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度與向度：以《醫學的溫度》為鏡，錨定醫學社會學中國化進程中衛生事業管理的價值旨歸

——東南大學2025年秋《高級衛生事業管理學》課程閱讀札記

引言

在衛生事業管理的學術研究與實踐場域中，如何平衡制度理性的規范性、技術理性的工具性與人文關懷的本真性，已成為新時代衛生管理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議題。2025年秋季學期，東南大學《高級衛生事業管理學》課程立足學科前沿與中國本土實踐，將《醫學的溫度》納入核心延伸閱讀文本，引導學生在深耕政策設計、管理技術等專業維度的同時，回溯醫學人文本源，深刻叩問衛生事業管理“以人為本”的價值內核與實踐路徑。

本課程選修學生涵蓋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公共管理、生物醫學工程等多學科領域，多元學科背景為跨域思想對話筑牢根基。通過對《醫學的溫度》的系統研讀與深度思辨，學生突破單一學科范式桎梏，嘗試將醫學人文精神貫穿于衛生事業管理的理論建構、制度設計與實踐反思全過程。這些閱讀札記既直面當代醫學“技術化”“工具化”傾向下人文關懷缺失的現實困境，回應學界重塑醫學人文溫度的迫切訴求，又以問題為導向，探析衛生管理實踐中效率導向與人本價值、制度剛性與人文柔性的內在張力，彰顯對衛生管理復雜議題的深刻思考。

作為尚未被固化職業角色與學科定式束縛的青年學者群體，學生們以多元視角解構衛生治理中的價值選擇難題，以敏銳的問題意識審視制度倫理與專業責任的核心內涵，為衛生事業管理領域的學術探討注入鮮活思想動能。本文匯集不同專業博士生的閱讀感悟，既是對本課程階段性教學成果的集中呈現，彰顯“理論+文本+實踐”三維教學模式的育人成效；更以《醫學的溫度》為思想紐帶，為衛生事業管理領域探索“理性治理”與“人文關懷”相統一的中國路徑，提供兼具學術性與實踐性的討論起點，助力推動衛生事業管理學科向更具溫度、深度與高度的方向發展，為醫學社會學中國化與“健康中國”戰略實施提供學理支撐。

管泳怡在閱讀韓啟德院士《醫學的溫度》序言與“現代醫學與中醫應該和而不同”兩章后，認為“醫學的溫度”并非抽象理念，而是從具體生命經驗中淬煉而出的真實體驗。該生在學習心得中寫道，作者童年因猩紅熱住院時，青霉素僅穩住了生理危局，而護士喂飯、講故事的溫柔照護才真正焐熱了幼小心靈，這份記憶成為其一生從醫的精神底色，使泳怡認識到醫學從來不是冰冷的儀器與數據，而是“以生命溫暖生命的修行”。在回顧作者初入行時為十六歲農村女孩耗時一小時完成全套檢查的經歷時，該生認為即便未能確診，極致的認真本身已構成一種治療，這印證了“醫生的態度也是可以治病的”。在陜西農村衛生院行醫期間，作者讓出病床、口對口吸痰、騎車監督服藥、自學拔牙復位，用盡全力回應每一份痛苦的呼喚，老鄉們悄悄放在窗臺上的雞蛋與饅頭，使該生將其理解為醫患之間最樸素也最珍貴的情感共鳴。該生進一步指出，在基礎醫學研究階段，作者雖面對的是試管與數據，卻始終以“讓更多人遠離痛苦”為初心，使基礎醫學同樣承載著生命的溫度；而當其進入更宏觀的視角，目睹技術至上觀念蔓延時，作者明確提出醫學不應把衰老當作疾病、不應迷失于延長生命極限的執念，而應守護生命從生到死的自然與尊嚴。閱讀“現代醫學與中醫應該和而不同”一章后，該生認為作者對中西醫的分析并非對立優劣之爭，而是基于“和而不同”的發展理念，指出現代醫學與中醫分屬不同文化與哲學體系，應在各守本質的基礎上相互補充。該生特別認同書中提出的“能打敗中醫的只有自己”的警示，認為中醫若失去自身特色、盲目西醫化，才是真正的危機，并高度評價作者提出的鼓勵民營中醫發展、建設示范中醫院、加強中藥質量監管與推進中醫科研整理等具體建議。最后，泳怡同學認為，無論是現代醫學還是中醫，其共同目標都不在于技術競爭，而在于如何更好守護人的健康與尊嚴，“醫學是人學，醫道重溫度”既是對個體醫者的要求，也是對整個醫學制度與文化的根本提醒。

