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真相：并非張楊二位將軍主動發起，孫夫人才是主要推手

我們都知道，西安事變是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位將軍，不忍心繼續同室操戈，痛心蔣介石不抗日，毅然發起兵諫，逼迫蔣介石同意第二次國共合作，一起抗日。

很多人都認為蔣介石不抗日，其實是不對的。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前夕，蔣介石與汪精衛內斗，正在下野的階段，由孫科暫時主持南京政府的工作，但孫科軟弱無力，根本無法指揮何應欽、李宗仁等人，國民政府形同散沙，且誤判了日軍的動向，導致日軍進攻得利。

當時負責防衛上海的是粵軍的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陳銘樞擔任十九路軍領袖兼京滬衛戍司令。

蔣介石一貫實施的策略是“攮外必須安內”，這一點不容置疑，在“九一八”的時候，他就示意把兄弟張學良放棄東北退回關內，接著整編東北軍，把剩下的那點東北軍假惺惺地交還給張學良，趕去陜西，讓見多了黑土地的東北軍將士去嘗嘗黃土的味道。

同樣的招數也用在了粵軍身上，由于陳銘樞等人在配合中央軍“剿匪”的問題一再犯錯，被蔣介石調去了淞滬。老蔣的手段就是，威逼利誘其離開本土地盤，然后慢慢收拾。

在老蔣的眼里，日本并非最大的對手，他的對手是汪精衛、李宗仁以及各路不聽話的軍閥。所以，從1931年到1937年期間，老蔣的重點就是維護他的權勢，保存實力排除對手。

他并非不抗日，只是不積極而已。

那么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老蔣沒有抗日嗎？

根據史料，1月29日，蔣介石應各方要求復出，他當天就制定了對日應對原則，即“一面預備交涉，一面積極抵抗”，并且規定：“交涉必須定一最后防線與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礙行政與領土完整，即不損害九國公約之精神與不喪失國權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讓至不能忍受之防線時，即與之決戰，雖至戰敗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決心與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同時蔣介石在軍事上作出“十九路軍全力守上海，前警衛軍（即87、88師）全力守南京”的軍事部署。蔣介石于當日（29日）的日記中寫下：“倭寇必欲再侵略我東南乎？我亦唯有與之決一死戰而已！”蔣在日記中亦做出遷都洛陽的決定，以避免城下之盟：“決心遷移政府，與倭長期作戰” 。

同一天，老蔣致電駐武漢的湖北省主席何成濬、第4師師長何庭瑤：“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閘北十九路軍防線襲擊，至此刻尚在對戰中。我軍決以死戰，其在漢潯海軍必有軍事行動，務望嚴密戒備自衛，萬勿為其所屈。第四師應集中武漢嚴防，切勿分散。以后軍費困難，惟有地方自籌也。”另有內容相同的電文致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見《熊式輝檔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藏。）

同樣是這一天，老蔣以國民政府軍委會的名義，命令駐蚌埠的第47師（師長上官云相）調駐南京浦口，防范日軍進攻南京。（見《何應欽、朱培德致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1月30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將士電》：……我十九路軍將士既起而為忠勇之自衛，我全軍革命將士處此國亡種滅、患迫燃眉之時……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以與此破壞和平、蔑視信義之暴日相周旋……

他本人也表示“愿與諸將士誓同生死，盡我天職” 。不管他唱得有多好聽，最起碼他當時把全國人民的抗日情懷調動起來了，全國上下同仇敵愾，堅決抗日。

同一天，國民政府發布《遷都洛陽宣言》，部分機關開始遷移，只留下軍委會和外交部在南京。

第一次淞滬大戰歷時一個多月，最終在西方國家的干預下，簽訂協議停火。老蔣的工作重點回到江西，經過兩年多的努力，終于迫使紅軍長征。

一些中西方學者在研究國共在江西戰場的角逐，認為老蔣最后的鐵桶計劃，其實是放了水。目的就是讓中央軍追著紅軍，一路追一路消除湖南、貴州、四川等地軍閥的勢力。也正因為那些軍閥看出了老蔣的套路，所以作戰不積極，紅軍得以爬雪山過草地，與紅四方面軍會合，最后去了陜北，終于站穩腳跟。

