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史上獨樹一幟的杰出人物，張伯駒不僅以珍貴的收藏名滿天下，還能詩擅書善唱，一生留下詩詞、書畫、戲曲、鑒藏無數傳世佳作，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位散盡大半家財，傾力保護《平復帖》《游春圖》等一眾國寶文物，名滿天下的民國名士，是否也曾涉足創作過當時已經流行的白話小說，成為眾多研究者反復梳理、考證卻并無所獲的一樁迷案往事。那么，張伯駒是否一生恪守古典文統，終身不寫小說、只工詩詞書畫與考據戲曲，其文學創作體系是否又僅限在韻文、題跋、學術隨筆范疇？

2024年6月8日凌晨五點，《張伯駒全集》執行總主編，長期研究張伯駒史料的榮宏君照例開啟了新一天的工作——整理新近發現的張伯駒史料《消夏閑筆》。文章刊載于1944年8月2日西安《正報》第四版的“豳風”欄目，彼時張伯駒用“碧”作為筆名。

這份歷經八十年歲月侵蝕的報紙，字跡大多已漫漶不清，就在艱難的“文字解謎”過程中，一次不經意的指尖滑動，報紙最左側的“過江夢”三個魏碑體大字就這樣闖入榮宏君眼簾。而在這篇連載小說《過江夢》的標題下方，作者署名為“天馬居士”。這會不會就是張伯駒親筆創作的小說？憑借多年的研究經驗，和對張伯駒（20世紀）40年代的書法風格的熟悉，一個疑問浮現在榮宏君腦海之中。

當日，一條微信出現在“《張伯駒全集》編纂與研究”課題工作首席專家、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子善的手機上：“陳先生，有重要發現，長篇小說《過江夢》，署名‘天馬居士’，很可能就是張伯駒化名之作。”這之后的故事，都被寫入了《張伯駒長篇自傳小說〈過江夢〉發現紀實》一文。從初見魏碑體題字的靈光一閃，到身世經歷的反復印證，從《過江夢》完整內容的千里尋訪，到親筆手札的鐵證落地，八十余載前的一段舊世沉夢，也伴隨著2026年版《過江夢》的出版塵埃落定。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7月3日專題《過江夢：抗戰中的張伯駒》的B04-B05版。

B01「主題」過江夢：抗戰中的張伯駒

B02-B03「主題」何以平復：張伯駒的1937年

B04-B05「主題」發現《過江夢》回望戰時北平名士生活的窗口

B06-B07「歷史」劉伯溫的“太平年”：一本書和一部劇的跨界并觀

B08「中文學術文摘」圖像史研究一則

采寫｜新京報記者 何安安

榮宏君，文化學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張伯駒全集》編纂與研究”子課題負責人，《張伯駒全集》執行總主編。著有《翰墨留青:張伯駒致周篤文書翰談藝錄》《張伯駒年譜長編》。編有《張伯駒牛棚雜記》《過江夢》。

判定張伯駒為“天馬居士”

新京報：你在查閱民國舊報刊時偶然發現《過江夢》的連載原文，經筆跡、生平、文字多重考據，確認是張伯駒佚作。在此之前，你已經深耕張伯駒研究十余年，搜羅張伯駒散佚的文字，截至目前都有哪些收獲呢？

榮宏君：為了編纂《張伯駒全集》，我主要專注張伯駒佚失文獻、生平與作品整理已有十多年，核心工作就是系統搜羅其散落在民國報刊、私人信札、未刊文稿、梨園筆記、題跋詩詞等各類碎片化資料。在發現長篇小說《過江夢》前后，已陸續整理出不少此前未被學界關注的佚作。一是散見詩詞、聯語與題跋。張伯駒一生雅好詩詞、楹聯，除已收錄進《叢碧詞》《叢碧書畫錄》的作品外，我從北平、天津、上海多地民國舊報、書畫冊頁、友人題贈手跡里，輯出數十首佚詞、絕句、挽聯、題畫詩近500首。多為應酬交游、觀劇、賞畫、悼友之作，補充了他不同人生階段的心境與交游脈絡。

