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十四五”規劃綱要草案的發布，數字經濟對實現雙循環戰略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雙循環格局下的數字經濟將更注重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均衡普惠，發揮萬物互聯的潛能，創建企業間的互信環境，從而賦能實體經濟“量價齊升”。從監管角度，如何妥善處理好新型的數字化生產關系，將是發揮數字經濟生產力乘數效應的關鍵。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程實在《北大金融評論》發表文章，他認為數字監管從平臺反壟斷、隱私保護和數據稅等方面入手，表面為約束，實際是鞭策，意在謀求數字經濟時代的機會均等、規則均等與權利均等，以此釋放出數字生產的巨大潛力。

2021 年3 月5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草案）》發布，其中“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單列一章，凸顯出數字經濟對實現雙循環戰略的重要作用。伴隨流量紅利的展開期尾部特征逐步顯現，雙循環格局下的數字經濟將更注重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均衡普惠，發揮萬物互聯的潛能，創建企業間的互信環境，從而賦能實體經濟“量價齊升”。而從監管角度，如何妥善處理好新型的數字化生產關系，將是發揮數字經濟生產力乘數效應的關鍵。筆者認為，數字監管從平臺反壟斷、隱私保護和數據稅等方面入手，表面為約束，實際是鞭策，意在謀求數字經濟時代的機會均等、規則均等與權利均等，以此釋放出數字生產的巨大潛力。

雙循環格局下的數字經濟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現階段，我國實體經濟產業鏈較為完備，并在全球已逐步確立“供給-需求”雙中心的重要樞紐地位。但從細分領域看，粗放型增長的產業仍占據主導地位。雙循環發展戰略的確立指明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新路徑，即產業鏈需要實現從“高完備度”到“強競爭力”的轉換，數字化改造實體經濟相關產業成為必由之路。因此，從釋放數字內需、產業數字升級等角度綜合預判，雙循環格局下的數字經濟與此前將有三處明顯不同。

第一，對稱性普惠，從消費者到生產者。中國數字經濟的上個十年是消費互聯網的黃金時代，變革主要發生在產品市場（即居民部門向企業部門購買商品的過程基本實現數字化）。平臺經濟是消費互聯網的代表形式，其初衷是將互聯網服務近乎無差別地傳遞至每一個人，實現某種程度的機會均等化。但如果從經濟學模型稍加分析，我們就會發現平臺經濟實質上是一種非對稱的普惠。

其一，雖然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整體福利在平臺經濟高效匹配的作用下獲得長足提升，但是原有生產者卻因為生產門檻的降低而受到利益侵害。

其二，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等新技術持續提升勞動生產率，加大不同經濟部門之間的貧富差距。

其三，具備流量先發優勢的大型平臺擠壓了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發展后期或出現為了追逐利潤而損害實體經濟發展的情形。

當前，平臺經濟基本滲透，對經濟的整體收益日漸式微，發展路徑或將囿于存量博弈，亟需數字經濟新模式促進實體經濟釋放新潛能，從而保證國內大循環的通暢性與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因此，數字經濟的下半場將從產品市場轉移至要素市場（即企業部門在生產商品的過程中運用數據），原有生產者有望通過打開實體商品的數字空間重獲市場機會，而企業發展路徑也將更多元化。智慧汽車、智慧家居、可穿戴設備等數字化商品，融合了數據與傳統商品的多重特征，也將賦予傳統商品新的數字內涵。比如，服裝或不只是裝扮或保暖的工具，而是承載了健康監測等新職能。

第二，新六度空間，從連接人到連接資源。六度空間理論指出，人與任何一個陌生人之間所間隔的人不會超過六個。在消費互聯網時代，互聯網企業是這一理論的突出踐行者，激發出社交網絡的巨大價值。互聯網打造的社區生態之下，人類從未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碰撞出思維的火花，以共享共建的理念最大化人的價值。值得注意的是，雙循環格局下的數字經濟將不再局限于人的六度空間，而傾向于釋放全部資源連接與整合的潛力。