即便如此，老蔣也同樣把手伸到了那幾個省，通過封官許愿的形式，把那幾個省的軍閥，正式納入國軍的陣營（原先是沒有直接指揮權的，通過分化拉攏總算得到了）。

1935年的老蔣，通過十年的努力，終于走上了權力的巔峰。既然紅軍去了陜北，那就下令小兄弟張學良趕緊的，反正不是他的嫡系，損失多少都無所謂。

而在國軍這邊，他除了對中央軍進行擴軍，加大軍備器械聘請德國教官訓練之外，還大肆培植黃埔軍校嫡系，又培植出了戴笠來應對陳氏兄弟的特務勢力。

他所做的，就是鞏固自己的權力。

在國民黨內部，以孫夫人、何香凝為首的一幫人，認為蔣介石違背了孫先生的遺愿，一直與老蔣作對，不但營救被抓捕的共產黨人，還不惜出錢資助，更是直接出面營救共產國際派來的特使“牛蘭夫婦”，幾次逼得老蔣動了殺心，但宋三小姐的一句話“你敢動我阿姐，我跟你沒完”，令老蔣有所忌憚。畢竟老蔣能有今天，全靠宋孔兩家的財力支撐著。

1935年前后，中共就提出了聯合抗日的主張，但是老蔣聽不進去，還派兵堵截了北上抗日的紅十軍團，殘殺了愛國將領方志敏等人。此舉引起孫夫人和民主人士的極度不滿，導致國民黨內部聯合抗日的呼聲漸強。

1935年的秋天，老蔣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老蔣任總司令，張學良任副總司令兼代總司令。為了監督張學良，老蔣還讓自己的親信——侍從室主任晏道剛擔任參謀長。

按照老蔣的計劃，讓小張和紅軍打得兩敗俱傷，他就可以逐一收拾了。

老蔣有老蔣的主意，小張也不是傻子，他在西北吹了幾年的風沙，非常懷念黑土地。他一直關注東北的局勢，也清楚抗聯在東北的抗戰。他想得到蘇聯的支援，重新殺回東北，但他清楚從他爹開始，與蘇聯的關系就不好，蘇聯人信不過他，所以他只能把主意打在陜北的紅軍身上。從1935年秋天開始，他就秘密通過六十七軍的軍長王以哲，與陜北那邊進行會談：俺被老蔣忽悠了，咱不打了，俺想回東北，你讓蘇聯老大哥也支持一下俺。

中共也把這個意思轉告了蘇聯那邊，但蘇聯沒有表態。就在小張有些迷茫的時候，從上海來了一個牧師。

那就是紅色牧師董健吾，西安事變的成功，董健吾功不可沒。

董健吾是誰？

他是個牧師，曾經與宋子文是同學，兩人的私交不錯，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加中央特科，1930年奉命開辦“大同幼稚園”，收養一些領導人的子女和烈士遺孤，其中包括毛岸英兄弟仨。

宋慶齡信奉基督教，經常去董健吾的教堂里做祈禱，兩人的關系很好，但是宋慶齡并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董健吾不僅僅與宋家姐弟關系好，連老太太倪桂珍那邊，都能說得上話。

就在小張與陜北積極聯系的時候，老蔣也在打主意，畢竟國民黨內部的抗日呼聲不容小覷，否則不得人心，于是老蔣暗示老婆舅宋子文：你姐與那邊的人關系不錯，看看能不能秘密聯系一下，讓他們去打日本好了！

老蔣下的這一步棋很妙，如果孫夫人直接與陜北聯系，他就可以大做文章了，但孫夫人有大智慧，派了一個牧師攜帶宋子文寫的親筆信去西安。

這時候的董健吾有幾重身份，第一、他是牧師，代表了西方國家的勢力；第二、他與宋氏家族的關系，誰不敢給面子？第三、不是代表孫夫人一個人，信是宋子文寫的，是宋子文的特使。

董健吾化名周繼吾，還帶了一張“護身符”，上有國民黨南京政府財政部部長孔祥熙親筆簽寫的‘財政部西北經濟特派員周繼吾’的字樣。就是這張護身符，使他一路暢通無阻。

董健吾見到張學良之后，直接說明了來意，張學良是想瞌睡就來了枕頭，當即用私人飛機把董健吾送去了陜北。自從1927年“四一二”政變之后，董健吾成了溝通國共雙方的第一個聯絡人。

孫夫人的意思，是國共不要再打了，應該團結起來抵御外辱，她也沒有想到，就是她的這個舉措，推動了歷史的進程。

陜北這邊也領悟到了孫夫人的意思，積極展開各項工作。彼此之間有一個共同的對手，那就是：老蔣。

在蘇聯方面，1936年3月，蘇聯支持了外蒙的獨立，簽訂了軍事互助的協議，給了小張一個希望。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考慮，是不是蘇聯也能夠支持小張在東北也“獨立”一下呢？

