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逝世前不久，突然想喝六安瓜片茶，背后原因感人

進入1975年下半年，周總理的病情越來越重了，大大小小的手術做下來，讓周總理的整個身體消瘦的只剩一把骨頭了。

但是，即使變成這樣，周總理表現的依然很樂觀開朗，其實周總理這樣做，就是在鼓勵工作人員和醫務人員鼓起勇氣，不要難過。

他不肯讓大家為他憂慮。

就在周總理去世前不久，他向身邊的工作人員提了兩個要求。

有一天躺在病床上的周總理自言自語地說：“要是能吃到桃子就好了！”

這話被身邊的工作人員聽到了，可那正是深冬，哪里會有桃子啊！

大家在一起商量，想到可以買桃子罐頭，于是就出去買了兩瓶桃子罐頭。

一瓶罐是兩桃子，切成四瓣，工作人員喂周總理吃了兩瓣，也就是吃了整整一個桃子。

吃完后周總理對大家連聲說：“謝謝，謝謝！”

還有一次，周總理突然工作人員有沒有六安瓜片茶，想喝點六安瓜片茶。

六安瓜片并不是很有名的茶，所以很不好找。

工作人員也不知道周總理為什么突然想喝這種茶。

后來找來了一些，質量不高，但總算滿足了周總理的心愿。

周總理喝完了茶才對工作人員說：“我之所以想喝六安瓜片茶，是因為想起了葉挺將軍。那還是在抗戰初期，葉挺將軍任新四軍軍長的時候，送了我一大筒六安瓜片茶。喝到了六安瓜片茶，就好像見到了葉挺將軍。”

工作人員聽完無不為之動容。

葉挺將軍與周總理的友誼到底有多深，竟讓周總理在人生的最后階段還在對他念念不忘？

一、為葉挺申冤

周恩來與葉挺相識于廣州。

那時，周恩來從法國回到廣州，1出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和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而葉挺從保定軍校畢業后來到粵軍第一師，不久又被挑選擔任大元帥府警衛第二營營長。

1924年經孫中山批準，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留學，并在當年12月1日旅莫中共支部第八次大會上，葉挺由王若飛、王一飛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5年9月，因國內工作需要，葉挺結束在蘇聯的留學回到廣州，到中共廣東區委報到，接受周恩來領導。

從此，周恩來與葉挺便開始了長達20年的革命友誼。

早在1924年11月，經孫中山同意，周恩來抽調大批中共黨員和工農青年組建了大元帥府鐵甲車隊。

1925年11月，為準備北伐，周恩來在原大元帥府鐵甲車隊的基礎上，親自指導組建了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

共產黨員葉挺和周士第分別擔任團長和參謀長，團設黨支部，受廣東區委軍事部直接領導。

獨立團全團3個營9個連的營連長和直屬隊隊長全由共產黨員擔任，從而使獨立團變成了一支由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新型革命軍隊。

1926年5月1日，葉挺獨立團奉命擔任北伐先遣隊，之后冒雨兼程，進入湖南，于6月5日攻占攸縣，揭開了北伐戰爭的序幕。

此后，獨立團一路所向披靡，戰無不勝，直抵武漢，第四軍榮獲“鐵軍”光榮稱號。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蔣介石和汪精衛先后在南京和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歸于失敗。

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在嚴峻的考驗面前，葉挺率領所部，堅定地站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一邊，毅然參加由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武裝斗爭。

8月1日，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下，葉挺率部參加了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并受命擔任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一軍軍長。

后因起義失敗，葉挺輾轉抵達香港。1927年12月11日，葉挺、葉劍英，張太雷等在廣州發起廣州起義。

葉挺出任工農紅軍總司令，任軍事總指揮。

葉挺是在起義前幾個小時前才奉命趕到廣州的，雖然時間很倉促，但當他分析完當前敵眾我寡的形勢之后，還是提出了將起義部隊撤到海陸豐地區與當地農民運動相結合的正確意見，但卻遭到共產國際代表紐曼的指責。

