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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哲 S0600524110003
占爍 S0600524120005
相關報告
核心觀點
本文結合57個經濟體、跨越55年、共190次房地產下行周期的國際經驗,重新檢驗了市場對地產下行期需求復蘇的三個常見誤解,并提煉出一套識別房地產下行周期拐點的分析框架。
核心觀點:從國際經驗來看,消費、信貸和住宅投資這三個指標,可以識別房地產下行周期拐點。繁榮期加杠桿的速度,在周期一開始就大致框定了房價“跌多深”;住宅投資在繁榮期的積累速度、在衰退期釋放供給壓力的快慢,決定了房價“跌多久”;而消費的見底回升,則為房價拐點“何時到來”提供了先行信號。
1、從見底回升的先后順序看,消費、房價、信貸與住房投資之間存在穩定的領先滯后關系:消費→房價→信貸≈住房投資。也就是說,消費先于房價見底,而信貸和住房投資普遍滯后于房價見底。這意味著,不能因為房價尚未止跌就說消費不會回升,不能因為家庭仍在去杠桿就說房價不會回升,更不能因為住房投資還在下滑就說房價不會回升。
2、正是基于這套領先滯后關系,消費、信貸和住宅投資能夠分別回答房地產下行周期里最重要的三個問題:跌多深、跌多久、何時出現拐點。
(1)房地產繁榮期的家庭加杠桿速度決定下行期房價“跌多深”。決定房價跌幅的并不是見頂時家庭杠桿率的絕對高度,杠桿率水平更多反映金融制度的差異,與跌幅幾乎不相關(R2僅0.02)。真正起作用的是繁榮期居民加杠桿的速度,加杠桿速度與房價跌幅的R2達到29%,且統計顯著。繁榮期加杠桿速度決定房價跌幅,這與我們此前的結論“上漲決定下跌”是一致的,房地產深度衰退前房價平均上漲 89.9%,而普通衰退前僅上漲 30.7%。
(2)住宅投資決定房地產下行期房價“跌多久”。房價下跌持續多長時間,本質上取決于繁榮期供給壓力形成速度、衰退期供給壓力釋放耗時。用“T之前住宅投資占比的上升速度”和“T之后住宅投資從高點回落至75%的耗時”兩個指標建模,對房價下跌時間的解釋力達到R2=0.592,其中回落耗時的解釋力更強。按這兩個維度分組也能看到清晰差異:上升快、下降慢的組別房價平均下跌約 38 個季度(接近10年,典型如日本1991年后),而上升慢、下降快的組別僅約 17.7 個季度。背后邏輯是,住宅投資雖是流量指標,但它跟蹤的是未來會進入市場的供給,繁榮期投資上升越快,未來形成的待售房源和交付壓力越集中;衰退期投資回落越慢,這股壓力釋放就越久,并通過預期不斷強化買家觀望。
(3)消費拐點預告房地產下行周期“何時出現拐點”。消費的拐點早于房價,深度衰退期消費平均在T+10見底,明顯早于房價的T+22;在能夠識別出消費下跌的樣本中,消費領先房價的比例高達86.8%(33/38)。換言之,大概率在看到消費見底回升后,才能看到房價拐點。
消費雖早于房價見底,但結構上高度分化,不同消費品的使用壽命決定分化程度。使用壽命較短的服務消費和非耐用品是消費的“穩定器”,主要受購買力影響、韌性較強,最大降幅僅1.4%;使用壽命較長的耐用品和半耐用品則因“需要”和“購買力”雙重收縮,成為消費波動的主要來源,跌幅最深(耐用品最大跌幅約14.6%),但修復期彈性也最強。其中與地產高度相關的耐用品消費占比(現價)在下行期難以回到前期高點,且滲透率越高越難修復,呈現出明顯的“去地產化”特征。
風險提示:(1)把統計規律外推為因果關系,可能存在誤判風險。(2)跨國制度差異與可比性的風險。(3)對人口因素的研究不夠,可能帶來偏差風險。
內容目錄
1. 消費、信貸和投資的三個誤解
2. 消費:拐點早于地產,但結構分化明顯
2.1. 消費早于地產
2.2. 為什么消費早于地產
2.2.1. 去地產化增長
2.2.2. 飽和—更新周期框架
2.3. 消費結構:使用壽命影響分化程度
3. 信貸:加杠桿速度決定房價跌幅,重新加杠桿較晚
3.1. 繁榮期的家庭加杠桿速度決定房價跌幅
3.2. 家庭何時重新加杠桿:時點在房價回升之后
4. 投資:住宅投資變動決定房價下跌時間
5. 結論:如何識別房地產下行周期拐點?
