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來源:《資本論》(馬克思)、《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恩格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21世紀資本論》(皮凱蒂)、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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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在倫敦悄悄印刷出來。
沒有隆重的發布會,沒有盛大的儀式,印刷工人甚至不太清楚自己手里捧著的是什么東西。
但就是這本冊子,后來震動了整個世界——它叫《共產黨宣言》,執筆者是一個胡子拉碴、窮得叮當響的德國人,名叫卡爾·馬克思。
馬克思在書里說了一句讓無數人熱血沸騰的話,大意是:資本主義這套玩意兒,遲早要完。
這話說出去之后,信的人前赴后繼,不信的人嗤之以鼻。
兩邊都等著看結果。
一百七十多年過去了。
結果出來了嗎?
你打開手機,刷著短視頻,用著各種APP,背后的公司在納斯達克或者港交所上市,股價漲了跌、跌了漲,資本在全球流動,工廠在東南亞開工,超市貨架上堆滿了商品……
這一切,像極了馬克思描述的那個世界。
但馬克思說它要死,它偏偏還活著,而且還在不少地方活得生龍活虎,這背后的緣由,遠比我們想象的復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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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48年前后:馬克思的觀察從何而來
要搞清楚資本主義為何能延續至今,必須先回到馬克思得出這一判斷的歷史現場,看清楚他的理論究竟建立在什么樣的現實基礎之上。
19世紀上半葉的英國,是工業革命擴張最劇烈的地方。
工業革命從1760年代率先在英國爆發,到1840年代已經全面鋪開。
紡織業、采礦業、冶鐵業相繼完成機械化,蒸汽動力取代了人力和水力,成為驅動生產的主要能量來源。
曼徹斯特在1772年時人口約2.5萬,到1850年已膨脹至約30萬,不足八十年間增長超過十倍。
伯明翰、利茲、謝菲爾德同樣經歷了相似的急劇擴張。
城市人口的爆炸性增長,遠遠超過了城市基礎設施的承載能力。
工人居住區的狀況,在大量同時代文獻中均有詳細記錄。
恩格斯于1845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是這一時期最具系統性的第一手調查報告之一。
恩格斯在書中描述曼徹斯特工人區時記錄,那里的街道沒有鋪設,坑洼泥濘,污水沒有任何排放系統,垃圾直接堆放在住宅外;多個家庭共用一處地下室,采光極差,潮濕陰冷;公共廁所極度匱乏,數十人共用一處是普遍現象。
霍亂在1832年、1848年兩度席卷英國,倫敦和曼徹斯特的工人區是重災區,死亡率遠高于城市其他地區。
勞動條件方面,1842年英國礦業調查委員會發布了專項調查報告,詳細記錄了煤礦中使用童工的狀況。
報告顯示,彼時英國煤礦中存在大量五至八歲兒童在地下作業的情況,他們在狹窄巷道中拉動煤車,每天工作時間普遍達到十二小時。
這份報告出版后附有大量插圖,在英國社會引發了極大震動,直接推動了同年《礦山法》的通過。
工廠勞動時間方面,在1833年《工廠法》通過之前,英國紡織業普遍存在每天工作十四至十六小時的情況,且對童工沒有任何年齡限制。
1833年的《工廠法》規定,紡織廠不得雇用九歲以下兒童,九至十三歲兒童每日工時不得超過九小時,但這一限制僅適用于紡織業,采礦、陶瓷、火柴等其他行業不受約束。
工資方面,根據歷史經濟學家羅伯特·艾倫等人的研究,19世紀上半葉英國工廠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在經歷了工業革命初期的停滯甚至下降之后,從1840年代起開始緩慢上升,但絕大多數工人家庭依然長期處于僅能維持基本生存的水平。
疾病、失業、年老,都可能讓一個工人家庭迅速陷入赤貧,而當時既無失業保險,也無養老保障,工人一旦喪失勞動能力,唯一的出路是依賴教區救濟或進入濟貧院。
馬克思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展開了他的理論構建。
1842年,馬克思來到科隆擔任《萊茵報》編輯,開始大量接觸社會現實議題。
他在編輯工作中處理了摩澤爾河沿岸農民因拾柴被定罪的案件,直面了普魯士法律體系如何系統性地保護有產者利益而壓制無產者權利的問題。
1843年,《萊茵報》被普魯士當局查封,馬克思流亡巴黎,開始系統研讀政治經濟學文獻,廣泛閱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以及法國社會主義思想家的著作。
1844年,馬克思在巴黎與恩格斯相識,兩人由此開始了長達四十年的合作。
1845年至1846年間,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識形態》,系統闡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提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推動歷史演進的根本動力,并將這一原理用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結構。
