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王琛偉，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宏觀體制研究室主任、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公共經濟學。主要著作有《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基于經濟學視角的分析》《我國“放管服”改革成效評估方法探索》等。

摘要

新質生產力在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三個要素上都體現出新特點，決定了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型生產關系必然具有有別于從前的新內容，新型生產關系不僅調整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進一步拓展到調整人與人工智能之間的關系；不僅包括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科技體制，也包括更高效的新型生產要素配置體制機制、新型生產組織方式，有可能部分重構原有的經濟、科技體制機制框架。形成新型生產關系迫切需要解決“創新”和“質優”兩方面問題，關鍵是要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著力解決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突出問題，加快形成高效的新型要素配置方式、新型生產組織方式，構建保障和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型體制機制。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隨后，又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近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縱深發展，經濟發展活力持續增強，科技創新成果不斷涌現，改革激發的強大活力正在逐步彰顯。同時也要看到，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勢頭強勁，正在引發國際產業分工重大調整，重塑國際競爭格局、改變國家力量對比。在這一大背景下，我國既面臨跨越趕超的難得機遇，也面臨差距拉大的嚴峻挑戰。新形勢下，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形成新型生產關系，全面增強科技創新能力，進一步激發科技創新活力，引導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方向順暢流動，推動新質生產力在更高水平上進一步實現跨越式發展，已成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務。

新質生產力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

新質生產力的生成邏輯主要源于兩個方面，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生產力理論，二是當今時代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革命加速推進，以及我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的現實背景。新質生產力是生產力從量變到質變躍遷的必然產物，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論述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新發展，是在深刻認識當今時代國內外形勢變化，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發展特點和趨勢的基礎上，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最新理論創新；是在深刻理解傳統生產力概念基礎上，我們黨對生產力本質屬性的又一次重大認識突破，為新時代全面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革命突破方向，加快推動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力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也是推動人類歷史不斷向前發展的最活躍、最革命的實踐力量。生產力客觀反映和體現著人類自身與對象性活動中外在客觀對象之間的關系和力量。“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 “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系的經濟關系。”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科技創新貫穿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三要素，是推動生產力進步的核心所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指出“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伴隨科技的進步和發展，先進技術不斷融入生產過程，生產力的存在方式和作用狀態也隨之發生變化，最終科學技術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并由此引發生產關系和社會形態的變革。

新質生產力不僅源于創新，而且源于顛覆性技術創新，進而由技術創新引領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深度推動產業升級和產業變革，由此帶來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相融合的整個生產方式的系統化升級，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最終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和生產力發展路徑，呈現出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的特征，成為符合新發展理念的新的生產力質態。由此可見，新質生產力不僅是生產力的一部分，而且是生產力中最先進、最具活力的部分，是先進生產力的關鍵主體，引領生產力的發展方向，催生生產力的系統性變革，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

新質生產力體現出有別于傳統生產力的突出特點。新質生產力雖然仍屬“生產力”范疇，但是已經不再局限于“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的傳統形態，而是成為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的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新動能為核心，符合新發展理念而有別于傳統生產力的生產力新質態。

新質生產力的“新”體現在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三個要素上。一是勞動者轉變為新型勞動者。在數字技術加持下，相較于傳統生產力的勞動者，新質生產力的勞動者已經實現科技知識和勞動技能的質的飛躍，創新人才成為新質生產力的主力軍。“簡單勞動”已經很難支撐新質生產力發展，飽含高技術的“復雜勞動”成為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主體力量。二是新型勞動資料呈現出數字化、智能化的核心特征。人工智能、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新一代數字技術成為驅動新型勞動資料的主要力量。數據成為繼勞動、資金、技術、土地之后的一種新型要素，能源資源逐漸向飽含高技術的新能源、新材料方向發展，高技術催動生產資料出現質的變化。三是新型勞動對象出現非實質化趨向。傳統勞動對象逐漸融入數字化因素，高技術化、非物質化趨向明顯。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非實質化的勞動對象，凸顯出新質生產力不同于傳統生產力的突出特點。