不得不說，經過董健吾與陜北商議之后，接下來小張與陜北的幾次會談，保密工作做得很到位，不但避過了戴笠安插在西安的特務，連晏道剛這位“督戰大員”也沒有發現任何異端。

董健吾回到上海復命，不久，又護送了斯諾和馬海德去延安，把陜北那邊的呼聲，向全世界宣告，取得了國內外的支持，1937年之后，大批愛國青年也相繼奔赴延安，改名藍蘋的李云鶴，也是那時候去延安的。

1936年6月，蔣介石終于得到準確消息，說小張頻頻與陜北那邊見面，有改旗易幟的可能，他急了，適逢兩廣事件平息，老蔣計劃把小張調走，派兩廣的軍隊繼續進剿。雖然在小張的側翼和后方安插了蔣鼎文、陳誠和朱紹良三路人馬，可那是作為督戰用的。一旦小張改旗易幟，損失的不是那一點軍隊，而是他的威望。

而晏道剛這邊也是風箱里的老鼠，一面勸小張接受老蔣的指令，一面也勸老蔣對小張不可太過相逼，生怕出亂子。這個滅火隊長每天都很忙，卻又每天都很清閑。他是個明白人，一些事情不愿過多卷入，對自己不好。

熬到10月份，老蔣飛到西安督戰，小張拿出李宗仁等人通電抗日的證據，還有一些民主人士在報紙上的呼吁，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請求，老蔣不答應，兩人大吵一架。

小張為什么有底氣抗拒老蔣？第一、東北的丟失，他替老蔣背鍋，心里怨恨；第二、董健吾帶來了宋家的意思，也就是一部分國民黨人意思；第三、中共已經派人進了西北軍進行思想教育，他得到蘇聯幫助的可行性進一步提高，殺回東北指日可待。

老蔣這一次督戰不利，回到洛陽召集了蔣鼎文、衛立煌、陳誠和朱紹良等人開會，重新制定了作戰計劃，命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陜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他要用中央軍替代西北軍。但考慮到西北當前的局勢，他在晏道剛的請求下，邀請張學良去洛陽商議戰事。

楊虎城送小張去機場，提出把老蔣忽悠到西安來，萬事好商量。其實主意是不是楊虎城出的，這里不做解釋，大家自己去想。

張學良飛到洛陽開會，在會上與老蔣再一次發生爭執。其實這個時候，老蔣完全可以扣押小張，然后命令西北軍撤離戰線，可能考慮到一旦小張被扣押，會導致西北軍嘩變，老蔣選擇了隱忍，只公布了臨陣換將的名單，還計劃讓西北軍去江蘇和山東一帶。

小張講述他的痛苦，說指揮不了手下，想讓大哥去訓話，他凡事聽大哥的。

老蔣自恃有蔣鼎文和衛立煌等人的兵馬在旁邊，小張不敢對他怎么樣，于是去了西安，就這樣，老蔣千算萬算，把自己算計進去了。

老蔣差點命喪西安，還是小張講義氣，派人保護他的安全，只要老蔣答應聯合抗日，就無條件釋放。最后老蔣不得已只能答應“聯合抗戰”，小張不顧老周的勸告，護送老蔣回家，從此當了一個閑人。

關于這一段歷史，在一些資料上這樣寫的：在張學良見到董健吾之后，不敢相信他的使命，還非常謹慎地用密電向南京方面詢問此事。結果，南京方面證實這位牧師確是政府派出的特使，負有前往中共中央進行聯系的使命。

那么問題來了，如果真是老蔣派去的，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過去？既然老蔣有心聯合兩黨抗日，大可公然派人談判，又為何一再逼小張進剿呢？這不是很矛盾嗎？

如果說老蔣不抗日，看看第二次淞滬會戰、武漢會戰、上高會戰、中條山會戰、常德會戰、出兵緬甸……老蔣其實并非不抗日，只是他分不清形勢，一味專注于保存實力排除異己，缺乏大格局，沒有那么積極以民族大業為重。

也正因為如此，他手下的將領和他一樣，一個個保存自己的實力，在聯合作戰的過程中不積極配合，眼睜睜看著別人倒霉，以至于在解放戰爭中被各個擊破。以孟良崮戰役為例，如果國軍整編第11師、整編第65師、整編第25師、整編第83師、整編第48師，相互配合，李天霞的麾下再賣力一點，張靈甫的“中心開花”戰略是能夠完成的。

如果孫夫人沒有派董健吾去西安，使小張直接與陜北的高層直接見面，就不會有“雙十二事變”。小張如果進剿不力，會被老蔣收拾，一旦讓蔣鼎文和衛立煌他們率領中央軍替代西北軍，后果可想而知。

然而，歷史沒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