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順縣有三個以“五馬” 為名的村莊。東五馬村落以及人口相比較起來最大，古建最多，交通還最便利，已經寫過；西五馬人口最少，合并到了北甘泉村，也已經寫過；剩下一個南五馬，現在立刻馬上動行。

三個“五馬”村都屬于苗莊鎮管轄，三村就圍在苗莊鎮苗莊村周圍，老百姓口口相傳三村得名原因與“苗莊村”有關。

故事講很久很久以前，姓馬的兄弟仨在苗莊村一個苗姓地主家當長工，受盡壓迫盤剝，三兄弟決定報復，然后在苗莊村周邊落戶建村，分別命名為東五馬、南五馬、西五馬，以馬吃苗之意。

或許是愿望達成，如今苗莊村真的沒有苗姓，可是三村中馬姓也很少很少了，大約此傳說也就僅僅是個望文生義的傳說而已。不過在南五馬村走訪時見到了村莊宣傳版面上寫的“南五馬村的由來”，也無不例外，仍以此傳說為由。

根據以前民間約定俗成的說法，三個“五馬村”是同時代建立的，大約也是根據傳說的原因。在古代留下來的文化遺產中仔細尋找，似乎又不是這樣一回事兒。

在東峪溝九天圣母廟內有一通宋建中靖國元年（1101）正月的石碑，首題“大都督府潞州潞城縣圣母仙鄉重修之廟”。碑陰碑文中記錄了參與修建廟宇的許多村名與人名，其中就發現了“南五馬”“上五馬”“北社”“西社”“南社”“下社”等等地名，大部分可以與現下地名對應。

奇怪的是碑文中關于“五馬”的村莊僅有“南五馬”“上五馬”，“南五馬”現在仍可對應，而“上五馬”則不知道是指哪個村？或許是東、西兩個“五馬”中的一個，或許都不是。

在西五馬村三教廟內存有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石碑，碑文中出現“五馬村”，未言東、南、西。在另一通清嘉慶六年（1801）石碑，碑文中才明確出現“西五馬村”。

由此資料初步推斷，南五馬村在近1000年前就已存在，并且很可能那時候還沒有“東五馬”和“西五馬”兩村的名字。如果真如此，那么說來，被廣泛流傳并為村民們認可的三村來源傳說可能就站不住腳了。

從另外一方面說，這個傳說也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村鄰之間和諧關系也沒有好處。關于村名的起源，平順縣地方文化研究專家張松斌老師提出起源于“五馬門”的說法，不排除還真是接近于歷史真相，而且對地方歷史文化挖掘和傳承、發揚都有好處。

在平順縣西部和壺關縣交界的地方，走出過一位被秦始皇封爵為“五馬侯”的令狐范。其族人在村莊處建起了“五馬門”，在與“五馬門”相臨的村落分布著由令狐氏族裔衍支出來而修筑的聚落，人們就依據“五馬門”取名“五馬村”，后來逐漸演變出了為“東五馬”、“西五馬”、“南五馬”三村。

令狐之姓起源于晉南地區，在古代壺關縣也有，比如漢代壺關三老令狐茂確確鑿鑿。而壺關存在有“五馬門”，也是不爭的事實。最早在《魏書·地形二 上》中有這樣的記載：

壺關，二漢晉屬，後罷，太和十二年復有。羊腸坂；靜林山；雞鳴嶺，一名大山；有赤壞川，其地寒而早霜；魯般門，一名天門；微子城；鐵鼔山；五馬門；令狐徵君墓；五龍祠。

令狐徵君即指壺關三老令狐茂，由上可見，在北魏時期“五馬門”以及“令狐茂”的墓存在并已成為壺關縣的名勝古跡。在清乾隆《潞安府志 卷四·山川》中也有關于“五馬門、令狐徵君墓”的記載。

壺關縣有五馬門，在明嘉靖八年以前，苗莊鎮這一片又屬于壺關縣管轄，以五馬門而得名“五馬村”的可能性還是很高的。五馬門由來很久，“五馬”村名由來當也不短，從宋碑記載可見“南五馬”村至少已有千年以上歷史。