6. 風險提示
正文
1. 消費、信貸和投資的三個誤解
關于房地產下行周期的需求復蘇,市場有三個常見的誤解。
第一個誤解是認為房價領先于消費,只有看到房價修復之后,才能確認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修復,才能看到消費見底回升。
第二個誤解是信貸領先于房價,只有看到居民部門普遍加杠桿,看到信貸從收縮重回擴張,才意味著房價要見底回升。
第三個誤解是住房投資領先于房價,只有看到住房投資重回擴張,才能確認房地產鏈條相關就業回暖,才能看到房價見底回升。
對于這些指標的關系,我們選擇去研究歷史規律,看看大部分房地產下行周期里面,這些指標的領先滯后關系究竟是什么樣的。
我們結合57個經濟體×55年的房地產周期研究,從190次房地產下行周期中總結出來一個基本的結論是:
從見底回升順序來看,從早到晚依次為:消費→房價→信貸≈住房投資,即消費比房價先見底,房價比信貸和投資先見底。換言之,這意味著,不能說房價沒有止跌回穩,消費就不會回升;也不能說家庭還在去杠桿,房價就不會回升;更不能說住房投資還在下跌,房價就不會回升。
圖1來自我們此前報告《從全球190次衰退看房地產周期如何回升》,根據各個指標拐點將房地產周期分為五個階段,這里已經能看到明顯的領先滯后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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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我們基于這些領先滯后關系,可以得到一個識別房地產下行周期拐點的方法:
? 跌多深:房地產繁榮期,家庭加杠桿速度會決定房價下跌深度;
? 跌多久:房價下跌持續時間,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繁榮期供給壓力如何形成、衰退期供給壓力如何釋放;
? 何時出現拐點:消費的拐點通常能預告房價的底部拐點。
2. 消費:拐點早于地產,但結構分化明顯
2.1. 消費早于地產
我們按照房價最大跌幅,將190次衰退分成48次深度衰退和142次普通衰退。其中深度衰退是位于樣本前四分之一、房價跌幅超過28.6%的下行周期。
首先,從48個深度衰退周期來看,消費的降幅和下降時間,都受到房價降幅和下降時間影響,二者是密切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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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論是普通衰退還是深度衰退,消費的拐點都要比地產更早。
對于142次普通衰退來說,消費沒有明顯收縮,如果按消費環比增速的最低點來看(T+4),也早于房價的平均拐點(T+6)。142次普通衰退期里,房價最大跌幅是7.4%左右,拐點在房價下跌一年半左右,即T+6。142次普通衰退期里面,私人消費總量并不會出現收縮,消費始終是平穩增長的,但環比增速會有所下降。在房價下跌一年時(即T+4),消費的平均增速降至0.2%。作為對比,在房價下降之前,環比增速是1.1%左右。
對于48次深度衰退期而言,消費平均拐點T+10,顯然早于房價平均拐點T+22。48次深度衰退里,房價最大跌幅是32.8%左右,拐點是房價下跌后5.5年左右,即T+22(平均數)。48次深度衰退期里面,消費會跟隨房價出現比較明顯的收縮,消費的最大降幅是2.3%(對比T時點),出現在房價下跌的2.5年(即T+10),比房價拐點早3年左右。
由于普通衰退周期,消費并不會明顯下降,不存在拐點,因此我們后面對消費、信貸、投資的分析都是指48次深度衰退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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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我們從深度衰退期的概率來看,發現消費拐點早于地產,也是大概率事件。48個深度衰退周期里,44個周期有較完整的消費數據,其中有6個周期屬于消費沒有明顯下跌趨勢;33 個周期的消費出現明顯下跌,且拐點早于房價;只有5個周期的消費拐點不早于房價。換言之,若按全部樣本看,消費拐點領先房價拐點的占比是 75.0%;若只看那些確實能識別出消費下跌和消費拐點的周期,那么領先房價的比例進一步升至 86.8%(33/38)。在這些消費先見底的周期里,消費拐點相對房價拐點的平均領先期為9個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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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為什么消費早于地產
2.2.1. 去地產化增長
“去地產化增長”是消費領先于房價復蘇的重要機制。
一方面,消費對經濟總量復蘇更敏感。消費是收入和就業驅動的流量變量,通常隨著經濟總量開始企穩,消費就會隨著居民收入預期的改善而修復。房價是資產價格變量,即使經濟開始恢復,房價仍然可能受到庫存、杠桿、信用收縮和預期的拖累,因此修復更慢。在 48 個深度衰退周期里面,GDP 拐點平均出現在 T+8,消費拐點是 T+10,房價拐點是 T+22,T+8到T+22是為期三年多的“去地產化增長階段”,這時除了房地產外的經濟部門都已經開始復蘇。
