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汝澄，領游擊隊入港第一人，日本投降后盼香港回歸，后來怎樣了

香港淪陷后，位于香港沙頭角南涌羅家大屋先后走出了11位羅家兒女，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在港抗日斗爭。

羅氏家族是公認的“香港抗日第一家”。

而在這11位羅家兒女中，比較出眾的當屬四姐弟，分別是大姐羅許月、大哥羅雨中，二弟羅汝澄、三弟，羅歐鋒，而在四姐弟中，最為出眾的當屬二弟羅汝澄。

羅家長子，羅汝澄的大哥羅雨中曾說：“我們兄弟姐妹深愛汝澄，他是我們的軸心！軸心！”

羅汝澄，18歲組織抗日，作為香港淪陷后引領東江游擊隊進入香港的第一人，為香港的抗日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日本投降后，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香港能夠回歸祖國，但最終都會實現。

在香港的抗戰大業中，年輕地做過哪些可歌可泣的事情？

解放戰爭中他又有何貢獻？

建國后，他過得如何？

羅汝澄

一、引領東江游擊隊進入香港的第一人

羅汝澄，1921年出生，香港沙頭角南涌羅屋村人。

他的祖先是從中原逃難至此的客家人，歷經300年之久。

羅家世代生活窮苦，多是以挑擔為生的人，羅汝澄的羅奕輝14歲時，因為家窮而成為華僑勞工，曾參與巴拿馬運河的修建。

后來羅奕輝還清了債務，換得自由，回到了香港，經過十多年的拼搏，他終于存了一筆錢，做起小買賣。

羅奕輝與妻子陳丁芹育有三男四女，除長女和三女早逝外，三男兩女長大成人，羅汝澄在三個兒子中排行第二。

在子女的記憶中，父親省吃儉用卻不吝嗇，對于有困難的鄉親有求必應，新界華僑說起羅奕輝都豎大拇指。

孩子們小學畢業，親朋建議上英文學校。

當時，香港辦起了許多新型的洋學堂，學成后可以在洋行洋鋪工作，報酬會高出其他工作幾倍。

羅奕輝卻說：“不上英文學校，只準上中文學校。這是家規。”

羅奕輝不容商量地強調：“我們祖輩做人牛馬，‘鉤鼻佬’（洋人）欺負我們還沒夠？還要讓后代去做奴才？苦日子何時有盡頭？”

此后，羅奕輝力主二兒子羅汝澄回到內地就讀南頭中學。

因為香港公立中學重在培養洋行買辦和商店職員，而不是建設國家的人才，而且“不準談及英國人強取香港的那段歷史”。

漂泊在外多年的羅奕輝，在家國危亡之際緊緊地護著中華血脈，他的子孫同樣將家脈與國脈緊緊連在一起。

反抗精神像基因，流動在血液里，種植在細胞中。羅家人也因此對強暴、對侵略有著先天的敏感，反抗更為勇敢且呈現家族的整體性。

羅汝澄

羅汝澄第一次接觸到共產黨，還是6歲時在沙頭角東和小學上學時，一位姓唐的老師拿出了三張照片給同學們看，這三張照片分別是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老師告訴他們，這三個人都是共產黨人，領導著一支真正救中國的隊伍。

從那時起，共產主義的種子就種在了羅汝澄幼小的心里。

進入內地讀初中后，羅汝澄的視野更開闊了，他了解了當時在香港根本就不可能了解的歷史，香港本來是中國的土地，卻被無能的清政府割給了英國人，這些歷史在當時的香港都是被禁止的。