由此可以預見，產業互聯網時代的一大革命性變化可能是，傳統企業上下游的縱向聯系將拓展為網狀拓撲結構。其中，聯盟鏈就是新六度空間的一項成功試驗，原本并無明顯交集的企業共處于一個技術支持的互信環境下，實現數據使用的整個過程透明可監督，進行更深層次的多維業務探索。

例如，二手車交易一直以來存在“檸檬”市場的問題，即購買者期望與實際車價難以匹配，導致二手車市場交易空間受限。而矩陣元PlatONE與奔馳星睿二手車、戴姆勒Mobility Block Chain Factory、摩聯科技聯合發布的MoveX車輛資產數字化管理解決方案，激勵客戶對汽車整個生命周期內各類低高頻業務的數據主動進行上鏈存證，以此確保車況的準確和可靠性，借以提升汽車殘值。由此可見，不同領域的企業通過多向聯合，將拓寬產品市場的界限，從而挖掘市場增量空間。

第三，合作型共識，從流量到誠信。原有六度空間以連接人為主，因而流量被視為核心，平臺經濟的發展模式相對固定，即壟斷流量形成排他性的社區生態，擠出其他企業的競爭機會。而當從人的六度網絡拓展到商品、企業乃至更多資源，流量的不可取代性將會大幅降低，如何連接更多資源、創造合作共贏價值的共識取代成為關鍵。

因此，不同于此前平臺經濟的“燒錢”模式跑馬圈地，產業互聯網拉開了從競爭博弈走向合作信任的序幕，以互信互惠探尋增量業務價值。事實上，在我們所處的消費互聯網后半段，信任的價值已經開始凸顯。建立在“老鐵”之上的信任關系，是直播帶貨模式興起的源頭，然而，沒有機制約束的信任是脆弱的，無論假貨事件出現與否，直播帶貨客單價的上限都將受到約束。在產業互聯網中，企業之間的交易量級將遠超消費領域，因此建立一個真正可信的共識環境至關重要。

目前來看，區塊鏈技術能夠保證每筆交易無法篡改，全程可追溯，將成為雙循環格局下釋放數字潛能的關鍵性基礎設施。如果說消費互聯網時代致力于通過快速傳遞消除信息不對稱，那么產業互聯網時代則是通過追根溯源確保信息真實性。倘若每個參與者能在自動化技術支持的共識機制下建立起信任關系，社會整體效率將大幅提高，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的“量價齊升”時代也將到來。

對數字經濟時代監管的猜想與倡議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雙循環戰略對生產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我們必須先行妥善處理好數字化生產關系，從而激發數字經濟生產力乘數效應的有效發揮。不難發現，雙循環戰略所指向的上述三個變化有一個共通之處，即都在強調一種對等的數字化生產關系，包括機會均等、規則均等和權利均等，并以此為基礎釋放數字生產的巨大潛力。因此，除了實體經濟部門自身積極推動數字化轉型，更需要政策對于整個產業秩序重塑發揮引導作用，以下為我們對數字經濟時代監管的三點猜想與倡議。

第一，謀求機會對等，強化平臺反壟斷。2020年是數字經濟的一個關鍵轉折點，新冠疫情推動了其加速進化與重心下沉，但與此同時互聯網企業的“原罪”開始顯現，在互聯網“算法”加持下圈層的割裂空前加強，掌握大量數據的互聯網企業似乎擁有了降維打擊其他任何領域的“權力”。我國正在步入后流量紅利時代，部分平臺企業在跑馬圈地階段后，出現了利用自己的數據與流量優勢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情形，這可能致使實體經濟讓位于數字經濟的發展，并擠壓中小企業創新開拓的空間（如圖1所示）。

