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清流工作室

作者｜王曉悅 主編｜趙妍

日前，安徽紀檢監察網公告顯示，曾擔任徽商銀行（03698.HK）董事長的李宏鳴因違規放貸等行為，一審獲刑14年6個月。

早在2018年，網絡上就有舉報信提及李宏鳴通過親屬設立投資管理公司斂財。暫無權威消息顯示，李宏鳴被查是否與舉報信有關。但“舉報信”中提及的這家投資管理公司與徽商銀行的大量延續至今的合作，值得深究。

清流工作室發現，該投資管理公司疑似徽商銀行的“影子銀行”。公司撮合大量城投與非銀金融機構合資設立城鎮化基金，并以基金為主體向城投公司提供資金，再協議由城投公司按期償還本息，或通過回購非銀金融公司所持股權以償還債務。

而根據部分城投公司的表述，這些基金雖然表面上由非銀金融機構出資持股，但實際是由徽商銀行“通過”非銀金融機構與城投公司“共同設立”。徽商銀行也曾表示，公司投資并參與設立的城鎮化基金一度超過1300億元。

部分此類基金已被定性為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目前已有部分被提前償還，該投資管理公司旗下基金已有近半被注銷，仍剩余40只基金存續。

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如果基金的借款資金來自徽商銀行，那么這些基金對徽商銀行而言，又是否屬于隱形放貸？是否計入了徽商銀行貸款總額并進行風險評估？

此外，清流工作室發現，早年從該基金公司與徽商銀行合作中分得一杯羹的，除了徽商銀行的工作人員，可能還有該投資管理公司早期的投資方——服裝上市公司美爾雅(600107.SH)及知名酒企品牌“中國勁酒”的母公司。

這場涉及多方的資金盛宴，會因為李宏鳴的審判而結束嗎？

神秘資方美爾雅與勁牌投資？

經法院審理查明，李宏鳴在擔任徽商銀行董事長期間，為企業發放貸款、續貸、重組過程中，違反有關規定，濫用職權，致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

李宏鳴是第三位“落馬”的徽商銀行前任董事長，曾于2013年7月出任徽商銀行董事長，并于2017年12月辭任該行董事長。

李宏鳴辭任徽商銀行董事長后，網絡上就出現了關于他的舉報信，舉報信稱，李宏鳴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的親屬謀取私利，又通過親屬設立基金公司以便他從徽商銀行斂財。2022年底，李宏鳴官宣被查。

舉報信中提及的投資管理公司為上海融葵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上海融葵”），該公司旗下設有大量以“徽銀”冠名的基金，舉報信稱李宏鳴的女婿陳竹在后臺實際控制上海融葵，并通過對接徽商銀行業務謀私。清流工作室暫未能從上海融葵的歷史工商信息中找到名為“陳竹”的股東或高管。

這家上海融葵公司又牽涉到另一位徽商銀行管理人員的案件中。

根據審計署發布的《移送違紀違法問題線索查處情況》顯示，審計發現，2016年，徽商銀行銀行部原總經理吳耘，違規入股上海融葵公司，利用職權幫助該公司獲得徽商銀行業務并從中謀取非法利益。2019年7月，審計署將此問題線索移送安徽省紀委監委調查。2019年11月，追繳吳耘及其他涉案人員非法所得8445萬元，并移送檢查機關審查起訴。

不過，清流工作室同樣也未能在上海融葵的歷史工商信息中找到“吳耘”的入股痕跡。

那么，這家上海融葵究竟有何來頭？

工商信息顯示，上海融葵設立于2015年3月，主營投資管理。2016年底至今，上海融葵的幾位股東均為自然人，表面上與徽商銀行并無關系。

唯一出現的法人股東出現在公司創立初期。創立之初，上海融葵的創始股東中有一家美爾雅期貨有限公司（下稱“美爾雅期貨”，現已更名為“正信期貨有限公司”），出資比例為1200萬元，占股50%。

