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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漢之際漢王劉邦就國南鄭時“燒絕棧道”之處及其行為人，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從《史記》的記載考查，劉邦經行子午道，《留侯世家》中的“褒中”為“中”之訛，而《漢書》的失誤導致出現張良、劉邦“相送”的矛盾和經行褒斜道的錯誤觀點。“燒絕棧道”發生在子午道并由漢王君臣實施，其他種種說法皆不可信。漢初褒斜道已壅塞四十年，劉邦無緣由此經過，亦毋須破壞此道。

關鍵詞：秦漢之際；漢王劉邦；褒中；蝕中；子午道；褒斜道

公元前206年（史家以其為“漢之元年”）四月，以巴、蜀、漢中為封地的漢王劉邦離開關中，穿越秦嶺谷道前往王都南鄭（今陜西漢中），行進途中，“燒絕棧道”，以圖自固。進入南鄭之道路和“燒絕棧道”之史實，原本屬于劉邦“王漢中”這個重大歷史事件中的枝節問題，但因典籍記載有差異和紕漏，后世取材的偏好和角度不同，且對地理實際的熟悉程度及相應判斷有異，出現了許多爭議，有必要進行辨析。

一

《史記》中“燒絕棧道”發生于子午道

關于劉邦就國南鄭之路線及“燒絕棧道”之史事，司馬遷在《史記》的《高祖本紀》和《留侯世家》中都有記載。卷八《高祖本紀》曰：

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

卷五五《留侯世家》曰：

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對照《高祖本紀》和《留侯世家》，司馬遷關于“燒絕棧道”的記載反映了以下史實：其一，漢王率將士自杜縣（今陜西西安市長安區西）之南的蝕中往南鄭就國；其二，張良送漢王至此道途中的褒中（為中之誤，見下）即返韓，離開前勸漢王燒絕棧道；其三，張良離開后，漢王繼續前行，并燒毀所過棧道。

漢王往南鄭所行之“蝕”，劉宋裴駰《史記集解》引三國時如淳之說釋為“入漢中道川谷名”。南宋程大昌《雍錄》進一步考證：“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皆礙南山，不可直達，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惟子午關，子午關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有駱谷關，······此之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午也。”東漢桓帝時鐫刻于褒斜道石門隧洞的《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通稱《石門頌》）摩崖文中，有“高祖受命，興于漢中，道由子午”語，說明劉邦由被后世稱為子午道的谷道到漢中，程氏的考證與此吻合。由于駱谷在長安西南二百里外，駱谷道因子午道“途道澀難”于東漢時方出現，而其“大規模開辟利用或曰用于軍事行動在三國時期”，后世學者多以漢王沿子午道行進而非駱谷道或其他道路。

漢王行子午道也符合地理實際。一則自關中穿越秦嶺到達漢中的幾條谷道中，子午道北口距當時劉邦的宿營地最近，劉邦自此入山，有利于很快擺脫項羽乃至其他諸侯王的威脅；二則當時的南鄭屬于治所設于西城（今陜西安康市西北）的漢中郡所轄，此前劉邦已遣將軍酈商“攻旬關，定漢中”，大軍行子午道，便于酈商接應。近人郭嵩燾《史記札記》、毛鳳枝《南山谷口考》等著述和當今嚴耕望、高景明、林劍鳴、李啟良等學者，皆持劉邦、張良行子午道觀點。

漢王既行子午道就國，則張良送漢王并勸其“燒絕棧道”也只會發生在子午道上，因為《高祖本紀》中明確記載張良勸劉邦“燒絕棧道”之時序在“至南鄭”之前。對所燒之地，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曰：“（直）水北出子午谷巖嶺下。······又南徑蓰閣下，山上有戍，置于崇阜之上，下臨深淵。張子房燒絕棧閣，示無還也。”北宋《太平寰宇記》卷一三三《山南西道一》亦曰：“所絕棧道，在（漢中）郡東。”直水今名池河，發源于秦嶺南坡寧陜縣腰竹嶺，向西南流至石泉縣境內注入漢水，與子午道方位和走勢一致。《水經注》和《太平寰宇記》都將“燒絕棧道”之處指向子午道。前舉嚴耕望、高景明等學者和《陜西古代道路交通史》（王開主編）等著作，亦以劉邦、張良燒毀子午谷棧道。至于《留侯世家》中“行燒絕棧道”語，是如唐人顏師古所注，“行”作“行走”解，由劉邦的部伍“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抑或如臺灣專家王叔岷所論“行猶因也”，即“因”張良之說而劉邦的部伍“燒絕棧道”，于史實均無大礙。