注：圖為微觀經濟學供需及消費者剩余模型，平臺經濟優化匹配質量，促使供需曲線均向右移動，達成新均衡E2。由于數字產品供需曲線與傳統模型有本質差異，此處模型不包括單純以數字形式存在的虛擬物品（游戲、電影、音樂等），僅考慮匹配機制優化對于全類別傳統商品及服務的影響，假設供給與需求彈性大致相同且前后不發生明顯變化。由于平臺進入流量變現階段，我們對模型進行調整，將互聯網平臺收取的手續費看作類似稅收的楔子（綠色線條），情形1、2、3分別為平臺經濟在不同收費標準下對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影響。由于情形1中，互聯網平臺所擠占的利益已超過其對社會總福利的貢獻價值，中介價格過高促使消費者和生產者均出現明顯痛感，兩者愿意放棄平臺使用回到原始狀態。而情形3使得社會各參與者福利均得到提升，但互聯網平臺追求利潤最大化，在其匹配機制相對消費者和生產者為數據黑箱的現實情境中，缺乏制定相對低價的動機。互相博弈結果下，互聯網平臺的收費均衡區間將大致處于情形2，即消費者和生產者剩余均提升，但消費者需接受相對高價，不利于社會公平。

數據的“網絡壟斷性”使平臺經濟將要成為一種存量博弈的巨鱷經濟，既不符合雙循環的戰略要求，也不利于企業自身的長期發展。為了打造更高質量的雙循環，必然需要正確引導互聯網企業利用市場既有地位的不當行為。2020年11月10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發布《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征求意見稿）》，引發市場的激烈討論。我們認為，《指南》出臺并非為了打擊平臺經濟的頭部企業，而是因時制宜需要做出的改變，即謀求數字經濟企業的起點公平與機會均等。營造一個公平、開放的企業競爭環境，方能激發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互惠共存。

第二，謀求權利對等，完善隱私保護條例。產業數字化不同于信息化，不僅局限于通過產業流程電子化以提升效率，更重要的是運用數據中隱含的豐富信息，以產業上下游數字聯動賦能產業升級。由此，互聯網企業記錄大量的用戶行為軌跡，借助大數據分析創造附加價值，但部分互聯網企業處理數據的過程有欠妥當，除了違規使用或出售用戶數據之外，還存在剝奪用戶隱私保護權的行為，迫使用戶在使用相關軟件時必須先接受其制定的“霸王條款”。

我們認為，用戶理應具備對其數據的完整權利，使用但不濫用數據不能只依賴于企業自身道德約束，反而更需要法律的界定與保護。中國2017年開始實行的《網絡安全法》已經對個人信息泄露明確了定義與處罰，法律主要針對網絡詐騙等行為，但個人隱私保護不只局限于可能造成的財產損失，也包含信息本身使用路徑的合理合法性。2018年實施的歐洲《通用數據條例》更明確地規定了，歐洲的互聯網用戶對他們自身數據的使用有更多的控制權。比如條例規定，作為數據主體的個人有權要求清除個人數據，或者更正不準確的個人數據。

第三，謀求規則對等，積極參與數字稅國際規則制定。數據成為新型的生產要素，即創造價值的來源，其中數據運用者與提供者均為價值創造作出貢獻，但數據提供者卻往往難以直接分享收益。誠然，區塊鏈、加密貨幣等底層技術對數據權屬的確認提供了一種技術自治的解決方案，比如在以太坊生態中，通過智能合約的運用，保證數據提供者能夠在未來創造收益時直接獲得以太坊分成，實現價值回流。但加密貨幣幣值波動劇烈，普適性、合法性以及市場教育程度都相對較低，上述方案無法成為主流。相較之下，數字稅是在現有社會體系下更容易被接受的方法。

習近平總書記在《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中提出“積極參與數字貨幣、數字稅等國際規則制定，塑造新的競爭優勢”，充分體現出我國對數字稅研究的高度重視。事實上，由政府部門向免費征用用戶數據的平臺征收數字稅，同樣符合“價值創造來源與去向相匹配”根本原則，且操作性更強。

此外，數字稅的合理制定也能夠彌補數字經濟時代稅基侵蝕的缺陷，有助于矯正跨國互聯網企業利用數字化資產內部轉移避稅的問題。雖然數字經濟釋放的紅利已經成為當前各國的兵家必爭之地，但未來的數字經濟必將走向開放、融合與發展，而非禁錮、侵略與倒退。在國際競爭合作中，即使不同國家數字經濟的發展存在先后和強弱，也要優先尊重他國公民的數據主權與稅收主權。因此，我國積極參與數字稅國際規則的制定，也是謀求數字經濟時代國際競爭的平等，為我國數字服務紅利的向外輻射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