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小外甥在群里發了個視頻，內容是我30多年前工作了8年的景德鎮市瓷用化工廠的宿舍區最近拆遷的最后影像，要感謝這個視頻的拍攝者拍攝并在網上拍攝公開了這個視頻。

人老了愛念舊，看著視頻里即將被拆除的那些熟悉的20多幢建筑物 ，我想起了30多年前的那些往事。1981~1989，我在這里工作了8年，先后在保衛科、廠辦、企管科工作，是從這里調入景德鎮市司法局后去了景德鎮市第一律師事務所當了執業律師。

一、我要來了

1975年8月，我結束了近6年的兵團生涯，分配到了景德鎮市景興瓷廠工作。在生產一線當了10個月的裝坯工人之后，先是到廠人武部的民兵小分隊執勤，一個多月后借調進了保衛科當了保衛干事，一干就是近6年。期間只是短暫的到廠團委去工作了幾個月，兩次參加了市公安局主辦的《保衛干部培訓班》培訓。

1981年的8月，作為江西省陶瓷工業公司一個系統的瓷用化工廠原保衛科長汪東江同志調去廠辦大集體南山化工廠當書記，保衛科一段時間沒有了科長。而當時企業的干部跟機關干部沒有太大區別，都管的比較緊，提拔任用需要聽上級的意見。加上瓷用化工廠作為當時的景德鎮市的重點企業，保衛工作較受重視，省陶瓷公司黨委組織部關注了該廠保衛科長缺任這個事。時任該廠的廠長呂復魁同志之前曾任景興瓷廠的黨委副書記，對我比較了解，他就向省陶瓷公司組織部推薦了我，公司組織部經考察后發了調令，擬調我去瓷用化工廠，任該廠的保衛科副科長。 廠組織科接到調令向時任廠長趙俊作了匯報，趙找我談話表示挽留但還是同意了我離開，時任景興瓷廠組織科科長李冬保同志（著名法學家李曙光教授之父）正好也要去公司辦事就陪同我去公司報到。

對于去瓷用化工廠工作，我感覺到的是一種緣分的召喚。我記得在此前的回憶兵團生涯的文章里就介紹過，我的父親是1961年從景德鎮市皮革廠調到瓷用化工廠發揮他當皮匠的一技之長至75年退休的，我弟弟頂了他的編制進廠在制版車間當了工人。我的小妹及妹夫也因父母的原因高中畢業下放廠辦知青點當了知青，后回城在這個廠的廠辦大集體就業。小妹夫的父母是這個廠的上海內遷老職工，屬于創業者。無巧不成書，我的妻子家里也有不少親戚在這個廠工作，所以對這個廠是有著一定了解的。

景德鎮市瓷用化工廠是在1956年從景德鎮市瓷土廠分立出來與從上海遷來原上海鴻豐花紙廠、國華印刷廠，凹版公司等企業組建成景德鎮市瓷用原料化學工廠，簡稱瓷用化工廠。由于上海內遷職工多，廠里流行的語言是上海普通話與鄱陽湖普通話相結合。上世紀九十年代，國企改制之后改名為“景德鎮市三蕾瓷用化工有限公司〞。

上世紀80年代正是瓷用化工廠進入了高光年代，人均效益位居景德鎮市的工業企業的前列。據官方統計的數據，國家先后給該廠總投資600多萬元，而企業從1980年起每年上繳的利稅都超過700萬元，所以1986年江西日報上曾有文章表揚說該廠“6年賺了7個廠”，企業經濟效益好，職工的收入和福利待遇也當然好。

二、情況有變

本來公司報到之后轉個介紹信就可以去瓷用化工廠上班，可是當我到公司組織部報到時才知道了情況有了變化。原來就是在我從景興瓷廠辦理調離手續那幾天，時任瓷用化工廠黨委書記的徐鳴賢同志出差回來了，他對公司的關于我的安排表示了不同看法。公司組織部對廠黨委書記的意見是很重視的，而且由于該黨委書記提議，瓷用化工廠黨委會上就擱置了對我的任命，決定當時的廠人武部副部長徐康明同志任保衛科副科長，原來安排我的位置沒了。