宋藝帆在閱讀《醫學的溫度》“代序”與“始于醫者仁心的敘事醫學”兩章后，將思考集中于技術洪流中醫學溫度如何在管理體系中被守護與重建的問題。該生從作者童年患病時護士喂飯、講故事的細節談起，指出患者記住的往往不是具體技術，而是真切感受到的人文關懷，并由此認為“溫度”并非醫療服務的附屬品，而是衛生事業管理的核心價值之一。在學習韓啟德院士陜西農村行醫與為患者耗時一小時查體的案例時，該生深感作者強調醫者態度本身具有治療價值，這啟示管理制度不能只以治愈率、周轉率等冰冷指標評價績效，而應在體系設計中為這種不可量化的關懷預留制度空間。該生根據書中內容將現代醫學中“溫度失守”概括為三種結構性風險：其一是優質資源高度集中導致醫生極度忙碌、交流時間被壓縮，使敘事醫學所需的傾聽難以發生；其二是醫學與衛生管理教育中重技術輕人文，可能培養出技術精湛卻缺乏同理心的“工匠型”從業者；其三是資本、績效與技術捆綁引發的價值異化，將衰老視為疾病、將風險因素過度醫療化，從而偏離“保護正常生命進程”的醫學初心。在此基礎上，該生將韓院士提出的“敘事醫學視為溫度回歸的現實路徑，認為敘事醫學不僅是一種臨床能力，更是一種可被納入管理體系的工具，它通過“自由而專業的傾聽”重塑醫患互動模式，并可能提升診療準確性、患者依從性與滿意度”。該生學習借鑒韓院士的觀點，強調從管理層面推動醫學社會學敘事醫學與醫學敘事，應在教育中系統培養敘事素養，在制度上引入主治醫師全程負責制與患者體驗指標，在環境中營造分享與激勵機制，并通過資源下沉與全科醫生建設，為敘事提供時間與責任的連續性。最終，藝帆同學指出，衛生事業管理的最高境界不在于技術的極致效率，而在于通過制度設計使技術之“銳”與醫學之“溫”有機融合，使“有時治愈，常常幫助，總是安慰”成為可被制度支持的職業常態。

李志瑩在閱讀《醫學的溫度》“代序”與“我對循證醫學的看法”兩章后，將思考集中于“醫學的溫度”的來源及循證醫學的價值與局限。該生指出，“醫學的溫度”并非抽象口號，而源于醫者對患者的共情、醫患之間的溝通和醫生的擔當，是貫穿臨床實踐、基礎研究與衛生政策制定的重要價值取向。通過學習梳理韓啟德院士童年住院、初次接診農村女孩、陜西基層行醫，以及從事基礎醫學研究與參與國家衛生政策制定等經歷，志瑩同學認為，無論是在床旁照護、臨床態度，還是在實驗室研究與制度層面，醫學的溫度始終體現為對生命尊嚴的尊重與對患者處境的切身理解。該生特別強調作者關于“醫學的任務只是保護生命正常過程”“有時治愈，常常幫助，總是安慰”的論述，指出醫學不能妄自尊大，以為技術能夠解決所有健康問題，其根本仍在于在有限條件下給予患者安慰與尊重。在循證醫學部分，該生系統概括了循證醫學從經驗醫學、實驗醫學到現代循證醫學的發展過程，認為循證醫學通過隨機對照試驗和系統評價，為群體層面的臨床決策提供了可靠依據，是醫學科學化進程中的必然產物。該生同時指出，當前臨床證據具有明顯局限性，證據結論本質上是概率性的，難以精準預測個體療效，大數據與個體化醫療亦無法消解這一認識論難題。該生引述作者以高血壓用藥為例的論述，指出循證醫學迫使醫學決策必須同時面對資源配置、醫保制度與社會公平問題，提示醫學決策已不可回避價值層面的考量。最終，志瑩同學認為，當證據無法給出確定答案時，醫生的經驗、溝通與共情以及對患者具體情境的理解便成為決策的重要依據，而缺乏科學證據支撐的關懷同樣可能流于空洞，唯有在人文關懷與科學證據的共同基礎上，才能真正造福患者。