起義剛開始還非常順利，在起義當天，就占據了大半個廣州城，但最終國民黨軍派重兵壓境，形勢越來越不利于起義部隊，為保存革命力量，葉挺和聶榮臻等人當機立斷，組織撤退。廣州起義失敗后，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到香港主持召開中共廣東省委擴大會議，將起義失敗的原因推到葉挺身上，認為葉挺“任紅軍總司令職務，表現消極，應予留黨察看6個月的處分”。

同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香港，主持召開廣東省委擴大會議，糾正李立三對廣州起義所作的錯誤結論和懲辦做法。

在省委擴大會上，他充分肯定廣州起義的意義，并宣布撤銷原來省委對起義領導人的處分決定。之后不久，葉挺受黨的派遣經香港、馬來亞、日本轉赴蘇聯。

可是，在蘇聯，很多同志還是指責葉挺“政治動搖”，最終，葉挺一氣之下離開莫斯科，從此脫離黨組織。

鑒于這段歷史，周恩來后來曾為葉挺申冤說：

廣州起義失敗后，葉挺到了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還說他政治動搖。共產國際沒有人理他，東方大學請他做報告，共產國際也不允許他去。這樣，他就離開黨跑到德國去了。這件事我們應該給葉挺伸冤。

二、力薦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

葉挺脫離黨組織之后，開始過起了流亡生活，前段時間主要是在德國和法國度過的。這期間，他的經濟來源有困難，生活清貧，有時要出外找些短活，幫老板打零工；又曾一度去鄉下幫人在果園里采摘果子，賺些錢來維持生活。

此時的葉挺雖然身居異國，但仍時刻惦記著祖國的革命事業，一直努力爭取與中共黨組織及進步人士聯系。

1930年，周恩來從莫斯科繞道柏林等地回國時，在柏林曾與葉挺見面。

針對葉挺當時情緒有些低沉，周恩來向他提出“總不能放棄革命不干，干革命成功不必自我”的勸導，對葉挺啟發很大。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葉挺對蔣介石集團奉行的不抵抗政策感到十分氣憤，恨不得立刻返回祖國，親身參加抗日戰爭。

他每天翻閱大量報刊，密切注意祖國事態的發展，但他總覺得消息來得太少太慢。

為此，“九·一八”事變不久，他離開德國，回到澳門居住。

葉挺從德國遷回澳門后，國民黨方面如陳濟棠、陳誠等還不斷地對葉挺進行拉攏利誘，表示只要他肯投靠國民黨，反對共產黨，就可以委以重要的軍事職務。

葉挺曾說：“很多國民黨朋友慫愿我來南京，再回到軍隊里。但是由于政府和國民黨還在繼續進行消滅共產黨的內戰，我既不同意他們這樣做，也不為他們工作。”

葉挺寧愿過著清貧的生活，卻始終堅持著崇高的政治節操和革命的品德，不為威逼利誘所動。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向駐守盧溝橋的中國軍隊武裝進攻，對中國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

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一再努力下，在共同抗戰的基礎上，國共雙方就如何實現第二次合作問題進行了反復談判。

在談判中，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奔赴抗日前線作戰等主張。

8月22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布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其實早于7月間，周恩來等與國民黨談判時即已提出，立即停止對南方紅軍游擊隊的武裝進攻，在將陜北主力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同時，改編南方紅軍游擊隊共同抗日。

但遭國民黨所拒絕。

“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再次向國民黨提出了統一整編南方各區紅軍游擊隊為國民革命軍，開赴華中敵后抗戰的建議，隨后開始正式談判。

在談判中，國民黨企圖削弱、控制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不肯給正式番號和必要的武裝，還要派人到紅軍中任職。

中共中央堅持戰略統一下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成立一個軍，并在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下，于閩、浙兩省與大江南北開展抗日游擊戰爭。

最終，經過中共中央的一再努力，國民黨同意將南方八省十三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一個軍。

