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魯迅日記》《兩地書》《許廣平·最后一天》《魯迅全集》百度百科·魯迅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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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陸新村9號，天色還沒有完全透亮。

二樓的臥室里，許廣平已經(jīng)守了整整一夜。

她坐在床邊的木椅上，眼睛一刻也沒有離開過床上那個人。

魯迅的呼吸越來越淺，每一次胸口的起伏，都像是在和什么東西做最后的較量。

屋子里只有掛鐘的擺動聲，一下，一下，把夜的寂靜切成一段一段的。

凌晨五點剛過，床上的人忽然動了動。

許廣平立刻俯下身，把耳朵湊到他嘴邊。

魯迅竭力睜開眼睛，攥住了她的手，用極其微弱卻咬字分明的聲音，把一句話送了出來。

就是這句話，讓許廣平在這間昏暗的臥室里，第一次當(dāng)著他的面，無聲地哭了出來。

1936年，魯迅五十五歲，與許廣平攜手走過了將近十年的共同生活。

外面有人說，他們晚年感情已經(jīng)淡了，魯迅常在深夜獨自枯坐，對許廣平日漸冷淡。

然而，當(dāng)許廣平把魯迅臨終前那句話完整地記錄下來之后，所有讀到這句話的人，都久久無法釋懷，再也說不出"感情淡薄"這四個字了。

那句話里藏著的東西，遠比任何人預(yù)料的都要沉得多，也重得多，讓無數(shù)人讀完之后，在心里壓了很久，很久，始終放不下來。

1925年3月，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xué)校國文系的一間課室里，下課的鈴聲剛剛響過，同學(xué)們陸續(xù)收拾書包往外走，許廣平卻留了下來。

她走到講臺前，對著正在整理講義的魯迅開口說道："先生，我有個問題，課上沒來得及問。"

魯迅抬起頭，看了她一眼，說："說。"

"先生講的那些，我聽完心里反而更堵了。"

許廣平把書抱在胸前，站在原地，"我們這些人，讀了書，明白了道理，可出去之后，還是要被那些道理以外的東西壓死。讀書，到底有什么用。"

魯迅把講義放下，沉默了片刻，說："你自己覺得有沒有用。"

"我是在問先生。"

"我要是知道答案，我就不在這里教書了。"

許廣平愣了一下，隨即笑了出來。

這個回答，和她預(yù)期里一個先生應(yīng)該給出的話，差了十萬八千里。

這一天之后，許廣平提筆給魯迅寫了第一封信。

信里沒有客套，沒有鋪墊，開門見山談的是她對那個時代、那種處境的困惑，談她覺得自己在哪里走不通，談她想要什么樣的答案，卻找不到任何地方去要。

她在信的結(jié)尾寫道，不知道先生愿不愿意回這封信，如果覺得這些問題太蠢，不回也沒有關(guān)系。

魯迅收到信，當(dāng)天就回了。

信里寫道，他沒有現(xiàn)成的答案可以給她，但她提的這些問題，他自己也問過，還沒問完，還在問，既然還在問，那就繼續(xù)問下去，問本身，就已經(jīng)不是蠢事。

就這樣，一來一往，停不下來了。

兩人的通信越來越密，話題從最初的學(xué)業(yè)與社會問題，漸漸延伸到彼此更私密的內(nèi)心世界。

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里，用了一種他在別處極少使用的語氣——不設(shè)防，不拿腔拿調(diào)，把自己真實的疲憊和困惑攤開來寫。

他談自己長年累月在黑暗里摸索的感受，談自己對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失望與期待，也談到了自己生活里那些壓在心底、平日里絕口不提的事情。

有一封信里，魯迅寫道，他有時候覺得自己寫的那些東西，像是在黑暗里喊話，喊完了，也不知道有沒有人聽見，喊著喊著，有時候自己也不確定，這喊聲究竟是要給別人聽的，還是只是為了證明自己還在。

許廣平收到這封信，當(dāng)天回信說："我聽見了。"

就這三個字，魯迅在回信里沉默了很久才落筆，寫道，知道了，那就繼續(xù)喊。

這批信后來經(jīng)兩人共同整理，于1933年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題為《兩地書》，收錄信件共一百三十五封。

書出版之后，讀到的人都能感受到，這不只是一段師生之間的通信，這是兩個在同一個時代里彼此找到的人，用文字把對方留住的過程。

1925年這一整年，北京女師大校園里的風(fēng)潮愈演愈烈，學(xué)校當(dāng)局與學(xué)生之間的沖突一再升級。

許廣平是學(xué)生運動里的積極參與者，站在最前頭的那一批人里有她。

魯迅在這件事上公開表態(tài)支持學(xué)生，為此與教育當(dāng)局正面交鋒，最終丟了教育部的職務(wù)。

事情鬧到最激烈的階段，許廣平在給魯迅的信里寫道："先生，這一次，我們怕是真的站在對的地方了，但好像也是最危險的地方。"