公司組織部把情況告訴了我，并告知我另外一個廠就是緊鄰瓷用化工廠的景德鎮市瓷土廠當時保衛科長也空缺，征求我的意見是否考慮改去市瓷土廠工作。景德鎮市瓷土廠是上個世紀50年代初市里組建的景德鎮市陶瓷原料廠，主要業務是為陶瓷生產從石頭到瓷土的加工與和供應，經濟效益一般。

我當時還有一個選擇就是當時市公安局有位領導對我一度在公安局預審科幫助工作的印象還比較好，而征求我的意見愿否調進公安局工作。雖然說中國自古以來絕大多數時間干企業比坐機關就是苦，但在改革開放初期，企業工作的社會地位還可以，工資也比在機關當干部高。我在景興瓷廠保衛科的時候，也曾有機會調去區公安局工作，當時我“以工代干”是拿陶瓷企業二級工工資，每月工資38.87元，年底企業還有年終獎和免費發的日用瓷器等等。而當時的包括公安干警在內的機關干部與我相同經歷的一般月工資才36元，況且當時的人還比較單純，也就是拿點固定工資。

在政治待遇上，80年代初的江西省陶瓷公司的領導是地市級，下屬中型國企當科長也等于是行政機關的科長，景德鎮市的十四大瓷廠當時都是縣處級，而且企業的崗位較多，提拔的概率也高。相比之下，當時行政機關尤其是公安機關積壓干部很多，有的人干了一輩子還是個普通干部。雖說后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企業體制改革之后企業管理人員地位不斷下降，江西省陶瓷公司領導成了副地級-縣處級，企業頭頭就成了副處-科級，企業中層正職后來從享受副科待遇到體制改革而沒有了公務員待遇，但這是后話。

所以，在陶瓷公司組織部征求我意見的時候，我考慮了兩個廠的不同情況，雖然瓷土廠離我們家近1公里，而且一去就上任副科長，但考慮到發展前途和福利待遇，我表態去瓷用化工廠，即使是從一般干部干起。于是，公司組織部通知時任瓷用化工廠組織科長的胡金哉同志來公司與我面談。胡金哉科長是個忠厚人，見面后介紹了廠里的情況并給了我許多鼓勵，我至今銘記在心。

三、轉行企業整頓與升級

到瓷用化工廠報到后，胡金哉科長把我帶到保衛科，交待給徐康明副科長。徐康明籍貫江蘇無錫，是上海內遷的老職工，是個直爽人。他不僅對廠里情況很熟悉，而且抱有很深的感情，但他沒有做過保衛工作也沒有參加過相關的培訓，好在他發揮了我對這一套業務熟悉的長處，加上另一位負責防火工作的同事彭伍發同志是老人，科里工作很快就走上正軌了。

我進了瓷用化工廠后才知道廠里兵團戰友還不少，如技術科的翁銘華、供應科的鄭致龍夫婦、食堂的黃毛仔、一車間的金瓊如等，但是當年大家各忙各的，聯系不多，不像現在的人容易抱團。

保衛科里徐、彭倆位都住在緊鄰廠生產區的宿舍區，承擔了科里夜間查崗值班的任務，照顧我一般不需要夜晚值班。由此，我從景興瓷廠到瓷用化工廠最大的感受就是大部分時間能夠隨著廠車往返市區和廠里正常上下班，這種有節奏的日子過了好幾個月。

1982年初，全國的國企搞企業整頓，市政府要驗收。工作有點急，廠里把我抽調到了企業整頓辦公室，這是一個一舉兩得且歪打正著的動作。

“一舉兩得” 之一是我們廠黨委的徐書記是由教育系統調來的，這個保衛科副科長的位置是他為他在教育系統的一個老部下的丈夫預留的。由于企業當時還是黨委集體領導，這個事他又不便事先擺在桌面上說，所以讓我差一點讓我“插了隊”，此時到了需要我離開保衛科給人家讓位子的時候了。而徐康明同志本來是用來臨時過渡的，他希望我留下，但說了不算。

