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程述堯》詞條 / 《帶雨云埋一半山——記我的父親程述堯》/ 《上官云珠之女慘死車輪下》/ 《上官云珠專題》/《上官云珠的兒子韋然：我父親程述堯的命運悲情坎坷》/ 《上官云珠和她的五個男人》/ 《程述堯——三段婚姻，三個名女人，三次被辜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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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8月下旬，上海的暑氣剛剛開始消退，大街小巷還帶著那種悶熱的黏稠感。

一個老人迷了路。

他從五原路的住所出門，只是想去附近買點東西，平常走過千百回的路，這一次走著走著就再也辨不清方向了。

他在南京西路一帶轉悠，腳步越來越亂，越走越往陌生的地方去，最后摔倒在一片建筑工地旁邊，股骨頭骨折，趴在地上爬不起來。

路旁的行人看了一眼，沒有人停下來。

就這樣，他孤零零地伏在地上，從白天呻吟到深夜，才被警察發現，送了回去。

家里的妻子開了門。

她沒有問他倒在哪里，沒有問他疼不疼，只是當著警察的面，揚聲把他罵了一通，從頭罵到尾，罵完轉身進屋，門在身后合上了。

老人認不出眼前這個女人了。

這不只是老年癡呆造成的混亂。

這三十多年的婚姻，這個幫她奔走平反、幫她追回財產、在她入獄時獨自扛下所有的男人——他已經忘了。

忘了，對他來說或許是一種解脫。

這個老人叫程述堯，1916年生于山東濟南，1993年9月24日在上海病逝，享年76歲。

他這一生，娶過三任妻子。

頭婚是黃宗英，二婚是上官云珠，三婚是吳嫣。三個女人，哪一個拿出來單說，都是那個年代上海灘的傳奇人物。

黃宗英有"甜姐兒"之稱，是話劇、電影兩棲的當紅女星；上官云珠1962年被推舉為新中國二十二大電影明星，代表作從《一江春水向東流》到《早春二月》，無一不是經典；吳嫣出身復雜，卻在上海的地下工作網絡里混跡多年，交際能量不容小覷。

三個絕非尋常的女人，先后走進了程述堯的生活，又先后以各自的方式離開了他。

【一】山東濟南出來的富家公子，在北京燕京大學愛上了話劇

程述堯的起點，在當時來說是很不錯的。

1916年，他出生在山東濟南一個家底殷實的商人家庭。

母親在他出生后不久因產褥熱去世，父親隨后續弦，繼母性格溫和，對程述堯并無虧待。

因為是家中長子，上下幾代都對他格外偏愛，從小錦衣玉食，在那個年月里，已經是許多同齡人羨慕不來的條件。

他七八歲的時候，隨父親工作變動，全家從濟南遷居北京，程家就此在北京扎了根。

程述堯在北京的教會學校念中學，打下了扎實的英文基礎，后來考進燕京大學，讀教育專業。

燕京大學在當時與清華、北大并稱北平頂尖學府，能考進來的都是有真本事的人。

程述堯在學校里的口碑很好，性格開朗，愛交朋友，外號叫"活寶"，走到哪里都熱熱鬧鬧。

他不是那種只會埋頭苦讀的書生，更大的精力花在了校內的戲劇活動上。

他加入了燕京劇社，開始接觸話劇，一發不可收拾，從此把這件事當成了比專業課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軍隊占領了燕京大學。

就在那個冬天，程述堯與校內的進步教授、學生共二十余人，被日本憲兵隊逮捕，關進沙灘北大紅樓的地下室——那里是日本憲兵司令部的關押場所，被關押者經歷了長達一個多月的拷問審訊，每天活在威脅與折磨里。

