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隨著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賽程不斷推進，全球的目光都聚焦于這一場場關乎球隊與國家榮譽的比賽上。然而，長期以來，美國國內對于足球運動的態度卻頗為冷淡，這項風靡全球的運動難以進入美國的主流體育文化，被認為無法代表美國的文化與身份。但近期白宮致電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要求復核美國隊球員巴洛貢紅牌的行為，又彰顯出世界杯與政治權力之間的微妙關系。《門外：邊境、銹帶與好萊塢》一書的作者劉驍騫指出，美國對足球的復雜態度，本質上是在討論一個更大的問題：什么才算“美國文化”。而在進入一套自己無法制定規則的體系之后，美國是否會嘗試去理解它與世界的關系，還是會堅持將自己視為“世界中心”？

當地時間2026年7月1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圣克拉拉，2026世界杯32強賽美國對陣波黑。巴西籍主裁判拉斐爾·克勞斯向美國隊球員巴洛貢出示紅牌。視覺中國 圖

澎湃新聞：足球作為全球最為流行的運動之一，在美國這樣一個體育大國卻長期處于主流體育文化之外。您在書中提到，一些保守派人士甚至表示沒有哪位曾祖父出生在美國的人會看足球，希望新美國人也能慢慢放棄足球癖好。在您看來，美國社會對于足球運動的復雜態度是如何形成的？這種態度是否也是美國建立自身身份的一種方式？

劉驍騫：我覺得美國對足球的態度，并不是簡單的“喜歡”或者“不喜歡”，而是一種長期形成的文化選擇。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美國現代體育體系建立的時候，橄欖球、棒球和籃球幾乎同步完成了職業化，它們共同塑造了一套屬于美國自己的體育文化。相比之下，足球更多來自歐洲（二十世紀上半葉）和拉美移民（當下），因此一直沒有進入美國國家敘事的中心。

一些保守派人士說：“沒有哪位曾祖父出生在美國的人會看足球。”這句話當然有夸張成分，但它反映了一種身份焦慮：足球在他們眼里，不只是另一項運動，而代表著不斷進入美國的新移民文化。

所以，美國對足球的復雜態度，本質上是在討論一個更大的問題：什么才算“美國文化”。

不過，這種態度這些年也在發生變化。美國足球越來越受年輕人、女性和移民家庭歡迎，它正在成為美國人口結構變化的一面鏡子。所以《門外》不是一本寫足球的書，而是一本借足球觀察美國社會變化的書。

澎湃新聞：作為歷史上首次由三個國家聯合承辦的世界杯，本屆賽事原本被寄予促進三國伙伴關系與區域團結的期望。然而，近年來美國越發強調單邊主義，與墨西哥、加拿大的政治關系也出現變化。近期伊朗隊在美國遭受的不公待遇，更證明了特朗普政府將體育政治化的態度。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屆世界杯復雜的政治意義？體育賽事是否可能成為展示國家力量的舞臺？

劉驍騫：我認為世界杯從來沒有真正脫離政治。

歷史上，無論是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很多歷史學家認為那一年阿根廷奪冠，是當時的軍政府為了緩解阿根廷國內困境而做的假球）、2018年的俄羅斯世界杯，還是2022年的卡塔爾世界杯，體育始終與國家形象、外交乃至意識形態交織在一起。

2026年世界杯的特殊之處在于，它第一次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舉辦。本來，這可以成為北美合作的一種象征。但與此同時，我們看到過去幾年（尤其是2025年）美國與兩個鄰國圍繞貿易、邊境、安全等議題不斷出現摩擦（美墨邊境移民危機，美國揚言要把加拿大變成自己的一個州），這種政治背景自然也會影響世界杯。

我在采訪過程中最大的感受是，美國并沒有因為籌備世界杯而暫停自己的國內政治。邊境執法、移民政策、簽證審查，這些現實都仍然存在。

因此，與其說世界杯能夠改變政治，不如說世界杯會把原本存在的政治關系放大，讓更多人看見。

很多讀者說，《門外》第一章“邊境墻”的故事（來美國境內參加足球賽的墨西哥隊需要在比賽前一天抵達，比賽結束當天離開），似乎在一年前就預言出伊朗隊在世界杯的遭遇，這其實是因為這種故事一直在美國存在，世界杯放大了它。

當地時間2026年6月20日，墨西哥蒂華納，2026世界杯G組伊朗對陣比利時比賽前夕。墨西哥國民警衛隊軍官護送載有伊朗隊球員的巴士前往美國。視覺中國 圖

澎湃新聞：聯系到您在美墨邊境的得州小城布朗斯維爾（Brownsville）的經歷，在與當地足球隊合伙人羅蘭多的交談中，他談到球隊入不敷出、球員害怕遭到嚴格的移民審查等困難。在您看來，是什么支持著這支球隊生存下去？在足球尚未成為美國主流體育文化的當下，這支球隊又是如何與當地社區產生聯結，進而為當地帶來凝聚力？

劉驍騫：創辦十年來，布朗斯維爾足球隊在最初幾年一直處于虧損狀態，直到最近幾年，收支才略微平衡。如果完全按照商業邏輯，它可能早就不存在了。真正支撐它的，其實是球隊合伙人羅蘭多的堅持和信念。他來自富裕家庭，完全可以離開故鄉，去外地/外國生活。他的確也曾經去歐洲留學，最終選擇回到老家。在和我接觸過程中，他一直強調，自己在經營一支球隊的同時，也在經營一種地方認同。