“一舉兩得”之二是企業整頓是項新的工作，辦公室人員需要一定的工作能力，而我在這幾個月內的工作，得到了當時分管保衛工作的領導-黨委副書記秦紹縣同志的認可。當企業要成立臨時機構企業整頓辦公室的時候，他極力推薦了我。

說“歪打正著”是我從兵團到企業保衛科，工作都是比較單一的，而到企業整頓辦公室工作就涉及到企業的內部管理的方方面面，從原材料到產品生產與銷售，是一門科學。我回顧我70年的生涯，自我能夠肯定的一點就是學習的愿望和能力還是比較強的。加上在企業整頓辦公室工作的時候，有個師傅即來自供應科的方肇鴻同志給予指導。老方是上海內遷來的，由于家里的階級成份有一點高的原因，在過去講階級斗爭的背景下，他沒有得到重用，一直是科員，但工作勤勤懇懇且經驗豐富，從我到企業整頓辦公室工作到后面的我任企業管理科科長，他都給予了我極大的幫助。

那一年多時間主要是應對上級的企業整頓驗收考核的工作，使我基本掌握了企業管理的全面知識與一定的經驗。 另一個收獲是我積極學習與工作也得到了企業其他的領導的認同，尤其是時任企業整頓辦公室負責人后任副廠長、廠長艾海泉同志的肯定。

在這期間，國家對當時的企業以工代干的問題進行了政策落實，除已經擔任廠級領導職務和超過年齡者外均要參加統一組織的考試，過關的給予正式的干部編制。廠里有幾十個人參加了考試，除學習基礎太差的外，基本上都過關了。

多說一句話，正是有了這一段經歷，我對目前法律界呼聲很高的企業合規建設，認為與三十年前的企業整頓與企業管理升級考核沒有本質的區別。

四、廠辦秘書

企業整頓辦公室在通過了驗收之后就撤銷了，這正是企業整頓驗收的標準之一也就是把廠里的管理人員即二三線人員，降到全廠人數的23%，廠部無論是黨委還是行政部門都進行了合并，保衛科雖然保留但之前已有了新的負責人，我回去也尷尬。于是廠領導把我安排到廠辦任秘書工作，這算是重用。廠辦作為合并后保留的7個科室之一，任務是“參與政務，管理事務”，責任還是蠻大的。

當時呂復魁廠長已調到省公司工作，新任廠長熊漢忠同志原任省陶瓷研究所所長，1964年畢業于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是一位陶瓷藝術大師，待人隨和實誠。熊廠長上任后，雖然按照當時的政策是廠長負責制但由于習慣的緣故，黨政關系仍然不融洽。我當廠辦秘書有時候夾在中間比較難做，但是我還是盡力的工作，印象深刻的有兩件事：分房與過年福利。

第一件事是分房，國企過去在計劃體制下，職工的工資部分沒有包含住房成本而是采用福利分房的辦法來解決。瓷用化工廠由于效益不錯，所以有專門的基建部門負責建宿舍。宿舍建好后就由廠工會來組織分房小組，按照職工代表大會通過的分房方案也就是計分辦法計算每個職工的積分，從高到低排隊分房，我剛當廠辦秘書就參加了分房小組的工作。為了保密，分房小組在秦副書記和工會余文輝主席的帶領下到了竟成鎮河西村的河西飯店工作了幾天，完成了初步的分房草案并張榜公布征求意見。

分房草案張榜公布之后，引起了一部分職工的不滿，于是廠黨委在徐鳴賢書記主持下開會決定在草案的基礎上進行修改，最后確定分房名單。這后面的工作我就沒有參加了，但我知道秦紹縣副書記和余文輝主席作為負責人承擔了比較大的壓力。這件事算是我在工作經歷到的第1次群體性事件。

