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黃琪軒，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教授，上海交通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兼職研究員，上海市創新政策評估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大國技術競爭、政治經濟學與國家安全。主要著作有《大國權力轉移與技術變遷》《政治經濟學通識：歷史·經典·現實》等。

摘要

從國際經濟秩序演進歷程看，秩序調整與世界政治領導國國內制造業興衰緊密相關。制造業興衰影響大國在世界政治中的結構性權力，進而影響其在不同國際秩序中的利益。在制造業成長階段，英美兩國均試圖建立重商主義的國內或國際秩序，以促成本土制造業發展；在制造業成熟階段，兩國積極推進貿易自由化的國際秩序構建；在制造業衰落階段，兩國面臨日益增大的保護主義壓力，同時積極推進以金融自由化為重點的秩序構建。依托制造業優勢地位，以貿易自由化為重點，中國逐漸成為維護國際經濟秩序的建設性力量。

近年來，中國在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同時，著力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經濟格局和經貿關系。中國積極推進自貿協定談判和簽署，和厄瓜多爾、尼加拉瓜、塞爾維亞簽署自貿協定，與新加坡簽署自貿協定進一步升級議定書。到2023年底，中國已和29個國家和地區簽署22個自貿協定。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時任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與顧問討論了對華進口商品加征60%關稅。事實上，特朗普曾屢屢提出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退出世界貿易組織，挑起對中國、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的貿易戰，給國際秩序帶來巨大沖擊。“特朗普現象”是否意味著“自由國際秩序”的終結？學界大部分研究將目光聚焦世界政治中崛起國如何影響國際秩序，而英美相繼作為世界秩序的主導者，曾顯著影響國際經濟秩序演變，因此對二者的探討不可或缺。尋找國際經濟秩序的演變脈絡和驅動力，有助于我們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國際秩序可能面臨的挑戰與前景。

國際經濟秩序的周期性演變

在世界政治中，國家間互動需要一組制度來予以治理，而國際秩序就是由這樣一組制度構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該秩序不一定能夠覆蓋全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和蘇聯各自主導了一個“有限秩序”（bounded order）。與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不同，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構建了一個與之競爭的局部秩序。歷史上，大國興衰往往引發國際秩序變遷。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政治學教授克里斯托弗·萊恩（Christopher Layne）認為，國際關系史上存在過兩次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第一次是大英帝國治下的自由秩序，從1815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第二次是美國治下的自由秩序，從1945年持續至今。

不少學者宣稱大英帝國締造了“自由國際秩序”。而事實上，從17世紀開始，大英帝國塑造的國際經濟秩序重心就在交替變換。19世紀之前，英國奉行的是重商主義秩序，對內以高關稅保護本土產業，對外推行殖民擴張。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初，英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逐漸調整，進入“古典自由主義秩序”。這一秩序的思想淵源來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約翰·洛克（John Locke）等思想家。英國確立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秩序，在世界范圍內推進貿易自由化，并通過金本位這一國際貨幣制度，推動資本在全球自由流動。在對內層面，英國將經濟干預減少到最低限度，重視塑造“守夜人”政府；在對外層面，該秩序表現為開放市場，政府積極促進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等。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同一個“古典自由主義秩序”下，在不同時期英國對外開放的重點也有所不同。從19世紀開始，尤其是1815年拿破侖戰爭結束以后，英國逐漸開始推行一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這個秩序的突出特征是貿易自由化。而到19世紀后30年，英國主導的秩序重點逐步變化，從貿易自由化過渡到金融自由化。伴隨大英帝國的衰落，“古典自由主義秩序”逐漸崩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標志其落幕。盡管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聯合諸國試圖挽救這一國際經濟秩序，但這一嘗試并不成功。如果我們簡要概括，從17世紀開始英國塑造的國際經濟秩序經歷了三個階段：重商主義、以貿易自由化為重點的國際秩序以及以金融自由化為重點的國際秩序。