二是戲曲文稿與觀劇隨筆。張伯駒深耕京劇多年，與余叔巖、楊小樓、梅蘭芳等名伶交往極深，此前公開出版的戲曲論述有限。這些年陸續找到他發表在民國報紙戲曲副刊、小報上的觀劇短評、梨園掌故、唱腔點評、伶人軼事隨筆和多篇大部頭劇本近百篇，篇幅長短不一，大多是即興撰文，保留了第一手民國京劇生態史料。三是短章雜文、書簡片段。包括他談書畫鑒藏、古籍版本、文物保護的短篇雜論，以及致友人、書畫家、戲曲界同仁的信札300多封，內容涉及文物流轉、書畫品鑒、文人雅集等，彌補了現有文集的缺漏。四是講演記錄、訪談文字。民國多家報刊對張伯駒的專訪、雅集講演實錄，此前基本無人系統梳理，這批內容直觀呈現他當時對收藏、文化、藝術和時局的看法。

整體而言，《過江夢》是目前體量最大、價值最高的長篇敘事類佚作，其余文字雖篇幅不大，但互為補充，讓張伯駒的文人形象、交游網絡與思想脈絡變得更加完整。

西安《正報》連載的《過江夢》。

新京報：在發現《過江夢》之前，你有沒有聽過、看過任何關于張伯駒寫過長篇小說的零碎線索？

榮宏君：在發現《過江夢》連載原文之前，我從未見過，也未聽聞張伯駒創作過長篇小說的直接記載，學界以往研究也只聚焦他的詞學、書畫、戲曲、收藏領域，完全沒有他涉足長篇通俗小說創作的線索。

關于1968年張伯駒手寫交代材料提及《過江夢》一事，這份材料并非我預先掌握的線索，是在初步發現連載文本、推定作者之后，后續梳理近些年有關張伯駒晚年手跡、檔案資料時才檢索到的，屬于事后交叉佐證，并非提前預判。這也說明，此前這份關鍵手寫資料記錄并未進入張伯駒研究的主流視野。

這部長篇小說之所以沉寂近八十年才被發現，原因比較客觀：第一，它連載于1944年西安《正報》副刊，該報每日發行僅1000至2000份，本身發行量少，發行僅涵蓋陜西、甘肅等極少數國統區，報紙存世量更少，館藏零散，不屬于主流大報，長期不受學界關注。

第二，連載所用筆名“天馬居士”極為冷僻少見，張伯駒平日公開發表作品多用本名、“叢碧”等號，此筆名僅用于這部小說，無人將二者關聯。

第三，時代更迭、報刊損毀、館藏斷檔，加之學界此前從未將張伯駒與長篇小說創作掛鉤，多重因素疊加，導致這部作品長期被湮沒。“天馬居士”這一筆名，目前除小說《過江夢》署名以外，暫未查到其他署此名號的作品，可以判定是張伯駒為寫這部小說專門使用的臨時筆名。

將“天馬居士”與張伯駒本人綁定，以及排除后人仿寫、偽作，依靠的是多重證據鏈互證，絕非單一線索：

一、人物影射體系。男主角章孟龍，字形、字義拆解暗合張伯駒本名；女主角白琴，是潘素早年所用名字，“九小姐”“素妃”等稱謂也對應潘素的人生經歷，這套人物化名邏輯貫穿全書，外人很難精準復刻。

二、文字風格與行文習慣。通篇文白相間，句式、語感、用詞偏好，和張伯駒同期雜文、隨筆、詞文高度統一，尤其文中穿插的自作詩詞，格律、用詞、意境完全是張伯駒的手筆，仿作很難做到氣韻合一。而《金縷曲》《蘭陵王·金陵客中用清真韻》《浣溪沙》三首詞，則是直接引自張伯駒的《叢碧詞》。

三、獨家私人經歷與圈層細節。書中大量情節圍繞20世紀30年代北平文人圈、梨園界、金融界展開，涉及的雅集、堂會、文物往來、友人互動，都是張伯駒親身經歷的私密圈層往事，外部仿寫者無法知曉如此細節。