1848年02月,《共產黨宣言》在倫敦出版,馬克思的核心歷史判斷得到了完整表述:隨著資本積累的推進,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占有,貧富差距持續拉大;工人階級不斷壯大,而其處境則日益惡化;最終,工人階級會聯合起來,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一個生產資料公有、沒有階級剝削的新社會。
這套判斷,建立在大量真實觀察的基礎之上。
馬克思本人并非書齋里的空想家,他翻閱了海量的工廠調查報告、議會藍皮書、統計數據,用第一手的原始資料為自己的理論提供支撐。
在他寫作的那個歷史時刻,這些邏輯幾乎無懈可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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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867年:《資本論》的出版與其后的歷史走向
《共產黨宣言》出版的同一年,歐洲爆發了大規模革命浪潮。
1848年02月,法國爆發二月革命,路易·菲利普王朝覆滅,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建立。
隨后,奧地利、普魯士、意大利各地相繼爆發起義,史稱"1848年革命"。
這場席卷歐洲的革命浪潮,在表面上印證了馬克思判斷的方向,但到1849年,這一輪革命已普遍遭到鎮壓,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主要國家得以繼續維持。
馬克思在這一輪革命中積極參與。
1848年06月,他回到科隆,創辦《新萊茵報》,支持革命運動。
1849年05月,《新萊茵報》被普魯士當局查封,馬克思再度被驅逐,輾轉流亡,于1849年08月抵達倫敦,此后直至去世再未離開。
在倫敦的歲月里,馬克思的生活長期處于極度困苦的狀態。
他主要靠恩格斯的資助和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的稿酬維持家用,一家人長期蝸居在倫敦迪恩街28號的狹小公寓里。
他的數名子女因貧困和疾病相繼夭折,根據其傳記資料,七個孩子中僅有三個女兒成年。
盡管生活處境如此,馬克思在這段時期完成了他一生中規模最大的理論著作。
他在大英博物館閱覽室,日復一日地研讀政府統計報告、議會藍皮書、工廠調查記錄,積累了大量第一手原始資料。
1867年09月,《資本論》第一卷在漢堡正式出版。
《資本論》第一卷的核心論證,圍繞剩余價值理論展開。
馬克思從商品的二重性出發,區分了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進而引出勞動價值論:商品的價值由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
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工人出賣的是勞動力這一特殊商品,資本家購買了工人的勞動力,工人在工作日內除了再生產自己勞動力價值所需的必要勞動時間之外,還有剩余勞動時間,這段時間創造的價值——即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
在此基礎上,馬克思論述了資本積累的規律。
他認為,資本積累的推進必然伴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機器等不變資本的比重上升,活勞動即可變資本的比重相對下降。
這一趨勢一方面導致利潤率趨于下降,另一方面造成相對過剩人口的形成,即工業后備軍的擴大。
工業后備軍的存在,持續壓低工資水平,使工人階級難以通過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改善自身處境。
馬克思據此得出了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財富在資本一極積累,貧困在勞動者一極積累。
《資本論》出版后,在歐洲工人運動中產生了持續而深遠的影響。
1864年09月,國際工人協會在倫敦圣馬丁堂成立,馬克思參與起草了成立宣言,并在協會總委員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871年03月18日,在普法戰爭失敗、普魯士軍隊圍困巴黎的背景下,巴黎工人階級爆發起義,建立了巴黎公社。
公社存續期間頒布了一系列措施:廢除夜間勞動制,將工人罰款制度廢除,沒收逃亡資本家的工廠交由工人合作社管理,實行政教分離,規定公社官員薪酬不得超過熟練工人工資水平等。
1871年05月21日至28日,凡爾賽政府軍攻入巴黎,對公社進行了大規模鎮壓,史稱"流血周",死亡人數據不同史料估計在一萬至三萬之間。
公社失敗后,馬克思寫就了《法蘭西內戰》,對巴黎公社進行了詳細分析,將其定性為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型無產階級政權的一次嘗試。
1883年03月14日,馬克思在倫敦因胸膜炎病逝,享年六十四歲。
《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由恩格斯整理,分別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
馬克思去世時,他預言中的資本主義崩潰尚未到來,但他留下的理論框架,在此后數十年間持續影響著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與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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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17年至1991年:理論的實踐與現實的分叉