此時，一種國家受難的仇恨感在他心中冉冉升騰。

1937年，家中突遭變故，羅汝澄的父親羅奕輝去世，家里的生活也一下子陷入到了困境之中，16歲的羅汝澄也被迫輟學在家務農，為母親分擔家庭重擔。

恰逢此時，日軍的步步緊逼，也讓國家到了生死存亡之際。

1938年的暑假，羅汝澄在家鄉務農，遇到了在沙頭角演出的海岸流動話劇團。

每逢假期，劇團都會在一個個小村莊巡回演抗日話劇，唱抗日歌曲。

他們幾乎走遍了大亞灣、大鵬灣的200多公里的海岸沿線，轟動了華界和英界的老百姓。

羅汝澄站在臺下，被海岸流動話劇團的劉黑仔吸引。

他眼神機靈，皮膚黝黑，腰上別著一把駁殼槍。

羅汝澄沒有料到，日后劉黑仔會和自己同時成為第一批進入香港的抗日游擊隊員，劉黑仔后來還成為港九大隊的手槍隊隊長，令日本人特別頭痛。

此時此景，家變國難，一下子涌上了羅汝澄的心頭。

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軍從廣東大亞灣登陸。

一時間，香港各大報紙，幾乎清一色的號外，報道戰事，每一個字都大如拳頭：“*軍大舉入侵中國華南地區，登陸大亞灣。”

這個*，包括羅汝澄在內的香港民眾都知道是日本。

英國政府從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爆發開始就聲明保持中立，凡是有關日本的字眼，均以*和方框代替。報紙上有數不盡的*。

日軍從大亞灣登陸時，沿海國民黨守軍營以上的軍官幾乎都還在香港尋歡作樂。

當地走私盛行，沿海國民黨軍官與土豪劣紳合伙走私販私包私，比比皆是。

這一切，羅汝澄聽說了，看到了，也深刻地思考著。

當時，他已經看了毛澤東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等文章，國家的走向這樣嚴肅的問題成為羅汝澄思考的重點。

從1939年至1941年5月，羅汝澄的大哥羅雨中被提升為高級職員，家庭經濟得到改善，羅汝澄和弟弟羅歐鋒得以繼續學業。

在上學期間，羅汝澄積極投身抗日熱潮，平常他從餐費中擠出錢捐給學賑會，還加入由共產黨員發起的愛國組織，除此之外還和大哥羅雨中一起在夜校中教窮人認字，積極組織發動群眾參加抗日愛國運動。

1941年5月，羅汝澄放棄學業，加入東江縱隊，正式成為了一名游擊隊員，從此開始了自己的抗日生涯

抗戰爆發后，遠離大陸的香港本還算寧靜，但隨著1941年12月8日清晨香港上空的一陣飛機轟鳴聲，香港的寧靜戛然而止。

次日，12月9日，日軍正式入侵香港。

就在日軍正式入侵香港當天的夜晚，由16人組成的東江游擊隊武裝工作隊翻過梧桐山，秘密進入香港。

而羅汝澄就是這支武功隊的向導，在他的引領下，武功隊來到他家羅氏大屋落腳，從此武功隊以羅氏大屋為中心，開始在香港開辟根據地。

羅汝澄也成為了引領東江抗日游擊隊進駐香港的第一人。

二、兄弟聯手抗日

日軍入侵香港的當天，東江游擊隊按計劃陸續兵分幾路插進香港新界，羅汝澄擔任林沖率領的武工隊的向導，翻過梧桐山，進入香港，在羅家大屋停留。

從此，羅家大屋這家不再僅僅屬于羅家。

這一天起，南涌羅家大屋成為游擊隊進入香港新界的首個立腳點，也是游擊隊插入新界后的首個據點。

羅汝澄回家的第二天傍晚，大哥羅雨中經組織批準也趕回了家。

此時，形勢嚴峻，九龍市亂象叢生：腐尸、污水、彈藥、垃圾，各種惡臭熏天，夾雜著搶劫、打斗、搶購的叫罵和哭喊聲，英警消失得無影無蹤。

日本人的間諜和內應在九龍最高的建筑九龍半島酒店上掛出了日本國旗。

新界鄉村則出現成群結隊的土匪，100人以上的大股土匪有十多股。

羅汝澄兄弟和林沖等骨干一起分析形勢，討論如何對付日軍和土匪。

羅汝澄提出以羅屋村為核心，發動南涌的5個小村，建立了香港第一支抗日民兵隊伍，由50多人組成的南涌人民聯防隊，羅雨中任隊長。

為了補充部隊的戰斗力量，羅汝澄兄弟先把父親過去購買的三支獵槍全部獻出，為隊伍提供了第一批武器。

香港民眾本想港英政府能夠抵擋著日軍的進攻，但是港英政府僅僅抵抗了18天，便于12月25日圣誕節這一天，宣布向日軍投降。

至此香港正式地淪陷，香港人民3年零8個月的苦難歲月從此開始。

“文化名人大營救”繪畫

三、在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戰爆發后，香港因為其英屬的特殊性而未遭到日軍的侵略，因此成為大批內地人避難的“桃花源”，這其中就包括大批的文化界人士。