魯迅回信："對的地方，往往是最危險的地方，這不稀奇。稀奇的是，還有人愿意站在那里，不走。"

這段經(jīng)歷，讓兩個人之間的聯(lián)結(jié)從書信層面進入了現(xiàn)實層面，他們不再只是在信紙上談?wù)摮橄蟮膯栴}，而是在同一件具體的事情里，肩并著肩站到了一起。

這件事對許廣平來說，是一次徹底的確認——這個人，和她是一路人。

1926年8月，魯迅接受廈門大學(xué)的邀請，離開北京南下，赴廈門任國文系教授。

許廣平在幾乎同一時間離開北京，回到廣東，在廣州培正中學(xué)謀得了一份教職。

臨行前，兩人在北京見了最后一面。

許廣平說："先生，廈門和廣州，不算太遠。"

魯迅說："信還是照寫。"

"那是自然。"

火車站的月臺上，人來人往，兩個人各自提著行李，站在人群里，沒有再多說什么。

許廣平后來在回憶文章里寫到這一幕，說，那個時候其實有很多話想說，但一時不知道從哪里說起，最后就什么都沒說，就這么各走各的了。

分開之后，信件比在北京的時候更密。

魯迅在廈門的生活并不舒適，宿舍條件差，氣候悶熱，學(xué)校里的人情世故讓他疲憊，夜里睡不著，就坐起來寫信。

他在給許廣平的信里毫不掩飾地寫道，廈門這個地方讓他感到處處陌生，唯一讓他覺得還能撐下去的事，是還有信可以寫，還有人在等他的信。

許廣平收到這封信，回信說："先生寫信的時候，廣州這邊也還沒睡。"

魯迅回信："你也失眠。"

"不是失眠，是等信。"

這封信魯迅收到之后，在回信里破例寫了很長，把廈門這段時間所有積壓的感受都倒了出來，最后寫道，知道廣州那邊有人在等，這件事本身，就已經(jīng)讓廈門的夜不那么難熬了。

1927年1月，魯迅離開廈門，抵達廣州，出任中山大學(xué)文學(xué)系主任兼教務(wù)主任。許廣平此時已在廣州，兩人在這里正式匯合。

在廣州重新見面的那天，許廣平在后來的回憶里寫道，魯迅下了船，走過來，兩個人站在碼頭上，誰都沒有說什么特別的話，就那么站了一會兒。

但那種感覺，她說，就是知道了，這個人，以后就是一起走的了，不會再分開了。

1927年10月，魯迅與許廣平抵達上海，在景云里落腳，開始了兩個人真正意義上的共同生活。

搬進來的頭幾天，許廣平把新住所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

魯迅在旁邊看著，說："書架那面墻留給我，其他的你來安排。"

許廣平說："書放哪邊，先生來定，我怕放錯了。"

"窗戶旁邊，采光好，查東西方便。"

"那睡覺的地方就挪到另一邊了。"

"行。"

就這樣，兩個人把這個地方變成了家。

沒有儀式，沒有聲明，就是這樣搭起來的，兩個各自帶著行李和書稿的人，把東西往屋子里一放，日子就開始了。

上海的生活，外人看來平淡，里頭卻裝著許多細節(jié)。

許廣平把家里日常的一切全部接了下來——三餐、采買、往來信件的整理，以及魯迅文稿的謄抄。

魯迅的字跡潦草，趕稿子的時候尤其厲害，常人很難辨認，許廣平卻久而久之練出了辨認他筆跡的本事，寫了什么，改了哪里，幾乎一眼就能看出來，幾乎沒有出過錯。

有一回，已經(jīng)過了午夜十二點，許廣平端了一碗熱湯過來，放在書桌旁邊，沒有說話，轉(zhuǎn)身要走。

魯迅頭也沒抬，說："放著，等一會兒喝。"

許廣平站在原地，說："先生，上午那碗，我是放涼了才知道你沒動過。"

魯迅停了筆，轉(zhuǎn)過頭，把湯端起來，喝了一口，然后說："燙了。"

"我剛熱的，當(dāng)然燙，稍微等一下。"

魯迅把湯放回去，重新拿起筆，說："知道了。"

