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老師在公開演講中提出一個極具沖擊力的判斷：今天還有中產階級文化之外的文化嗎？在她的敘述中，底層與另類人群的文化在互聯(lián)網空間徹底 “不可見”，“他們如何被看到，如何和自己相同的人彼此找到”。她主張，我們應該重新發(fā)現(xiàn)，重新激活他們，因為AI即將形成的局面，不僅是資本主義的貧富分化，而且是越來越多的人被宣告為“結構性的廢物”，你不是在失業(yè)，而是永遠不會被需要。“如何在未來社會生存，如何確認我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這是個全新的命題。資本主義殘忍的邏輯并沒有改變，但資本主義的歷史不會給我們提供既有的先例或者答案，我們要自己來回答。”

不可否認，這一判斷飽含人文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對邊緣群體文化權利的關切、對技術異化的警惕、對資本邏輯的反思，都有其現(xiàn)實意義。但人文關懷不能替代事實判斷，批判熱情不能混淆邏輯邊界，尤其是她沿用固化的階級敘事，既窄化了文化的定義邊界，也誤讀了互聯(lián)網算法的社會效應，更脫離了中國階層結構與文化生態(tài)的真實語境，存在多處值得深入商榷的偏差。

被誤讀的中產階級和中產階級文化

討論中產階級文化是否壟斷一切，首先要回到概念本身：究竟什么是中產階級文化？ 在文化研究的經典框架中，中產階級文化是與穩(wěn)定的中等收入階層相匹配的文化形態(tài)：它以消費主義為外在表征，以個體奮斗、家庭價值、規(guī)則意識為內核，審美趨于溫和中庸，追求生活格調與自我提升，通常是現(xiàn)代社會的主流文化形態(tài)。它的存在，本質是社會穩(wěn)定預期的文化投射，當一個群體擁有穩(wěn)定的職業(yè)、收入與上升通道，自然會生發(fā)出與之匹配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

戴錦華老師觀點的第一個邏輯偏差，是將主導性文化偷換為唯一性文化。任何成熟社會都必然存在占據(jù)主導地位的文化形態(tài)，這是社會整合與秩序維系的基礎，而非文化壓迫的證明。更進一步說，穩(wěn)定的中產階級文化非但不是洪水猛獸，反而是轉型社會的文化壓艙石：它所承載的對規(guī)則的認同、對公共生活的參與、對日常幸福感的追求，恰恰是社會避免撕裂、維持共識的重要支撐。一個失去主導文化共識的社會，只會陷入價值碎片化與群體對立，絕非底層群體的福音。

更值得辨析的是：當下中國大量被標簽為中產階級文化的現(xiàn)象，本質是大眾化的商業(yè)消費文化，而非特定階級的專屬品。從露營、citywalk到奶茶、輕食，這些被媒體賦予中產標簽的生活方式，早已下沉到青年學生、普通工薪階層甚至縣域青年之中，成為全民消費的一部分。把商業(yè)營銷制造的生活符號等同于階級文化，本身就是對文化階層屬性的誤讀，看似在批判中產階級，實則放大了中產階級的文化邊界，把大眾文化的內容都歸到了中產階級名下。

再進一步，戴錦華老師整個判斷的重要前提，是中國已經形成了成熟、穩(wěn)定、足以壟斷文化的中產階級。但這一前提本身就站不住腳：中國只有一定規(guī)模的中等收入群體，并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穩(wěn)定、有階級認同的中產階級。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的標準，以家庭年收入10萬至50萬元為標準，可以看做中等收入群體。這一群體覆蓋人口占到總人口數(shù)量的近三分之一，規(guī)模看似很大，但這一劃分僅以收入為單一指標，完全沒有考量職業(yè)穩(wěn)定性、資產積累、社會保障、階層認同等中產階級的核心屬性。這些中等收入群體與成熟的中產階級相去甚遠，而且，還要考慮不同地區(qū)的消費水平差異，家庭年收入十幾萬元，在北上廣深這樣的一線城市，恐怕算不上什么中產。