這批文化名人到達香港之后，一再呼吁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抵抗日本侵略者，為全國的抗日宣傳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香港淪陷以后，這批文化界人士的處境非常危險。

面對這種情況，12月9日，日軍正式進攻香港當天，周恩來立即給八路軍駐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發了一封電報，希望盡力營救被困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

但是想營救這些人實在是太難了，他們分散在160萬香港同胞之中，想找到他們，簡直和大海撈針差不多。

但是，此時入秦香港的日軍正準備建立嚴密的戶口管理制度，如果等他們的制度完善以后，再救可就難了。

因此必須和日軍搶時間！

當時，中共沙頭角區的領導黃高揚接到營救任務之后，立即秘密挑選了十多位當地青年及聯防隊骨干，進入日本憲兵部憲查隊、區役所、株式會社、糧食配給站等機構開展情報工作，而羅汝澄是其中一位。

羅汝澄通過了日本人的審查后，被抽調到新界日本憲兵總部華人憲查隊，任粉嶺憲兵總部憲查隊長。

他的哥哥羅雨中則兼任粉嶺糧食配給處的監管員。

當時，日本人建立了分級政權管理機構，嚴控人員，嚴控糧食，嚴懲參與反日、反偽人員。

僅沙頭角這個1000多人的小鎮就駐守了上百名的日軍，他們嚴密檢查每一個過往者。

羅汝澄所在的粉嶺，是新界的交通中心，新界日本憲兵總部就設在這里，因此這里崗哨林立，便衣密探密布。

羅汝澄和他的戰友就在這種嚴控之下進行情報工作，艱難險阻可想而知。

羅汝澄與黃高揚單線聯系，一位天天來往于粉嶺和沙頭角的“報童”陳鴻，專責將羅汝澄的情報轉交黃高揚。

羅汝澄等人的“潛入”對大營救起了重要作用，他們利用各種機會獲取日軍情報，武工隊得以在設計營救路線時避開日軍；造假名冊多領配給糧以供應文化名人和營救隊伍的日常生活；開出“良民證”幫助文化名人通過日軍崗哨……

營救工作持續了三個月，在這三個月里羅汝澄斷絕了和所有同志的來往，面對他的是無盡的孤獨與危險。

直到1942年7月，大營救工作基本結束后，羅汝澄才撤出粉嶺日軍憲察隊，重新歸隊。

羅汝澄

四、領導部隊攪得日軍草木皆兵

羅汝澄撤出粉嶺日軍憲查隊后，接到了港九大隊的新任務：籌建西貢常備隊。

羅汝澄來到西貢后，走村過戶地和鄉親們交朋友，一刻也不停歇地宣傳抗日，他告訴鄉親們：“我們中國人不抵抗就只有白白等死，拿起槍，組織常備隊，保家衛國，不當亡國奴！”

人們不相信，說：“赤手空拳，能打日本仔？”

羅汝澄告訴大家：“折斷一根筷子容易，折斷一把筷子，試試？沙頭角的常備隊是從無到有建立起來的，如今一村有事，村村相幫，這就叫團結。”

鄉親們聽后紛紛響應：“把日本仔趕出中國！”