四、時代背景與個人遭遇。小說創作、連載時段，恰好對應張伯駒遭汪偽特務綁架脫險之后，書中流露的心境、對時局的感慨，與他當時的處境完全吻合。

五、《春游瑣談》遺證。1961年，張伯駒到吉林省博物館工作，第二年5月著手編纂《春游瑣談》，1964年，完成《春游瑣談》第四集的編寫。就在這一集中，收錄了民國掌故大家陸丹林的文章《采風錄》，在文末，有張伯駒親筆撰寫《叢碧按》一則。就在這段文字中，記錄了他曾經創作過一部小說的舊事。張伯駒說：

余寫有一說部，內一回云：“掃地薰天記開盛會，落花秋草共和新詩。”

這段按語，與在小說第六回（報紙連載第二十八回）的回目標題精準對應，為判定張伯駒為“天馬居士”又增添了一份鐵證。

張伯駒自述交代材料。

新京報：你曾提到，在《正報》發現《過江夢》的當天中午，你攜帶報紙影像專程拜訪張伯駒親傳弟子馮統一、外孫女樓朋竹。這次拜訪，讓你堅定了深挖考證的想法？

榮宏君：當天中午，正好與馮統一先生和樓朋竹女士有一個小聚，我就帶著報紙資料赴約。馮統一先生作為張伯駒親傳弟子，追隨先生多年，熟悉其言談、文風、習性；樓朋竹女士是張氏后人，對家族舊事、親友交游也十分了解。

馮統一先生通讀小說部分節選后，當即達成判斷：文字口吻、行文氣息、詩詞風格、對梨園行內規矩與細節的描摹，百分百出自張伯駒之手。他們不僅口頭確認，還當場指出多處細節，比如文中描寫堂會、伶人互動的行話、場景，只有常年浸淫北平梨園、與名伶朝夕相處的張伯駒才能寫得如此真切；穿插的詩詞，從煉字、用韻到情志，都是先生一貫的風格。

這次拜訪徹底打消了我最初的疑慮，也讓我下定決心，全面梳理整套連載報刊，展開完整的考證、搜集與整理工作。他們還結合親身見聞，補充了不少當年的時代背景與人物線索，為后續人物原型考證提供了重要幫助。

“上卷已完，下卷待續”？

新京報：從發現《過江夢》可能系張伯駒佚作，到基本確定這是張伯駒的作品，再到最終確認有5期報紙永久遺失，尋訪《過江夢》的過程也頗為跌宕起伏。據你推斷，這部分的故事可能會包含哪些內容？

榮宏君：從偶然發現連載片段，到基本確定作者為張伯駒，前后歷時數月。這段時間里，我一邊逐期搜集原報影像，梳理連載脈絡，一邊比對張伯駒同期各類作品、生平檔案、友人回憶，同時尋訪知情人交叉印證，過程中又陸續發現更多小說情節、人物線索，進一步豐富了考證依據。

現存連載中，第20、42、44、48、50期報紙缺失。經多方核查全國各大圖書館、陜西省圖書館報社館藏、民國報刊數據庫、私人藏報，結論是：這5期并非數字化過程中遺漏，而是原始實體報刊早年就已損毀或散佚。目前，國內主流公藏機構、資深民國報刊藏家處，均未查到這5期實體或影像，現階段基本沒有找到的可能，只能等以后的機緣了。結合前后連載情節、章回邏輯與文中伏筆推斷，遺失5期對應的內容，主要是主角人際交游、北平文人雅集、梨園堂會和《平復帖》收藏經過的細節描寫，以及部分次要人物的出場與互動，同時鋪墊了后續情節走向。

從整體文本來看，這5期內容屬于情節中段的細節鋪敘，并非核心主干，沒有造成主角命運、主線故事、重大歷史敘事的徹底斷層，全書完整的故事脈絡、人物關系、創作主旨依然清晰。當然，缺失部分的細節描寫、人物對話就此失傳，仍是無法彌補的遺憾。至于未來能否補全，只能寄希望于這5期報紙的再現，目前暫無明確線索。