馬克思去世后的三十余年間,他的理論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影響路徑。
1889年07月,第二國際在巴黎成立,匯聚了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和工人組織。
在隨后數十年間,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運動內部出現了明顯的路線分歧:一派主張通過議會途徑推進社會改革,另一派堅持革命路線。
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愛德華·伯恩施坦于1899年出版《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系統闡述了修正主義立場,認為資本主義具備自我調整的能力,工人階級的處境并未如馬克思預言的那樣持續惡化,社會主義可以通過漸進改革而非革命來實現。
這一觀點在第二國際內部引發了激烈爭論。
俄國的局勢,朝著完全不同的方向演變。
1917年03月08日,俄國爆發二月革命,起因是彼得格勒工人因面包短缺而發動罷工示威,隨后軍隊嘩變,局勢迅速失控。
1917年03月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簽署退位詔書,統治俄國三百零四年的羅曼諾夫王朝就此終結。
同年11月07日,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在彼得格勒發動武裝起義,推翻了克倫斯基領導的臨時政府,建立蘇維埃政權。
列寧隨即宣讀了《和平法令》,宣布蘇維埃政府愿意與所有交戰國談判停戰;《土地法令》則宣布沒收地主土地,交由地方土地委員會管理分配。
蘇維埃政權隨后推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變革:銀行、鐵路、大型工業企業相繼收歸國有;私人貿易在1918年至1921年的戰時共產主義時期被全面禁止。
1921年,列寧推行新經濟政策,允許一定范圍內的私人貿易和小規模私營企業存在,以恢復因內戰和經濟破壞而急劇萎縮的生產。
1924年01月21日,列寧病逝。
此后,斯大林經過數年權力斗爭,逐步確立了在蘇聯的最高領導地位。
1928年,蘇聯開始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以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建設為核心,通過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為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
與蘇聯走上國有化和計劃經濟道路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歐主要國家的工人運動走出了截然不同的歷史軌跡。
英國工會運動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持續壯大,1900年工黨正式成立。
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912年國會選舉中成為帝國議會第一大黨,獲得110個議席。
這些政黨走的是議會路線,通過參與立法,推動改善工人勞動條件的法案:工作時間限制、失業救濟、工人賠償制度、集體談判權利……一項項具體的立法改變,在不推翻資本主義所有制框架的前提下,系統性地改變了工人在勞動關系中的處境。
二戰結束后,蘇聯影響力擴展至東歐,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東德相繼在蘇聯扶持下建立了蘇聯模式的政權。
中國在1949年10月01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隨后推行了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造措施。
朝鮮、越南、古巴也在不同時期走上了類似的道路。
冷戰格局在1947年至1991年間將世界劃分為兩個陣營,意識形態對立和軍備競賽成為這一時期國際關系的主要特征。
1985年,戈爾巴喬夫出任蘇聯總書記,推行改革重建與公開性政策,試圖在維持蘇聯體制的前提下進行改革,但改革引發的政治震蕩超出了預期的可控范圍。
1989年,東歐各國相繼發生劇變,原蘇聯模式的政權相繼倒臺或轉型。
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聯總統職務,蘇聯正式解體,分裂為十五個獨立國家,延續七十余年的蘇聯模式宣告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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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91年之后:全球化浪潮與新的矛盾積累
蘇聯解體之后,冷戰格局終結,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進入了新的階段。
1995年01月01日,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成立,取代了1947年建立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成為主導國際貿易規則的核心機構。
