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斯達黎加的干旱森林里,一只剛出生沒多久的白面卷尾猴幼崽正趴在地上,發出微弱而凄切的叫聲。它的母親就在幾米外,低頭看了它一眼,然后轉過身,慢慢消失在樹叢深處。這不是一次臨時走開,而是一場永久的遺棄。在長達三十多年的野外觀察中,這類場景曾被視為幾乎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直到2015年,一場被氣候振蕩推波助瀾的極端干旱,改寫了研究者對“母性本能”的認知。
你可能會覺得,一只猴子放棄自己的孩子,和大洋另一端的海水溫度變化有什么關系?答案藏在厄爾尼諾-南方濤動(ENSO)這個聽起來遙遠、實則牽動全球生態的節拍器里。ENSO的冷暖相位會攪動熱帶太平洋表層的熱量分布,進而改變全球的大氣環流模式。哥斯達黎加的森林對此并不陌生:原本這里每年有明顯的旱季和雨季,植物、昆蟲,連同林中那些面部白皙的卷尾猴,都在這個節律中演化出了精密的應對策略。但2015年,伴隨一次異常強大的厄爾尼諾事件,干旱劇烈到打破了當地的長期記錄。森林變得沉默,果樹的枝條空落落的,而卷尾猴群里,開始出現一些令長期追蹤它們的研究者震驚不已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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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進化人類學家蘇珊·佩里(Susan Perry)從1980年代末就在這里安營扎寨,年復一年地記錄著卷尾猴的社會生活。在正常的年份里,她看到的是一種近乎模范的育幼畫面。“這些母親極其盡心盡力,”她這樣描述。母猴會將新生兒抱在胸前,耐心地為它們理毛,在危險的樹枝間移動時始終保持警覺。因此,當干旱達到頂峰時,佩里在林中看到的情景才會如此刺痛人心——幼崽在地上無助地扭動、哭喊,而它們的母親只是俯視片刻,仿佛在說“太麻煩了”,然后就頭也不回地走掉了,把毫無生存能力的嬰兒留在了原地。
“即使卷尾猴也有它們的極限,”佩里說。這句話背后的分量,遠比字面意義要重。如果連一種以高度社會性和長親代撫育著稱的靈長類都會在氣候壓力下“系統崩潰”,那么其他看似穩定的生命紐帶,會不會比我們想象中脆弱得多?佩里進一步提醒:“我們需要開始關注這件事了,因為所有的氣象預測都指出,未來會有更多的不可預測性和更多的極端氣候。”她的語氣里沒有夸張的警告,只有一個田野科學家對數據的深信不疑。
時間快進到2016年,一個叫奧德·雅各布森(Odd Jacobson)的年輕人來到了這片被稱作洛馬斯·巴爾布達爾的研究地。當時他還是馬克斯·普朗克動物行為研究所的一名學生,原本的研究課題很簡單:搞清楚這片區域里12個不同卷尾猴群究竟怎樣在森林中穿行移動,它們各自的“家域”有多大,每天的覓食路線又受什么影響。但在經歷過前一年那種觸目驚心的遺棄事件之后,雅各布森開始意識到,極端氣候留下的印記可能遠比移動軌跡復雜得多。于是,他轉而著手調查一個更大的問題:氣候變異究竟還能怎樣塑造這些猴子的行為和社會結構?
這項帶著“追問感”的研究最終匯成了一篇論文,發表在《自然·生態與進化》期刊上。雅各布森和包括佩里在內的合作者們,將手中積攢了33年的卷尾猴地理定位記錄,與同期的氣候數據進行了精細比對。這可不是簡單地畫兩條曲線看趨勢。研究的第一步,是弄清每個猴群的大小,如何影響群內個體之間的關系。為了完成這一步,他們整理了大量變量:猴群每天的果實攝入量、它們活動范圍的整體面積、以及為了找到足夠食物每天需要行進的距離。這三者合力描繪出了一幅動態的畫面——當森林的果實在干旱中銳減,猴群的花名冊便開始承受越來越大的張力。
不妨用一個生活里的類比來感受這件事:想象一個幾十口人的大家庭,平時住在物產豐饒的山谷里,出門幾步就能采到果實,全家人圍在一起分享,氣氛融洽。現在,把這個山谷換成一片逐漸荒蕪的坡地,果樹的間距越拉越大,每天要為糊口徒步翻過好幾個山頭。很快,家里的分配就會變得緊張——誰走前面、誰吃得多、誰落在后面,原本被溫情包裹的小摩擦,會在饑餓和疲憊中迅速尖銳化。卷尾猴群面對的正是一個這樣被劇烈拉伸的家園網絡。研究者們觀察到的變量——果實攝入、活動范圍、日移動距離——就像是在給這張網做應力測試。
接下來的問題則更復雜:不同的猴群之間又會如何互動?原文雖然沒有展開最終的完整結論,但這個提問本身已經打開了想象空間。當地圖上的食物斑塊不斷萎縮、移動時,相鄰的群體是會更加激烈地競爭,還是會模糊彼此的地盤邊界?原有的等級結構會不會被重新洗牌?這一切都指向一個更深的生物學困惑:社會關系既是動物應對環境波動的緩沖墊,也是可以被環境壓力直接削弱的薄弱環節。卷尾猴母親在2015年做出的那個冰冷選擇,或許正是這種張力達到極點時的第一個可見裂口。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研究相當謹慎地運用了“相關性”而不是匆忙地宣告因果。33年的數據能夠讓人們看到氣候變量與猴群社會行為之間的同步起伏,但科學的誠實要求研究者保留那一份“可能”的余地。厄爾尼諾事件讓干旱變得更極端,而極端干旱則伴隨著遺棄行為的出現——這是一張正在被拼湊的證據拼圖,而不是一本已經寫好的說明書。佩里和雅各布森反復強調的,正是那句我們常常忘了的科普前提:在錯綜復雜的生態系統里,看見關聯只是追問的開始。
回頭再看那個被母親遺棄在干裂泥土上的卷尾猴幼崽,它身上不僅映照出一個物種在遭遇超負荷壓力時的行為彈性極限,也折射出地球另一端正悄然改寫的海洋溫度剖面。一些聽起來宏大到你覺得自己無法參與的變化,比如“氣候變暖引發的極端事件增多”,正是通過這樣一個個具體的、有面孔的生命時刻,落到我們共同生活的這個世界里。對于長期在野外與這些猴子朝夕相處的研究者來說,這種轉變并不抽象——它就在眼前發生,可以聽見叫聲,可以摸到空癟的果實。
當然,科學界目前還無法精確預測:當極端干旱從“幾十年一遇”變成“十幾年一遇”,卷尾猴群的社會組織是否有足夠的韌性去緩慢適應,還是會不斷出現新的臨界點?那些在群體互動層面即將揭曉的發現,或許會幫助我們理解這種適應性邊界。但無論如何,在洛馬斯·巴爾布達爾的叢林里,一個始于失望的觀察已經清晰到無法忽略:當氣候發起了嚴峻的測試,物種是否能夠交出一份及格的答卷,并不只取決于它們曾經多么盡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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