另一方面,消費更容易受到政策的托底。在“去地產化增長”階段,財政赤字率平均從 0.4%上升到4.9%,上升4.5個百分點;貨幣政策的政策利率平均從11%降到6.3%,降幅接近 50%。這些政策首先穩定的是就業和企業生產,進而穩住居民收入和經濟總需求。但對于房價而言,財政貨幣政策的作用較為間接,短期無法緩解住房“需要”的透支,這也是我們接下來的“飽和-更新周期框架”所揭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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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飽和—更新周期框架
消費和住房進入下行期后的“飽和—更新周期”不同,也會使得消費拐點早于住房。房地產繁榮期,居民買房、裝修、購置家具家電、改善居住條件和增加大額消費往往同步發生,房價頂點附近不只是住房需求處在高位,廣義消費需求也已經被提前釋放。按照消費增速來看,房價頂點前五年(T-20到T)消費季均增速1.2%,處于過去70個季度的最高歷史區間。房價下跌后,住房和消費都面臨前期集中購買后的需求空窗期,但消費品的使用壽命更短、更新周期更快,因而更早完成調整;住房則折舊慢、交易成本高,還受到庫存、房價預期、按揭成本和居民加杠桿意愿影響,修復自然更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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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消費結構:使用壽命影響分化程度
在結構層面,我們按照使用年限,將消費分成耐用品(3年以上)、半耐用品(1-3年)、非耐用品、服務消費4類,據此來研究房地產下行周期的消費結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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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按照現價占比來看,耐用品在消費中的比重降下去之后很難回升,在消費結構上表現出去地產的特點,這與我們前面講的“去地產化增長”的邏輯是一致的。按照有數據的25個房地產深度衰退周期的平均值來看,耐用品消費占整體消費的比重在T+1時達到9.9%的高點,隨后不斷回落,在T+11到T+27期間,在7.8%附近的底部波動,隨后開始回升,但直到T+40也只能回升到8.6%,相比前期高點還有不少距離。
滲透率是決定耐用品消費比重能否回升的重要因素,耐用品消費滲透率越高,就越難回到高點。進一步按照T時點的耐用品消費比重是否高于均值,將所有樣本分為“高滲透率”和“低滲透率”兩組,“高滲透率”組在T時點耐用品消費比重平均高達11.9%,T+40僅回升至9.5%,距離高點還有較大缺口;而“低滲透率”組在T時點耐用品消費比重平均為7.6%,T+40回升至7.5%,大致修復全部缺口。
背后的邏輯在于需求結構的差異:高滲透率意味著市場趨于飽和,增量空間受限,修復主要依賴存量替換,彈性較弱;而低滲透率階段,市場仍有較大的普及空間,消費恢復不僅包含存量更新,更疊加了新增用戶的滲透率提升紅利,雙重動力驅動下修復更為迅速。
當然,耐用品在消費中的比例下降,除了地產相關消費的減少之外,還有一部分原因是來自于耐用品消費跟服務消費的價格剪刀差,也就是工業部門技術進步更快,使得耐用品價格持續下行,從而降低其在消費中的名義比重,這個我們在前期報告《缺失的拼圖:經濟轉型的價格力量》里面也有詳細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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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從不變價增速來看,服務消費和非耐用品消費是消費的穩定器,耐用品和半耐用品消費是波動的來源。
分商品看,服務消費和非耐用品消費是房地產下行階段消費的穩定器。按照有數據的24個房地產深度衰退周期平均數顯示,總消費房價下跌后最多下降約3.3%,但非耐用品消費最大降幅僅約1.4%,服務消費最大降幅也只有約1.4%,基本圍繞 T 點水平窄幅波動。這說明房價調整并不會均勻壓低所有消費分項,日常必需型消費和服務消費具有更強韌性,能夠在周期下行階段托住居民消費底部。
相比之下,耐用品和半耐用品消費是消費波動的主要來源。從平均值來看,耐用品消費在房價下跌后最多下降約14.6%,跌幅遠大于總消費;半耐用品消費最大降幅約 4.4%,跌幅也大于非耐用品和服務。但進入修復階段后,耐用品和半耐用品消費的彈性同樣更強。房價下跌8年后(T+40),耐用品消費較 T 點上升約 57.7%,半耐用品消費上升約 46.3%,明顯高于總消費的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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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在房地產下行周期中,非耐用品和服務消費相對平穩,而耐用品和半耐用品卻大幅波動?