隨著大英帝國的衰落，美國逐漸在世界政治舞臺嶄露頭角，給國際經濟秩序帶來顯著影響。正如19世紀前的英國奉行重商主義，20世紀前的美國也用以關稅保護為典型特征的重商主義秩序來隔離自由國際秩序壓力。只不過英國推行的重商主義是外向型秩序，而美國實施的保護主義依托國內市場，是內向型秩序。嚴格來講，美國重商主義是國內秩序而非國際秩序。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大約30年間，美國開始推行一個新的國際秩序。哈佛大學國際關系教授約翰·魯杰（John Ruggie）在1982年的文章里將這一秩序冠名為“嵌入式自由主義”。這一秩序讓“經濟”嵌入“社會”，形成“管理的開放經濟”，或者說是“半開放經濟”。在保障自由貿易的情況下，該秩序限制國際資本流動，以維護經濟穩定，保障充分就業。該秩序的思想淵源來自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凱恩斯擔心資本自由流動不僅會帶來經濟波動，還會加劇社會不平等。因此，他呼吁政府積極管理資本主義市場，首先要管制的對象就是國際資本。在國內層面，這一秩序摒棄了“守夜人”政府，國家干預經濟、提供福利、保障就業，以促進繁榮和穩定；在國際層面，“半開放的經濟”意味著推進貿易自由化的同時限制資本自由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憑借其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將這一秩序擴展為國際秩序。

20世紀70年代，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逐漸轉型。“嵌入式自由主義”逐漸被“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取代。新自由主義建立在三大支柱基礎上，即金融化、放松管制及全球化。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人為新自由主義提供了思想基礎。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美國的積極推動下，從拉美國家開始，世界范圍內出現了“新自由主義”改革潮流。直至20世紀8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理念成為新的“正統”。“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放棄了以往對跨國資本流動的控制，將資本自由流動置于開放經濟議程的優先位置。這一秩序在國內的重點就是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管制；在國際層面則體現為金融自由化。

從國際經濟秩序的締造與演變歷程來看，英美兩國都相繼推動著秩序的周期性演變，從重商主義的國際（國內）秩序，到以貿易自由化為重點的國際秩序，再到以金融自由化為重點的國際秩序。為何英美兩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在歷史上會有如此演變？

國際經濟秩序變遷的動力

國際關系學者常用一些關鍵詞來概括一個時代的國際秩序，如“殖民主義的世界秩序”“重商主義的世界秩序”“多邊主義的世界秩序”“霸權主義的世界秩序”以及“嵌入式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等。這體現了不同學派對國際經濟秩序的關注有不同側重。

不少學者秉持“理念規范”影響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塑造國際秩序的觀念。質言之，國際經濟秩序終極塑造動力源于文化、理念與規范。即便是為了同樣的目標——國家富裕和強盛，由于持有不同理念，不同的政策制定者會推行迥異的政策。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學者詹姆斯·莫里森（James Morrison）認為，自19世紀開始，英國執政者逐漸摒棄重商主義，推進構建自由國際經濟秩序。而這一秩序轉變離不開亞當·斯密這一重要的自由主義理念推手。斯密和英國執政者緊密互動，使其認識到重商主義損害國家權力與財富，為新秩序推行奠定了思想基礎。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教授杰弗里·奇威羅斯（Jeffrey Chwieroth）則認為，新自由主義理念逐漸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管理層的流行理念，使其摒棄以往的資本控制，轉而推進金融自由化和新自由主義秩序。用流行理念解釋國際經濟秩序變遷的問題是，即便在斯密理念影響下，不同時期自由秩序的重點也不盡相同。貿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都是開放國際經濟秩序的一部分。為何在不同時段，冠之以“自由秩序”之名，英美兩國塑造國際經濟秩序的重點有何不同？事實上，當國家利益變化，各國往往會對傳統理念予以重新解讀，以服務于新的秩序。

有學者從“階級驅動”來解釋國際經濟秩序變遷。對英國主導的自由貿易秩序的興起，加拿大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羅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指出，只有在一國內部存在社會霸權的國家才能建立起世界霸權秩序。一個正在形成中的社會霸權，在鞏固自己力量的同時，其擴張性的能量也向外部世界擴展。英國國內資產階級霸權鞏固的同時，積極向外擴張，為建立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鋪平了道路。就美國主導的金融自由化秩序，美國紐約城市大學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ivd Harvey）則指出，20世紀80年代，資產階級已在國際貿易領域占據穩固地位，也獲得了獨立信貸手段，因此不再依靠國家，而按自身意愿開展新自由主義化進程。這一進程從一開始就是一項重新恢復資產階級階級權力的計劃。這一派學者重視階級與社會集團的作用，同時容易忽略整體性國家利益以及國家的自主性。為服務美國利益，在塑造戰后國際經濟秩序的過程中，時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及其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致力于削弱國際資本權力以強化國家權力。二人努力將世界流動資金的控制權從私人手中轉向國家控制，從倫敦和紐約轉向華盛頓。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嵌入式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是美國政府在與金融資本交鋒對決的過程中塑造的，這一秩序服務于美國國家利益，卻有悖于金融資本利益。