這里只有一點疑問，就是《留侯世家》中有“張良送至褒中”語，因為褒中不在子午道上。對此，學界一般認為，這里的“褒中”系訛文，因為“褒中”作為縣，按照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二《漢中志》的記載，始置于漢昭帝元鳳六年（前75），在司馬遷時代還未出現。雖然不能說未置褒中縣就絕對沒有褒中這個地名，但一部《史記》，“褒中”只在一處出現，卻又與歷史背景和相關記載沖突，其錯訛應屬可能。至于“褒中”因何而訛，其原文為何，田靜等著文認為：“可能是‘蝕中’之誤”，亦能講通；而辛德勇認為“褒中”“蝕中”皆訛。辛德勇以唐司馬貞《史記索隱》中“王劭按：（蝕）《說文》作’，器名也。地形似器，故名之。音力也”為線索，考證“蝕中”乃“中”之訛，因蝕本字與“”字字形相似致誤；“”“褒”在《集韻》中同部，讀音相近，故“中”又訛為“褒中”。這個考證可信。也就是說，《高祖本紀》中的“蝕中”和《留侯世家》中的“褒中”皆為“中”之訛。“中”是因地名而成為道路名，如另一條古道“故道”也如此命名。至于中的地望，大抵即在近年學界考證的今陜西石泉縣池河鎮池河東岸譚家灣。

二

褒斜道之說源于《漢書》之失

作為斷代西漢史，班固的《漢書》對漢王劉邦就國路線及“燒絕棧道”亦有記載。《漢書》中漢武帝中期以前的歷史資料大多沿用《史記》而又有增刪損益，而《漢書》對《史記》相關記載的改動，使劉邦就國路線及“燒絕棧道”變得撲朔迷離。

《漢書》卷一《高帝紀上》曰：

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示項羽無東意。漢王既至南鄭······

卷四○《張陳王周傳》（《張良傳》）曰：

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與《史記》對照，《漢書》雖然只做了稍許文字改動，卻意思大謬，造成混亂。首先，《史記·留侯世家》只有“張良送（漢王）至褒中”之說，而《漢書》中除有“良送（漢王）至褒中”（《張良傳》）說，還有“漢王送（張良）至褒中”（《高帝紀》）說，二者形成矛盾。其次，《高帝紀》和《張良傳》中兩處均言及“褒中”，把本屬訛誤的地名坐實。《漢書》面世時，褒中縣已設置數十年，《漢書·地理志》中，漢中郡褒中縣赫然在目。后世不察，遂認為漢王、張良均經過褒中。其三，“從杜南入蝕中”，方位在南鄭東北，“褒中”在南鄭西北，東、西地名的交織，為后世恣意想象、假設劉邦入南鄭路線、張良送劉邦過程、燒絕棧道的事件提供了“依據”。也許有人會說，《漢書》成書于后，抑或其所載比《史記》更準確。實則不然。考查劉邦“王漢中”前后的史事，《漢書》不單對劉邦就國所行道路記載有誤，對事件發生月份、“決策東向”出處的記述，也有含混和錯誤之處，這些都是古人所謂“班踵馬體，則才似遜”“班固才識不如司馬遷遠甚”的體現。

褒中縣自西漢中期設置后，除南朝劉宋時短期被廢外，兩千多年來，一直以褒中、苞中、褒內、褒城等縣名存在，直至1958年。穩定的行政設置，使“褒中”之名具有了高度認知，《史記》中的“褒中”之訛，《漢書》對“褒中”的誤記，長期被忽視，進而出現了劉邦、張良行經褒中，甚至燒絕棧道發生在褒斜道等紛亂之說。唐代是將這些錯誤推向極致的時代。先是，魏王李泰《括地志》曰：“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此以注“褒中”；顏師古在《注漢書》中，除申明“（褒中）即今梁州之褒縣也”后，并進一步解釋：“舊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爾后，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則謂：“褒斜道，一名石牛道，張良令漢王燒絕棧道，示無還心，即此道也。”宋人不像唐人那樣“一邊倒”，雖《蜀鑒》《輿地紀勝》部分沿襲了唐人的說法，但《太平寰宇記》《雍錄》卻主子午道說。明清時，道路交通狀況改善，各條蜀道路線基本定型，許多學者官吏得以穿越秦嶺，考察巴蜀。他們發現了唐宋典籍記載與實際地理環境的一些沖突，于是提出了新的觀點，但由于“褒中”錯訛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這些新觀點仍有紕漏，甚至造成新的混亂。