后來靠著親友多方斡旋，程述堯才得以被釋放。

出來之后，他并沒有立刻回歸平靜的校園生活。

從那段被關押的經歷里，他看見了時局的兇險，也看清了自己身處一個什么樣的年代。

1944年，他在輔仁大學完成剩余學業，正式拿到畢業文憑。

按照父親的安排，他先去濟南在教育部門做了督學，干了一年不到，實在憋得慌，放棄了這份體面職務，回到北京，憑著一口流利的英文，進入中央銀行擔任行長的英文秘書。

這份差事收入豐厚，是當時標準的鐵飯碗，卻也成了他從事話劇活動的經濟后盾。

1945年，程述堯辭去了山東省教育廳的工作，徹底加入了話劇圈，把自己在中央銀行的薪酬拿出來，組建"南北劇社"，自己擔任社長。

劇社的成員陣容相當亮眼：孫道臨、于是之、衛禹平、丁力、黃宗江，還有黃宗江的妹妹黃宗英。

這些人里面，有幾個后來在中國演藝史上留了名字，但那時候都還是年輕氣盛的話劇愛好者，聚在程述堯在中央銀行宿舍的家里排戲，吃著他出錢置辦的飯，排他出資支持的劇目。

南北劇社的日子其實并不寬松。

運營經費全靠程述堯一個人墊，收入時有時無，演出場地也得靠關系借，出去"拜客"——也就是給當地警察局和主管部門送禮求關照——是常有的事。

但程述堯不在意這些，他就是喜歡戲，哪怕搭上自己全部的薪水也樂在其中。

就在這段時間里，他認識了黃宗英，然后做了他這一生里頭一個、也是日后反復重演的選擇——為一個別人不敢要的女人伸出手。

【二】頭婚黃宗英：他娶了別人不敢娶的女人，卻換來婚內出軌和一張好人卡

黃宗英進入南北劇社的時候，還背著一段沉重的過去。

1925年生于北京的黃宗英，家世不錯，父親是機電工程師，自幼受過良好教育。

1943年底，年僅18歲的黃宗英，嫁給了哥哥黃宗江的同學郭元同。

郭元同是個知識分子，但身體本就有問題，婚禮當天還需要人扶著才能完成儀式。

兩人結婚僅僅18天，郭元同突發心臟病，離世了。

歡聲鑼鼓還沒有散盡，黑紗已經戴上了。

18歲的黃宗英一夜之間成了寡婦，被婆家送回去，隨信奉基督教的婆婆住在北平，整日郁郁寡歡，精神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那個年頭，新婚沒多久丈夫就去世，周圍的人難免私下議論，說這個女人"命硬"、"克夫"，沒人敢靠近。

程述堯通過黃宗江了解到妹妹的處境，主動寫信與她聯系，給她寫安慰的話，幫她疏解心里的郁結。

日子久了，黃宗英從陰霾中慢慢走出來，1944年重返話劇舞臺，在上海續演《甜姐兒》一百多場，名聲逐漸回來了。

1945年，她加入了南北劇社，與程述堯朝夕相處，兩人的關系從朋友走向更近一步。

1946年，程述堯不顧周圍人說黃宗英是"寡婦""克夫"的聲音，也不理會父親的勸阻，正式向黃宗英求婚。

黃宗英后來在回憶里說，她當時答應他，是因為感激，因為他在她最難的時候對她最好，讓她覺得嫁給這個人一定會很幸福。

但她也坦白，那不完全是愛情，更多是一種感激之情驅使下的一時沖動。

婚后，兩人住在中央銀行分配的宿舍里，程述堯把房間隔成三間，把黃宗英的母親、哥哥黃宗江和嫂子全部接來同住，后來甚至連黃家的親戚朋友來了也一起住。

他每天下班回來，還會給黃宗英買醬牛肉之類的好東西，在當時算得上難得的體貼。

黃宗英的演藝事業蒸蒸日上，他全力支持，從不干涉。

他給她的，是那個年代一個男人能給的最周全的照顧。

可黃宗英的心，始終沒有完全落在這里。

1947年，黃宗英接到邀請，去上海拍攝電影《幸福狂想曲》，與她對戲的男演員是趙丹。

趙丹當時剛從新疆出獄歸來，是上海灘最有影響力的男星之一，風頭正勁。

兩人在片場日久相處，感情迅速升溫，黃宗英婚內與趙丹陷入了熱戀。

這件事程述堯一開始并不知情，后來還是通過一些細節察覺到了不對。

《幸福狂想曲》拍完，黃宗英回到北京，把事情向家里坦白了。

她母親和哥哥黃宗江都極力反對她離婚，但她心意已決。

程述堯一開始不同意，兩人僵了一段時間，最后在黃宗江的從中斡旋下，坐下來把離婚手續辦了。

1948年，兩人正式分開，黃宗英隨即與趙丹結合。

程述堯沒有鬧，也沒有找趙丹算賬，圈子里的人都等著看一場好戲，結果他不聲不響地把離婚手續辦完，還交代趙丹好好照顧黃宗英——這個讓人搶走妻子的男人，他后來和他成了朋友。