聚焦“制度約束”的學者重視制度為穩定國際秩序所起的作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系教授約翰·艾肯伯里（John Ikenberry）試圖回答：1945年建立的國際秩序為何能如此持久？他認為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建立了具有“戰略約束”（strategic restraint）的國際制度。制度在約束自身的同時，使其他國家愿意接受這一秩序。還有學者指出，如果國際制度具有開放的結構與公正的程序，崛起國家挑戰現有秩序的意愿不強，該秩序也將更為穩定。制度視角更容易回答秩序為何穩定，卻難以解釋其變遷。艾肯伯里也意識到：當前國際秩序面臨的危險在于美國是最大倡導者但卻不愿意再扮演自由主義領導國角色，究其原因在美國國內政治。筆者將論述：改變國際秩序的壓力不一定來自崛起國。當國內政治經濟結構變遷，領導國改變國際秩序以適應這一變遷的意愿將隨之改變。

還有學者從“國家權力與戰略利益”視角審視國際秩序變遷。美國康奈爾大學國際關系教授喬納森·科什納（Jonathan Kirshner）指出，美國塑造了兩種戰后秩序。第一種是受凱恩斯主義影響的“嵌入式自由主義秩序”。該秩序鼓勵國際經濟擴展，但將市場力量內嵌到各國國內經濟管理中。第二種則更為傳統或者說是更加原教旨主義，假定市場（包括金融市場）始終是萬能的，且市場塑造的經濟模式是普適的。每一種秩序都體現秩序締造者的地緣政治考量。第一種秩序反映美國重視加強西歐和日本的反蘇冷戰聯盟；第二種秩序則體現美國以推進全球化來促進國家權力與利益。關于權力締造秩序，影響最深遠的當屬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普林斯頓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指出，只有存在一個領導國且這個國家能夠用本國資源和影響去建立與管理以自由貿易、貨幣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為基礎的國際經濟時，才存在自由國際經濟。吉爾平將貿易自由化與金融自由化無差別地放在一起。不過，在霸權穩定論的諸多研究中，其重點更多放在貿易自由化上，也有學者聚焦金融自由化。

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關系教授斯蒂芬·克拉斯納（Stephen Krasner）將重心放在國際貿易上。他指出，霸權權力的興衰影響世界貿易開放度，但二者關聯并非嚴絲合縫的一致。在19世紀末，日趨衰落的英國遭遇保護主義潮流，其自由貿易政策有所收縮，但并沒有重大調整。除了權力變遷，遭遇戰爭等外部重大事件也會促使自由貿易秩序改變。而美國經濟史學家、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則將關注重點放在國際金融上。他認為世界經濟的領導國能提供公共品。在領導國協調下，世界各國能克服“搭便車”的誘惑，為共同利益采取一致行動。20世紀30年代，由于英國權力衰落，美國又不愿意充當最后貸款者，霸權缺位導致金融危機。金德爾伯格尤其關注霸權國家充當“最后貸款者”，以穩定國際金融秩序。

國際秩序的塑造往往離不開大國權力。國際關系史上，世界政治的領導國常常是國際秩序的發起者、推動者與受益者，也常常將自身國內秩序轉變為國際秩序。權力對塑造國際秩序發揮著重要作用，“77國集團”曾積極推動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囿于其在世界政治中的權力約束，取得的成效有限。英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家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提出，國家擁有安全、生產、金融與知識等四類結構性權力。不過，即便是世界政治中的大國，乃至領導國，也并非能同時具有四項權力優勢。擁有不同權力優勢的大國，其國家利益存在較大差異。正如國際關系現實主義理論學家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強調，“現實主義認為以權力界定的利益這一關鍵概念是普遍適用的客觀范疇。但是它并不賦予這一概念一個永久固定的含義”。國家利益并非恒定，在不同時期，一個大國可能有迥異的國家利益，也會推動構建不同的國際秩序。國內的主導產業是國家權力的重要構成，進而塑造國家利益。當世界政治的領導國國內主導產業發生變化時，其國家利益會隨之變化，對國際經濟秩序的訴求也會相應改變。

在制造業成長階段，大國往往傾向于推進重商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為成長期的主導產業提供保護；當制造業步入成熟階段，大國傾向于積極推進以貿易自由化為重點的國際經濟秩序，為成熟期的主導產業獲取海外原料和市場；當大國制造業處于衰落階段，投資制造業無利可圖，擁有過剩資金的大國更愿意將國際經濟秩序的重點轉向金融自由化。隨著國內制造業的起伏興衰，大國對國際經濟秩序的調整重點也相應改變。

