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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冬天，北京城的風把街邊的枯葉吹得嘩嘩響。

梁實秋從清華學校回家過周末，推開父親書房的門，順手翻了翻桌上的東西，一張疊好的紅紙條從信斗里滑出來，落在桌面上。

他展開來看，上頭恭楷寫著："程季淑，安徽績溪人，年二十歲，一九零一年二月十七日寅時生。"

他拿著那張紙條站了一會兒，走出書房去找大姐。

大姐正在里間做針線，抬頭看見他手里拿著那張紙條，便放下了活計，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了一遍——這是程季淑的同學黃淑貞托家里提的親，黃淑貞的父親與梁家父親在京師警察廳共事多年，兩家關系素來不錯。

黃淑貞覺得程季淑與梁實秋年紀相當，品行才學都好，便起了這個心思。

大姐說，她已經陪著母親去相看過了，對程季淑印象很好，滿斯文的，雙眼皮大眼睛，身材不高，說話聲音柔和清脆，全身上下的衣裳看得出都是自己親手縫制的。

梁實秋聽完，把那張紅紙條重新疊好，放回了信斗里，沒有說什么。

但他心里已經動了。

接下來的幾天，他幾次走到父親書房門口，又走開，再回來，最后還是提筆寫了封信，字斟句酌，問程季淑愿不愿意結交一個朋友。

信寄出去之后，等了很久，沒有回音。

梁實秋以為這件事就這樣沒了下文，沒想到過了些日子，一封沒有落款的英文信突然出現在他手里，信里告訴他，程季淑在珠巢街的女子職業學校教書，可以打電話過去直接聯絡。

梁實秋拿著那封信，看了好幾遍，把信紙折了又折，最后還是走去撥了那個電話。

就這樣，一段長達半個世紀的故事，從那一個冬天的下午，慢慢地開了頭。

【1】公園里的約會，與一場跨越太平洋的等待

電話打過去，那頭的程季淑停頓了一下，聽見對方報上梁實秋的名字，沉默了片刻，才開口說話，聲音不高，帶著幾分北京話特有的清脆。

兩人在電話里說了幾句，梁實秋直接問她，能不能見個面，當面聊聊。

程季淑猶豫了一陣，答應了。

約定的地點是珠巢街的女子職業學校。

見面那天，黃淑貞陪著程季淑一起出來，把兩人介紹過了，便借故要走。

程季淑急得連聲說不要走，黃淑貞笑了笑，還是走了。

梁實秋站在原地，仔細打量了程季淑一眼。

那天她穿一件灰藍色棉襖，一條黑裙子，腳上的棉毛窩是自己做的，鑿了許多小孔，系著黑帶子。

她站在那里，素面朝天，沒有任何妝飾，整個人有種脫俗的干凈，與梁實秋此前想象的樣子，出入不大。

兩人坐下來聊了一會兒，梁實秋主動說話，程季淑回答，有幾分矜持，但并不冷淡。

聊了約莫半個鐘頭，梁實秋起身告辭，臨走前約好了下次見面的時間地點。

從此，兩人的約會越來越多。

清華的男生出城本來不容易，梁實秋每逢周末便進城，風雨無阻，北京的中央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頤和園，兩個人到處走，到處說話，把那些優雅的場所走了個遍。

同學們背地里叫他"主日派"，每到星期天必進城，從不落空。

就在這樣的來來往往里，1923年到了。

梁實秋清華畢業，按學校要求要赴美留學。

臨走前，他約了程季淑在勸業場的玉樓春吃飯，兩人坐在窗邊，外頭是北京冬天慣有的灰藍色天空。

梁實秋把手放在桌上，對程季淑說，他要出國了，要去美國讀書，大約要三年。

程季淑低著頭，沒有立刻說話。

梁實秋接著說，三年之后，他會回來，回來之后，他想娶她。

程季淑沉默了一會兒，從袖子里取出一塊疊好的絹帕，放在桌上推過去。

那是一塊她自己親手繡的手帕，繡的是"平湖秋月圖"，針腳細密，圖樣精致。

梁實秋把那塊手帕收了，從口袋里拿出一塊手表，推到程季淑面前，說，這個給你，等我回來。

程季淑把手表接了，沒有多說什么，只是輕輕地點了點頭。

梁實秋在美國先在科羅拉多泉的科羅拉多學院就讀，后轉入哈佛大學攻讀研究生，鉆研西方文學與文學理論，受到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深刻影響。

