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七年十一月初六，曾被天下官員稱作九千歲的魏忠賢，在半夜上吊自盡。得知消息后，朱由檢十分高興，朝中官員紛紛上書慶賀，聲言大奸已除，明朝有望復興。

然而，僅僅十七年后，李自成就攻破北京，朱由檢在煤山自縊。 幾百年來，史書、民間對魏忠賢的評價一直都是兩極分化。

《明史》把他歸進《閹黨傳》，定性為禍亂朝政、殘害忠臣的巨奸。可很多梳理晚明財政、遼東戰事史料的人又提出，魏忠賢在世時，國庫充盈、關外防線穩定，是他短暫拖住了明朝衰敗的腳步。

甚至，他們還得出結論：“魏忠賢不死，大明不亡。”

那么，魏忠賢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為何他在晚明有如此大的影響力？朱由檢又為何要殺他呢？

市井游民

魏忠賢原名魏四，河間肅寧人。他從小沒讀過書，不務農事，常年混跡街頭，喜好賭博飲酒，行事圓滑，擅長看人臉色。成年后，魏忠賢娶妻生子，家中積蓄常年被他賭光，欠下了不少外債。因此，當債主上門逼迫時，走投無路的魏忠賢選擇自行閹割，打算入宮做宦官謀生。

萬歷十七年，三十歲的魏忠賢正式進入皇宮。因為不識字，沒法進司禮監處理文書，只能常年干庫房看管、雜役伺候這類底層活計。在宮里熬了近二十年，一直沒有出頭機會，卻也練就了察言觀色，隱忍兇戾的本性。

后來，他結識了皇帝的乳母客氏。宮中宦官與宮女結成伴侶稱作“對食”，往往互相扶持。當時，客氏照料皇太孫朱由校，魏忠賢便常年跟在朱由校身邊，打理日常起居，陪他做木工、游玩，深得朱由校信任。

在萬歷、泰昌兩朝接連更替時，朝堂爆發移宮案，文官派系互相爭斗，沒人顧及深宮內的皇太孫。等到天啟元年，朱由校繼位后，伴隨自己長大、事事貼心的魏忠賢，很快就得到提拔。

天啟三年，魏忠賢升任司禮監秉筆太監，同時提督東廠。司禮監握有批紅權力，東廠掌管監察、詔獄，自此魏忠賢成為一人一下，萬人之上的“九千歲”。 很多人覺得朱由校沉迷木工、荒廢朝政，才縱容宦官掌權。

然而，從朝堂局勢看，事情并非這么簡單。萬歷中后期開始，江南東林文官勢力持續壯大，他們掌控地方輿論，背后依靠江南絲綢、鹽鐵、海外商貿大戶，多次上書請求減免工商礦稅，朝廷稅收大量壓在底層農田。文官勢力過大，皇帝很難制衡，因此朱由校重用魏忠賢，目的就是用宦官勢力平衡文官勢力。而這，也進一步將魏忠賢推向了權力巔峰。

打擊東林黨

手握大權后，魏忠賢收攏在朝堂不得志的齊黨、楚黨、浙黨官員，后世統稱他們為“閹黨”。從內閣六部，到地方督撫、邊關將領，不少官員依附魏忠賢，朝堂形成兩大對立陣營。

東林一派官員，以江南士大夫為主，常年在書院講學議政，標榜清廉忠君，核心訴求一是削減宦官權力，二是減免工商業賦稅。雙方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財稅、朝堂話語權兩件事上。

當時，左副都御史楊漣上書，羅列魏忠賢二十四條罪狀，直指他干預朝政、迫害后宮、欺壓百官。隨后，數十名東林官員聯名附和，要求朱由校處死魏忠賢。然而，客氏在朱由校面前不斷哭訴辯解，魏忠賢也跪在御前請罪，顛倒事情原委。朱由校最終沒有治魏忠賢的罪，自此天平完全偏向了“閹黨”。

此后，魏忠賢開始清算東林骨干，兩次大規模抓捕，史稱“乙丑詔獄”、“丙寅詔獄”。天啟五年，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六人被抓進詔獄，遭受嚴刑審訊，全部死于獄中。

僅僅一年后，周起元、周順昌、高攀龍等七名東林官員又遭到追捕。抓捕周順昌時，蘇州百姓聚眾阻攔，事后參與鬧事的百姓全部被東廠處置。 而為了穩固自身的勢力，“閹黨”還整理《東林點將錄》，把所有不依附魏忠賢的文官登記在冊，按名單罷官、降職。

當時，各地地方官員為討好魏忠賢，紛紛修建生祠，生祠規制接近皇家宗廟，地方百姓需要行禮參拜，稍有抵觸就會被東廠問罪。 于是，官場風氣發生了明顯變化。官員升遷，首要標準是是否依附“閹黨”，才干品行放在其次。而不少“閹黨”官員也公開售賣地方官職，收受賄賂，吏治逐漸敗壞。

可與此同時，天啟朝的財政、邊防情況，相比前后時期，卻相對穩定。

向工商征稅

晚明兩大難題，一是國庫空虛，二是后金常年侵擾遼東。天啟初年，國庫存銀常年不足幾十萬兩，遼東每年軍費缺口巨大，軍餉拖欠是常態，士兵時常嘩變。東林主政期間，大量裁撤礦稅、工商稅，朝廷只能增加田賦，西北貧瘠土地農民負擔持續加重，流民逐年增多。

而在魏忠賢上臺后，調整征稅方向，減少貧瘠地區田賦徭役，把征稅重點放在江南工商業、鹽商、礦場、海外貿易商戶身上，即便文官上書反對，依舊堅持派遣稅監前往江南收取商稅。幾年時間里，國庫每年新增數百萬白銀，遼東軍餉基本能按時發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