很快，西貢常備隊很快發展至近百人。

1943年春夏之間，常備隊整編為港九大隊西貢中隊，羅汝澄任首任隊長、指導員、教官。

他全力搞好軍民關系，當地群眾把游擊隊當作自己的子弟兵，動員了許多青年參加港九大隊，舍了命地幫游擊隊。

西貢中隊在羅汝澄的帶領下經常攪得日軍不得安生，日軍對西貢中隊恨之入骨，為了找到中隊的下落，日軍經常對當地百姓動用酷刑，希望從他們的口中得知一點中隊的消息。

但面對日軍的酷刑，百姓常常只有一句話：大不了一個死！

羅汝澄每每想到這些老百姓，心里只有四個字：恩重如山。

他明白，游擊隊是老百姓的唯一希望。

日軍的圍困，使西貢人民的生活極其困難，為此，羅汝澄就派干部帶漁民去東江游擊區購買糧食運回西貢，幫助漁民渡過難關。

其實，游擊隊的生活也陷入困境，隊員們常常幾天吃不上一頓飯，不得不上山找田鼠、兔子、蛇，以及各種野草野果充饑。

可羅汝澄明白，眼前的戰士們就是拿起槍打日本鬼子的老百姓，沒有他們的支持，就不會有這是抗日隊伍。

羅家大屋

1944年春，羅汝澄調離西貢中隊，擔任沙頭角中隊隊長，他制定了嚴格的軍事訓練計劃，積極總結戰斗經驗，使沙頭角中隊的戰斗水平不斷提高。

羅汝澄帶領沙頭角中隊進行了十多次戰斗。

這些戰斗，羅汝澄都根據自身特點制定游擊策略：突擊人員少而精干，行動靈活快速，目標定位準確，影響廣泛。被稱作“麻雀戰”。

整個港九地區的日軍，都被這樣的小小“麻雀”煩擾，他們神經高度緊張，草木皆兵。

一日清晨，女游擊員陳佩雯外出執行任務，經過日偽憲查的碼頭崗哨時，遭到憲查搜查，她鎮定地打開提包，憲查從提包里翻出了《東江縱隊成立宣言》，頓時嚇得臉色發白，慌張地把《東江縱隊成立宣言》塞進提包。

因為憲查不相信陳佩雯身邊只有一個人，以為前后左右都是游擊隊的“麻雀”。

可見，當時羅汝澄主導的“麻雀戰”影響有多大？

游擊隊戰士

五、最大的心愿是香港回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港九大隊各中隊相繼迫令港九地區的日軍投降，向他們出示朱德和東江縱隊的命令，收繳武器以及各類軍用物資。

日軍投降后，羅汝澄最大的心愿就是香港回歸。

港英政府在香港淪陷前期就跑了，如今日本投降了，現在香港怎么辦？誰來接收？

蔣介石在日本宣告投降當日便指示“保護現有態勢，對于香港等重要城市，務請特別在意”。

意思是，想趁熱打鐵收回香港。

但是，英國這時又跳出來了，當時新任首相艾德禮向美國總統杜魯門發了封電報，不接受中國政府總受降令的解釋，認為香港不應包括在中國的范圍內。

最終美國站到了英國一邊，英國有了美國的撐腰，蔣介石不得不做出讓步。

1945年8月29日，英國海軍少將夏愨率軍艦及一營士兵匆匆趕到香港，接受日軍投降，試圖重新統治香港。

1945年9月30日，港九大隊元朗中隊的梁少達和沈木奉命看管流浮山海面的3艘偽軍投誠的船只，卻被英海軍扣查。

盡管他們再三表明是元朗中隊的戰士，出示英文版《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撤退港九新界宣言》后，仍然被強行關押在香港水師樓，看管的英警還嘲笑他們為游擊隊賣命，他們憤怒地反抗說：“我們的中國，我們的香港，我們用命去搏！你沒有資格說話！”

經游擊隊交涉十多天，他們才被釋放。

羅汝澄知道后，極少發火的他，突然拍案而起：“3年零8個月，他們在哪里？”

經過談判，東江縱隊全部撤出香港，但可以在香港設立辦事處。

抗戰勝利后的香港

抗戰勝利后，羅汝澄留在了香港做地下工作。

1946年，內戰爆發，組織決定派羅汝澄到廣東參加武裝斗爭。

當時他的妻子剛剛因難產過世，他自己也身患肺病，但他堅決服從組織安排，繼續革命。

解放戰爭期間，羅汝澄歷任東江第一支隊大隊長兼政委、粵贛湘邊縱隊主力團副團長等職，充分發揮了他的軍事才華。

1950年，羅汝澄轉業到地方工作，先后任廣寧、廣四縣長及縣委書記，江門市市長、市委書記，佛山市政協主席、市委第一書記、汕頭市市委書記等職。

1971年12月31日溘然長逝，享年50歲。

香港羅氏家族為抗日作出了重要貢獻，全家有11人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人稱“香港抗日第一家”，“港人愛國第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