國內社會學界的大量研究早已證實，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具有極強的脆弱性與碎片化特征。多數(shù)城市中等收入群體背負房貸、子女教育、養(yǎng)老醫(yī)療的三座大山，一場失業(yè)、一次重病就可能滑落至低收入階層，大企業(yè)的35歲危機早就成為可見的事實，中產焦慮本身就是這個群體最顯著的標簽。這一群體內部差異極大，從體制內公務員、互聯(lián)網大廠白領到個體工商戶、小企業(yè)主，職業(yè)形態(tài)、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天差地別，從未形成統(tǒng)一的階級意識與文化共識。更重要的是，中等收入群體的身份認同模糊，更不足以支撐所謂中產階級文化，中國社會科學院多項社會調查顯示，多數(shù)符合收入標準的群體并不認可自己是中產階級，更傾向于自認工薪階層的普通人。

換言之，中國的中產階級遠未成為一個固化、穩(wěn)定的社會階層，所謂的中產階級文化，更多是商業(yè)資本與大眾媒體共同建構的消費幻象，而非一個成熟階級自發(fā)形成的文化表達。在階層本身尚未規(guī)模化、沒有成熟定型、多數(shù)中等收入者仍在飄搖的階段，就去批判中產階級文化壟斷了所有文化空間，仿佛尚未解決溫飽便開始擔憂膽固醇超標。

戴錦華老師的這番觀點，既錯置了批判的靶心，也嚴重脫離了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真正值得關注的，從來不是中產階級文化的過剩，而是中等收入群體的身份迷茫與底層群體的上升通道問題，這關乎全社會，而不僅關乎階級。

戴錦華老師的“不可見”

底層文化在互聯(lián)網世界不可見，也是戴錦華老師偏離事實的判斷。這一結論的核心誤區(qū)，是站在精英文化的視角，將進入精英視野、被精英討論等同于被看見，卻完全無視算法時代互聯(lián)網傳播最核心的特征：圈層化。算法機制的本質從來不是“打造統(tǒng)一的公共輿論場”，而是基于用戶偏好進行內容分發(fā)，最終形成無數(shù)個并行、閉合且內部高度活躍的文化圈層。

算法沒有制造單一的中產階級文化霸權，反而讓不同階層、不同趣味的群體，都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文化陣地與社群聯(lián)結。當然，算法造成的圈層化也會產生負面影響，比如讓社會聯(lián)結以圈層、興趣和話語方式來聚合，這種聯(lián)結更弱，但擁有更復雜的身份認同，更難以凝結共識，也極易產生觀念撕裂，戴老師沒有討論這些問題，在此不展開。

回到戴老師所謂的底層文化“不可見”，本質是觀察者自身的信息繭房。當一個人的信息來源局限于學術期刊、藝術院線、精英媒體與城市中產社群，自然會接觸不到底層文化的內容。但自己看不到絕不等于文化不被看到。 一個最基本的歷史對比是：前互聯(lián)網時代，底層文化才是真正的不可見，被局限在村莊、工廠、街道的物理空間里，只能口耳相傳，無法跨區(qū)域傳播，更無法形成群體身份認同，只能通過精英作家、導演的代言才能進入公共視野。而互聯(lián)網第一次賦予了底層群體自主生產、自主傳播文化的權利，他們不再需要被精英凝視、被精英書寫，而是可以直接表達自我、聯(lián)結同類。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不是底層文化的消失，而是底層文化生產權的解放，雖然這種解放可能帶來新的問題，而戴老師似乎沒有看到，也沒有打算來研究和討論。

戴老師所謂沒有看到底層文化，那么亞文化、民間俗文化乃至互聯(lián)網平臺上類似老鐵文化的蓬勃生長，更構成了她觀點的反例。當下中國的文化生態(tài)，中產階級文化壟斷要豐富、復雜得多。大量極具活力的文化形態(tài)，既不屬于精英文化，也不屬于中產階級文化，而是扎根于青年群體、民間社會與底層生活。

比如以二次元、游戲、鬼畜、國風為代表的網絡亞文化，覆蓋了數(shù)億青年用戶，形成了獨立的審美體系、話語體系與社群規(guī)則。其參與者以學生、普通工薪青年為主體，核心訴求是身份認同與趣味表達，與中產階級的消費格調、價值取向并無直接關聯(lián)。還有說唱、街舞、滑板等起源于底層街頭的文化，早已從地下走向大眾，用方言、市井敘事記錄著城市邊緣的生活與情緒，本身就是當代底層文化的重要形態(tài)。另外，二人轉、地方戲曲、民間小調、鄉(xiāng)村社火等傳統(tǒng)民間文化，覆蓋了最廣泛的縣域與鄉(xiāng)鎮(zhèn)人群，民間市井文化借助互聯(lián)網的再爆發(fā)，也表現(xiàn)出底層的韌性與生活智慧。