新京報：這部小說原定二十回，但實際僅完成十回，連載至第56期后便因故中斷，成為殘卷。從現存的報紙史料來看，1944年9月11日的《正報》副刊上曾刊登過一則啟事：“《過江夢》上卷已完，下卷待續。”在你看來，當時報紙刊登的這則“上卷已完，下卷待續”的啟事，究竟是張伯駒先生本人的意愿表達，還是當時《正報》副刊編輯為了留住讀者而做出的單方面聲明？

榮宏君：1944年9月11日，《正報》刊登的“《過江夢》上卷已完，下卷待續”啟事，結合當時報刊運營規則與張伯駒的處境綜合判斷：這是報社編輯為留住讀者、維持副刊熱度發布的單方面商業聲明，并非張伯駒本人確定的創作計劃。

至于“下卷待續”最終未能兌現，連載就此中斷，核心原因都和張伯駒當時的人生經歷、時局變化緊密相關：第一，身心狀態受重創。小說構思與動筆，始于1941年他被汪偽特務綁架、囚禁八個月的生死劫難，脫險后身心俱疲。連載期間，他始終處在時局動蕩、身心難安的環境里，心境不定，難以長期堅持長篇創作。第二，個人事務繁雜。彼時張伯駒在西安，依舊奔走于文物鑒藏、保護、流轉之間，同時持續參與梨園活動、慰問抗日將士，日常瑣事纏身，沒有充足的時間靜心續寫長篇。第三，創作心態轉變。這部小說帶有自傳抒懷、記錄交游的性質，當外部環境愈發壓抑，他也逐漸失去繼續連載、公開書寫的心境。

截至目前，我在張伯駒的日記、私人信札、晚年回憶、交代材料等各類文獻中，并沒有發現任何關于《過江夢》下卷構思、動筆、存稿的記錄，可以判定下卷并未動筆，僅停留在報社的預告階段。

《過江夢》正式編纂出版時，體例上做了清晰區分與說明：第一，針對暫時遺失的5期內容：在文本對應位置標注“缺失”，如實向讀者說明這一文獻缺憾，不做杜撰、補寫。第二，針對“上卷已完，下卷待續”的連載終止啟事：將這則民國原版啟事全文收錄在全書末尾附錄中，同時在附錄中單獨撰寫考釋文字《亂世文心》，解讀啟事背景、性質，分析連載中斷、下卷未成的原因，完整還原這段出版與創作歷史。整體原則是尊重原始文獻、忠于史實，不添改原文、不虛構情節，把殘缺、中斷的歷史原貌完整呈現給讀者。

新京報：回頭看整個《過江夢》從“偶然發現—求證—尋訪—補齊”的全過程，哪個環節最艱難？

榮宏君：最難的環節是窮盡館藏搜集全套56期連載報刊。其一，《正報》存世零散，全國多家省市圖書館、檔案館的館藏都不完整，需要逐館查詢、跨地區調閱影像，耗費大量時間與精力；其二，部分報紙字跡漫漶、版面破損，釋讀文字需要反復比對、校勘。除了整理紀實中寫到的內容，還有兩件印象很深的小事：一是為了查補前9期缺失報紙，輾轉陜西省圖書館、西安市檔案館，又發現了張伯駒用“白石”“珀石”等為筆名所發表的佚文；二是在釋讀破損字跡時，多次對照張伯駒的用字、行文習慣反復推敲，一字一句核對，生怕出現誤讀，在反復校勘的過程中，也讓我對他的文字風格有了更深的理解。

《過江夢》

作者：張伯駒

編輯、解讀：榮宏君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6年1月

依靠諧音、拆字、身份特征

鎖定人物

新京報：《過江夢》雖是一部小說，卻極盡寫實意味，是一部紀實性極強的自傳體小說，書中諸多角色均能在現實中找到原型。書中的男主角“章孟龍”和女主角“白琴”被證實分別對應張伯駒先生與潘素女士。在最初發現這部小說時，你是通過哪些關鍵線索或交叉史料最終確認這種諧音化的人物對應關系的呢？《過江夢》中，潘素女士擁有“九小姐”“白琴”“素妃”等多個化身，這些不同的稱謂在小說中是否對應著兩人感情發展的不同階段？結合潘素女士早年流落青樓、后遇張伯駒贖身迎娶的真實坎坷經歷，這種處理是不是一種刻意的隱去和保護呢？