王長勇在研讀韓院士《醫學的溫度》代序時，聚焦于醫學溫度在不同歷史語境與制度條件下的具象呈現。他從作者童年罹患猩紅熱合并心包積液的住院經歷切入，指出令作者初悟醫學價值的并非藥物或技術，而是護士講故事、悉心照護所傳遞的溫情呵護。由此，王長勇意識到，醫患關系的起點從來不是器械與處方，而是患者在脆弱時刻所感知的情感支持。回溯韓啟德院士初入醫界時接診農村腹痛女孩的經歷，王長勇進一步感悟：在缺乏化驗與影像設備的條件下，維系醫患信任的關鍵并非醫療技術水平，而是醫者所秉持的耐心、真誠與責任感。多年后患者家屬的專程致謝，更讓他認識到，資源匱乏情境下的醫學溫度，恰恰是醫者職業操守的核心基石。王長勇認為，公社衛生院的工作階段是韓啟德院士醫學觀真正成型的關鍵時期。彼時藥品稀缺、診療條件簡陋，患者往往病篤才求醫，醫者既無法輕易許諾療效，又不能推諉救治責任，只能以坦誠溝通緩解患者焦慮，并通過持續精進專業技能回應臨床需求。他據此指出，醫者的成長并非主要源于課堂理論的灌輸，而是植根于真實患者的診療實踐與醫患信任的反復淬煉。在論述結尾，王長勇將作者提及的已故護士與農民患者，視為 “醫學是人學” 理念的本源。他強調，正是這些普通人的生命經驗，讓 “醫道重溫度” 成為韓啟德院士矢志不渝的職業信念。他進而反思：若無法在醫療數據與技術成就的背后，看見患者的個體處境與情感需求，那么所謂的醫學進步本身就是不完整的。

鄭月輝在閱讀韓院士《醫學的溫度》中“感悟死亡”一章后，將思考集中于醫學如何在技術能力與生命尊嚴之間重新理解死亡的意義。該生指出，死亡首先是一種帶走親人的冰冷事實，而醫學面對的并不僅是生理終止事件，更是充滿情感與哲學意義的生命時刻。該生認為，在韓啟德院士的敘述中，死亡經歷了一次“返魅”的過程，即從單純的生物學終點轉化為關于尊嚴、痛苦與意義的存在論事件，當醫學能夠延長生命卻無法保證生命質量，當技術能夠推遲死亡卻無法消除痛苦時，“善終”問題便成為檢驗醫學溫度的關鍵尺度。該生特別強調作者對搶救無效后醫生仍為患者整理儀容、向家屬解釋病情、輕聲告別等細節的描寫，認為正是這些行為使死亡不再只是醫學的失敗，而是一種生命圓滿的終結，從而體現醫學在理性與情感之間的平衡。在聯想到自身親人在ICU接受生命維持治療的經歷時，該生提出質疑：當醫學把死亡視為必須戰勝的敵人時，是否有時反而剝奪了患者平靜離去的尊嚴？而這種對技術至上的反思并非對醫學的不敬，而是對醫學精神的回歸。該生進一步指出，醫學的價值不僅體現在延長生理存在，更體現在陪伴生命最后階段的尊嚴與安寧，面對死亡，醫生需要具備接受生命有限性、與家屬共情并守護患者最后安寧的勇氣，這種勇氣本身也是一種深沉的仁愛。最終，月輝同學認為，死亡不是醫學的終點，而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唯有學會面對死亡，才能真正理解如何活著，而醫學的溫度正源于這種對生命的敬畏與理解。

