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日本法律針對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罰力度：沒有死刑的死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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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法律對未成年人有著周全的保護，但保護的對象特別清晰，要是善良的人。至于窮兇極惡的罪犯，沒有條件，也要創造條件來給予法律的嚴懲。

下面說兩起關于日本未成年人因犯罪手段極其惡劣，被判處死刑的案例。這兩起案例，兩個未成年人死刑犯，一次，再一次，推動著日本法律向著為善良的人們提供更周全的保護推進。

首開日本未成年人被處以極刑先河的，名叫：福田孝行。

這個壞逼在18歲時，殘忍殺害了一名在家看護孩子的母親，并對死者進行了侵犯。之后還將僅11個月的孩子，也殘忍勒死了。他以超強的心理素質，在作案之后，還不忘處理現場，將母女尸體藏匿在衣柜中，之后便逃之夭夭，裝作什么事都沒有發生過。

案件很快被警方偵破，福田孝行如實交代了犯罪經過。但他對于自己的惡行并沒有悔意，甚至可以說泯滅人性毫無意識。

當年福田孝行剛滿18歲，而日本法律規定20歲才算成年�，F在日本依然有未成年人禁止飲酒的規定，而這未成年人禁止飲酒的年限，依然是設定在20歲。雖然20歲才可以飲酒，但是法律又規定，女方16歲，男方18歲就可以結婚了。換個說法就是：在日本未成年人是可以結婚的。在我看來，這多少顯得不合乎常理。

但福田孝行和他的辯護律師，就是抓住了“未成年”這一理由，在法庭上為其所犯罪行進行開脫，當時按現行法律規定，未成年人犯罪不論后果多么嚴重，確實罪不至死。

起初法院也并沒有對福田孝行判處死刑，給予了他改過自新的機會。

但是在監獄服刑期間，福田孝行依舊猖狂，他在給朋友的信中這樣描述自己的犯罪過程：那天不過是一只公狗，在路上碰巧遇到了一只可愛的母狗，公狗自然而然的就騎了上去，這樣也有罪嗎？這世界終究是惡人獲勝的，七八年后等我出獄，我要舉辦一場盛大的party。

等這些信件公布后，點燃了整個日本社會的怒火，你說這種壞逼該不該死？沒錯法院也覺得，既然無藥可救就不給機會了，還特意為他修改了法律，首開先河直接判處死刑。

戲劇性的是，在福田孝行被判處死刑的庭審期間，前后有21名律師為他進行辯護，其中不乏業界名流。福田孝行該死，大家有目共睹，之所以為他辯護不僅僅是針對他的罪行，說到底是維護的法律尊嚴。在沒有死刑量刑的情況下，判處被告人死刑，從法理和法治社會講，是行不通的。盡管行不通，盡管不合乎法理，但是法院頂住巨大壓力，不惜修改法律，還是判處了福田孝行死刑，以實際行動，為后來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給了強有力的震懾。

可以說，福田孝行憑一己之力，推動了島國司法進步，對未成年人有了更規范的約束，是完全可以求死得死的。

再看第二起案例：

2021年，正在讀高中的遠藤裕喜因暗戀學妹求而不得，喪心病狂地闖入學妹家中，將母女二人殺害，并縱火將房子完全燒毀。

當時遠藤裕喜只有19歲，同樣屬于未成年人。此時日本未成年人法《少年法》已得到修訂，對罪惡滔天的未成年人懲戒，有了更清晰的法律依據。

于2023年，法院判處遠藤裕喜死刑，給出的理由十分充分：這是一起基于惡意和殺意的犯罪，動機自私且不合理……即便最大限度地考慮到他（遠藤裕喜）的年齡，他的刑事責任也很重，改過自新的可能性很低。

我們從法院判處其死刑的理由中可以看出，嫌疑人的犯罪初衷就是“殺意”，動機“自私”，雖也有考慮到年齡方面，想要予以從輕處罰，但是改過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判處死刑。

為什么法院認為他必須得死？之前有過無數次案例證明，對于窮兇極惡之人，是很難通過教育令其向善的，為了減少將來他出獄以后，造成對社會更大的危害，所以他必須得死。

從中我們明顯可以體會到日本法律的傾向，不僅是冷酷嚴苛，而是從嚴從重懲戒未成年人犯罪的那種理性和溫度。以實際行動警示了已經犯罪和有犯罪傾向的未成年人，如果傷害別人，則必須為此行為承擔代價。同時也教育了父母，對于孩子一味地包庇和袒護，那法律也會給予孩子最好的“教育”。

每一起未成年人犯罪，都值得我們引以為戒，為什么在諸多惡性犯罪過程中，嫌疑人沒有因心生一絲悲憫而中止惡行？如何以更妥當的法律懲處未成年人，給后來者以強有力的震懾，避免形成“破窗效應”。

也正如羅翔老師在直播時說過的：“沒有先例就開創先例，不能讓未成年成為違法犯罪的免死金牌�！�

在此回復羅翔老師一句，其實是有“先例”的，雖然不在國內，但以上就是，是法律的進步。

這世界也終不會如福田孝行說的那樣，斷不能讓惡人獲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