明正德時何景明在其蜀道“四道三谷”說中，稱“今連云棧道，漢王至南鄭由之”，實際上仍以漢王行經褒中，并將唐宋時方興起的連云棧道鳳州段也誤入劉邦的行進路線。稍后的王士性《廣志繹》和清代王士禛《蜀道驛程記》、陶澍《蜀輶日記》延續了何氏的錯誤。值得特別提出的是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在“子午道”條下明確記述：“漢王之國，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蓋即此。”但困于“褒中”之名，在“褒斜道”條下又曰“漢王就封南鄭，張良送至褒中”、“張良送高祖至褒中，說之以燒絕棧道”云云，形成自相矛盾。清代以降的府、縣志和當今一些學人的研究，受《史記》錯訛的影響，特別是困惑于《漢書》及唐宋以來地理典籍中正確、錯誤論述的交織，或為“省事”，或為使桑梓生色，或為“替”《漢書》周全，置基本的歷史背景和地情人事于不顧，削足適履，以期“蝕中”“褒中”兩全，從而出現了許多脫離實際、照顧字面之說。

三

種種歧見皆不符合史實

在劉邦沿子午道行進之外，為給本屬矛盾的“蝕中”與“褒中”，“張良送漢王”與“漢王送張良”以“合理"解釋，為論述“燒絕棧道”，出現了幾種觀點。但考之以史實和地理實際，這類觀點都有待商榷。

或曰劉邦自褒斜道至南鄭。如果不察關中、漢中間山勢地理，持這一觀點最“輕松”，因為“蝕中”的地望模糊或有異議，而“褒中”赫然在目，就位于褒斜道上。張大可、徐日輝《張良蕭何韓信評傳》即以劉邦自褒斜道至南鄭，且場景描寫生動，但卻非史家筆法。郭清華《淺談褒斜棧道在歷代戰爭中的運用》，拋開蝕中地望不談，只說：“謀士張良勸劉邦‘燒絕’了所過的褒斜棧道。”而黃盛璋《褒斜道與石門石刻》則采毫無依據的“蝕中當是褒中傳抄筆誤”說，推測“《高祖本紀》文有脫訛，應以《留侯世家》為正”，即劉邦以取道褒斜入漢中。黃文的推測沒有依據，“褒中”之有無尚存疑問，豈可臆斷其訛為“蝕中”！且史籍既言“由杜南入”，而褒斜之北口遠在“杜南”以西數百里，如何進“入”！晏波《再論劉邦赴漢中道路》曰：“劉邦和諸侯在戲下罷兵后，正月從杜南出發，沿秦嶺北坡向西，經褒斜道過褒中入漢中。"此說最早見于清賀仲瑊《留壩廳志》，屬曲解歷史、曲解史料。明明是“兵罷戲下”“從杜南入蝕中”，豈能理解為“在戲下罷兵后”，又“從杜南出發”；且塞王司馬欣、雍王章邯豈能放心，被逼于山南一隅的劉邦又豈敢自東而西穿越關中平原。至于晏文將三國時魏延“子午谷之謀”中“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解釋為“從褒中出兵后，越秦嶺向東，走子午谷北面”，亦屬于誤讀史料，當然也不能作為自己觀點的輔證。顯然，自褒斜道至南鄭之說與史實相悖。

或曰劉邦自子午道入而由褒斜道出至南鄭。臺灣大學教授劉德漢在2007年漢中“司馬遷與《史記》學術研討會”發言時即如是說，但他沒有進一步闡述。籍大陽《劉邦赴漢中所行的道路》曰：從子午道向西南經過洋縣龍亭山附近后沿秦嶺南坡向西南就取道褒中到了南鄭。熟悉漢中地理交通者都明白，從子午道到南鄭，根本沒必要也不可能這樣舍近求遠，迂回前進。此說只是為了將“子午道”“褒中”都拉進劉邦行進路線的牽強之論。