世貿組織的建立,標志著以貿易自由化為核心的全球經濟整合進入了新的制度化階段。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此后十年間,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迅速提升,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業中心之一。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大衛·奧托爾等人的研究顯示,中國出口的大幅增長對美國制造業就業產生了顯著的負面沖擊,部分傳統制造業集中地區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就業萎縮。
與此同時,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結構持續向金融業和服務業轉型。
1999年11月,美國國會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廢除了1933年以來將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業務分離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為金融機構的綜合經營和復雜衍生品業務的擴張打開了通道。
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場外衍生品市場名義本金總額從1998年的約72萬億美元,增長至2007年底的約596萬億美元,不足十年間增長超過八倍。
2008年0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產,申請破產保護時負債總額約為6130億美元,創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破產記錄。
雷曼兄弟破產引發了連鎖反應,全球金融市場陷入劇烈動蕩,信貸市場幾近凍結,多個主要經濟體相繼陷入衰退。
美國政府隨后推出了總額約7000億美元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動用公共資金購買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以防止金融體系崩潰。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與合作者伊曼紐爾·賽斯、加布里埃爾·祖克曼等人,利用稅收檔案、遺產數據等歷史資料,系統研究了西方主要國家在過去兩三百年間的收入和財富分配狀況。
2013年,皮凱蒂出版《21世紀資本論》,集中呈現了這一研究的核心發現。
皮凱蒂的數據顯示,在20世紀中葉的一段特殊時期之后,西方主要國家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程度從1980年代起持續上升。
以美國為例,收入最高的1%人群在全國總收入中的份額,從1980年代初的約8%上升至2010年代初的約20%。
財富分配的集中程度更甚于收入,到2010年代初,美國財富最多的1%人群持有的財富總量,已超過底部90%人群的持有量之和。
皮凱蒂在書中提出的核心論點是:當資本回報率長期高于經濟增長率,財富將不可避免地向少數人集中,不平等會呈現出內生的擴大趨勢。
他的歷史數據顯示,在大多數歷史時期,資本回報率高于經濟增長率是常態,20世紀中葉的相對平等化是戰爭、大蕭條等特殊歷史沖擊造成的例外狀態,而非常態。
2011年,美國爆發占領華爾街運動,抗議者在紐約祖科蒂公園持續駐扎,以"我們是99%"為口號,抗議財富高度集中和金融業對政治的影響。
2018年至2019年,法國爆發了持續數月的黃背心運動,參與人數在高峰期達到約30萬,運動起因是燃油稅上調,背后折射出的是中下層民眾長期積累的生活壓力與對收入分配狀況的不滿。
這些事實擺在那里,清清楚楚,沒有任何模糊余地——馬克思在一百五十余年前描述的那些深層矛盾,以新的面貌,出現在了21世紀的歷史現場之中。
而就在各方爭論愈發激烈之際,皮凱蒂團隊歷時數年整理的那套橫跨三百年、覆蓋二十余國的原始數據,被完整呈現在學界面前——所有看到這份數據全貌的研究者,都在沉默良久之后,意識到他們此前關于資本主義穩定性來源的全部既有認知,需要被重新丈量……
蘇聯解體,冷戰落幕,資本主義在20世紀末曾被部分學者認為贏得了意識形態上的最終勝利。
但皮凱蒂等人整理的歷史數據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圖景:20世紀中葉西方國家相對平等化的那段時期,在三百年的長歷史坐標中,不過是一段短暫的例外,而非某種制度性進步的穩定成果。
資本回報率高于經濟增長率的基本格局,在戰后繁榮的短暫中斷之后,從1980年代起再度恢復,財富集中的趨勢隨之重啟。
這一發現,與馬克思在1867年《資本論》中的基本判斷形成了跨越一個半世紀的歷史呼應。
然而,這里存在一個關鍵的悖論:如果財富集中的規律從未真正消失,如果馬克思描述的深層矛盾始終以某種形式延續,那么資本主義究竟是靠什么,在這一百七十余年間,一次次化解了走向崩潰的危機。
那真正撐住這套制度的鑰匙,從未出現在任何一本經濟學教科書的顯眼位置——而當研究者在浩如煙海的歷史檔案中。
幾把
將一百七十余年間散落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制度演變記錄逐一拼合,最終完整地擺在同一張桌面上時,所有人都清醒地意識到,這個答案顛覆了他們此前關于資本主義穩定性來源的全部既有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