榮宏君：確認章孟龍對應張伯駒、白琴對應潘素，依靠多重史料交叉互證：一是張伯駒本人晚年交代材料、親友孫曜東回憶錄，明確提及潘素早年名號；二是民國《申報》等報刊史料、文人交游記錄，佐證二人相識、結合的經歷；三是小說內部情節與張伯駒、潘素的人生軌跡完全重合，自傳屬性極強。

書中潘素出現白琴、九小姐、素妃等不同稱謂，確實對應二人感情與人生的不同階段：“白琴”偏向早年流落風塵的身份，“九小姐”是交往初期的稱呼，“素妃”則帶有二人結合后相濡以沫的親昵意味。結合潘素坎坷的身世來看，這種多重化名、刻意隱去本名的寫法，是張伯駒刻意為之的保護與溫情。彼時潘素早年經歷在世俗眼光中頗為敏感，小說以化名、代稱來書寫，既保留了真實的情感與經歷，又巧妙規避了直白書寫帶來的非議與打擾，也符合當時文人含蓄委婉的寫作習慣。整部小說寫二人相知相守，筆墨溫柔，藏著張伯駒對潘素的深厚情意。

新京報：在《過江夢》中，除了主角外，書中還穿插了大量當時北京文人雅士以及梨園名宿（如余叔巖、楊小樓等）的身影。在這些配角的原型考證中，有沒有哪位人物的真實身份曾讓你感到意外？你指出張伯駒先生使用“溥二”和“愚二爺”來指代舊王孫、國畫大師溥心畬，這是如何做出判斷的呢？在小說的具體回目中，張伯駒是否借由“愚二爺”的身份，記錄了兩人之間關于書畫鑒賞、詩詞唱和或文物搶救的真實互動？

榮宏君：全書一百多位人物原型基本都能對應上同時代北平文人、書畫家、戲曲名伶、金融界友人，考證過程中，多數人物依靠諧音、拆字、身份特征就能鎖定，整體順理成章，沒有出現身份反差極大、完全超出認知的意外原型。

關于書中“溥二”“愚二爺”指代溥心畬（溥儒），考證依據十分明確：第一，身份排行。溥心畬為清宗室后裔，小恭親王溥偉的二弟。在當時北平舊王孫、文人圈層中，常被圈內人以行第稱呼為“溥二爺”。第二，名號與性格。“愚二爺”是熟人之間帶有戲謔、親近感的代稱，貼合二人常年唱和交游的親密關系。第三，情節對應。書中“愚二爺”出場的段落，涉及國寶唐韓幹《照夜白圖》的倒賣以及西晉陸機《平復帖》的安危問題，內容完全契合張伯駒與溥心畬因書畫往來的真實經歷，稱其為愚二爺，也暗含諷刺揶揄之意。

小說里的細節，補充了以往公開史料中缺失的生活化互動。還原了二人私下相處的真實狀態，為研究民國書畫鑒藏史，增添了鮮活的第一手素材。

新京報：書中將京劇泰斗梅蘭芳化名為“楊蕙芬”，這種以“楊”指代“梅”，“蕙芬”對應“蘭芳”的近義替換手法，非常精妙。在您考證出這個化名時，是否也發現了張伯駒先生對其他名角（如余叔巖、程硯秋等）采用了類似的拆字、諧音或近義替換邏輯？

榮宏君：張伯駒為戲曲名伶設置化名，確實形成了一套固定邏輯：主要分為近義替換、字義對應、意象轉譯三類，并非隨機取名。梅蘭芳作“楊蕙芬”：以花木意象互轉，“梅”“楊”皆為花木，“蕙芬”對應“蘭芳”，取芬芳、蘭蕙之意，是典型的意象+字義近替。