第二件事是過年的職工福利工作。分房風波后不久就1984年年底了要過年了。按照往年的習慣，國企在過年的時候要認真的給職工搞福利，但又受財經紀律的約束，這個工作不太容易做好又不能拖。此時，黨委徐書記住院了，一住就好幾個月。而熊漢中廠長也因為面部神經的問題，景德鎮市醫院找不出原因而去了上海治療。留下主持黨委工作的是秦紹縣副書記和主持生產經營管理工作的張俊聲副廠長，他倆比較民主就召集了包括生產經營科、勞工科、財務科等有關部門負責人一起來開會商量怎么辦。群策群力之下，我們商量擬通過各個渠道在不違反財經紀律的情況下，用足用好政策，當年給職工發“10個福利”以鼓舞士氣。

商量的意見分別向住院的廠長、書記做了匯報之后就開始啟動了，我作為廠辦秘書受委托在其中積極協調并奔波。

記得那個時候各個單位的現金流都比較緊張，有些瓷廠拖欠了我們廠生產的貼花紙的貨款，我們考慮采取以貨易貨的方法收回貨款，同時也便于職工搞福利。

例如四特酒廠用的是景德鎮市鄉鎮企業局下屬瓷廠生產的瓷瓶，瓷瓶上的商標是我們廠印制的。經過協商，四特酒廠用四特酒抵瓷瓶款，其中經瓷廠同意又把部份酒直接給我們廠抵花紙款，我們把這個酒發給職工作為年終福利。有的職工舍不得喝把這個酒保存在家里很多年，前兩年我曾喝到，味道真的不錯。

由生產經營科與有的瓷廠聯系把瓷器如餐具、茶具、咖啡具抵做了所欠的陶瓷裝飾金水、花紙款后，廠辦分發給各車間、科室發給了職工。

經勞工科協調，用勞保基金為每位職工添置了一件棉衣、一雙皮棉鞋。皮鞋看樣的時候我去了上海廠家，記得是為上海皮鞋二廠“遠足”牌皮鞋代加工的企業，質量不錯。

這次去上海，經張俊聲副廠長介紹，我與上海冷氣機廠的工程師張謂臣同志建立了聯系，成了朋友。經他幫忙聯系，我們以瓷器抵款在上海的糖果廠給每位職工買了十斤糖果過年。

當年豬肉還是要計劃的，我們通過關系在浙江的衢州食品公司采購了大量的豬肉，給每個職工發了一個豬腿過年。廠里開了兩個車去衢州運豬肉，是我和同事老鄭（他是衢州人，時間長了名字忘記了）去辦理的。

當年計劃體制下物資匱乏的情況下，這十件福利一一到位主要是廠里的經濟效益起了主要作用，但事情還是需要有人去動腦筋，想辦法去做。這里我要感謝當時的廠辦主任馮林英同志，她對我充分信任，支持并放手讓我去做。

四、 參加自學考試

1983年下半年，我還在廠企整辦工作的時候，企業也開始后備干部的推薦工作。這個時候我們那一批年輕干部都面臨著一個重要的問題，絕大多數都是知青出身，讀書的時候趕上了“文化大革命〞，參加工作時上山下鄉了，工農兵學員我們沒有被推薦，現在要作為后備干部提拔就面臨缺一個文憑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應該說國家對此還是很重視，廠里來了兩個黨校的黨政干部專修科的脫產學習推薦指標。接到通知后，包括我、艾海泉、馮林英等在內有8個自認為愿意學習的人報名了。

廠黨委接到報名之后，經討論定了黨辦秘書和宣傳科副科長作為推薦對像。我和艾海泉、馮林英都落選了，心里是有一點失落感。

然而地球是圓的，世界是公平的，在黨校那個班沒去成之后沒多久，國家開設了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制度。江西省第1批開考的專業就有馬列主義基礎理論，其課程與黨政干部專修科是一致的。我和艾海泉等同事報名參加自學考試，于是工作之余自學就成了我們的重要任務。1984年第1次考試開考4門，我們順利的通過了，廠部也兌現了相應的鼓勵政策即報銷報名費。消息傳出，廠里大概有近十幾個年輕人都紛紛報名參加自學考試。到1986年，我們都成為了江西省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第1批畢業生。畢業典禮是在南昌舉行的，主考學校是江西師范大學，所以我又算是江西師大的大專畢業生。

正是有了這個大專文憑，當年年底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舉辦全國企事業法律顧問培訓班，前提條件就是要有大專以上學歷，我因符合這個條件就很榮幸的被推薦上，按出差待遇來北京學習了半年，受益多多。