新質生產力是新生事物，蘊藏著頑強生命力和強大競爭力。新質生產力的特點是創新，其發展依靠的也是創新，在技術上主要體現為前沿技術和顛覆性技術，表現為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發展路徑和增長方式。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既是推動高質量發展、增強國家競爭力的內在要求，又是我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產業鏈供應鏈的重要支點。努力塑造新質生產力發展新優勢，也是加快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突破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經濟科技領域對我國的圍堵、打壓、遏制乃至“脫鉤斷鏈”的關鍵所在。

新質生產力發展迫切需要形成新型生產關系

科技革命與生產關系變革。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看，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生產力的突破提升必然要求生產關系發生深刻變革。從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看，每一次重大科技進步都伴隨著生產力的大幅提升，而生產力大幅提升又催動生產關系的系統性變革。最為典型的是時至今日人類社會所經歷的前三次科技革命，乃至目前正在經歷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每次科技革命都有一個從技術進步到產業變革，到轉化為生產力，再到生產關系變革的歷史循環。

18世紀60年代，第一次科技革命推動人類進入蒸汽時代，蒸汽機在當時是一種顛覆性技術，蒸汽機所提供的動力使生產活動擺脫了對水力、風力、畜力等自然力的依賴，提供了“一種大工業普遍應用的發動機”，為工業生產的快速發展創造了新動力、新條件，推動了以商品生產為主的商品經濟取代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歷史進程，由此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開始全面取代封建社會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由此發生革命性變革。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初，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動了電力的突破和內燃機的出現，這種顛覆性技術又一次帶來工業生產的動力變革和產品創新，石油、電氣、化工、汽車、航空等新興工業部門相繼出現，整個工業生產活動迫切需要向全世界范圍內擴展，企業借助銀行資本擴大生產規模，形成卡特爾、辛迪加、康采恩、托拉斯等壟斷組織，金融資本則通過參股、控股、兼并等方式加快推動生產集中并成為金融寡頭，最終使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過渡到壟斷階段，生產關系又一次發生革命性變革。20世紀40、5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以電子計算機應用為主要標志，推動人類進入“電子時代”，電子計算機、原子能、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等顛覆性技術再一次大幅提高生產效率，跨國公司大量出現并在全球布局，進一步擴大了生產的社會化程度，各國國家力量更加深入地參與到全球產業競爭中，加劇了國家間的產業競爭，也加劇了各國發展的不平衡，資本主義各國國際地位發生重大變化，國際生產關系發生深刻調整。

21世紀初，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等顛覆性技術的出現，拉開了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序幕。新一輪科技革命較之前的科技革命，呈現出一些獨有的特點，5G通信技術、量子技術、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快速發展并大規模產業化，形成了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方向的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特點是創新，關鍵是質優，是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推動形成的生產力新質態。對于傳統生產力而言，新質生產力是包括發展標準、技術水平、體制機制、增長動力、產業結構等在內，整個生產力體系的多層次、多領域、系統化升級，標志著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帶動生產力水平取得極大突破。

新型生產關系需為新質生產力創新發展“準備”四個方面條件。“新”的生產力質態推動生產力水平大幅提高，同時也體現出推動生產關系變革的迫切需要，要求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只有更為科學合理的生產關系才能助推生產力向更高層次縱深突破。新質生產力在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三個要素上體現出來的“新”以及有別于傳統生產力的“質”，決定了新型生產關系必須適應新質生產力的特點，并為新質生產力創新發展“準備”四個方面條件。

