟悉，把熟悉過成了家常。

石田喜歡抽煙，家里沒有的時候會去鄰居家里要，每次都是嘴里叼一根、耳朵后面別一根地回來，但整盒的煙從來不拿人家的。

他喜歡吃面條和饅頭，一頓能吃好幾碗，吃完了會摸摸肚子，發出一種滿足的聲音。

沒事的時候喜歡四處串門，看見誰家干農活，會主動上前幫忙。

這些細節，被孫家人一一記住了，被村里人一一看在眼里，也就慢慢地，讓一個"老日"變成了梁溝村的一分子。

【四】孫保杰被取消的錄取資格，以及父親臨終的那句話

日子一年一年地過，石田在孫家，從"外人"慢慢變成了"自家人"。

可這份接納，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

石田的存在，像一塊石頭，砸進了孫家的生活，砸出的漣漪一圈一圈往外擴，擴到了孫保杰身上，擴到了這個少年整個命運的走向上。

特殊時期到來之后，孫邦俊一家因為"窩藏"日本兵，被扣上了"溝通外國、里應外合"的帽子，各種調查接連不斷，批斗的壓力壓在孫家頭上，壓得人喘不過氣。

孫邦俊一聲不吭地扛著，家里的日子照過，石田的飯照喂，那份堅守，不需要任何言語來解釋，就是這么撐著。

可就在這段最難熬的歲月里，一件事徹底擊碎了孫保杰的一個夢。

1961年，孫保杰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當地的師專。

這對孫家來說，是多年來頭一件真正的喜事——孫邦俊這個彎了半輩子腰桿的莊稼人，聽到消息的時候，站在院子里愣了好一會兒，然后慢慢地直起了背，連續擺了好幾天的宴席慶賀。

村里人來道喜，孫邦俊笑著應聲，臉上那種藏不住的驕傲，是他這輩子很少有過的神情。

可沒過多久，一個消息來了。

因為家里收留著一個日本兵，招生政審人員認定孫保杰政治上有問題，當即取消了他的錄取資格。

那些還沒撤掉的菜，就那么擺在桌上，誰也沒動幾筷子。

那頓飯，是孫保杰這輩子最難吃的一頓飯。

讀書的夢，就這么碎了，碎得連一點聲響都沒有，只是靜靜地消失了。

往后，他只能子承父業，跟著父親一起下田種地，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讀書的路堵死了，成家也難——村里姑娘一聽說他家里還有個"老日"，紛紛避之不及，即便孫家再怎么老實本分，也無人愿意上門。

一直等到同齡的小伙子們都抱上了孩子，孫保杰才與一個甘愿和他共赴艱難的山村姑娘王成香成了親。

成香過門后，二話不說，和丈夫一道擔起了照顧日本傷兵的擔子，沒有一句怨言。

更難的日子還在后面。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一場大饑荒席卷中原大地。

孫家大小上山挖野菜、拾山果，勉強維持度日。

就在這最難熬的時候，與孫邦俊同住一院的哥嫂因饑餓過度，患了浮腫病，先后死去。

孫家自己的親人餓死了，石田卻靠著孫家分出來的那一口野菜，活了下來。

這件事，村里人不是沒有議論，可孫邦俊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后悔的話，也從來沒有對石田冷過一次臉。

1964年，孫邦俊患了食道疾病，病情一天比一天重，自知時日無多。

彌留之際，他把兒子孫保杰和孫子叫到床前，叮囑了最后一件事——以后如果有機會，一定要幫石田找到他在日本的家人，讓他們一家子團聚，有機會，就把他送回日本老家。

說完這句話，孫邦俊走了。

帶著一輩子沒說完的話，帶著那兩塊窩頭開頭的故事，走了。

孫保杰跪在炕前，一句話沒說出來。

他知道父親囑咐的是什么，也知道這件事意味著什么——往后的日子，他一個人扛。

從那以后，照顧石田的擔子，全落在了孫保杰和妻子王成香身上。

夏日里，孫保杰為石田縫制單衣，冬天則精心做好棉襖；每天天蒙蒙亮，他便早早起身，依著土方子熬上一鍋湯水，為老人調養胃口——那是連他自己都舍不得喝的白面稀飯，在那個連紅薯都填不飽肚子的年代，白面是最金貴的，他卻毫不吝惜地端到石田面前。

若說是孝順遵從父親遺愿，倒不如說是骨子里的善良，已經生長成了一種習慣，容不得半點猶豫。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孫保杰萌生了一個念頭——幫石田找到日本的家人，把他送回去。

他開始奔走于鄉政府、縣政府、紅十字會等機構，把石田的情況寫成文字，寄往日本。

一封，兩封，十封，一百封，多年下來，他寄出的信超過了一百封，每一封都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這一百多封信，是孫保杰用幾十年的時間和耐心，替父親的囑托鋪就的一條路，只是走了很久，還看不到盡頭。

有時候，孫保杰會在寫信的時候停下來，看著窗外那個在院子里慢慢踱步的老人，想著這封信寄出去之后會不會還是沒有回音，想著父親臨終前的那幾句話，想著那副備在屋角的壽棺，心里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沉。

可想完了，還是提起筆，把這封信寫完，折好，裝進信封，明天去鎮上寄出去。

就這么一封一封地寫，一封一封地寄，一封一封地等，等了很多年。

1985年前后，孫保杰和妻子覺得尋親已經無望，悄悄給石田備了一副壽棺——如果這輩子真的找不到，就在中國給他養老送終，也算是完成了父親的心愿。

壽棺備好的那天，孫保杰坐在院子里，看著那個已經滿頭白發、步履蹣跚的老人在院子里慢慢踱步，心里說不出是什么滋味。

找不到了，就送終。

父親的囑托，到這一步，也只能這樣交代了。

1986年，孫保杰給南召縣政府寫了一封長信，把石田的情況詳細說明，縣政府收到信后立即聯系日本駐華使館，事情終于有了一點轉機。

1989年冬天，有消息說方城縣有一位日本婦女根本利子，或許能幫上忙。

孫保杰二話不說，第二天就帶著石田趕去方城，把整件事從頭到尾講給根本利子聽，根本利子聽完，淚流滿面，立即表示要寫信給日本的朋友，托他們幫忙在日本尋親。

線索就這么一點一點地往前延伸，可就在所有人都以為已經快要找到的時候，1992年的春天，孫保杰帶著石田去見一個日本訪華團，人群里突然有一個人猛地沖上來，死死地抱住石田，顫抖著喊出了一個名字。

而那一刻，石田東四郎站在原地，臉上毫無反應，就那么呆呆地望著對方，仿佛什么都不記得了，仿佛那個名字，跟自己毫無關系。

當津田康道顫抖著把那張老照片放在石田面前的時候，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