六、重返保衛科

1984年過完年很快就到了4月份，有一天我上班因故晚到了幾分鐘，到了廠里才知道會議室正在開干部大會，會議上已經宣布了我回保衛科任副科長。

那年代講的是“干部是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何況我這是遲來的提拔。第二天上午，我辦完了廠辦的工作移交，下午就在秦副書記的帶領下去保衛科上班，然后他把前面的副科長領去新科室上班，當時也沒有什么工作可以交接，我與老同事彭伍發同志重逢后十分高興，認真商量了下一步工作。

到了下午下班的時候，我按照這幾年的習慣坐著廠車回家了。彭伍發同志發現配置給科里的自行車不見了，一找發現鎖在了行政辦公樓下，他就把自行車扛了回來鎖進辦公室。過了一會兒，值班室的同志告訴彭，前任副科長踢開了辦公室的門把自行車騎走了。第二天，我上班知道了這個事就向分管領導秦副書記反映，這個事怎么辦？秦說等幾個領導為這個事碰個頭再定。

下午下班的時候，在廠車上碰到了看到了熊廠長，他告訴我，明天上午領導會碰頭解決這個問題。第2天實際是第3天的下午，秦副書記把我叫到了黨委書記辦公室，廠長書記都在。他們說，這個集體談話本來是在我去保衛科之前要談的，但因為工作忙今天補談。我才知道這一次我回保衛科任職的原因是市里最近來檢查保衛工作不滿意，而對廠里提出了批評，廠黨委決定“換將”。

瓷用化工廠由于生產的需要，每年使用的黃金超過一噸以上，酒精超過400噸以上，生產的產品質量和供應直接關系到江西省陶瓷工業公司所屬廠家的生產水平，是市公安局的保衛工作重點企業。雖然企業體制改革，中層干部的任免已經由企業全權負責了，但保衛科長仍然需要向市公安局報備。

聽了領導們的交底之后，我感覺到有一點壓力了。我沒有提自行車的問題，而是提了一個組建護廠隊加強巡邏警衛的建議。我提這個建議是有依據的，當時各地的重點企業開始組建經濟警察，如昌河飛機制造廠還成立了公安分局，但我知道地方企業組建經濟警察很難，但可以參照有的地方的先進經驗成立護廠隊。

領導們聽了我的回答后答應開廠務會時研究組建護廠隊問題的同時還給了我兩顆糖吃： 一是保衛科的自行車可以再買一輛新的向財務科報銷；二是考慮到我住在市里而保衛工作又需要夜間來廠里巡查，刮風下雨天不便而授予我夜間可以與廠辦聯系使用小車的權利。

企業的工作就是這樣，領導重視了就好辦。幾天后，我分別去了景德鎮市公安局和珠山區公安分局“拜了碼頭”，與有關科室建立了聯系。護廠隊很快建立起來了，保衛科也增加了一位新的同事楊玖林擔任外勤。正常的值班、夜間巡查和原來已安裝好的重點部位的防盜報警設施相結合，工作很快恢復了正常。市公安局在我們科原有一支54式手槍的基礎上，又增配了一支64式手槍歸我使用。我經常夜晚來廠里巡查，讓廠辦司機加班使用小車也有不便之處，廠領導了解到這一實際情況，又批準給我們科購買了長江750警用三輪摩托車。

辛勤的勞動亦有回報，1995、1996兩年企業平安無大事，而評為了全市的治安保衛工作先進單位和江西省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先進單位。

五、兩次被舉報

人的一生有的時候看上去順風順水，其實水底下波濤翻滾。企業做保衛工作是得罪人的工作，得罪的人當面不吵，背后使詐卻是防不勝防的。我這兩年工作有了成績，為企業掙得了榮譽但是要轉正科長時也因被人舉報了兩次而擱置。