這是因為地產下行周期里,不同類型消費的驅動力不同。消費需求=“購買力×需要”,即想買且買得起才構成需求。其中,房地產下行周期,耐用品和半耐用品消費由“需要”影響為主、“購買力”影響為輔,非耐用品與服務消費則由“購買力”主導。
房地產下行期,耐用品和半耐用品消費跌幅最深,是因為“需要”和“購買力”雙重收縮。房地產繁榮期不只是住房需求的透支,也帶來了耐用品和半耐用品消費需求的透支。T-10到T,消費平均增長13.7%,但耐用品和半耐用品消費增長28.9%和23.8%,需求明顯被提前預支。這導致耐用品和半耐用品消費在房地產下行周期面臨多重壓力,一方面,前期透支壓力,加上交房關聯需求消失,會直接壓制購買“需要”;另一方面,收入和預期收縮會影響購買力。
而非耐用品和服務消費的“需要”無法在繁榮期透支,相對平穩,加上部分剛需消費對購買力彈性低,因而整體韌性強。T-10到T,非耐用品和服務消費平均增長6.9%和12.5%,略低于整體消費增速,不存在透支問題。因此,房地產下行期,非耐用品和服務消費僅受購買力影響。其中,食品飲料、醫療等必選消費對購買力的彈性也非常低,是消費的“壓艙石”;其他可選消費對購買力較敏感,構成有限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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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貸:加杠桿速度決定房價跌幅,重新加杠桿較晚
3.1. 繁榮期的家庭加杠桿速度決定房價跌幅
從國際樣本看,決定房地產下行期房價跌幅的,不是房價見頂時家庭杠桿率的絕對高度。按見頂時點(T)的杠桿率水平給樣本分組,跌幅與杠桿高低之間沒有任何單調關系,低杠桿組(小于40%)房價平均下跌33%,高杠桿組(60%以上)下跌40.5%,跌得最深的反而是中間組,跌幅46.7%。杠桿率水平與最大跌幅的相關系數僅為0.02,幾乎是零。
杠桿率水平本身預測力有限,因為它更多反映金融制度的差異,而不是風險大小。家庭杠桿長期處在高位,往往對應成熟的按揭體系:貸款期限長、攤還規則穩定、抵押融資發達、債權保護較強。這類債務是多年沉淀下來的存量,背后有相應的資產、收入和風險管理安排。更關鍵的是,存量債務里大部分是老債務,借款人已經還款多年,房屋權益緩沖較厚。即便房價下跌兩三成,也未必觸及負資產,更談不上集中違約和被迫拋售。因此,跨國杠桿水平差異主要是制度差異,不能直接說明泡沫大小。
真正決定房價跌幅的是居民加杠桿的速度。換成按照“T前2年杠桿率升幅”來分組,我們發現:低速加杠桿組跌幅約35.2%,中速加杠桿組跌幅36.2%,高速加杠桿組跌幅40.5%。加杠桿速度和房價最大跌幅的相關系數達到29%,且統計顯著。
對于房價下跌時間,無論是杠桿率還是加杠桿速度,都沒有明顯相關性。
這是因為加杠桿速度才反映風險。短期內杠桿快速上升,說明信貸擴張持續快于收入增長,銀行也往往在放松標準,把首付更薄、收入更弱、投機動機更強的邊際買家推入市場。繁榮后期的房價正是被這股新增信貸頂上去的;升幅越大,價格脫離收入基本面越遠。等信貸退潮,最先出問題的也是這批高位入場的新借款人。他們權益緩沖薄,房價稍跌就可能陷入負資產,違約和被迫出售隨之出現,進一步壓低周邊價格。換言之,加杠桿越快,市場里積累的脆弱買家越多,房價需要回吐的部分也越大。