一是培育一批高水平創新主體，形成高質量的創新鏈、產業鏈，為新質生產力準備創新主力軍。新一輪的科技創新已經改變了原來以單個創新主體“單打獨斗”為主的創新模式，形成了包括科學發現、技術研發、成果轉化、產品開發、市場推廣等多個環節的有序銜接，產業鏈鏈主企業、專精特新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創新主體合力研發和轉化，科技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集成發力的整個創新鏈、產業鏈。科技創新和轉化的模式變化要求生產關系作出相應調整，為更高水平、更大規模的科技創新鋪平道路。二是打造高水平創新人才隊伍，形成生生不息的人才梯隊，為新質生產力發展培育全新勞動者。新質生產力各要素中，“人”是第一位的。新質生產力發展需要大量高水平科技人才、熟練掌握新型生產工具的高水平操作技術人才以及能夠綜合運用各類前沿技術的高水平管理人才。這就需要新型生產關系能夠突出人才的地位和作用，推動這部分人才成為新質生產力的實際承擔者和主體力量。三是推動構建高標準、超大規模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形成生產要素市場化高效配置的成熟模式，為新質生產力創造發展條件。每一次新技術革命都會帶來生產力的大幅提升和大幅擴張，新質生產力的快速發展需要以生產要素的高效供給為支撐，特別是需要數據、算力等新型要素的深度融入。新型生產關系應形成適應生產要素形態變化、規模化投入的新型市場化配置模式，滿足新質生產力發展需要。四是塑造人與人工智能的新型關系，形成人與人、人與人工智能的價值倫理，為新質生產力逐步升級拓展空間。伴隨技術進步和人工智能不斷升級，“人與人工智能之間的關系”將越來越重要。新型生產關系有可能拓展生產關系的概念內涵，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基礎上，再包含“人與人工智能之間的關系”。構建人與人工智能的新型倫理關系，是新質生產力發展對新型生產關系提出的迫切要求。

適應新質生產力的新型生產關系具有四個新特點

生產關系是指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主要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產品分配形式及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等。新質生產力對新型生產關系提出的新要求，決定了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型生產關系必然具有有別于從前的四個新特點。

新型生產關系有可能部分重構原有的經濟、科技體制機制框架。伴隨新質生產力的創新發展，數字技術深度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生產關系的主要內容已經表現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點。作為所有制核心內容的產權，在數據要素領域出現模糊化趨勢，數據要素很難劃分出清晰的產權。收入分配也不僅局限于傳統的按勞分配、按所有制分配、按要素分配，而是表現出按工作流程、按上下游關系、按在生產中是否處于支配地位等多樣化新型分配關系。市場失靈領域的范圍出現重要變化，傳統信息不對稱領域逐漸縮小但數據要素領域的信息不對稱卻逐漸凸顯，平臺經濟領域出現“贏家通吃”的新型壟斷，經濟活動的外部性也在互聯網的加持下更加凸顯。這些變化都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原有框架下作出相應調整，所有制結構、收入分配方式以及應對壟斷、信息不對稱等市場失靈的相應體制機制都要適應新質生產力變化而作出相應改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將由此走向更加成熟的發展階段。

新型生產關系不僅調整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要進一步拓展到調整人與人工智能之間的關系。人工智能的出現已經在改變人與機器的關系，人工智能本質上是蘊含高技術的復雜勞動的產物，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獨立于人而存在，將來也不排除產生獨立智能、擺脫人的控制的可能。基于人工智能的相對獨立性，在生產力諸要素中，人工智能既可以是勞動資料、勞動對象，也可以是獨立的勞動者。人工智能治理表現出較強的復雜性、多元性，特別是對人們普遍關心的隱私保護、數據產權，以及“是人使用機器，還是機器支配人”等諸多倫理問題，還需進行深入研究，再以法案的形式明確下來。在這方面，歐美等發達國家已經走在前面。2019年，歐盟就發布了《可信賴的人工智能倫理準則》；2024年3月，歐洲議會表決通過歐盟《人工智能法案》；2022年10月，美國發布《人工智能權利法案的藍圖》，都在探索調整人與人工智能的倫理關系。目前，我國已經成立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工信部科技倫理委員會、工信領域科技倫理專家委員會，在未來的新型生產關系構建中，將對人與人工智能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度研究和調整。

新型生產關系必然高度符合科技創新活動的規律。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新質生產力的特點就是創新，科技創新一旦成功，就會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推動作用。科技水平及科技人才水平已經成為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這就決定了新型生產關系必須滿足科技創新的需要，充分尊重科學研究活動的規律，創造寬松自由的科研環境、科研成果轉化應用機制、科研服務和保障機制、激勵創新的科研評價機制，全方位營造讓科研人員潛心研究的科研生態，創造適合科技創新的物質條件。同時，科技創新也面臨著極大風險和不確定性，巨大投入并不必然產生預期的科研成果。因此，新型生產關系既要有利于為科技人才創新突破提供堅強的物力支持和體制機制保障，又要能夠有效防范和化解可能產生的創新風險。