布朗斯維爾長期生活在美國主流視野之外，它距離墨西哥太近，又距離美國傳統中心太遠。足球恰好成為一種能夠把社區重新連接起來的媒介。所以，這支球隊真正賣的不是門票，而是一種歸屬感。

澎湃新聞：書中提到您在洛杉磯觀看天使城隊比賽的經歷，一位球迷提到：這支球隊似乎不在乎贏球，頻繁更換主教練和球員，更關注營銷。也有批評者指出，美國體育賽事的商業模式在于通過賣票、廣告投放來實現盈利，本屆世界杯的補水暫停也被視為賣廣告的逐利行為。與歐洲足球長期強調地方傳統和社區歸屬的俱樂部文化相比，美國職業體育發展出更強的商業聯盟模式。您在觀察美國體育賽事時，如何理解競技價值、娛樂產業和商業利益之間的關系？

劉驍騫：美國職業體育從建立開始，就是聯盟制度，而不是歐洲意義上的俱樂部制度。聯盟首先需要保證的是整個商業體系長期穩定，因此工資帽、選秀制度、轉播合同，都圍繞聯盟整體利益設計。所以如果換了老板，球隊可以隨時搬到另外一座城市。

這種制度確實會讓營銷變得非常重要。比如我采訪天使城隊時，有球迷抱怨球隊不斷換教練、換球員，卻始終保持很強的話題運營能力。但與此同時，它也是美國女足上座率最高的球隊之一，年收入甚至超過一些男子球隊，吸引了很多過去從未進過球場的人。

所以，美國職業體育更像娛樂產業的一部分，它首先追求持續吸引觀眾，其次才是競技成績。世界杯補水暫停引發商業討論，也是這種邏輯的一種體現。

歐洲其實同樣越來越商業化，只是商業化建立在更深厚的地方傳統之上。因此，兩者最大的區別不是有沒有商業，而是商業依附于什么。

澎湃新聞：美國職業體育聯盟中的球隊常被稱為“加盟連鎖”（franchise），球隊擁有者不受地域限制，隨時可以遷移球隊。在美國的足球領域，球隊和球員不代表任何當地社群或階層，社會也不指望它們在任何重大議題上發聲。過去幾年來，以梅西為代表的國際巨星加盟美國球隊，但這些球員也難以和所在地區產生進一步的聯結，這與歐洲足球中長期扎根于地方社區的俱樂部傳統形成差異。在您看來，這種制度差異如何影響美國足球俱樂部與當地社區之間建立長期關系？

劉驍騫：歐洲很多俱樂部，本身就是地方歷史的一部分。球隊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沒有離開過那座城市，它代表著當地工人、街區或者某一種共同身份。美國則不同，很多職業球隊本質上是一項資產，它可以搬遷，可以出售，也可以重新命名。因此，美國職業體育更多依靠品牌，而不是地方歷史。

足球進入美國之后，也自然繼承了這套制度。即便像梅西這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球員來到美國，他首先帶來的仍然是全球商業價值，而不是重新塑造一座城市的地方認同。

當然，也有一些新的變化。例如布朗斯維爾這樣的低級別球隊，反而開始主動強調社區聯系，因為它們無法依賴全國性的商業資源。

我覺得，美國足球未來真正的生命力，可能恰恰來自這些地方球隊（例如布朗斯維爾球隊和如果最終找到主場的水牛城足球俱樂部），而不是最大的明星。

《門外：邊境、銹帶與好萊塢》劉驍騫/著，新星出版社·新經典文化，2026年6月版

澎湃新聞：您在玫瑰碗體育場向同行者提問：“超級碗”只在美國舉行，為什么勝利者卻被稱作“世界冠軍”？同行者回答，這是因為美國的橄欖球、棒球和籃球擁有世界最高水平。而在足球等美國傳統影響力較弱的運動中，美國社會又常常缺乏同樣的參與熱情，甚至會質疑這項運動的價值。您認為，這種選擇性的全球主義體現了怎樣的美國體育文化和身份認同？

劉驍騫：美國很多體育項目確實擁有世界最高水平，因此，美國人很自然地把本國聯賽等同于世界最高舞臺。這種自信有現實基礎。但另一方面，美國也存在一種很有意思的選擇性全球主義。

在自己占優勢的項目里，美國很愿意把自己定義成世界標準；而在足球這樣自身長期并不占優勢的項目里，它又會顯得相對疏離，甚至有人會質疑足球為什么值得關注。所以，《門外》一直想討論的，不是誰更喜歡足球，而是美國如何理解“世界”。

足球是一項天然全球化的運動，它要求美國進入一套自己無法制定規則的體系。而美國過去更習慣于自己制定規則。也正因為如此，世界杯來到美國才格外有意思。它不僅是一場體育賽事，也是一次文化上的相遇。美國開始真正面對一個自己無法完全定義、卻必須參與的全球公共空間。

美國例外論通常建立在一種自信上：美國相信自己制度特殊、實力特殊、使命特殊。但足球恰恰提供了一個尷尬場景——在世界最流行的運動里，美國長期不是最強者。一種應對方式是輕視足球：既然我不擅長，那說明它不重要。早年很多美國人對足球的嘲諷，其實就是這種心理。另一種應對方式是重新解釋：美國人會說，我們在橄欖球、棒球、籃球上才代表最高水平。也就是說，美國仍然把自己熟悉的項目視為“世界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