南五馬村確是一個古村，現今村上保存有一座古建“衛公廟”是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主要原因是衛公廟的大殿為元代建筑。按國家相關政策，元代建筑就可以申請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那樣南五馬村的衛公廟很可能會出現在第九批或第十批國保單位之列。

衛公廟位于南五馬村中，坐北朝南，東西長23.84米，南北寬 51.19 米，占地面積1220.4平方米。一進院落布局，中軸線由南向北依次為戲臺、正殿，兩側分布為東、西妝樓，東、西耳殿。正殿在前幾年已經過重修，戲臺有損毀，被民間組織撐起了遮風擋雨的棚子，而東西兩面的建筑已經塌毀嚴重。

許多古建利用戲臺的下方空間作為進出廟宇的大門，但在衛公廟沒有看到戲臺建筑下面的門洞，倒是在戲臺建筑的右側看到一個門，門上匾額寫有“英靈如在”四字。敬奉李衛公的廟宇，用此四字作匾額，意為祭祀受尊敬的靈魂，還是比較恰當的。

看到的此門被磚和土墼堵住，現在肯定不是從這里進院，只是不知道原來進出廟宇的大門是不是這里。坐北朝南的廟宇建筑，而大門沒有開在南面正中位置，也算挺別具一格。

衛公廟創建年代不詳，現存正殿為元代遺構，其它皆為清代遺構。正殿建于高約半米的石質臺基上，面闊三間，進深六椽。柱頭斗拱，四鋪作單抄，補間斗拱，每間一朵。戲臺面寬三間，進深四椽，單檐卷棚頂，灰板瓦屋面。柱頭科三踩單下昂，平身科明間二攢，次間各一攢。

衛公廟沒開門，我無緣進去，其之詳情都是查閱有關資料得來的。據悉，在正殿前墻嵌石碣一方，為“重修廟宇碑記”，清雍正十年（1732）勒石。按有關資料，院內至少還應該有一碣兩碑，石碣為清嘉慶十八年（1813）勒石的“重修廟宇鑿池修橋補路碑記”，兩通石碑為清道光元年（1821）勒石的“禁賭碑”和中華民國十一年（1922）勒石的“護樹碑”。

禁賭和護樹，都為倡導樸素的文明村風。南五馬村四面皆山，就這樣隱藏在太行山的一個小褶皺里，不易被人發現，宛如靜靜地桃花源，安靜祥和。人們在這里安居樂業，靜靜地一晃千年。

南五馬村有一個主村“南五馬”和一個自然莊“沙圪道”，總人口219戶671人，分為6個村民小組。全村國土面積4076畝，耕地面積1105畝，土地肥沃，適宜玉米、谷子和旱地蔬菜生長，目前正在進行高標準農田改造建設。

南五馬村的大姓是閆、郭、牛等，“閆”姓人口最多。一直以為“閆”與“閻”相同，“閆”是“閻”的簡化字，走過南五馬后才知道，我錯了。“閆”一直是獨立的“閆”，盡管外人分不清“閆”與“閻”，也真有人將“閻”簡寫為“閆”，但“閆”從來都是獨立的“閆”。

南五馬村衛公廟內存有幾方碑碣，從清朝到民國的都有，記錄了許多往事，刻有許多閆氏先祖的名字，幾百年前的石刻清清楚楚“閆”姓就是“閆”，與“閻”絲毫沒有關系。查到一份長治市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其中“閻”姓排第30位，總人口22038人；“閆”姓排到了116位，人口僅有2251人。

“閆”姓人口不多，但在南五馬村卻是大姓，村里曾遺留有閆氏祠堂古建一座，可見閆氏在南五馬村之興盛。可惜祠堂在早些年已塌毀，現在僅存遺址。和祠堂一樣，南五馬村的一些古民居已坍塌或正在坍塌中，或許這就是農村的普遍現狀。

南五馬村已走過千年，它還將繼續走下去，千年，萬年。在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春風中，南五馬村的高標準農田建設正在有條不紊進行著，不久的將來，美麗的南五馬新農村，一定是農業強盛，農民富裕，環境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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