新型生產關系不僅包括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科技體制，也包括更高效的新型生產要素配置體制機制和新型生產組織方式。伴隨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的質的變化，生產組織方式也在發生根本性變化，生產運營線上線下協同組織，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程度越來越深。要素配置越來越精準化、協同化、系統化，數字技術提升了要素供求的匹配度，數據網絡提高了供需信息的透明度，數字平臺大大加快了要素配置的效率。由此，新型生產關系也越來越凸顯出數字化、市場化的特點，能夠更加高效地協調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

形成新型生產關系迫切需要解決兩方面主要問題

形成新型生產關系的主要目的在于打通制約新質生產力的堵點、卡點，掃除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一切障礙，構建所有制、分配、市場主體、要素配置、市場建設等領域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讓各類優質生產要素高效、順暢地向新質生產力流動，提升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的整體水平，讓新質生產力充分發揮關鍵引領作用，帶動生產力大幅提升并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對照新質生產力對新型生產關系的主要要求以及新型生產關系應具備的主要特點，構建新型生產關系迫切需要解決“創新”和“質優”兩方面制約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

關于“創新”：科技創新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方面，仍然存在一些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制約了科技創新步伐，難以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近年來，我國科技體制改革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縱深發展，一系列重大科技創新成果彰顯了改革激發的強大活力。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當前，我國原創性技術、顛覆性創新成果仍然不足，基礎研究還比較薄弱，一些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還受制于人，科技人才仍然短缺。科技創新領域諸多問題的產生，歸根結底還是科技創新體制機制不完善造成的，科技領域的生產關系還未能適應科技創新快速推進的形勢要求，主要表現為科技、產業、資本循環不通暢，教育、科技、人才循環不通暢，人與人工智能的倫理關系尚未理順，人與人工智能協同作用的體制機制尚未構建起來，相關聯動銜接體制機制存在堵點、卡點，難以支撐新質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具體而言，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還不強，科技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力”作用仍未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多頭管理問題突出，科技部、工信部、發改委、教育部等各部門科技管理職能交叉與職能空白并存；科技創新主體能動性不強，科技創新激勵機制還不完善；科技投入的產出效益不高，科技成果轉化、實現產業化、帶動生產力提升的能力不足；科技創新資源分散、重復、低效的問題還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目前，亟需通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進一步打通科技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通道，將科技創新的“新動能”作用充分釋放出來。

關于“質優”：新質生產力引領高質量發展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突出問題，使新質生產力作為先進生產力關鍵主體的作用難以充分發揮。問題總體可以概括為兩大類，一類是市場主體發育問題，特別是產權制度改革滯后，既阻礙了國資國企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也不利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另一類則是市場體系建設問題，市場與政府的作用邊界仍不清晰，要素市場建設相對滯后，壟斷現象仍然存在。具體表現為：一些地方政府干預依然偏多，政府直接或間接影響資源配置的問題仍不同程度存在；市場體系仍不完善，難以真正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電信、電力、交通、金融、能源資源領域還存在部分壟斷現象，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全國統一的生產要素市場建設還面臨一些行政壁壘和人為障礙，區域和城鄉要素分割依然比較突出；一些國有企業存在的活力不足、效率不高等問題仍未根本解決，國企委托代理難題仍未破解，國有經濟布局結構仍需優化，國資管理體制仍需完善；非公有制經濟公平發展和平等競爭依然存在諸多障礙，“玻璃門”“彈簧門”之類的所有制歧視仍然存在；產權制度仍不健全，距離市場經濟體制對現代產權制度的要求還有一定差距，一些領域產權保護體系仍需完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領域市場資源配置錯位，政府與市場的作用邊界仍不清晰。

抓住創新、質優兩個關鍵詞形成新型生產關系

新質生產力的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新型生產關系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最終還是要適應新質生產力的特點和要求，以實現極大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形成適應新質生產力的新型生產關系，關鍵是要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著力解決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突出問題，加快形成高效的新型要素配置方式、新型生產組織方式，構建保障和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型體制機制。