或曰張良先自子午道送漢王到南鄭，漢王再送張良到褒中由褒斜道返韓，子午道、褒斜道皆被燒毀。清光朝魁《褒城縣志》即倡其說。林初乾《漢王就封南鄭所過棧道考辨》曰：“燒絕所過的棧道，一條是漢王從杜南穿越秦嶺所走過的蝕中（子午）道，另一條則是張良即將北走歸韓所走的褒斜道。”這些論述看起來圓滿，也解決了“蝕中”“褒中”矛盾的問題，但錯誤更明顯。因為無論是《史記》訛誤之文“（張）良送（漢王）至褒中”，抑或《漢書》謬誤之說“漢王送（張良）至褒中”，系時均在漢王至南鄭之前，前文轉錄的《史》《漢》文字中十分明確。也就是說，司馬遷、班固都認為“褒中之事”發生在“漢王既至南鄭”之前，既如此，哪有可能“漢王送（張良）至褒中”。所以，劉邦不可能送張良到褒中，張良也未經褒斜道返韓。誠如楊樹達先生所論：“《張良傳》云：‘臣為漢王送沛公。’今云漢王送良，情事地理皆不合。"至于有人認為：“漢王將之國，張良將歸韓，彼此互送，至褒中而別。······正見君臣情義之篤”，屬于講故事，而非辨史實。馬強認為：“燒斷棧道實際上在赴漢中途中即已進行。······‘杜南入蝕中’是連接子午道的路線，則這次燒毀斷絕的自然是子午棧道。······到漢中后，又根據張良建議，燒毀褒斜棧道。”“根據張良建議燒毀褒斜棧道”之事有可能發生，但似乎當時沒有發生（見后文）。或曰張良返回時燒絕了褒斜道。李子勤先生亦持漢王由子午道至南鄭、張良自褒斜道返韓說，但他認為子午道未被燒毀，“褒斜棧道被燒毀倒是實有其事的，這是劉邦到漢中后采納張良的建議，并委托張良來執行的。······既然張良和劉邦分別的地點是褒中，也就是褒斜道的南口，那以劉邦委托張良燒毀的棧道自然只能是褒斜道無疑了。”李先生同樣被“褒中”所惑，不得不對張良和劉邦的分別地點做出并不符合史實的解釋。明明是張良勸劉邦燒絕“所過”棧道，豈能變成劉邦委托張良燒毀棧道。其實，像燒絕棧道這樣的破壞行為，在當時付諸實施難度很大，不可能由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來完成。

出現上述令人難以置信的觀點，一則因《史記》過于簡約、《漢書》又誤記，二則因秦嶺山勢險峻，道路復雜，在古代交通條件下很難親履考察，但今人只要身臨其地，且不被典籍訛誤所惑，不難得出正確結論。

四

秦末漢初“至蜀自故道”，褒斜道毋須燒絕

劉邦經子午道就國南鄭，經故道出定三秦，那么，作為跨越秦嶺的交通干線褒斜道在秦末漢初情況如何，為什么未被劉邦大軍利用呢？因為此時褒斜道壅塞，無法通行。

褒斜谷道形成時代很早，至遲在春秋戰國時已成為通衢大道，在范雎相秦的秦昭王時期又被開鑿為棧道，它長期是秦、蜀爭戰和兩地商品交換的通道，也是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的道路。但是，從秦王政以降四十年，卻未見對這條道路予以維修。兩千多年前秦嶺山間的道路，特別是棧道，如不經常修葺，不但不能保證暢通，而且很快會壅塞。而據史籍記載，秦王政時期，氣候惡劣，秦地還發生兩次地震，對道路的破壞嚴重；至于始皇帝營造阿房宮，因褒中之山以出產大木而著名，遂于此取材，以致“蜀山兀，阿房出”，更會對隨后褒谷自然環境造成毀滅性破壞；加之褒斜道有“褒斜綰轂其口”、七盤路逶迤之艱，有褒水“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浮梁振動，無不搖心眩目”之險，到秦漢之際，已經壅塞日久，不可通行。

漢武帝時期一次朝議，頗能說明漢初褒斜道的狀況：

其后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使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近便，而水湍石，不可漕。

此議發生在武帝元狩三年至元鼎二年（前120—前115）之間，距劉邦到南鄭100年稍多。“抵蜀從故道”，說明自長安經故道到漢中歷時已久，而這一時期只能是自秦王政之初（前246年）至漢武帝元狩年間的大約140年，因為再往前追溯，褒斜道、故道皆能同行，并非只能行故道。就在秦孝公、昭襄王治理咸陽期間（約前361—前251年之間），巴蜀、關中之間仍然通過褒斜道頻繁地進行商品交換。之所以后來出現“抵蜀從故道”現象，顯然因為褒斜道在此之后長期壅塞而子午道又在漢初被焚毀。由于褒斜道長期失修，已經淡出人們的視野，所以才有“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之舉，且驚嘆“道果近便”。因此，劉邦駐南鄭，毋須燒毀褒斜道，因為其本身處于廢棄狀態。亦正因為如此，劉邦出三秦時未與褒斜道發生關系。同時，也為元人想象“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留下了空間。

作者：孫啟祥

來源：《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年第6期

選稿：耿 曈

編輯：宋柄燃

校對：賀雨婷

審訂：楊 琪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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