戴錦華老師或有意或無意忽略這些龐大的文化存在，或許在于她沿用了傳統(tǒng)精英主義的文化評判標準，又或許她限于自身的信息繭房而無法接觸到這些文化現(xiàn)象和群體，無論哪種原因，作為學者的表達，都有失嚴謹。這種窄化的文化觀，在批判中產階級文化的同時，本身也形成了一種隱蔽的文化傲慢。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手

戴錦華的底層文化消失感受，很大程度上來自傳統(tǒng)文藝領域的變化：曾經活躍的底層題材電影、嚴肅文學，如今在大眾視野中越來越少。但將這種現(xiàn)象歸因于中產階級文化的擠出和霸權，顯然找錯了病灶。

底層題材在精英文藝場域的退潮，是多重結構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與中產階級文化并無直接因果關系。

文化工業(yè)的商業(yè)化邏輯并非洪水猛獸。內容行業(yè)全面市場化后，票房和銷量成為核心導向，更傾向于制作受眾更廣、風險更低的類型片、甜寵劇、爽文，但不必把商業(yè)社會妖魔化，所有的流行風潮都隨著時間變化，與其說是商業(yè)在引導文化，不如說商業(yè)在迎合文化，商業(yè)的開放性反而是打破精英壟斷的有效方式。隨著消費者的不斷成熟、口味提升，對內容產品的要求也逐步提升。以前拍個爛劇也能圈錢，現(xiàn)在越來越難，一些作者性、現(xiàn)實主義的內容作品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冒頭，至少我們應該有個共識，看不見的大手比看得見的大手更開放。

我也很難想象，戴老師口中的底層文化到底是什么樣子。將底層敘事在精英文藝場域的缺席，等同于底層文化的整體消失，本質是混淆了文化的呈現(xiàn)渠道與文化本身。她似乎沒有看到文化生產主體的轉移，或者不把短視頻時代的老鐵文化看做底層文化？普通人一部手機就可以拍攝、剪輯、發(fā)布內容，底層群體從被書寫者變成了書寫者，文化生產的主體從精英轉向了大眾，載體從院線、出版社轉向了短視頻平臺，底層文化沒有消失，只是換了一種存在方式。我還是那個懷疑，戴老師究竟有沒有看到，或者說是否認同這是代表底層的文化。

戴錦華老師這類文化批判的真正危險，還在于回避了真正將底層文化擠出的力量，比如隱入塵煙的《隱入塵煙》，電影以溫柔但刺痛的方式展示底層群體，被迫淡出公眾視野。這種創(chuàng)作環(huán)境的變化和約束，恐怕不能把帽子扣在中產階級文化和資本主義的頭上，懂的都懂。現(xiàn)實主義題材的創(chuàng)作尺度、審核邊界，也讓很多創(chuàng)作者與資本望而卻步，這一因素更與中產階級文化無關。更讓人悲涼的是，戴老師口中的底層人士，恐怕是反對這類電影最激烈的群體。在相關評論中，所謂中產階級往往對這類作品呈現(xiàn)寬容和欣賞的態(tài)度，恰恰是那些底層人士，最喜歡用“我們村不是這樣的”，以個體經驗來反對苦難的呈現(xiàn)，陰謀論更是他們所青睞的思維方式，戴老師心目中對底層文化的表達，常常招致其所屬群體的反對，這恐怕也是戴老師以精英視角，使用階級框架和后殖民敘事之后遭遇的悖論。

“棄民”邏輯的顛倒，停滯的階級批判框架

戴錦華對 “結構性的廢物” 的警惕并非新論。早在上世紀末到新世紀初的全球化與技術批判討論中，她便提出了 “棄民” 這一核心概念：在新自由主義資本擴張與生產自動化的推進下，大量底層群體被徹底甩出主流生產體系，他們不是暫時失業(yè)的剩余勞動力，而是在結構意義上完全不被資本需要的多余者。從第三世界貧民窟的邊緣人群，到工廠自動化替代后的產業(yè)工人，再到系統(tǒng)性弱勢的女性群體，這一概念始終指向社會結構的最底端，延續(xù)著經典左翼批判中產業(yè)后備軍的思想脈絡，也構成了她二十年來一以貫之的批判底色。

