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聲明：本文為虛構小說故事，借虛構故事傳遞積極價值觀，呼吁讀者遵紀守法，弘揚友善、正義等正能量，共建和諧社會。

高考結束后的第三天，我在同學聚會上喝高了。

李明坐在我旁邊，沉默了很久，突然開口："你知道嗎，你轉學進來那天，林老師把我們全班叫去開了個會。"

我以為是普通的班會，笑著問："說什么了？"

他看了我一眼，把酒杯放下，聲音低了下去："她說……她說你媽剛死，你爸進了監獄，讓我們別問，別提，當你什么都沒發生一樣。"

整個包廂突然安靜了。

我盯著桌面，聽見自己的心跳聲。

三年了。三年里所有那些"剛好路過"、"順便問一句"、"要不要一起"……原來全都不是剛好。

那是2009年9月，我十六歲。

父親被捕的消息是在暑假末尾傳來的。涉及工程款挪用，罪名很難看。母親在他被帶走后的第十一天，在出租屋里吞了藥。我是被鄰居發現的，推開門的時候她已經沒有了呼吸，手邊還放著一杯沒喝完的水。

我在醫院走廊坐了一夜。姑姑第二天趕來，把我帶回了她在南城的家。

沒有人跟我說接下來怎么辦。大人們在另一個房間壓低聲音商量，偶爾傳出"孩子"兩個字，像是在討論一件還沒處理完的后事。最終的結論是：轉學。離開原來那個所有人都知道這件事的地方，去一個新的學校，重新開始。

姑姑幫我聯系了二中。她跟校方說了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開學第一天，班主任林老師在辦公室單獨見了我，說："以后這里就是你家，有什么事跟我說。"她的普通話有一點點南方口音，戴著細框眼鏡，看我的方式不像是在看一個麻煩，更像是在看一道還沒解開的題。

我轉學進班是9月12日，星期五，下午第三節課后。

教室里有四十三個人。我站在講臺上，用了大概十秒鐘把全班掃了一遍。大多數人的眼神是正常的好奇，有幾個在低頭玩筆，最后排靠窗的位置有個男生在睡覺。

林老師說："這是陳曉，從市一中轉來的，大家歡迎一下。"

掌聲稀稀落落，不算熱情，也不算冷漠。

我的座位被安排在第三排中間，左邊是一個扎馬尾的女生，右邊空著。

女生叫宋雨桐。她等林老師走了之后，側過身子，用鉛筆在草稿紙上寫了幾個字，悄悄推到我桌邊：

"老師最近壓力很大，你別多想。"

我看了她一眼，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以為是安慰，就點了點頭。

高中的節奏和初中完全不同，像是有人突然把時鐘的發條擰緊了三倍。我埋進課本里，用題目和公式填滿每一個可能空出來的思緒。姑姑家住在學校附近，步行十分鐘，她每天早晨會在桌上留一個煮熟的雞蛋，從不多問什么。

我在新班級里的融入比想象中順利一些。

沒有人問我為什么轉學，沒有人問我原來住哪里，沒有人問我父母做什么的。

我以為是因為高中生更成熟，或者是因為學業太忙，沒時間八卦新同學的家底。后來我把這種"順利"理解成一種幸運，心里對這個班級悄悄生出一種感激。

真正讓我覺得這個班級不一樣的，是一件很小的事。

轉學后大概第三周，一個周四的傍晚，我去圖書館還書，在樓道里碰見了同班的男生李明。他比我高半個頭，打籃球，是那種在班里自來熟的性格。他看見我，很自然地說："走，一起去食堂，今天有紅燒肉。"

我們就這樣成了朋友。沒有前因，沒有鋪墊，就是一句"今天有紅燒肉"。

后來我才知道，李明其實不怎么愛吃紅燒肉。

還有體育委員趙磊，有一次我忘帶體育服，他二話沒說把備用的那件遞給我，尺碼大了一號，袖子遮住了半只手，他看著我說："好看，顯高。"

還有同桌宋雨桐，每次月考前都會多復印一份錯題集，"順手"放在我桌上。她從來不解釋，我接過來道謝，她就說"反正打印店按頁收費，多一份不多錢"。

這些事情，當時我都以為只是普通的善意，是這個班級氛圍好，是我運氣不錯，落進了一個好地方。

高一下學期，我開始參加學校的文學社。

這是我自己找到的一個出口。從初中起就喜歡寫東西，到了那段時間，寫作變成了一種必要——不寫就憋著，憋著就出不了門。

文學社的指導老師是教語文的周志遠，三十多歲，留著小胡子，上課喜歡念詩。他第一次看我交的稿子，沉默了很久，然后說："你寫得很克制，但底下有很重的東西，你知道嗎？"