許廣平把那碗上午沒動過的冷湯端走，沒有再說什么。

這樣的事情，在他們共同生活的這些年里發(fā)生過很多次，她早就摸清楚了他的規(guī)律——催沒有用，放在那里才有用，等他自己注意到了，自然會停下來。

魯迅在上海這段時期，寫作量依然龐大。

雜文、翻譯、編輯，加上各方約稿和往來通信，每天能真正安靜坐下來寫東西的時間，反而是夜里。

他有一個習(xí)慣，夜里寫到最專注的時候，會把臺燈撥亮，整個人向前傾，幾乎把臉貼到稿紙上去。

許廣平每次走進書房，看到他這個樣子，就知道不要出聲，先退出去。

1929年9月27日，周海嬰在上海出生。

孩子出生的那天，魯迅在日記里記下了這件事，字跡比平日里工整許多。

過了幾天，他在給一位友人的信里提到這件事，用的語氣，是他平日里極少在信里流露的那種——有一種被什么東西壓住了、但同時又被另一種什么東西托起來的感覺。

周海嬰稍大一些之后，魯迅會帶著他和許廣平一起去看電影。

上海的電影院在三十年代已經(jīng)相當(dāng)普遍，各類外國影片和國產(chǎn)影片輪番上映，魯迅是這些影院的常客，他的日記里關(guān)于電影的記錄從不間斷。

有一回，許廣平在整理魯迅的日記，翻到某一頁，停下來，說："先生，你這個月看了五次電影。"

魯迅說："有什么問題。"

"沒有問題，我就是數(shù)了一下。"

"下次你去數(shù)海嬰吃了多少顆糖，比數(shù)這個有意義。"

許廣平忍著笑，低頭繼續(xù)整理。

除夕夜，魯迅有時會帶著周海嬰爬上樓頂放煙花爆竹。

上海的除夕夜聲響很大，弄堂里四面八方都是炮仗聲，樓頂上能看見附近幾條街同時升起的煙火，在夜空里炸開，一層一層地散開來。

海嬰每次站在樓頂上，都要把腦袋仰得高高的，盯著天上看，一聲響一聲驚叫，魯迅就站在他旁邊，一言不發(fā)地陪著他看完。

許廣平在樓下等著，聽見樓頂上孩子的笑聲，跟著在心里也笑了。

這些日常，是魯迅在那段歲月里留下的最真實的一面，與他在雜文里的那個形象，相差很遠，卻是真實存在過的。

1930年之后，魯迅的身體狀況開始明顯變差。

肺病的癥狀愈發(fā)明顯，持續(xù)的咳嗽和低熱開始在他的日常里占據(jù)越來越大的分量，體重也在逐年往下掉。

許廣平為此多次催促他去看醫(yī)生，但每一次的結(jié)果，幾乎都是一樣的。

有一天，許廣平拿著一張寫好地址的紙條走進書房，說："先生，今天下午，我陪你去看病。"

魯迅沒有抬頭："我知道，過幾天去。"

"你上次也說過幾天，上上次也是。"

"這次真的過幾天。"

"先生。"許廣平把那張紙條放在稿紙旁邊，"你自己的身體，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是什么情況。我不跟你說什么大道理，就一句話，海嬰還小。"

書房里安靜了一會兒。

魯迅把筆放下，看了那張紙條一眼，說："明天去。"

第二天，他真的去了。

但看病這件事，始終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wǎng)，藥拿回來了，不一定按時吃，醫(yī)生叮囑的休息，更是基本不聽。

許廣平管不住他，勸了多少次，結(jié)果都一樣，她能做的，也只有把藥擺在他看得見的地方，其他的，管不了。

1932年1月28日，淞滬戰(zhàn)事爆發(fā)，炮火波及上海北區(qū)，魯迅一家被迫離開住所，輾轉(zhuǎn)借住于友人家中，前后轉(zhuǎn)移數(shù)次，歷時月余，直至局勢稍穩(wěn)才重新安頓下來。

那段顛沛的日子里，有一天夜里，借住在友人家中，海嬰睡著了，許廣平坐在窗邊，低聲問魯迅："先生，你覺得，我們還能回去住嗎。"

魯迅沉默了一會兒，說："會回去的。"

"你確定嗎。"

"不確定，但是，會的。"

許廣平靠在椅背上，把手放在膝蓋上，看著窗外夜色里的上海，沒有再問。

那段時間，她自己心里有多少忐忑，從來沒有在魯迅面前細說過，她知道，說了也解決不了什么，能做的，只有等。

1933年4月，魯迅一家遷入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陸新村9號，定居于此。

這是一棟三層磚木結(jié)構(gòu)樓房，地處租界范圍之內(nèi)，周圍相對安靜，比之前住過的地方都更適合安家。

魯迅的書房在二樓，房間不大，書架沿墻排開，桌子對著窗戶，窗外是弄堂里的梧桐樹，到了秋天，葉子會一片一片地往下落，把弄堂鋪得黃燦燦的。

搬進來的那天，魯迅站在二樓書房的窗邊，往外看了一會兒，說："這里比景云里安靜。"