沿用這個規律，陸續考證出其他名伶化名：余叔巖（徐老板）、程硯秋（媚春）等京劇大家，也分別使用了字義轉譯、雅號代稱、行當特征指代的方式命名，整體手法統一，能看出作者刻意設計的巧思。書中刻畫梅蘭芳不多，梅蘭芳作為一代旦角宗師，在這部小說里化身“楊蕙芬”僅兩度登場，全程都只是次要配角。作者張伯駒并未落筆正面刻畫梅蘭芳的人物風貌，只借他作為敘事引子，順勢帶出路疏影（陸素娟）與其弟子趙荷芬（魏蓮芬）。這般處理，不免讓讀者心生遺憾。

梅蘭芳與琴師徐蘭沅。《過江夢》內頁插圖。

新京報：你指出，書中將陳亦侯化名為“侯野塵”。陳亦侯作為當時鹽業銀行的天津分行經理，是一位實打實的金融界巨頭，而“侯野塵”這個名字卻透著濃厚的隱士色彩，你在考證時，是如何跨越巨大的身份反差，將“侯野塵”與陳亦侯畫上等號的？

榮宏君：將“侯野塵”與陳亦侯對應，首先抓住姓氏關鍵字留存的線索：化名保留“侯”字，這是張伯駒化名最常用的手法，優先保留原姓或名字中的核心字。

其次結合身份、交游、時代場景交叉鎖定：陳亦侯是天津鹽業銀行經理，也是張伯駒收藏路上的重要友人，二人在文物流轉、資金周轉、藏品往來上交集極深；小說中“侯野塵”以天津鹽業銀行經理身份出現一次，完全匹配陳亦侯的身份。

“野塵”二字看似有隱士、遁世之意，和金融巨子的身份反差很大，這并非否定其身份，而是張伯駒帶有文人視角的評價與觀感。在張伯駒眼中，陳亦侯身居商界、周旋于名利場，但心性通透、看淡浮華，有隱士般的襟懷，并非一味逐利的商人。遜帝溥儀曾把一套乾隆時期的珍貴金編鐘質押在鹽業銀行，在日偽時期，正是陳亦侯與日寇斗智斗勇，才保全了國寶的安全。新中國成立后，又把這套編鐘捐獻給了國家。

新京報：在師友關系中，將吳鼎昌化名為“虞鼐明”，“鼐”同“鼎”，將“昌”改為近義的“明”，這非常符合張伯駒的文字游戲習慣。但令人好奇的是，為何要將姓氏“吳”替換為讀音相近的“虞”？吳鼎昌不僅是鹽業銀行的高管，更是民國時期極具影響力的政治家。張伯駒是否借由這個人物，隱秘地記錄了當時金融資本與文物收藏之間的互動？

榮宏君：“虞鼐明”對應鹽業銀行董事長吳鼎昌，遵循張伯駒一貫的化名規則：“鼐”與“鼎”同意，“昌”與“明”字義相近，互為替換；姓氏“吳”改為“虞”，核心原因是二字古音相近，屬于諧音替換，也是當時文人化名的常用手法，規避直白指向，增添隱晦色彩。吳鼎昌身兼金融、政界雙重身份，與鹽業銀行體系深度綁定，而鹽業銀行又是民國文物收藏、流轉的重要平臺。

小說中圍繞“虞鼐明”展開的情節一共出現三處，一是在小說第一回中交代鹽業銀行由“虞鼐明君接辦”。并肯定“虞君果是經濟長才，重行加資，不數年已大為擴充。”借此肯定吳鼎昌善于理財的特長。再一處就是第二回“掃地熏天記開盛會”，借吳鼎昌家的海棠來細致刻畫一場北平文人的海棠雅集。這些描寫，確實隱晦記錄了民國金融圈層與文化界的深度互動，不過遺憾的是，在小說現有文字里并沒有對“金融資本與文物收藏之間的互動”有確切細致的描寫。