我說不知道。

他說："你可以不知道。繼續寫就行了。"

文學社里還有一個女生，叫謝婷。她寫詩，畫抽象畫，走路帶風，說話的時候喜歡看著你的眼睛，讓人有點招架不住。她是第一個問我"你是哪里人"的同學——不是追問，只是隨口，問完就去翻書了，不等回答。

我盯著她的背影想了一下，回答說："南城人。"

她嗯了一聲，沒再問。

我不知道為什么要告訴她真實答案，她也沒有深究。

高一結束那個暑假，父親來信了。

信是通過獄方轉的，字跡潦草，大半在說悔過，最后一行寫："你媽的事，是爸的錯。"

我把信折好，放進抽屜最底層。

然后去姑姑家樓下的小賣部買了一瓶冰汽水，坐在臺階上喝完，回去睡覺。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母親還在，我們住在老家，院子里有棵棗樹，她站在樹下曬被子，陽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我叫她，她回頭，臉上是我記得的那種笑

醒來的時候天還沒亮，我趴著哭了很久，把枕頭都哭濕了。

高二開學，我換了發型，剪短了，看起來干凈利落。宋雨桐說："你變了。"我問哪里變了，她想了想說："更像一個人了。"

這句話我想了很久，也沒完全想明白，但不知道為什么，聽完心里覺得暖。

高二是最艱難也最充實的一年。

文理分科把班級拆了一半，我選了文科，李明選了理科，兩個人從此只有課間和飯點能碰面。但他總是能找到機會——有時是操場，有時是圖書館門口，有時就是路過走廊，遠遠看見就招手，"吃了沒"，"考得咋樣"，三句兩句，不深不淺，但很穩。

那年冬天，我在文學社的刊物上發了一篇文章，寫的是一個少年的流離，用的是第三人稱，改了時間地點，但情緒是真實的。周志遠老師看完說，"這篇可以投省刊。"后來真的發出去了，拿了個三等獎。

頒獎通知到學校那天，林老師在班會上念了我的名字，全班鼓掌，我坐在位置上，臉燒得很厲害，不知道是高興還是別的什么。

謝婷事后找到我，把一張畫遞給我，說："送你，祝賀。"

那是一幅抽象的畫，藍色和黑色交疊，中間有一點橘色的光。

我說："我看不太懂。"

她說："不用懂，看著舒服就行。"

那幅畫后來一直放在我桌上，陪我讀完了高二和高三。

高三是一場集體長跑。

壓力壓下來，所有人都變得沉默而鋒利。班級里開始有人失眠，有人崩潰大哭，有人在自習課上發呆發半節課。我反而進入了一種奇怪的平靜，像是早就跑過了某個坎，別人現在才到。

第一次模擬考，我考了班級第七，林老師找我談話，說："你有能力，但要再穩一點。"

她還說了一句話，當時我沒太在意，后來想起來覺得很奇怪——她說："這三年，你走得很好。"

我以為她說的是成績，就點點頭走了。

宋雨桐報了北京的學校，語氣平靜，好像早就想好了。趙磊說要去學體育，被家里反對了半年，最后妥協填了師范。謝婷的志愿是藝術類，只有她一個人在報志愿這件事上顯得云淡風輕，"去哪都行，只要能畫畫"。

李明說要學工程，"建橋，那種大橋"，說這話的時候他眼睛里有一種認真，讓我突然想起他第一次叫我去吃紅燒肉的那個傍晚。

高考前最后一次班會，林老師站在講臺上，說了很多，我只記住了最后一句："這三年，你們互相托著，都沒有倒下，這是我見過的最好的一屆。"

說完她摘下眼鏡擦了擦，轉過身去，說："好了，散會，去復習。"

高考那兩天，六月，天氣很熱。

考完最后一科，走出考場，太陽曬在臉上，我站在臺階上沒動，聽見旁邊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打電話，有人抱在一起。

宋雨桐從后面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說："結束了。"

我說："嗯。"

她說："你哭不出來？"

我想了想，說："好像哭完了。"

她看了我一秒，然后笑了，沒說別的。

聚會是在高考后第三天，租了個包廂，十幾個人圍在一起，喝酒，講笑話，回憶那些雞毛蒜皮的高中往事。

氣氛正好的時候，李明突然沉默了。

我注意到他，問："怎么了？"

他端著酒杯，看了我很久，然后看了一眼宋雨桐，又看了一眼趙磊。

宋雨桐輕輕搖了搖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