繁榮期家庭加杠桿的速度,影響衰退期的房價跌幅,這與我們此前另一個發現是一致的,即上漲會影響下跌,漲的越多、跌的越深(如圖21-22)。房地產周期深度衰退前大多是大幅繁榮,48個深度收縮期,在衰退之前平均上漲45個季度、漲幅89.9%;而142個普通收縮期,在衰退之前平均上漲38個季度、漲幅只有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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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家庭何時重新加杠桿:時點在房價回升之后
接下來,我們進一步研究房地產下行周期,家庭部門什么時候重新啟動加杠桿。
一方面,從平均值和中位數來看,家庭信貸重新增長時點在房價回升之后。家庭信貸凈增率4QMA平均在T+30見底回升,平均數最低是0.7%左右,中位數則會經歷幾個季度的負增長,在T+31轉正回升。盡管4QMA有一定滯后性,但相比于房價在T+22附近見底回升,家庭重新加杠桿的時點在房價回升之后。(注:考慮到家庭信貸凈增額波動較大,我們改進了前一篇報告的研究方法。首先剔除掉沒有跨越T期限的樣本;然后,計算凈增率=家庭信貸凈增額/上季度家庭信貸余額,再對凈增率取4個季度移動平均值,用4QMA家庭信貸凈增率來衡量信貸變化,更加穩定。)
另一方面,從樣本數量來看,也能發現大多數房地產下行周期里,家庭重新加杠桿的時點要晚于房價拐點。我們將家庭信貸凈增率的最低點或轉正的時點定義為拐點,會發現在25個樣本中,有16個樣本家庭信貸凈增率的拐點晚于房價的拐點,占比64%;只有9個樣本早于房價拐點,占比36%。
家庭信貸回升之所以顯著滯后于房價見底,本質在于資產負債表修復存在滯后性。
一是信貸凈增量受到還貸拖累。存量房貸償還是剛性的合同義務,不隨預期改善而減少;而新增貸款高度依賴市場信心。只有當房價企穩、賺錢效應擴散,購房參與面從少數抄底者擴大至普通家庭,新增流量才能逐步覆蓋剛性償還流,這決定了信貸修復必然是緩坡而非V型反轉。
二是很多國家的銀行會在房地產下行周期進行“順周期緊縮”,收緊貸款標準。房地產下行期,雖然貨幣政策趨于寬松,但出于規避風險的考慮,很多銀行會系統性收緊信貸審批標準,大幅抵消了央行降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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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衡量銀行緊縮的影響,我們收集了8個房地產下行周期的貸款標準和貸款需求的季度調查數據,把它跟家庭信貸凈增率聯系到一起來看。
我們發現,這8個樣本的貸款標準,按照平均數和中位數來看,分別在T+26和T+24由緊轉松,而貸款需求的平均數和中位數都是在T+26由負轉正,但家庭信貸凈增率轉正分別在T+38(平均數)、T+34(中位數)。
這表明,信貸標準的松緊確實對貸款需求影響較大,銀行信貸政策跟央行貨幣政策是兩回事,在房價下跌的前幾年,貨幣政策放松,但銀行信貸標準是收緊的。
另外也驗證了上面的結論,從信貸需求恢復(T+26),到整個居民部門重新加杠桿,即信貸凈增量開始正增長,中間還有較長的距離,按這8個樣本來看是8-12個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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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資:住宅投資變動決定房價下跌時間
最后,我們看房地產下行周期里住宅投資的變化。