第一次是公安機關來了幾位同志交流工作，到了中午就按例在食堂請他們用個便餐，湊巧我愛人因其他的事情來廠里找我，趕上中飯我就叫她一起吃了。這個事我是有不妥，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遺憾的是中午吃完飯，下午就有人舉報到廠領導那去了。秦紹縣副書記兼任紀委書記，就找了我談話，批評了我并按當時餐費平攤支付了人民幣8元。

第二次是廠里使用酒精量較大，酒精極易燃，加上顏料車間燒制顏料使用的柴油和車隊車輛使用的汽油量也較大，儲存就十分要注意安全。因此我建議廠里設立一個專門的易燃品庫來存放酒精和汽油柴油，得到了廠領導的同意。

基建科為此請人做了設計圖紙，但是報到市防火安全委員會審批時沒通過。基建科就找我商量問原因，我就去了市安委辦公室見到了外號“胡胖子”的胡金生主任，才知道是防火設計與一般的基建設計有著不同的特殊要求。好在我與“胡胖子”是多年的熟人，于是邀請他來廠里指導基建科的同志修改設計圖。

那時候由于用電緊張的原因，機關是星期天休息，而企業是輪休，瓷用化工廠是每周三休息。經商定胡胖子就利用星期天休息時義務來我廠基建科指導修改圖紙。那天他忙了一天不僅沒要酬勞，連晚飯都不肯吃就要離去。在廠后門出廠區走過基建工地時，看見民工正在用板車把斷了的預制塊當建筑垃圾拖走。胡主任說：“當垃圾丟了可惜，可不可以給我用于家里院子里搭花臺？”基建科的徐志忠科長和工程師李長松在場連忙說好，于是安排民工第二天幫忙送兩塊斷預制塊到了胡家。當時我并不在場，第二天聽李長松同志說了這件事。

幾天后，易燃品倉庫圖紙經安委批下來了，順利開工，一個月后竣工并交付使用。竣工驗收那天，我來不及高興就被找到了廠紀委。這一次談話的人是市紀委的兩位同志。原來有人舉報了胡金生主任和我，說我們是利用易燃品庫倉庫設計的名義行賄受賄了。我告訴市紀委的同志，我欠胡胖子人情但這個行賄受賄的事絕對不存在。我們廠財務制度是很嚴格的，廠保衛科要用錢需要經廠領導批準找財務科支出，你們可以到財務科查一查是不是有相關的開支。要說送東西，我知道基建科送了兩塊斷了的預制塊給“胡胖子”，那也夠不上行賄受賄。市紀委的同志了解清楚情況后，這個事雖說是不了了之了但給我和基建科徐、李倆同事特別是“胡胖子”在小范圍內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而我們又不可能見人就去解釋，但清者自清，濁者自濁。

這次我為企業的事情欠下了“胡胖子”的這個人情一直沒機會還，他也沒給我再提過這件事。前幾年，我見到了他的孫子結伴來北京旅游，就請小孩子及伙伴吃了個頓飯，才算是從心里還了“胡胖子”的這個人情債。

六、意外離開

應該說我在瓷用化工廠工作是盡心盡力的，但我也得了這個廠的恩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87年上半年的脫產學習。當時廠里送我去參加這個學習是花了本錢的，不僅是我脫產學習按出差計算補貼，而且學費就要1000元，在上個世紀80年代1000元是一個很高的價格。

當時熊漢中廠長已經調離，新來的廠長是原陶瓷機械廠廠長許光挺同志。黨委會上作出這個決定是考慮這個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舉辦的《企事業法律顧問培訓班》對企業來講的確需要，而且按當時國家經委文件，企業也需要培養自己的法律顧問人員。

由于開班開課的通知被收發延誤，2月底開課而我到3月20日才接到通知。3月23號我從景德鎮出發，25號趕到北京后知道了已經開課近一個月了。這個班的地點放在了北京市豐臺區的七里莊路甲15號也就是原來的裝甲兵招待所。這個班是個大班，有500多人，江西省有20幾人，其中景德鎮市來了5個人（來自電力、林業、602所，工業系統僅我一人）。4個人一個房間，我來的晚，沒有與江西老鄉在一起，而是與三位來自四川達縣地區的同學（時間長了，只記得盧元的名字，老劉、老趙就不記得名字了）住在一個房間。