打造充滿活力的新型科技創新生態。充分遵循科技創新規律、科技管理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進一步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激發創新主體活力，增強創新驅動發展的能力。一方面，在科研成果不能市場化或難以市場化的原創性基礎研究領域，要構建“讓科研人員舒心的科研生態”，創造寬松自由的環境、尊重信任的氛圍、廣闊充分的前景、服務科研的機制、激勵創新的制度、科學評價的導向、豐富易得的資源和無后顧之憂的保障，不僅要留住科研人員的“人”，更要留住科研人員的“心”，讓科研人員充滿希望地、滿懷熱情地、寬松自由地進行科學研究活動。另一方面，在科研成果具備市場化價值的應用研究領域及部分基礎研究領域，要完善“以市場激勵為導向的高效管理體制機制”，進一步依靠市場機制配置科技資源，加快建立主導產業技術創新體制機制。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生產、教育、科研深度整合，有利于科技成果轉化的市場化技術創新體系。

集中力量突破受制于人的關鍵領域核心技術。一方面，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以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和體現國家戰略意圖的現代化重大創新工程為牽引，在重要領域加快打造高水平的國家實驗室，著力突破關鍵領域核心技術，不斷提高重大創新工程建設效益，協同實現整體性能最優、綜合效益最大的發展目標。政府要加大支持、協調和引導力度，用好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和重大工程等抓手，集中力量搶占科技創新戰略制高點。另一方面，集中資金、技術、人才力量，破除制約創新驅動發展的體制機制瓶頸。緊密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明確戰略重點和主攻方向，著力在關鍵領域、“卡脖子”的問題上下功夫，努力構建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

構建數字化、市場化的新型要素配置方式。一方面，推動數字技術賦能要素配置。針對數字技術使要素匹配更加精準、供需信息更加透明、配置效率更加高效的新變化、新特點，構建數字技術賦能的新型要素配置方式。特別是加快推進以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為代表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打破數據和信息壁壘，推動不同主體間、不同區域間、不同領域間數據資源安全開放共享，強化數字平臺的常態化、制度化監管，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提高數字平臺的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以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健全現代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著力打破影響要素自主有序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以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為抓手，引導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方向順暢流動，全面提高要素協同配置效率。

形成適應數字技術快速升級趨勢的新型產權關系。一方面，加快探索數字產權等新型產權確權授權方式，優化多元主體數據產權配置結構，建立科學合理的數據產權登記制度，確保數據要素市場有序運行，切實保障數據權益，實現數據高效流通，預防數據產權糾紛。在此基礎上，構建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數據產權收益分配制度，實現數據開放、利益共享。另一方面，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建立與國際接軌、適應我國發展需要的全國統一的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體制。整合現有行政管理資源，成立集專利、商標、版權等知識產權于一體的綜合行政管理部門。改革和完善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的司法鑒定制度，不斷加強審判隊伍的專業知識儲備，增強專業化的審判力量，建立和完善人民法院的知識產權專業審判組織，有條件的地區盡快成立知識產權法院。

塑造更加高效、和諧、符合科技倫理的社會關系。一方面，在所有制、收入分配等生產關系的主要領域，研究探索數據要素產權、隱私保護、數字倫理等數字治理領域的核心問題，明確產權模糊化的數據要素領域收入分配方式，通過法律形式塑造新的生產力質態下的主要社會關系框架。另一方面，在規范新型生產關系秩序方面，還要加快推動加強和完善對技術創新的監管。技術創新速度之快，已經超出傳統監管體系的約束能力。規范技術創新帶來的秩序問題，已經成為保障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當務之急。伴隨技術進步的快速推進，要有針對性地推動監管技術突破，動態查找傳統監管手段難以達到的“監管難點”，規范和解決數字技術使用中的透明度、安全性和問責制等關鍵問題，逐步塑造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型生產關系秩序。

文章來源：《學術前沿》雜志2024年第9期（注釋從略）

原文責編：包 鈺

原文美編：周群英

新媒體責編：梁麗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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