基礎結論是,住房投資拐點普遍晚于房價拐點。從“住宅投資占GDP的比重”來看,平均在T+29出現底部[1],要早于房價T+22左右的底部。從樣本量來看,21個有拐點數據的房地產下行周期里,17個樣本的住宅投資指標拐點晚于房價,占比81%。
更重要的是,住宅投資作為供給調整的流量指標,可以決定房價下跌時間。
我們的跨周期樣本顯示,房價下跌持續時間,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繁榮期供給壓力如何形成、衰退期供給壓力如何釋放。T之前“住宅投資占GDP的比重”上升越快,通常意味著新增供給和潛在庫存積累越集中;T之后“住宅投資占GDP的比重”從高點回落到75%所需時間越長,則說明供給端調整越遲緩,新增供給對價格的壓制持續存在。二者共同刻畫了地產周期的“壓力形成—壓力釋放”過程。用住宅投資上升速度、下降耗時這兩個指標建模發現,對房價下跌時間的解釋力度較強,R2達到0.592。具體來看,T之后“住宅投資占GDP的比重”從高點跌至75%的耗時解釋力更強,T之前“住宅投資占GDP的比重”上升速度解釋力弱一些。
可以從兩個機制理解,為什么住宅投資在繁榮期的上升速度和衰退期的回落耗時,會共同決定房價下跌時間。
第一,住宅投資雖然是流量指標,但它跟蹤的是未來會進入市場的供給壓力。繁榮期住宅投資升得越快,說明新項目啟動越集中,未來幾個季度甚至幾年內會陸續形成待售房源和交付壓力。房價見頂后,市場要消化的供給就更多、更集中。衰退期投資如果降得慢,就意味著這部分壓力還在繼續增加或釋放,房價自然更難盡快見底。因此,房價企穩不是看投資有沒有下降,而是看它是否降到足夠低的位置,使新增供給不再繼續壓低價格。
第二,住宅投資還會通過預期影響需求。繁榮期投資快速上升,會讓市場在下行階段意識到后面還有供給,買家更容易觀望;衰退期投資如果遲遲不降,觀望會被進一步強化,因為市場會認為價格壓力還沒有釋放完。相反,如果投資快速收縮,買家會更早看到供給壓力減輕,需求才更容易重新承接。也就是說,住宅投資不只是供給變量,它還會影響需求恢復的時間。房價下跌持續多久,取決于前期供給壓力加得多快,也取決于后期這股壓力減得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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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按照住宅投資上升速度、下降耗時的中位數為標準,將17個樣本分成4組。
第一組,住宅投資上升快、下降慢,即新增供給形成很快、但去化很慢,房價平均下跌時間是38個季度,接近10年。典型案例是日本1991年后近20年的房地產衰退期,T之后住宅投資下降的速度極慢,耗時39個季度才跌至高點的75%,這使得新增供給不斷進入市場,推遲了房價見底的時間,最終房價下跌73個季度。
第二組住宅投資上升慢、下降慢,新增供給形成不快,但去化很慢,房價平均下跌27.6個季度,接近7年。
第三組住宅投資上升快、下降快,新增供給形成快,但去化也很快,房價平均下跌18.6個季度,接近5年。
第四組住宅投資上升慢、下降快,新增供給形成很慢,同時去化很快,房價平均下跌17.7個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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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如何識別房地產下行周期拐點?