北京學習的優點之一就是師資力量特別強，給我們上課的老師多數是我需要仰視的大家，如江平、謝懷栻、羅豪才……等等。每一堂課都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感覺。我很感謝我同寢室的三位四川同學，他們把筆記借給我閱讀，讓我迅速補上了前面漏的課程。五一節期間，借豐臺區三中教室進行考試，我成績還出人意料的優秀，排在全班前幾名，也算是對我刻苦學習的回報。

在這期間，景德鎮市的有關領導對我也很關心，如時任省陶瓷公司黨委副書記、景德鎮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馬寧同志出國途經北京時通知我到招待所談話，了解我的學習情況。

轉眼到了7月中旬，培訓班就接近尾聲，這期間還有一個《全國律師函授中心》組織的考試。我是在1986年自學考試拿到大專文憑之后還想繼續學習，這時法律專業的自學考試尚未開考，看到了中央廣播電臺與中央黨校等單位聯合主辦的律師函授招生的消息，我就報名了，也一直跟著學習。我在北京參加了他們的畢業考試，順利過關后才知道這個函授中心的文憑是不受承認的。還好后來自學考試也開考了法律的本科，我又斷斷續續的參加考試取得了法律本科文憑，此也是后話。

培訓班結業了，回到了單位，職務也由副科長轉正了。然而不久工作又發生了變動，國家對工業企業管理水平要進行升級驗收，于是廠里又成立了一個企業管理科，應對升級驗收之外日常還負責企業各部門的業績考核。我又轉任了企業管理科科長，其中主持編寫企業管理標準和企業工作標準的工作由于之前有企業整頓的成果擺在那里，所以不太難。忙里偷閑，我在報名參加1988年的全國律師資格考試，周三休息日就去景德鎮市第一律師事務所實習。

1989年初，廠里的管理升級取得了國家二級企業的融合這一點，我的律師資格考試也順利過關。雙喜臨門給我帶來了一個選擇就是留在企業工作做兼職律師還是調進司法局當專職律師？

當全國律師資格考試成績出來后，景德鎮市司法局分管律師的副局長兼第一律師事務所主任潘華柱和副主任李維俊老師對我伸出了歡迎的橄欖枝。為此，潘副局長先與時任市司法局局長趙玉亭匯報了我的情況，得到了趙的同意。此時的政策，中型國企的正科長對應機關干部的副科級，需要經市委組織部辦理調動。潘副局長在與組織部聯系時有了麻煩，原來我已被列入擬提拔為某瓷廠副職的名單里，正在考察中。潘把情況告訴了李老師和我，李又去摸了一下情況，了解到是省陶瓷公司向組織部報請的準備安排我去的那個企業，是我們所魏尚忠老律師擔任法律顧問的單位，經濟情況不好，債務糾紛很多。潘、李皆認為我將在律師行業的發展肯定比在企業前景更廣。他們的鼓勵促使我下了決心，既然愛上法律工作，那就應該做專業的，甘蔗沒有兩頭甜。

對此，李老師給我做了個主意，走人事局走普通干部調動的程序進來再說。他親自去找人事局領導，辦好了市人事局給省陶瓷公司的調令，我亦同時向廠領導報告調動的事情，得到了廠領導的支持。再經過省公司和市人事局、市司法局轉介紹信，我從工作了8年的瓷用化工廠轉身為景德鎮市第一律師事務所的專職律師，開始我的律師生涯。

看到視頻里當年輝煌的企業已經倒閉了是有點傷感。然而情況是復雜的，上世紀90年代的“國退民進”的人為因素較多，并不完全是按經濟規律辦事，其是與非可能要等下一代人才能作出評判。

（發布于 江西景德鎮）

王才亮

學者型律師，北京市才良律師事務所名譽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人民大學律師學院兼職教授，中國建設管理與房地產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行政法專業委員會顧問。出版專著三十余本，發表論文百余篇。2010年獲《時代周報》時代人物，《中國律師》雜志年度新聞人物。2011年獲《中國新聞周刊》“影響中國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50名中國年度魅力人物”。

才行法道 良舉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