至于這支抗日隊伍的軍長人選問題，雙方繼續談判中，一時相持不下。

此時，周恩來想到了葉挺。

盧溝橋事變發生后，葉挺為祖國民族處于危急關頭而坐臥不安。他熱血沸騰，恨不得立刻奔回內地，參加神圣的抗日事業。

他于是離開澳門，前往上海、杭州等地，與各方面有關人士接觸，表達自己要求返回祖國參加抗日戰爭的強烈愿望。

7月間，正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的周恩來在上海會見了葉挺。

大革命時期以及南昌起義期間，周恩來作為葉挺的領導，與葉挺并肩作戰過，對葉挺的一貫表現十分了解。

葉挺向周恩來傾訴了要求返回祖國參加抗日事業的強烈愿望。

周恩來對他的心志表示歡迎與慰勉，并以個人名義建議葉挺能否出面參加改編南方紅軍游擊隊下山抗日工作；此事由葉挺先向國民黨方面提出，周恩來遲日回延安時還要向黨中央詳細匯報。

周恩來的熱誠鼓勵，使葉挺受到很大鼓舞，雖然有很多困難，但他還是毅然表示接受這一使命。

葉挺于是向國民黨方面表示自己愿意參加改編南方紅軍游擊隊下山抗日的工作，將這些隊伍整編為一個軍，番號定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用意在于要使這支軍隊繼承和發揚當年北伐時期“鐵軍”第四軍的光榮傳統。

葉挺后來回憶此事說：“在上海戰斗的危急時刻，我向蔣委員長建議，為了抵抗日本侵略，為了在華中日本占領區內開展游擊戰爭，讓我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紅軍和改編這些軍隊。”

最終，蔣介石同意了這個折中方案，于9月28日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名義，正式任命葉挺為軍長，由他負責主持改編和指揮南方各地紅軍游擊隊為抗日部隊。

三、想盡一切辦法救葉挺

“皖南事變”后，葉挺被扣押，后輾轉多地，于1942年1月3日押至重慶，改由軍統局本部看管，嚴禁親友通訊及探視。

蔣介石深知陳誠素與葉挺交好，便讓他去勸葉挺，讓葉挺寫個宣言或悔過書之類的。

陳誠遵命去見葉挺前，先約周恩來溝通此事。

周恩來表示“要葉寫悔過書，不僅葉不會做，而我們也要反對。如說葉有錯，那就是沒有完成委員長給他的任務”。

此后陳誠乃與葉挺見面深談，但葉挺拒絕按蔣介石要求寫自白書或發表宣言，并要求與周恩來和郭沫若會面。1942年8月4日，葉挺夫人李秀文攜女兒揚眉抵達重慶探監，葉挺認為他的事情唯有仰仗周恩來和陳誠。

當李秀文再去探監時，竟遭到軍統拒絕，李秀文便去曾家巖拜訪周恩來夫婦，談及此事。

8月14日，周恩來趁會見蔣介石之機，提出葉挺夫人要求見葉挺。

蔣介石則說：“商量后答復。”

李秀文還致電在恩施的陳誠，請他“鼎立設法”。

陳誠回復的很委婉，意思是，他也想救，但放不放的權利在蔣介石哪里。不過，在周恩來、陳誠的共同努力下，葉挺與李秀文最終于11月上旬末在獄中得以第二次相聚，夫婦兩人徹夜長談。1942年12月初，蔣介石同意陳誠的意見，由他將葉挺帶到他所在的第六戰區“察看”。

此后，陳誠與葉挺夫婦一同登上在江邊的同德兵艦。

該船原定4日發船開往恩施，但細心的陳誠特地派人將批準葉挺離渝之事通報周恩來及郭沫若。

當晚，周恩來和郭沫若秘密登艦和葉挺相聚，這是自葉挺被押近2年來他們3人的首次會面，自當促膝長談，欣喜無比。

恩施在武漢失守后，已成為湖北省戰時省會和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的所在地。

1942年12月上旬，葉挺夫婦及7歲的女兒揚眉隨陳誠一行抵達恩施。

為避免日機轟炸危險，由陳誠親自選址，將葉挺夫婦安頓到西門外背靠梁子山的后山灣一棟民居，那兒地處偏僻，葉挺一家開荒種菜，飼養畜禽，稍覺自由和寬松。1943年5月，日軍由宜昌西侵，陳誠指揮所部頑強阻敵，歷時兩周將敵擊退，取得鄂西大捷。為造聲勢，全國慰勞總會奉命組織慰問團，遍請各社會團體和報社參加，由國民政府要員張繼和孔庚擔任正副團長，率團慰問鄂西將士。

