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學并不是書齋里的學問，而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的整體呈現，是與世俗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回到歷史現場，還原歷史真實是古典學的基本內容。德國古典學家維拉莫威茲在《古典學的歷史》中強調：“該學科的任務就是利用科學的方法來復活那已逝的世界——把詩人的歌詞、哲學家的思想、立法者的觀念、廟宇的神圣、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情感、市場與港口熱鬧生活、海洋與陸地的面貌，以及工作與休閑中的人們注入新的活力。”“復活那已逝的世界”意味著古典學不僅是闡釋某種哲學概念，更是介入日常社會生活。考據、考古、訓詁、綴合等只是歷史的還原方式，古典學的目的還是通過科學的方法重現立體的生活場景，還原古代社會的整體世界。

從古代文明的

歷史源頭出發

西方古典學發源于對古希臘、古羅馬歷史文獻和文物的尋找，起源于對荷馬史詩等經典文獻的考訂綴合，但其目的是通過這些文獻和文物去發現屬于那個時代的社會風貌，從而為整個社會找到生存的精神基礎。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在古典學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文藝復興運動之所以強調對古希臘和古羅馬精神的尋找和發掘，一方面是重建古希臘精神，綴合起已經破碎和衰微的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體系；另一方面是激活以古希臘、古羅馬為代表的文明精神，以擺脫中世紀以來的思想黑暗。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一書中說：“中世紀完全是從野蠻狀態發展而來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學、政治和法學一掃而光，以便一切都從頭做起。”恩格斯的話道出了文藝復興的歷史真實，這一時期古典學的興起是相對于中世紀的歷史黑暗和“野蠻狀態”而言的，有著強烈的時代訴求和現實關切，所謂“一切都從頭做起”就是重返古希臘精神，從古代文明的歷史源頭出發。

近代中國古典學的興起也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明確提出“以復古為解放”的理論命題。而他的“復古”非常有意思，他不是順流而下，而是逆流而上；不是從遠古出發，而是從現實出發，直達遠古。系統說來，是要從清代回歸宋學，即回歸宋代的古典，是針對王學的解放；要從宋學回到漢唐的古典，是針對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的解放；然后又從漢唐回歸先秦的古典，是對許慎、鄭玄的解放，是真正地站在歷史的源頭。“以復古為解放”，實際上是從時代出發，溯源而上，到達古典中國，激活經典、恢復歷史的創造活力。梁啟超所謂的“古代”并不是消失的歷史，而是充滿創造力量的時代和現實。

以經典呈現

全面的社會生活

中國的古典學是以夏商周三代文明為本體的，“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明可以與古希臘文明相媲美，中國的“軸心時代”也在這一時期發生，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說，“人類一直靠軸心期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軸心時代”所創造的思想、文化和藝術并未遠去，而是深深植根于我們的世俗生活和思想觀念中。“軸心時代”是以經典的出現和建立為標志的，經典的建立代表了“軸心時代”的思想和文化的歷史成就，代表了那一時代所達到的思想藝術高度，記錄了屬于那個時代的豐富歷史現實。從前軸心時代向軸心時代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從宏大的歷史書寫轉向具體而全面的社會生活呈現。

以《大雅》、三《頌》為代表的早期周民族史詩側重描寫在周民族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半人半神”的英雄形象，而春秋時代的“變風變雅”則恢復到對普通生活和普通人物的形象展現，以一種新鮮活潑的語言講述日常生活，使得詩歌立足于現實生活的土壤之上，充滿世俗生活的情趣和心理悲歡。詩人的筆觸從局促的宮廷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廣闊空間，田野里耕種的農夫、狩獵場勇敢的獵人、觥酬間陶醉的飲者等君子形象漸漸成為文學的主體形象。

《春秋》堅持“常事不書”的敘事原則，只有王侯君主等重要人物和宮廷事變等非常史實才能進入歷史的視野，而一般的社會生活常常是被忽略的。而《左傳》對“《春秋》筆法”的文學突破恰恰在于從歷史的宏大敘事向具體生活鋪敘、從神圣的英雄表現向世俗生活的君子描寫的轉變。《左傳》保持了描寫日常生活的熱忱，除了描寫宮廷、戰爭、外交、宴享等重大事件之外，其對世俗世界的日常生活有著強烈的書寫愿望。

經典介入日常生活是中國古典學的一個顯著特征。《詩經》結集之后，在社會的各個方面流傳，賦詩唱和成為士大夫的基本修養。春秋時代，《詩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政治、祭祀、外交、教育、文學等諸多領域發揮著巨大的社會實用功能。聞一多在《神話與詩》中說：“詩似乎也沒有在第二個國度里，像它在這里發揮過的那樣大的社會功能。在我們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中國古典學的這一傳統提醒我們，經典的真正意義在于介入全面的生活。

在新的歷史語境中

激活“古典”

古典學的“古典”，常在新的歷史語境中煥發出新的時代精神。雅斯貝爾斯認為，每當歷史的轉折時期，人類都將回顧軸心時代和這一時代創造的偉大的經典，“并被它重燃火焰”。這里需要特別強調兩點。

第一，經典中蘊含著一種樸素的思想力量。馬克思在《關于伊壁鳩魯哲學的筆記》中說，“希臘人將永遠是我們的老師”。他認為古希臘文化有一種“異常客觀的素樸性”，這種“素樸性”以直覺靈動的東西觸摸事物，使之彰顯，越素樸的東西越容易到達事物的本真。古典思想的力量在于他們比我們素樸，比現代人敏感。越接近歷史的起源，越有思想和藝術的新鮮感。經典中對人、對自然、對思想的表達都有一種后世難以企及的新異目光。

第二，經典中包含著一種原始的人道主義精神。經典著作蘊含古典時代的人道主義因素，記載著早期中國文化從神本主義向人本主義的歷史轉變。“仁”是中國古典哲學的核心語詞，孔子強調“仁”的本質是“愛人”。“仁”字，從“人”從“二”，“仁”是“人”字的復數，即人們的意思。即在集體的語境中，強調貫徹愛的原則，仁的意義更多的是強調愛他人。《論語·鄉黨》記載火災發生后，孔子問“傷人乎，不問馬”，首先關心的是人的安危，以人的生死為出發點。

第三，中國古典哲學“和合”思想的啟示意義。《國語·鄭語》開篇就提出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思想。“和”就是不同思想、不同事物的融合會通，是把有差別的東西放在一起，從而產生新的事物和新的思想，而不是追求無差別的“同”。“同”是事物的簡單疊加，不會生發新的事物。“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不同國家、不同文明的歷史河流匯聚一體才能形成新的文明的汪洋大海。“同”是一種文明消滅另一種文明，一種文化替代另一種文化，而“和”則是相互融合、相互激勵，從而生發出新的生命，形成文明的新格局和新氣象。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特聘教授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李培艷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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