許廣平在旁邊說："書架先生自己來排，我不敢亂放。"

"書架我來，其他你安排。"

"好。"

大陸新村9號，成了他們最后的家。魯迅在這里度過了生命中最后的三年多時間。

這三年多里，有一件事始終壓在他心里，從未解開過，而這件事，與許廣平無關(guān)，卻與她的整個余生，深深地纏在了一起。

外面一直有人說，魯迅晚年情緒低沉，對許廣平愈發(fā)冷淡，兩人感情大不如前。這種說法流傳頗廣，但追究起來，依據(jù)并不充分。

魯迅晚年確實話少了，深夜里有時候會在書桌前枯坐很久，煙一根接一根，不寫東西，就那么坐著。

許廣平走進去，看見他那個樣子，有時候問他在想什么，他只是搖搖頭，說沒什么，讓她先去睡。

但這種狀態(tài)，更多來自他身體的衰敗，和心里積壓已久的另一件事——北京的朱安。

1906年7月，魯迅奉母親魯瑞之命，從日本回到紹興老家，與朱安完婚。

朱安，1878年生，浙江紹興人，是家族為魯迅安排的妻室。

這樁婚事完全由家族包辦，魯迅對此沒有意愿，但在那個年代，以違抗母命的方式拒絕這樁婚事，代價是他當(dāng)時無法承擔(dān)的。

婚禮辦完，魯迅很快再度離家，此后長期在外，與朱安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夫妻生活。

朱安在紹興老家守著，后來隨魯瑞遷居北京，住在西直門內(nèi)八道灣胡同，再后來遷至阜成門內(nèi)西三條胡同。

無論住在哪里，她的日子都是一個人過的。

魯迅與許廣平在上海開始共同生活之后，每月定期匯錢回北京，維持朱安的日常生活，從未間斷。

這件事許廣平知道，也從來沒有在這件事上說過什么。

大陸新村9號里，有一個夜里，魯迅寫稿寫到很晚，許廣平端了茶進來，看見他沒有在寫東西，只是坐在那里，對著窗外發(fā)呆，手里的煙已經(jīng)燃到了頭，燙到手指才察覺。

許廣平把茶放下，說："先生，燙了。"

魯迅看了一眼手指，把煙蒂按掉，沒有說話。

許廣平在旁邊的椅子上坐下來，過了一會兒，輕聲說："你又在想北京的事情。"

魯迅沉默了片刻，說："她一個人，沒有孩子，身邊也沒有人。"

許廣平?jīng)]有接話。

"我每個月寄錢過去，但那有什么用。"

魯迅低下頭，"我給不了她一個正常的日子，這件事，是我虧欠她的，還不清楚的。"

這句話說完，書房里安靜了很久，兩個人都沒有再開口。

許廣平?jīng)]有說任何寬慰的話，因為她知道，寬慰解決不了這件事。

這件事從一開始就沒有解法，只能壓著，一直壓著。

那天夜里之后，魯迅很久沒有再提起這件事，但許廣平知道，那件事從來沒有從他心里搬走過，只是他不說出來，兩個人都把這件事壓在最底下，繼續(xù)過日子。

1936年，魯迅的病情急轉(zhuǎn)直下，體力快速流失，進入秋天，已經(jīng)明顯撐不住了。

10月17日，魯迅完全臥床，無法起身。

許廣平把臥室里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當(dāng)，夜里她自己守著，白天有人輪流照看。

海嬰那段時間被安排在樓上，許廣平不讓他總往臥室里跑，她怕孩子看見父親這個樣子，心里留下什么。

10月18日下午，許廣平坐在床邊，魯迅忽然睜開眼睛，看著她，低聲說："海嬰呢。"

許廣平說："樓上，睡著了。"

"讓他好好睡，別叫他下來。"

"好。"

"你也去睡。"

許廣平說："我不困。"

魯迅沒有再說話，把眼睛閉上了。

許廣平守在那里，一直守到深夜，守到凌晨。

屋子里只有他的呼吸聲，越來越淺，越來越輕，輕到讓她每一次聽見，都要屏住自己的呼吸，才能確認那聲音還在。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為他會在沉默里慢慢離去的時候，魯迅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忽然開口說了話，說出了任何人都沒有預(yù)料到的那幾個字。

而許廣平把這幾個字，原原本本地記了下來，此后數(shù)十年流傳開去，讓所有讀到它的人，都在那一刻沉默了下來，久久沒有辦法開口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