在持有上海融葵股權期間，美爾雅期貨背后的資方，有來自湖北知名服裝品牌美爾雅及知名酒企品牌“中國勁酒”母公司湖北勁牌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勁牌投資”）。早期美爾雅出資2700萬元，持有美爾雅期貨45%股權；勁牌投資出資1796萬元，持有美爾雅期貨30%股權。

2016年8月，美爾雅期貨從上海融葵退股，但二者的聯系并未就此切斷。

在美爾雅期貨退股后，上海融葵的法定代表人變更為“李晨曦”并沿用至今。根據李晨曦的履歷，他2007年至2016年共計10年時間均在美爾雅期貨就職，曾是武漢漢口營業部經理。與李晨曦同期進入上海融葵的還有王春泉，他原是美爾雅期貨的研究員，2017年開始擔任上海融葵的基金經理。

曾在美爾雅期貨就職的員工進駐上海融葵后，上海融葵反過來，通過間接投資入股了美爾雅期貨。

美爾雅期貨還有一位小股東為武漢志博銘鑫商務咨詢有限公司（下稱“武漢志博”），早期出資294萬元，持有美爾雅期貨5%股權。2022年底，上海融葵從一位股東手中接手了武漢志博7.14%股權，因此反倒成為美爾雅期貨的間接股東。

2023年，美爾雅將所持美爾雅期貨的股權賣給了勁牌投資，美爾雅期貨成為勁牌投資的控股子公司，并更名為如今的“正信期貨有限公司”。

而上海融葵股東列表中出現過的自然人股東，則進行了頻繁的變更。多數自然人股東除了“投資”上海融葵外，幾乎查詢不到其他商業痕跡；個別股東則有投資“西餅屋”、保險代理，或者曾為“個體工商戶”的情況。

沒有任何一名自然人股東，可以查詢到與徽商銀行的直接聯系。

徽商銀行的影子？

這家牽扯多位徽商銀行高管，但股東層面又查詢不到任何與徽商銀行聯系的上海融葵，究竟是做什么的呢？

據清流工作室統計，上海融葵設立了大量以“徽銀”冠名或以城投公司命名的城鎮化基金，合計基金數量高達77只，基金大多成立于2015年至2017年期間，尤以2016年成立的最多。表面上看，這些基金由上海融葵管理，由安徽省內各縣市的城投公司和非銀金融機構合資設立，三方形成股權關系。但實際上，這些基金主要功能是向城投公司提供資金，在大量的城投公司賬面形成了負債。

比如，上海融葵在2016年設立一只淮南市田家庵區城鎮化一號基金（有限合伙）（下稱“淮南一號基金”），據評級文件披露，淮南一號基金的設立主要是用于安徽省淮南市國資委旗下的安徽省四宜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四宜建投”）購買保障房。

文件顯示，該基金由四宜建投、富安達資產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下稱“富安達資管”）及上海融葵共同設立，按照出資比例，富安達資管作為最大出資方占股67.68%，四宜建投持股32.3%，上海融葵持股1.93%。

根據基金合伙協議，富安達資管是優先級LP，四宜建投是劣后級LP，上海融葵為普通合伙人。合伙協議約定，四宜建投具有不可撤銷的無條件分期收購富安達資管所持股權的義務，自2019年7月20日起每年回購4999萬元本金，最后兩期每年回購9998萬本金，并在2026年5月22日完成回購，合計需要回購的本金約2.5億元。

不過，這只基金已經在2023年4月被注銷。據四宜建投2023年中的一份評級報告顯示，淮南一號基金體現為地方政府隱性債務，根據國家的隱債償還要求，該基金比原計劃提前償還。

另一種模式是，三方設立城鎮化基金后，由基金向城投公司直接提供借款，并由城投公司按約定利率還款。

比如，鹽城高新區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鹽城高新投”）于2016年與上海融葵、中信證券合資設立鹽城高新投資基金（有限合伙），并由該基金向鹽城高新投發放一筆長期借款用于置換存量借款，金額7.37億元，期限10年，年利率5.38%。