英國制造業興起與貿易自由化秩序

在19世紀，大英帝國塑造的國際秩序不僅為歐洲帶來了“百年和平”，還促進了國際經濟交流。大英帝國主導下的國際經濟秩序并非一成不變。在不同階段，這一秩序有不同特點。19世紀之前，制造業處于成長階段的英國塑造了一個以“重商主義”為典型特征的國際經濟秩序；19世紀前半期，制造業步入成熟階段的英國締造了以貿易自由化為重點的秩序；1870年以后，制造業處于衰落階段的英國則將金融自由化作為國際經濟秩序的要點。

17世紀之前，被世人視為第一次工業革命引領者的大英帝國制造業起點落后于歐洲先行者。意大利政治經濟學者杰奧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稱，在15世紀初，英國在有利可圖的制造業方面非常落后，只好專注于利潤率最低的制造業。直到16世紀末17世紀初，英國制造業都長期圍繞低附加值活動展開。在16世紀末，英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1604年《倫敦條約》的簽署意味著老殖民主義國家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霸權宣告終結，開啟了英、荷、法等新殖民主義國家競爭與擴張的時代。

素有“海上馬車夫”之稱的荷蘭曾主導歐洲政治經濟秩序，主要從事造船業。英國造船業與之展開了激烈競爭。16世紀末，英國伊麗莎白一世統治下的英國開始爭取涉足高附加值制造業。17世紀到18世紀是英國制造業的成長階段。作為后來者的英國開始締造一個新秩序以拓展海外貿易，發展本土產業，維護國家利益。荷蘭思想家胡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在17世紀初出版的《論海洋自由》一書闡述了航行、捕魚、貿易等自由秩序原則。而締造一個替代性的重商主義秩序成為英國挑戰荷蘭秩序的重點。從英國重商主義作家托馬斯·孟（Thomas Mun）在17世紀初所著的《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中，可見英國對荷蘭的敵意。孟指出，荷蘭像一只披著借來的美麗羽毛的漂亮的鳥一樣，倘使每一只鳥都要索回它的羽毛，那么這只鳥就要一絲不掛了。荷蘭依靠高效快速的平底帆船和強大的海軍主宰海洋貿易，成為海洋貿易中間商。而英國索回羽毛的辦法就是用重商主義秩序替代荷蘭主導的秩序，打破對荷蘭轉口貿易的依賴。

17世紀中期英國內戰結束后，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和復辟的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均將英國定位成海上商業強國。1651年，克倫威爾敦促議會通過保護本土航海貿易壟斷權的《1651年航海條例》。條例規定：殖民地運輸貨物至英國或另一殖民地，或歐洲將商品運送至英國及殖民地，均須使用英國船只裝載。該條例直指競爭對手荷蘭，引發1652年第一次英荷戰爭。這次戰爭是英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有意識地動用海權去促進商業與制造業發展。1654年，英荷簽訂了《威斯特敏斯特條約》（Treaty of Westminster），荷蘭勉強同意航海條例。由于荷蘭航運遭受破壞和中斷，英國獲益頗豐，而荷蘭貿易商和漁民則遭受重大損失。

此后，1665年～1667年第二次英荷戰爭爆發；1672年～1674年第三次英荷戰爭爆發。盡管每次戰爭的現實目標和戰略重點不盡相同，但英國的根本目標卻始終如一：對外摧毀荷蘭商業壟斷，挑戰荷蘭霸權；對內鞏固英國與殖民地經濟聯系，促進英國航運與造船業發展。到18世紀初期，英國已躋身歐洲商業和軍事強國，擁有一支強大海軍，推進重商主義秩序，以鞏固其在貿易、航運和商業服務方面的收益，搶占競爭對手利益，侵入防御薄弱的殖民市場。重商主義實踐推動了英國制造業迅速發展。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英國海軍在18世紀取得決定性勝利，使英國商人占據了海洋貿易的最大份額，刺激了工業革命的發生。

1776年亞當·斯密《國富論》出版，在書中，他猛烈抨擊重商主義實踐。當時，英國制造業還在穩步成長，尚未步入成熟期。事實上，第一次工業革命標志性成果——蒸汽機的普及非常緩慢。直到1800年，英國只有21%的紡織業使用蒸汽動力。在重商主義庇護下，英國制造業漸漸走向成熟，也逐步修正重商主義政策。18世紀末是大英帝國政策調整的轉折點。英國日趨改變舊式重商主義政策，從掠奪殖民地，實行貿易壟斷轉變為占領戰略要地，促進帝國貿易，向自由主義帝國過渡。1786年，英法簽署商業條約，旨在打破舊有貿易壁壘。由于在組織、企業、機器方面優于法國，英國制造商獲益更多。從18世紀90年代起，英國棉紡織業把大部分產品輸送到海外，引領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棉紡織業本質上是一個出口行業。成熟的制造業需要穩定的原料產地和龐大的海外市場，新的國際秩序呼之欲出。