時生輝在閱讀《醫學的溫度》后，將思考集中于“技進乎道”與“醫道重仁”的內在統一。該生從孫思邈“大醫精誠”的傳統醫德談起，認為韓啟德院士的人生經歷正是這一醫道境界在現代醫學中的生動體現，并由此理解韓院士“醫學是人學，醫道重溫度”并非抽象理念，而是回應他人痛苦的具體實踐。生輝同學重點回顧《醫學的溫度》的作者童年患猩紅熱住院的經歷，指出真正被記住的并非青霉素本身，而是護士“絕對臥床”的細致護理與講故事的溫情陪伴，這一記憶構成其一生從醫的精神底色，并使該生認識到醫患關系本質上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不僅是人與疾病、人與機器之間的關系。在回顧韓院士初次接診十六歲農村女孩的經歷時，該生強調耗時一小時完成全套檢查雖未能確診，卻以極致認真贏得病人家屬的千恩萬謝，從而印證“醫生的態度也是可以治病的”。在陜西鄉村公社衛生院時期，韓先生面對病人反復追問“能否治好”，逐漸領悟病人需要的不僅是醫術，更是安慰與信任，并通過讓出病床、口對口吸痰、騎車監督服藥、自學麻醉拔牙等具體行動，展現出醫患之間基于共情與托付的純粹關系。進一步地，該生將作者在“對癌癥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方針的考量”中的論述視為對技術至上觀念的理性糾偏，指出針對惰性癌的過度篩查、過度診斷與過度治療，可能給患者帶來心理負擔與無謂傷害，從而背離“保護正常生命進程”的醫學初心。最后，生輝同學認為，韓啟德院士關于“醫學常被賦予過度使命”“不能把衰老當作疾病”的反思，正是對現代醫學系統性偏差的深刻校正，并由此得出結論：醫學的溫度最終是人的溫度，真正的醫學不在于戰勝死亡，而在于守護生命從生到死的尊嚴與安寧。

衛生事業管理的現代化轉型，絕非局限于技術迭代升級或制度條文修訂的表層變革，而是一場關乎核心價值理念的深刻重塑與本質回歸。這一轉型的核心要義，在于實現從“管理”到“治理”的范式躍遷——從技術理性主導下、以行政管控為核心的效率優先管理范式，轉向人文價值引領、多元主體協同參與的治理模式。這一歷史性轉變的背后，既是對“醫學乃人學”本質的再認知、再深化，亦是對衛生治理“以人民健康為中心”初心的再堅守、再踐行。

這些思考植根于醫學社會學、公共管理學、倫理學等多元學科交叉視域，既與韓啟德院士所闡釋的醫學本質形成深刻呼應，更集中彰顯了當代高級衛生事業管理教育對“技術理性”與“人文價值”辯證關系的自覺反思與理論自覺。需明確的是，衛生領域的“管理”更側重自上而下的行政統籌、流程規范與效率最大化目標，而“治理”則強調多元主體（政府、醫療機構、社會組織、公眾等）的協同聯動，兼顧效率、公平與人文關懷的價值平衡。當青年群體圍繞這一命題的思考與發聲形成共鳴合力，我們所見證的便不止于知識習得層面的增量提升，更是新一代衛生事業準管理者與實踐者，對醫療制度設計、技術應用邊界與生命尊嚴守護三者間張力關系的集體省思與價值錨定。

誠然，具體的管理范式會隨時代發展、制度迭代而不斷革新演進，效率最大化、成本可控性與風險規避性的價值權衡，始終是衛生事業管理的核心實踐命題。但超越這一工具性維度，衛生治理的深層訴求更在于：如何在制度設計與政策制定中為生命尊嚴維護、醫患有效溝通與安寧療護發展預留充足空間，如何在治理理性的框架內融入對脆弱生命群體的共情理解與人文關懷。這一命題超越了單純的管理技術范疇，終將成為新一代衛生事業管理者職業生涯中需要持續回應、不斷深化的恒久課題。

正是在這般持續不斷的追問與省思中，“醫學是人學，醫道重溫度”的箴言，便不再止步于醫學社會學、醫學倫理與社會責任的價值倡導層面，更轉化為衛生健康治理進程中一項被不斷踐行、持續完善的制度原則與行動準則，成為連接技術進步、制度創新與民生福祉的精神紐帶。

立足健康中國戰略深入推進的時代語境，衛生事業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技術理性與人文價值的同頻共振，更依賴管理效能與治理效能的協同提升。唯有讓技術理性深深扎根于人文關懷的土壤，讓治理實踐充分浸潤著生命溫度，才能突破“重效率輕人文”“重技術輕服務”的治理困境，真正實現衛生事業發展的價值躍升。展望未來，衛生事業管理的現代化之路，必然是一條技術賦能與人文鑄魂相輔相成、管理效能與治理效能辯證統一的道路。

王紅漫

2026年1月20日星期二

已巳臘月初二大寒戌時

于金陵東南大學九龍湖畔寓所

注：本文系東南大學 “高校《醫學社會學》課程思政教學指南的校本化開發與實踐研究” 教改項目，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