清流工作室發現，這些參與設立基金并獲得借款的城投公司，大多是在安徽省內的縣市。這些城投公司與徽商銀行及其參股的徽銀金融租賃公司本就有長期的借款合作，而徽商銀行還同時是多個城投債券的主承銷商。

除了上述例子，與上海融葵合作設立基金的還包括至少17家已發債的城投公司——淮北市建投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寧國市國有資產投資運營有限公司、濉溪建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沛縣經濟開發區發展有限公司、宣城市宣州區國有資本運營集團有限公司、宿州市新區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泗縣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宣城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投資有限公司、阜陽投資發展集團有限公司、鹽城市大豐區城市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滁州市同創建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懷遠縣城市投資發展有限責任公司、泗縣城市建設投資有限公司等城投公司參與設立基金，其中阜陽投資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旗下更是分別設立了6只徽銀系基金。

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這些基金的借款提供方，究竟是誰？

據清流工作室統計，這些基金的資方，均為非銀金融機構，如證券公司、資管公司等，難以穿透最終資方。前述鹽城高新投設立的基金，中信證券是代表“中信徽銀鹽高新城鎮化一號定向資產管理計劃”出資約6億元，沒有更多信息顯示這個資管計劃的最終出資方是誰。

根據徽商銀行披露，2015年，徽商銀行采取基金合作模式，創新設計出針對政府客戶的城鎮化基金，用于置換地方政府的存量債務等。到2016年，徽商銀行表示，該行投資并參與運作的城鎮化基金，規模已經飆升到1312.25億元。

徽商銀行“投資并參與運作”了城鎮化基金，這是否意味著，這些基金的借款提供方，至少有部分是徽商銀行？

安慶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安經開”）與中信證券、上海融葵共同設立了一只城鎮化基金并獲得來自該基金的借款。在安經開的一份債券說明中，其表示：“安慶經濟技術開發區建投城鎮化一號基金（有限合伙）由徽商銀行通過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融葵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與發行人共同設立，金額5億元。”

所謂的由徽商銀行“通過”兩家機構與安經開共同設立，是否意味著背后的資金實際來自徽商銀行？

在對此類城鎮化基金的描述中，部分通稿也明確表示基金是由徽商銀行與當地城投共同發起。比如，樅陽徽銀城鎮化一號基金的通稿稱，該基金由徽銀安慶分行與樅陽縣建設投資有限公司共同發起，基金總規模為10億元。簽約儀式在徽商銀行安慶分行舉行，該縣領導及徽商銀行安慶分行行長洪少平等參加簽約儀式，但該基金工商登記的出資達4.2億元的資方中信證券，反而未出現在簽約儀式通稿中。

隨著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化解工作的推進，上海融葵已有37只基金被注銷，剩余40只基金。

對城投公司及當地政府而言，這些基金屬于隱性債務。如果這些城鎮化基金的借款來自徽商銀行，那么對徽商銀行而言，這些貸款又是否隱形？徽商銀行是否將其計入了貸款總額？

據披露，截至2015年末，徽商銀行的基金業務規模超過600億元，這個數據包括了城鎮化基金、產業基金和中小企業創盈發展基金。到2016年，徽商銀行單獨列示了該行投資并參與運作的城鎮化基金，規模已經飆升到1312.25億元。

即使假設2015年的數據600億元全部是城鎮化基金，2016年新增的城鎮化基金業也達700余億元。根據這些基金結構，通常資金方出資比例在50%至80%。而2016年，徽商銀行的公司貸款總額為1792億元，比2015年末的1574億元增加了218億元，同比增長13.83%。

到2017年，也就是李宏鳴離任董事長后的首份年報，徽商銀行年報不再披露城鎮化基金的規模，此后也不再大肆宣傳城鎮化基金。隨著李宏鳴被提審判刑，這場持續多年的資金盛宴未來將何去何從，答案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