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未來的人還不存在，他們的存在取決于我們今天活著的人的行動。毫無疑問，日本已進入一個新文明的轉折點。這是機會也是挑戰。

文/姜建強

2022年，日本出生數為79萬9728人，若除去在日外國人的生育數，純日本人的生育數是77萬人。這是日本自1899年開始統計人口出生數以來，首次跌破80萬心理大關。日本生出數跌破80萬，為什么會使日本人發愁焦慮呢？

不錯，人丁興旺曾被視為文明強盛的標志。如19世紀法國哲學家孔德就說過，人口就是一個國家的命運。不過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里說過，一個城市的人口最好是5040人左右。人口多就無法滿足人的貪欲，就會產生掠奪，而掠奪導致戰爭。這一說法與中國戰國時期韓非子的思想相一致。韓非子說，一對夫妻生5個子女，5個子女又生25個孫輩，25個孫輩又會生出125個重孫輩，這樣“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這個“故民爭”當然就是戰爭。人口多會爆發戰爭，那么人口少會帶來什么呢？于是，人們總是想起新加坡，這個只有545萬人的小國，人均GDP則是亞洲第一，并給人幸福滿滿的感覺。于是，在人們的觀念里多了個鏈接：人少與富裕/人少與幸福總量。所以，近年反出生主義也成了一個流行被年輕人接受。如日本在2017年就翻譯出版了南非哲學家貝納塔《寧可不曾存在過》的著作。2019年日本《現代思想》雜志刊發專輯《思考反出生主義》，又推助了一批人反出生的興趣。日本學者松元雅和、井上彰在2019年編撰出版《人口問題的正義論》（世界思想社），從什么是最適合的人口規模、人口抑制的道德是非、生殖正義、人的移動和國境管理、代際公正等方面著手，闡述了人口問題實質是“正義問題”這一核心觀點。這就帶給日本人一個思考：既然人口問題是正義問題，而正義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是功利問題，那么顯然100人的幸福生活，是用10000人的邊緣生活換來的。問題出來了：我還有出生的必要嗎？不出生豈不更幸福？據報道，1976年在日本出版的齊奧朗的著名《出生的麻煩》，最近幾年銷售額大幅增加，去年還出了新裝版。哲學家叔本華早就設問：如果人是單憑純理性的行使來決定要不要生娃，人類還會存續嗎？日本非婚生子太少，是否與這種過于刻板的生殖理性有關？風俗場所的性行為與生殖絕對無關，在色情開放的國家，將其作明確的區別與限定，只有日本。

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當救生艇從一艘沉沒的船上放下時，兒童、女人、男人和老人都是按其順序上船的。為此，著有暢銷書《大象的時間，老鼠的時間》而聞名的本川達雄，在其《生物學文明論》一書（新潮社 2011）中，從生物學的角度批評地討論了現代文明，他說生命體應該是能夠生育的。然而，正是老齡化使得我們沒有能力進行生殖活動。因此，即使我們不能直接生育，我們也要為下一代工作——這是最廣泛意義上的生育活動，也在從中找到了老年的意義。作為一種愿望，如果我們保持不拖累下一代的態度，我們就能少些遺憾地度過我們的晚年。在本川達雄看來，日本出生率的下降，是因為“我們沒有如愿以償地重視下一代的創造。我們都是為了養育下一代而活著。這是我們作為動物的責任。”

問題在于如何才能不拖累下一代而找到老年的意義呢？作者在書中沒有明說。不過，延伸至日本的棄老文化，其隱喻也就水落石出了。最近，耶魯大學日籍經濟學助理教授成田悠輔，說出了本川達雄想說的話：“應對少子老齡化，唯一的解決辦法不就是老年人集體自殺或者一起切腹自盡嗎？”此言一出，即引爆爭議，雖然本人事后作反省，表示不再使用這些負面含義詞語，但他的極端立場和火爆話語使其在社交媒體上收獲了50多萬粉絲。顯然這些粉絲多是沮喪的難尋出路的日本年輕人，他們認為自己的幸福被“老人社會”剝奪了。成田悠輔的老人“切腹論”，完好地顯現了功利主義中存有的悖論：功利主義是用功利主義得出了令人討厭的真結論。這就如伏爾泰所說：世界上本沒有神，但可別告訴我的仆人，免得他半夜偷偷把我宰殺了。

現在看來，即便日本政府出臺更多更有力的生育政策，要抑制少子化，提升出生數，看來也是絕無可能。一切都已不可逆轉。因為反出身主義和一人主義已經深入年輕人的骨髓。那么是否就此認為日本已無路可走？不是的。日本要探討的另一次元的問題是：即便出生數一跌再跌，社會整體富裕還能達成嗎？少子化還能提升幸福總量嗎？這正如著有《未來年表》的河合雅司，在最近一期的《朝日周刊》上撰文提出一個觀點：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戰略收縮。他認為，為了使日本不至落于貧困國，社會的整體戰略縮小將不可避免。現在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即使在人口減少的情況下，也要制定和實施維持 "富裕社會"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我們必須拋棄或已經拋棄的東西，完善我們必須保留或已經保留的東西，以充分發揮和利用日本的優勢。企業將被迫從“薄利多銷” 轉向"厚利少銷"的經營方針，而地方將被要求吸引盡可能多的人到他們的商業區，以維持其人口規模。總之，未來的人還不存在，他們的存在取決于我們這些今天活著的人的行動。毫無疑問，日本已進入一個新文明的轉折點。這是機會也是挑戰。成功與失敗，都是延續和創意世界文明的一個有益嘗試。非常值得期待。這正如日經網站上最近刊文，標題就是《老去的G7轉向“追求幸福”》，這固然可以看出發達的七大工業國有煩惱。有什么煩惱呢？就是GDP被新興市場國家逆轉。但在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其價值轉向，即不再特別重視GDP，而將重點放在貧富差距縮小等推動人的幸福總量的政策上。這就是說，回到GDP的原點上。因為1930年代創造GDP統計原型，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庫茲涅茨就曾表示，無法以GDP衡量人們的幸福。是的，無腦海參也能過上美好生活，何況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