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界在討論中國古代史官制度時，有一個“以史制君”的基本判斷，認為史官為了對歷史負責，“不虛美，不隱惡”，忠于歷史還原歷史。秉筆直書的歷史學家與皇權就形成一種博弈，九五之尊的皇帝也害怕史官的一支筆。

文天祥在《正氣歌》中寫道：“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太史簡”指的是“齊崔杼弒莊公”以后，“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三兄弟前仆后繼，為的就是寫下“崔杼弒其君”。“董狐筆”晉國大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趙盾覺得很冤枉，董狐說：“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稱贊：“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歷史學家是個危險的職業，說真話會付出什么代價呢？看看歷史就知道了。韓愈在《答劉秀才論史書》中說：“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魯、衛、陳、宋、齊、 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 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 范曄赤誅；魏收夭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后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

青史留名這也是帝王的追求，史官們則堅持“君舉必書”。劉知幾在《史通?直書》說：“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茍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于一朝，惡名被于千載。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自有史官書之》記述宋太祖怕史官：

太祖嘗彈雀于后園，有群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尚急于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歷史學家追求什么呢？司馬遷修撰《史記》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談臨終遺囑司馬遷寫《史記》,“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歷史學家有種崇高的歷史使命感，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劉知幾在《史通》中說：“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于褒貶，不書無損于勸誡。”作為歷史學家必須有秉筆直書、注重實錄的治史態度，班固評價司馬遷的《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劉知幾在《史通?惑經》中云：“荀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

劉知幾認為合格的史學家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即史才、史學和史識。清朝學者章學誠 又提出史德，“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 （《文史通義·史德》）

一個歷史學家要秉筆直書守正不阿并不容易，屠刀下說真話堅持原則會付出血的代價，“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因此歷史是中國人的信仰。我國很早就設立了史官，從出土的商周時期甲骨文、金文來看，商周時期有“作冊”、“內史”、 “作冊尹”等史官。《漢書·藝文志》講，“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在上古神權至上時代，從事求神占卜等活動的人叫“巫”、掌管天文、星象、歷數、史冊的人叫“史”，這些職務最初往往由一人兼任，統稱“巫史”。巫史占天卜地、祭祀神、代表天意，有權訓御君王的言行，君王不得不畢恭畢敬。秦漢時期君王專制，史官們身上的神職光環被剝離干凈，漢武帝舉行封禪儀式，居然不允許太史令司馬談參加。

歷史學家“以史制君”，對于日益膨脹的君權來說是一個挑戰，但是統治者必然要掌握歷史的解釋權為我所用。從東漢班固被告私作國史到王劭被告私撰北齊史，隋文帝改革自西漢以來國史私修的慣例，統一由朝廷組織編修國史使之成為官修。唐太宗將史館從秘書省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修史機構。

唐朝以后，歷代統治者重視史館修史主要目的，一是證明新王朝的合法地位，二是壟斷修史、控制褒貶大權。史館修史實際上是一種專制主義，善惡必書的修史制度被完全破壞，扼殺一家之言，丟掉了實錄直書的傳統。二十四史里邊為什么前四史《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的成就最高，因為它們都是私人編纂的。

梁啟超在《新史學》一文中明確地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梁啟超指斥中國舊史是“帝王家譜”、“相斫書”,痛詆傳統史學“皆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梁啟超實際上批評的是官修國史就知道為帝王服務。

孔子開了私人修史的先河，“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所以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果沒有私人修史，中國的歷史文化必定黯然失色。但是私人修史的政治風險越來越高，因為封建專制的殘酷和文字獄是不允許自由抒寫的，“以史制君”在暴力和屠刀面前變成了神話。

明史案，由莊廷鑨編寫《明史》而引發的清初最大的文字獄案。莊廷鑨被掘墓刨棺梟首碎骨，莊廷鑨弟廷鉞被殺，所有列名參校、刻印買賣者均因此獲罪 ，重辟70余人，凌遲18人，從犯以及涉案家眷約1000余人被殺，流放者數千人。

清朝為何對一本書如此興師動眾？莊廷鑨在朱國禎的《明史概》遺稿基礎上寫了本《明史輯略》，依舊使用明朝的年號，還稱呼清太祖努爾哈赤為“奴酋”，稱呼滿洲士兵為“建夷”。這在大清朝看來是大逆不道，在我的統治下居然敢用明朝的詞語侮辱朝廷，這是不臣之心。歷史的解釋權在朝廷手里，怎么容你一個文人寫歷史呢。

清朝為了給自己涂脂抹粉費了老大的勁，《明史》是我國歷史上官修史書中編纂時間最長的一部。如果從清順治二年（1645年）開設明史館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進呈，前后歷時九十四年。如果要當一個歷史學家，首先看你有沒有膽量敢不敢說真話怕不怕殺頭；如果要當一個馬屁專家，閉著眼睛歌功頌德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