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把幾件真絲襯衫疊進行李箱的時候，林陽一直靠在臥室的門框上看著我。他的眉頭擰得很緊，嘴唇抿成了一條泛白的線。我們剛剛結束了一場并不激烈的爭吵，沒有摔東西，也沒有大吼大叫，但空氣里那種沉悶的拉鋸感，比摔碎幾個碗更讓人窒息。

“真的非去不可嗎？”他終于還是沒忍住，聲音里帶著一種我當時只覺得是無理取鬧的疲憊，“周總是男的，你們兩個人去外地一個星期，公司就派不出別人了？就算不提這個，家里現在也離不開你。”

我合上行李箱，拉鏈拉到一半，停下來抬頭看他。那是我第一次在他臉上看到一種近乎哀求的神色，但我腦子里那根叫做“事業”的弦繃得太緊了，完全忽略了他情緒里的異常。

“林陽，我已經跟你解釋過三遍了。”我盡量壓住心里的火氣，“這次去廣州的并購案是我跟了半年的項目，周總親自帶隊，這說明公司高層對我的看重。只要這次項目拿下，年底總監的位子就是我的。你也是在職場混的人，這時候你讓我跟老板說我不去了？我為了這個家妥協得還不夠嗎？”

他沉默了，眼神暗了下去，像是一簇火苗被冷水澆滅。他看著我，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垂下眼睛，轉過身往客廳走去，扔下一句：“隨便你吧，你想走就走。”

我看著他的背影，心里有一絲莫名的慌亂，但很快就被即將到來的職場挑戰和某種解脫感沖淡了。結婚五年，女兒三歲，我幾乎成了一個在家庭和公司之間連軸轉的陀螺。

每天早晨像打仗一樣給孩子穿衣服喂飯，晚上回來還要面對一水槽的碗筷和輔導不完的早教。我太累了，這場為期七天的出差，對我來說不僅是升職的跳板，更是一次短暫的逃離。我想做回七天的蘇靜，而不是誰的妻子，誰的媽媽。

第二天清晨，我拖著行李箱出門時，林陽還在廚房里給女兒熱牛奶。他沒有出來送我，只是隔著磨砂玻璃門叮囑了一句“路上注意安全”。我應了一聲，轉身關上門，聽著門鎖“吧嗒”落下的聲音，我長長地吐出了一口濁氣。

在去機場的出租車上，我化了一個精致的妝。到了候機大廳，周總已經在那里等我了。他是個四十出頭的工作狂，業務能力極強，平時在公司雷厲風行，不茍言笑。看到我，他只點了點頭，遞給我一份厚厚的資料：“飛機上再過一遍數據，這次對方很難啃，我們要做好打硬仗的準備。”

我接過資料，心里不僅沒有反感，反而涌起一陣久違的興奮。這才是屬于成年人的戰場，純粹、直接、有價值。

接下來的七天，我過得像是在云端。白天，我和周總穿梭在廣州的高檔寫字樓里，和對方團隊進行唇槍舌劍的談判。我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專業和敏銳，甚至在幾個關鍵的財務漏洞上，替公司挽回了巨大的被動局面。周總看我的眼神里漸漸多了一種贊賞，那是同行之間平等的尊重。

晚上，我們會去江邊的餐廳和客戶應酬。脫下了圍裙和家居服，我穿著得體的職業裝，舉著紅酒杯，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各種話題之間。回到五星級酒店的房間，不再有孩子半夜的哭鬧，不再有丈夫沉重的呼吸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