這一判斷看似批判資本主義，反而讓她困在自己定義的資本主義的邏輯里。用是否被資本需要、能否參與雇傭勞動來定義人的價值，而真正超越的思路早在所謂資本主義思想發(fā)展中深入討論過，承認人的價值本就不依附于生產勞動，情感聯(lián)結、審美創(chuàng)造、社群生活、日常意義，這些人之為人的核心內容，從來不會因為技術進步而消失。AI時代，這些人之為人的特性更加重要，這是人面對技術的應對，而不是階級矛盾的延續(xù)。

在生成式AI全面落地的今天，戴錦華老師的觀念，暴露了明顯的判斷遲滯。她依然對資產階級、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文化帶有相當?shù)木瑁瑓s沒有意識到，真正最先成為技術沖擊對象、率先滑向“結構性棄民”風險的，并非她預設中的底層群體，而恰恰是她口中壟斷了文化空間的中產階級，尤其是構成中產階級身份支柱的各類專業(yè)中間層。

職場數(shù)據(jù)已經清晰印證了這一現(xiàn)實。一些招聘平臺的崗位監(jiān)測數(shù)據(jù)顯示，基礎會計崗位、合同審核崗位、初級程序員崗位的需求下降均在50%左右，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保潔、外賣配送、養(yǎng)老護理等底層服務崗位的需求反而保持上漲。行業(yè)的普遍共識是，AI作為高效的信息處理工具，最擅長替代的是標準化、規(guī)則化、符號化的腦力勞動，從文案撰寫、數(shù)據(jù)整理、法務檢索到基礎設計、初級編程、常規(guī)行政事務，這些恰恰是傳統(tǒng)白領職業(yè)的核心工作內容，也是支撐城市中產階級身份與收入的職業(yè)基礎。反而是依賴身體在場、場景高度非標準化、需要情感互動與現(xiàn)場應變的底層體力、服務類崗位，短期之內難以被AI大規(guī)模替代。

中產階級可能正在被絞殺，金字塔形的社會結構，沒有走向我們理想中的紡錘形，反而可能變成一個倒置的圖釘。頂層是不可見的極少數(shù)人，那套資本主義敘事和階級框架在新技術面前遭遇的挑戰(zhàn)，并沒有出現(xiàn)在戴錦華老師的分析中，她一方面聲稱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中找不到先例，自己卻沿用了AI時代到來之前的自創(chuàng)概念。

這就形成了一個有些反諷的敘事矛盾。戴錦華老師一邊批判中產階級文化壟斷了所有社會空間，一邊警告AI將制造大規(guī)模“結構性廢物”，卻完全沒有意識到，她所批判的這個“壟斷階級”，本身就是AI時代最先被沖擊、最容易淪為棄民的群體。當基礎法務、初級工程師、普通設計師、行政文員這些中產階級的核心組成部分都在批量面臨崗位替代與收入下滑時，所謂中產階級文化獨大的判斷，就成了建立在流沙之上的空中樓閣。這個階級自身都在面臨解體與向下滑落，又何談壟斷文化生產、系統(tǒng)性擠壓底層空間？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戴錦華始終沿用工業(yè)資本主義時代的靜態(tài)階級分析框架。資產階級主導資本與文化，中產階級（也可以被歸類為小資產階級）是社會穩(wěn)定器與文化消費主力，底層是被剝削、被拋棄的對象。但智能技術的發(fā)展正在打破這一穩(wěn)定的三級結構，資本與技術的結合不再需要龐大的中間階層作為管理、執(zhí)行與消費的緩沖，大量中間層級的腦力勞動可以被算法直接替代，階層分化的邏輯從資本剝削勞動轉向技術篩選人類。在這個新結構里，中產階級不僅不是壓迫底層的文化霸權者，反而可能是技術迭代中最先失去位置的群體。

繼續(xù)用舊敘事解讀當下，本質是用靜態(tài)的階級模板裁剪全新的社會現(xiàn)實，既誤判了AI沖擊的真實階層，也用妖魔化的階級論，遮蔽了真正值得警惕的未來圖景，極少數(shù)掌握技術與的頂層，與龐大的、被AI不斷擠壓生存空間、既主體又底層的群體之間的鴻溝。

戴錦華老師的批判，是知識分子對技術時代人文危機的警醒，其出發(fā)點的善意與責任感值得尊重。但善意不代表判斷準確，憂患不能替代事實分析，固守的舊的階級批判話語，已經裝不下新的社會問題，戴老師的文化研究與批判，似乎還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圖片來自藝術家劉旭星的“藝術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