新京報：向渭漁呢？是如何將這個名字與夏仁虎聯系在一起的？從字面上看，“向”與“夏”，“渭漁”與“仁虎”似乎毫無關聯。

榮宏君：關于“向渭漁”這個化名，確實花了很長時間、費了很大腦筋！“向渭魚”與“夏仁虎”從字面字形、常用字義上并沒有直接關聯，是全書化名中最為隱晦的一例，也是考證難度最大的一處。

后來，我的考證思路跳出了常規的諧音、拆字邏輯，轉而從名號、字、號、典故、個人雅稱入手：第一，鎖定人物圈層。該角色出場場景為北平文人雅集、詩詞唱和、掌故閑談以及在弓經略（張作霖）北洋政府任職的經歷，先把范圍縮小到晚清至民國北平文壇和張作霖幕府職員。第二，檢索夏仁虎的全部別號、齋號、自擬雅稱、典故化筆名。夏仁虎博學多聞，擅長掌故、詩詞，字“蔚如”。第三，姓氏諧音弱化處理。“向”與“夏”，“渭漁”與“蔚如”在北方部分方言、舊讀中音近，屬于弱化版諧音，不再是清晰的對應，進一步增加隱蔽性。第四，情節與身份匹配。書中人物的言談、學識、從政領域，和夏仁虎畢生治學、交游以及與“弓經略”和“弓少經略”的交往完全吻合，多重條件疊加，最終完成對應。這也是全書最特殊的一個化名，完全脫離了常規套路。

新京報：書中130余位有名有姓的人物，似乎全部被證實可以在張伯駒現實中的親友圈中找到明確原型。但也有個別，比如鮑笑鶯疑似包丹庭。在你目前的整理研究中，是否仍有極少數角色的原型處于“懸而未決”的狀態？

榮宏君：全書近130位有名有姓的人物，絕大部分已完成原型考證，目前僅余下11位邊緣配角原型懸而未決，這類人物出場次數少、戲份輕、身份特征模糊，缺乏交叉佐證線索，暫時無法精準鎖定。

我考證人物原型，形成了一套固定路徑：1.先看化名規律：優先排查諧音、拆字、字義替換、意象轉譯（張伯駒最主要的手法）；2.再看出場場景、言行、專長：區分文人、書畫家、伶人、金融人士、政界人士，劃定圈層范圍；3.結合時代、地域、交游圈：鎖定北平、上海為主的民國群體；4.最后用同時代回憶錄、報刊、地方志、友人信札交叉驗證。

除了前文提到的“向渭魚”，“汪樹農/王耒”是另一大考證難點，過程也最為曲折。初見“汪樹農”這一形象：形貌是長髯、拄杖，擅長詩詞、楹聯，第一時間聯想到天津楹聯圣手方地山，因為二人外形、專長高度契合。但隨即發現關鍵矛盾：方地山1936年已然離世，而且主要活躍在天津，與小說的諸多特征不相符。后來承蒙友人馬千里提供線索，指向王耒（字耕木），再核對生平、外形、專長、活動地域、在世時間，所有線索全部吻合，這才最終定論“汪樹農”即詩人“王耕木”。這一案例也說明，單純依靠外形、特長很容易誤判，時代、地域、生平履歷，才是鎖定原型的核心底線。全書里，這類打破常規化名邏輯、依靠生平履歷才能考證的角色，集中在少數幾位人物身上。

相當于他的“私人回憶錄”

新京報：《過江夢》構思創作于1941年張伯駒被汪偽特務綁架、生死未卜的八個月中。在那種極端險境下，張伯駒為何選擇去創作這樣一部小說？《過江夢》的面世，填補了張伯駒在小說創作上的研究空白，這部作品開辟了哪些新的研究方向呢？

榮宏君：放在整個民國文人小說范疇里，《過江夢》有著獨一無二的定位：它是一部自傳體紀實文人小說，作者本身是頂級收藏家、詞人、戲曲家，并非專職小說家；內容以北平文人圈、梨園界、收藏界、金融界真實交游為核心，無虛構獵奇情節，相當于以小說體例寫成的“民國北平名士生活實錄”。在民國同類作品中，如此集中、細致記錄文化、戲曲、雅集、文物流轉圈層生態的作品十分罕見，史料價值遠高于一般通俗小說。