周恩來借《新華日報》記者陸詒參團赴恩施采訪之機，要他設法面見葉挺，轉達中共對他的關懷。

陸詒隨慰問團于6月23日到達恩施，25日一早即獲陳誠個別接見，隨即陳誠命副官陪陸詒去西郊見葉挺。

陸詒首先把帶去的5月份《新華日報》合訂本和最近的幾期《群眾》雙月刊，葉挺高興地說：“這兩份精神食糧比什么禮物都要珍貴，我在鄉下平時只能看看當地的報紙和過時的《大公報》。”

在吃飯時，陸詒把周恩來囑咐她轉達的最重要的話告訴了葉挺：“兩黨談判此刻仍在斷斷續續地進行，在每次談判中，都提出恢復你的自由的問題，切望你耐心等候，多多保重。”

葉挺聽了非常激動地說：‘我也深知我的自由問題決定于談判結果，但我深信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必能獲得勝利，這一信念堅定不移，在幾年囚禁中也沒有動搖過。你回去后向恩來同志匯報，請他釋念。”

抗戰勝利后，葉挺一家于9月14日被回重慶，夜宿朝天門碼頭附近的旅館。

第二天早晨，住在曾家巖50號的周恩來得到消息后，隨即前往尋找，卻發現旅館早已人去樓空。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召開，蔣介石提出釋放政治犯等講話，周恩來等迅速做出行動，大造輿論宣傳，提出釋放葉挺。

政協會議后，經國共雙方協商，中共以釋放在邯鄲戰役中俘獲的國民黨軍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四十軍軍長馬法五為條件，換取釋放葉挺。

蔣介石最終同意。

1946年3月4日下午，葉挺出獄。

四、不幸罹難，周恩來致辭哀悼

葉挺出獄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紅巖村找周恩來。

葉挺見到鄧穎超深情地說：“大嫂，大哥（指周恩來）他身體好嗎？”

鄧穎超眼含喜悅的淚水回答說：“好！好！但他不在重慶，到北方跟馬歇爾、張治中等人打交道去了，聽說這兩天要到重慶。”

3月6日，葉挺得知周恩來當日乘飛機返回重慶，便隨董必武一起前往機場迎接。

周恩來一下飛機就見到分別6年的老戰友葉挺，心里無限喜悅，兩人緊緊地擁抱。

葉挺急忙告訴周恩來，他已向黨中央提出入黨申請，同時希望獄中的部屬能早日獲得自由。

周恩來親切地安慰葉挺：“入黨申請，黨中央必定會很快批準的，我們將繼續與國民黨交涉，使仍在獄中的新四軍人員早日釋放。”

周恩來迅速將此事上報到了延安，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很快回電，在電報中，毛主席稱葉挺為“親愛的葉挺同志”，夜聽看到此句，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熱淚。

1946年4月8日，葉挺等人乘專機由重慶飛赴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于山西省興縣黑茶山。

4月19日，周恩來在重慶《新華日報》撰文寫道：“希夷！你是人民隊伍的創造者。北伐抗戰，你為新四軍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馬功勞。10年流亡，5年牢監，雖蒼白了你的頭發，但更堅強了你的意志。一出獄，你就要求重新入黨。一見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難同志，檢討皖南事變，要我交涉放人。我記住，我永遠記住。我敢向你保證：我們要為保護人民隊伍和釋放一切政治犯而奮斗到底！”

周恩來與葉挺的友誼非常深厚，以至于在臨終前，他還在想念這位老朋友老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