獎學金可以供他讀足五年，但他待了三年就申請提前回來了——連碩士學位都沒有念完整，學費和時間都還有剩，他都不管了，收拾行李買了船票，就往回走。

1926年夏，梁實秋回到了國內。

回來的時候，程季淑已經在女子職業學校教了幾年書，把日子過得平靜而有條理。

兩人在闊別三年之后重新見面，有些說不清楚的生疏，但更多的是一種久違的踏實。

1927年2月11日，梁實秋與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歐美同學會館舉行了婚禮。

兩人從相識到成婚，走了整整六年。

這六年里，有隔著太平洋的等待，有信件的來往，有公園里無數次的相聚，也有臨別時的手表與絹帕。

這段感情以一張媒妁的紅紙條開頭，走到最后，卻已經完全是兩個人自己心里認定了的事。

婚禮那天，北京還是冬天的氣息，會館里的炭火燒得熱熱的，來觀禮的親友把屋子擠得滿滿當當。

梁實秋穿著禮服，站在程季淑旁邊，兩個人在眾人的見證下，把接下來的日子許給了彼此。

婚后沒多久，梁實秋在上海的暨南大學任職，程季淑跟著他南下。

兩人在上海落了腳，程季淑把家里的事打理得妥妥帖帖，一邊相夫教子，一邊自己還做些針線，日子過得不富裕，但有條有理。

梁實秋在上海除了暨南大學的職位，還兼著光華大學、中國公學的課，每天黎明便起，坐電車、汽車和四等火車，在真茹、徐家匯、吳淞之間繞一個大三角，來回折騰，十分辛苦。

程季淑每天早起陪他用早點，把他送到巷口，看他登上電車才轉身回來。

晚上他回來，程季淑已經把晚飯張羅好了，盡量做得豐盛些，彌補中午的不足。

兩個人就這樣，把平淡的日子過成了彼此最扎實的依靠。

后來他們輾轉到了青島，梁實秋在國立青島大學擔任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館長，社會活動多了，梁實秋有時候身陷各種人際關系，程季淑在旁邊看了，時常拉著他說，少涉足政治，多鉆研業務。

梁實秋起初不以為然，程季淑便換了個法子，開始鼓勵他翻譯莎士比亞。

1930年秋，胡適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任職，拿出了一個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的大計劃，約請了聞一多、徐志摩、陳西瀅、葉公超和梁實秋五人參與，預計五年完成。

計劃啟動沒多久，困難一個接一個冒出來，加上時局動蕩，其他四個人陸續退了出去，梁實秋夾在中間，一時舉棋不定。

那天晚上，他在書房里坐了很久，出來跟程季淑說，他不知道該不該一個人把這件事接下來，一個人譯莎士比亞全集，太大了，他沒有把握。

程季淑正在燈下給孩子縫棉衣，聽他說完，放下針線抬起頭，說，接下來，一年譯兩本，二十年完成。

梁實秋說，萬一做不到呢。

程季淑說，那就做三十年，你只管譯，家里的事我來。

梁實秋沉默了一會兒，點了點頭。

就這樣，這項后來歷時三十七年的翻譯工程，在那盞燈下，由程季淑的一句話定了下來。

【2】六年離散，與1943年重慶的重逢

1937年7月28日，北平陷落。

梁實秋的一個朋友悄悄來找他，壓低聲音說，他已經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單，再待下去會出事，得想辦法先走。