本文結合57個經濟體、跨越55年、共190次房地產下行周期的國際經驗,重新檢驗了市場對地產下行期需求復蘇的三個常見誤解,并提煉出一套識別房地產下行周期拐點的分析框架。
從見底回升的先后順序看,消費、房價、信貸與住房投資之間存在穩定的領先—滯后關系:消費→房價→信貸≈住房投資。也就是說,消費先于房價見底,而信貸和住房投資普遍滯后于房價見底。這意味著,不能因為房價尚未止跌就斷言消費不會回升,不能因為家庭仍在去杠桿就斷言房價不會回升,更不能因為住房投資還在下滑就斷言房價不會回升。正是基于這套領先滯后關系,消費、信貸和住宅投資能夠分別回答房地產下行周期里最重要的三個問題:跌多深、跌多久、何時出現拐點。
第一,房地產繁榮期的家庭加杠桿速度決定下行期房價“跌多深”。決定房價跌幅的并不是見頂時家庭杠桿率的絕對高度,杠桿率水平更多反映金融制度的差異,與跌幅幾乎不相關(相關系數僅0.02)。真正起作用的是繁榮期居民加杠桿的速度,加杠桿速度與房價跌幅的相關系數達到29%,且統計顯著。繁榮期加杠桿速度決定房價跌幅,這與我們此前的結論“上漲決定下跌”是一致的,房地產深度衰退前房價平均上漲 89.9%,而普通衰退前僅上漲 30.7%。
第二,住宅投資決定房地產下行期房價“跌多久”。房價下跌持續多長時間,本質上取決于繁榮期供給壓力形成速度、衰退期供給壓力釋放耗時。用“T之前住宅投資占比的上升速度”和“T之后住宅投資從高點回落至75%的耗時”兩個指標建模,對房價下跌時間的解釋力達到R2=0.592,其中回落耗時的解釋力更強。按這兩個維度分組也能看到清晰差異:上升快、下降慢的組別房價平均下跌約 38 個季度(接近10年,典型如日本1991年后),而上升慢、下降快的組別僅約 17.7 個季度。背后邏輯是,住宅投資雖是流量指標,但它跟蹤的是未來會進入市場的供給,繁榮期投資上升越快,未來形成的待售房源和交付壓力越集中;衰退期投資回落越慢,這股壓力釋放就越久,并通過預期不斷強化買家觀望。
第三,消費拐點預告房地產下行周期“何時出現拐點”。在三個指標中,唯有消費的拐點穩定地早于房價,深度衰退期消費平均在T+10見底,明顯早于房價的T+22;在能夠識別出消費下跌的樣本中,消費領先房價的比例高達86.8%(33/38)。
消費雖早于房價見底,但結構上高度分化。服務消費和非耐用品是消費的“穩定器”,主要受購買力影響、韌性較強,最大降幅僅1.4%;耐用品和半耐用品則因“需要”和“購買力”雙重收縮,成為消費波動的主要來源,跌幅最深(耐用品最大跌幅約14.6%),但修復期彈性也最強。其中與地產高度相關的耐用品消費占比(現價)在下行期難以回到前期高點,且滲透率越高越難修復,呈現出明顯的“去地產化”特征。
綜合來看,這三個指標共同構成了一套診斷房地產下行周期的坐標:繁榮期加杠桿的速度,在周期一開始就大致框定了房價“跌多深”;住宅投資在繁榮期的積累速度、在衰退期釋放供給壓力的快慢,決定了房價“跌多久”;而消費的見底回升,則為房價拐點“何時到來”提供了先行信號。
6. 風險提示
(1)把統計規律外推為因果關系,可能存在誤判風險。本文得出消費拐點平均領先房價等結論,但領先是事后統計的平均特征,并非穩定的因果機制,也無法在事前精確定位拐點。本文同時顯示離散度很大,這意味著均值時點有一定參考價值,但在把統計規律外推為因果關系時,仍然存在誤判風險。
(2)跨國制度差異與可比性的風險。本文將不同國家、不同年代的房地產周期統一對齊到T點進行橫向比較,但各經濟體在按揭體系、首付與杠桿約束、土地與住房供給機制、財政貨幣政策空間及銀行行為上存在顯著制度差異。這些制度背景的不同可能使消費、信貸、投資相對房價的領先滯后關系在特定國家發生偏移,簡單套用跨國平均規律外推至單一經濟體存在偏差風險。
(3)對人口因素的研究不夠,可能帶來偏差風險。目前的研究里面沒有人口增長與流動的數據,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是當前各國都要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但這些變量在目前的數據里面并不能充分體現,可能帶來一定偏差風險。
來自報告《消費、信貸和投資:如何識別房價拐點 ——從全球190次衰退看房地產周期如何回升(二)》
東吳宏觀蘆哲團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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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哲
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研究所聯席所長
蘆哲博士,現任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所聯席所長。擔任中國證券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專業委員,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曾任職于世界銀行集團(華盛頓總部)、華泰證券等機構。在JIMF、《世界經濟》、《金融研究》等頂級學術期刊發表多篇作品,出版專著《大國消費》。第五屆鄧子基財經研究獎得主,包攬新財富、水晶球、金牛獎在內的全部資本市場大獎。
同時兼任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多所高校的專業研究生導師和EMBA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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