更讓人瞠目的是，離婚之后，黃母在沒有別的住處的情況下，依然住在程家，程述堯照樣養著，一聲怨言沒有。

黃家親戚朋友遇到什么事，也還是習慣找他幫忙，他也還是幫。

就連程述堯的母親，在辦完離婚手續之后，還把黃宗英當初嫁進來時的陪嫁一一歸還給了黃家，一分不差。

多年之后，黃宗英在回憶錄里寫到這段往事，說程述堯是個大好人，說他本可以恨她，說他給她的太多，自己給他的太少。

這話說得很誠懇，但對程述堯來說，卻是一張他這輩子收到的第一張"好人卡"。

他是好人，可好人并沒有得到好人該得的東西。

【三】南下上海，從金融界精英變成了蘭心大戲院的副經理

與黃宗英離婚后，程述堯在北京待了一段時間，心灰意冷，終究還是決定挪個地方。

1948年，他接受演員金山的邀請，南下上海，加入昆侖影業公司，擔任金山的秘書，后來還在電影《大團圓》中出演了一個大少爺的角色——他那時候還不老，相貌周正，舉手投足間帶著一股北京人特有的儒雅勁，上了鏡，觀眾反應還不錯。

但他真正的人生轉折，發生在1949年。

上海解放，原來由英國人管理的蘭心大戲院需要接管，上海市文化局接管委員會文藝處把這個任務交給了程述堯，讓他去主持接收，并擔任劇院副經理，負責日常運營。

蘭心大戲院在上海的地位，不是一般的戲院可以相比的。

它創建于1866年，是當時中國歷史最悠久的西式劇院之一，坐落在茅名南路，接待過無數大人物，也上演過無數經典演出。

能在這里擔任副經理，程述堯的社會地位在上海文藝圈里算是站穩了。

這個位置，也把他推到了遇見上官云珠的地方。

1950年初，全國婦聯上海分會在蘭心大戲院演出四幕話劇《紅旗歌》，上官云珠在劇中飾演女工馬芬姐。

這出戲連演了159場，程述堯因為主持劇院日常工作，與上官云珠有了長達幾個月的頻繁接觸。

上官云珠早年見過大世面，歷經多段婚姻，人情世故諳熟，但在那個時間節點上，她也正處于一種需要穩定的狀態——她的第二段婚姻已經結束，獨自帶著女兒姚姚，一個人撐著。

程述堯了解她的過往，主動靠近，態度誠懇。

《紅旗歌》演出結束后，他向上官云珠表明了心意，兩人迅速確定了關系，1950年8月，正式成婚。

兩段感情，兩次婚姻，程述堯拿出了一個男人能有的全部耐性與包容，一次被出軌甩開，一次以寬容收場。

他的名字在那個文藝圈里，幾乎和"厚道"這兩個字綁死了——大家都知道這個人沒壞心，大家也都知道他對女人太好。

然而，第二段婚姻剛剛開始，日子還沒來得及走穩，命運就已經在醞釀一場更大的風暴。

1952年，一封舉報信送到了主管部門，里面的每一個字，都指向程述堯——蘭心大戲院副經理、上官云珠的丈夫、有兩個孩子的父親。

舉報的內容，牽扯到他在義演中的賬目。

這件事本身并不復雜，但放在當時那個政治氣候里，它的后果卻遠超出一筆賬目爭議本身。

上官云珠當時正處于事業最高峰，片約不斷，名聲如日中天。

而當"貪污分子"這四個字落到程述堯頭上的時候，她作為妻子的處境，就變得無比危險……

就在那一天，發生了一件讓程述堯這輩子都沒有辦法忘記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