梁實秋聽了，心里沉了下來。

他知道這個朋友說的是真話，他此前寫過不少政論文章，那些文字在那個時候，很可能變成招禍的把柄。

但他走不了。

程季淑的母親年邁多病，根本經不住長途奔波，一動就可能有生命危險。

他和程季淑在家里來來回回商量了好幾天，最后還是定下來，讓他一個人先走，等局勢稍微緩和一些，再接程季淑和孩子們出來。

臨走那天，梁實秋把家里的事情交代了一遍，看著程季淑，說，你一個人帶著孩子，還有老人，我放心不下。

程季淑說，你去，我撐得住。

梁實秋就這樣走了，一個人南下，輾轉去了重慶，在那里主持編輯工作，繼續推進莎士比亞的翻譯，同時等著家里的消息。

這一等，就是六年。

程季淑獨自留在北平，上有年邁的老母，下有年幼的兒女，一個人把家里所有的事情挑在肩上。

那幾年北平的日子不好過，物價漲了又漲，生活拮據，每一分錢都得算了再算。

程季淑把家里的開銷一減再減，自己縫衣裳，自己腌咸菜，把孩子們的日子盡量維持著，讓他們不覺得有什么不妥。

孩子們有時候問，父親什么時候回來。

程季淑總是說，快了，等一等。

這個"快了"，說了六年。

1943年春天，程季淑的母親在北平病故。

處理完后事，程季淑收拾了行李，帶著孩子們開始輾轉往重慶走。

這一路顛簸，走了很久，才終于站在了梁實秋面前。

梁實秋看著眼前的程季淑，她43歲，眼角已經有了皺紋，耳旁添了白發。

孩子們一個個站在她身后，都比他離開的時候長高了許多。

梁實秋站著沒動，看了她很久。

程季淑說，我們到了。

梁實秋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從重慶到戰后的北平，再到1949年遷臺，兩人從此再沒有分開過。

無論是在臺灣師范大學任教的那些年，還是梁實秋一邊教書一邊繼續譯莎士比亞的漫長歲月，程季淑始終在他身邊，把家里的事情照料得妥帖，讓他可以把全部心思放在書桌上。

每到臘八那天，程季淑都會在梁實秋耳邊念一句話："臘七臘八，凍死寒鴉兒，我的寒鴉兒凍死了沒有。"

這本是梁實秋小時候他母親對他說的，出自程季淑口里，又是另一番滋味。

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的工作，在程季淑的鼓勵和陪伴下，一路艱難地推進著。

梁實秋在書房里譯稿，程季淑在書房外幫他整理、裝訂已完成的書頁，一頁一頁，一冊一冊，三十多年，從未間斷。

1967年，梁實秋完成了全部譯稿，1968年，《莎士比亞全集》四十冊正式出齊，共三百余萬字。消息傳出，文壇震動。

詩人余光中后來說，莎士比亞連續寫了二十年，梁實秋卻時作時輟地譯了三十六年，從嚴寒的北國譯到溽暑的南海，從中年譯到老年。

余光中說的是梁實秋，但這三十六年里，有一半的重量屬于程季淑。

梁實秋也清楚地知道這一點。

他在《槐園夢憶》里寫，"翻譯莎翁著作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在這漫漫長途中陪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這句話，不是客套，是實情。

【3】1974年4月30日，西雅圖市場門口的那場意外

1972年，梁實秋與程季淑賣掉了臺北的房子，與女兒梁文薔一起遷往美國西雅圖定居，在那里過起了安靜的晚年。

西雅圖的天氣多雨，空氣里常年帶著一股清冽的濕意，兩個從北京走出來的老人，在太平洋對岸這座城市里，把日子過得平靜而充實。

他們住在離市場不遠的地方，每隔幾天便手挽著手去買菜，走同一條路，買差不多的東西，回來之后程季淑下廚，梁實秋在書桌邊看書，或者提筆寫幾段文字，傍晚再一起吃飯。

就是這樣的日子，平淡，安穩，像西雅圖灰色的天空一樣，沒有什么劇烈的起伏，卻有一種難以言說的踏實。

1974年4月30日，天氣還算晴朗，西雅圖難得沒有下雨。

梁實秋和程季淑吃完早飯，程季淑把碗筷收拾了，兩個人商量了一下今天午飯吃什么，決定去附近的市場買些食材回來。

這樣的出行對他們來說再平常不過，走哪條路、買什么，都是多年養成的習慣，熟悉得不需要任何提前計劃。

兩人手挽著手出了門，沿著慣常走的那條路，往市場方向走過去。

走到半路，梁實秋低頭看了一眼，發現右腳的鞋帶松開了，耷拉在地上。

他放慢了腳步，正要彎腰去系，程季淑已經先他一步俯下身去，蹲下來替他把鞋帶重新系好。

這個動作，她做過多少次，沒有人數得清楚。

幾十年里，無論在什么地方，只要她看見梁實秋的鞋帶松了，都會第一時間彎下腰去，把它系好，從來不會說什么"你自己系"，也從來不會因為是在街上就覺得不方便。

這是她對他的照顧里，最微小的一個細節，小得幾乎完全不值得被記住。

但就是在她蹲下去的這一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