張伯駒在1941年遭綁架、身陷險境的八個月構思這部小說，究其原因：第一，排遣心境、寄托情志。經歷生死劫難后，人心激蕩，借助筆墨抒發感慨、回憶平生交游，是傳統文人疏解情緒的方式；第二，記錄時代與故人。彼時日寇入侵，大半個中國淪陷、時局動蕩，文人星散、故交零落，他有感于當下世事變遷，希望以文字記錄身邊的師友、雅集、歲月，為時代留影；第三，文人本能的創作欲。他畢生深耕文墨，詩詞、隨筆從未停筆，困境之中，轉而嘗試長篇小說，也是文學創作的自然延伸。

《過江夢》的現世，直接填補了張伯駒小說創作領域的研究空白，同時開辟了多個新研究方向：一是張伯駒文學創作體系的完整研究，不再局限于詞、詩、隨筆；二是民國北平文人圈層、梨園生態、文物收藏圈的微觀史研究，提供了全新一手文本；三是張伯駒個人心路、人際交往、情感世界的深度解讀，補充了以往生平研究的盲區；四是民國文人化名寫作、紀實小說文體的個案研究。

新京報：靳飛先生曾用“大爺脾氣、小孩性情、名士派頭、君子品行”概括張伯駒的人格特質。在你看來，張伯駒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榮宏君：“守得住寂寞，耐得住繁華，富貴的時候不驕奢淫逸，貧窮時候也絕不怨天尤人。”這是我多年研究張伯駒所得到的一點感悟，我認為這句話基本可以概括他的人生和品行。

以往研究張伯駒，更多聚焦收藏家、詞人、戲曲家、文物守護者這幾個身份。而整理《過江夢》的全過程，讓我完整細致地看到了他作為小說家、敘事者的一面，他善于觀察人情世態，文筆細膩，記人記事鮮活生動，內心重情重義，對師友、愛人、同道都飽含溫情。

這部自傳體小說，相當于他的“私人回憶錄”，褪去了外界賦予的“收藏大家”光環，露出了一個有喜怒哀樂、有知己情深、有感時傷懷的普通文人形象。也讓我更加理解，他傾盡一生守護文物、善待友人、堅守本心，所有選擇，都源于骨子里的文人風骨與仁厚心性。

1932年春，張伯駒(右一)在位于弓弦胡同的家“似園”舉辦海棠雅集，梅蘭芳、陳半丁、齊如山、黃秋岳、李釋戡、姚玉芙等人參加。《過江夢》內頁插圖。

新京報：回顧這次尋訪與整理歷程，有沒有一些最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榮宏君：回望整個尋訪、考證、整理、校勘的全過程，最大的感觸是幸運與感慨交織。幸運的是，這部險些徹底湮滅的佚作，得以重見天日，補上了張伯駒研究的重要一環；感慨的是，一件文獻、一段歷史的留存何其艱難，八十年間戰亂、散佚、損毀，無數文人作品就此消失，《過江夢》能夠保存至今，實屬萬幸。

整個過程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不是考證的艱難，而是人情的溫暖。從最初發現線索，到尋訪張氏后人、張伯駒弟子，再到全國各地藏報愛好者、文史同道無償提供資料、分享線索，所有人都是出于對張伯駒的敬重、對傳統文化的珍視，不求回報、傾力相助。這種同好之間彼此扶持的氛圍，也是當下文史整理工作中十分可貴的部分。

結合整部作品，還有一點想補充：《過江夢》不只是一部張伯駒的個人佚作，更是一扇回望民國北平名士生活的窗口。書中一百多位人物、無數生活細節、雅集場景、梨園往事、文物交游，拼接出一幅鮮活的民國文化生態全圖。整理出版這部作品，一方面是還原張伯駒完整的文學面貌，另一方面，也是為民國文史、戲曲史、收藏史乃至金融史，留存一份真實的民間記錄。希望這部作品面世后，能讓更多人讀懂張伯駒，讀懂那個文脈昌盛、名士云集的時代。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采寫：何安安；編輯：李陽；校對：翟永軍 賈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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