步入19世紀后，英國制造業逐步進入成熟期；到19世紀中期，英國制造業發展達到高峰，生產了世界上五成的鐵、七成的鋼、五成的棉布、四成的金屬制品，且擁有世界蒸汽動力的三分之一，占世界制成品產出的三分之一。隨著制造業日益成熟，舊式重商主義秩序已難以滿足變化的國家利益。1830年到1840年間，英國人發現，由于自身的重商主義政策，落后地區日益不愿進口英國紡織品。此時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當時英國是唯一的工業經濟體，也是唯一一個高水平制成品出口國，卻無法維持貿易順差。英國政府亟需為日益成熟的制造業尋找出路，基于貿易自由化的新秩序呼之欲出。到19世紀中期，對很多英國人而言，自由貿易似乎已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首先，自由貿易意味著英國能自由地在世界市場出售廉價商品；其次，自由貿易意味著英國能以低廉價格購買落后國家的原材料，而落后國家則用賺來的錢購買英國制成品。

1846年是英國重商主義落幕的標志性年份。在這一年，英國廢除《谷物法》，開始實施自由貿易改革。隨后，英國將這一國內政策逐步推進，成為流行的國際經濟秩序。1860年，英國同法國簽訂《英法通商條約》，也稱《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Cobden-Chevalier Treaty）。英法兩國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互減商品關稅。在簽約過程中，英國作出較大讓步，最終打通了英國制成品進入法國市場的通道。1863年，英國對法國的產品出口增加一倍。隨后，英國又和比利時、意大利、德國、奧匈帝國等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到19世紀60年代，英國已經把自由貿易原則推廣到歐洲大部分國家，歐洲成為英國商品自由進出的場所。

即便稱這一時期為自由國際秩序，強制也是該秩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英國需要貿易機會與特權，追求進入世界市場的自由。如果有落后國家不愿給予，英國或用外交威脅，或用軍事武力，用皇家海軍發射的“24磅重的炮彈之道德力量”，用堅船利炮迫使諸國就范。為了商業安全，干預成為必要手段。以貿易自由化為重點的國際秩序為英國制造業贏得日益擴大的海外市場。從1848年到1870年的二十多年間，英國向土耳其、中東、亞洲及澳大利亞的出口直線上升。英國與遙遠地域及落后地區的貿易額足足增加了六倍。一個貿易自由化的國際經濟秩序業已建立。

不過，這一秩序是短暫的。吉爾平指出，從1846年英國廢除《谷物法》到19世紀70年代，典型的自由貿易和自由放任時代持續不到30年。此后，歐洲再次提高保護性關稅。隨著制造業步入相對衰落階段，英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開始調整，以適應變化的國家利益。

英國制造業衰落與金融自由化秩序

英國制造業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大致出現在19世紀70年代。在貿易自由化的秩序下，歐洲諸國制造業日益崛起。各國借鑒英國經驗，推行保護主義，扶植本土產業，搭乘“自由貿易”便車，日益搶占英國市場。自由貿易政策的推行使得英國成為相對容易被征服的市場，外國企業采用歧視性定價和其他商業手段來提升海外銷售。英國工業產品面臨美國高達57%的關稅，外國制成品進入英國市場的比重日益提升。英國海外競爭的主要對手是美國和德國。美德制造業對英國的鋼鐵、工程和化學等產業構成極大威脅。即便在競爭不那么激烈的航運和煤炭業領域，德國也能夠構成潛在威脅。在傳統產業領域，英國蘭開夏郡棉紡工業面臨產能過剩、競爭加劇、價格下跌、利潤下降的壓力。在新興工業領域，英國鋼鐵產品出口完全無法與棉紡業全盛時期相比，無法享有昔日棉紡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的優勢地位。20世紀后，英國制造業頹勢也未能扭轉。如果將1900年英國工業化指數設定為100，1913年這一指數則下跌至2。由于制造業衰落，英國出口增長明顯低于其他主要工業國。1913年至1929年期間，世界制成品貿易量以每年2.9%的速度增長，英國制成品出口則年均下降0.5%。

制造業衰落并不必然意味著國家衰落，在這一時期，英國金融業正日益崛起。制造業的衰落與金融業的欣欣向榮形成了鮮明對比，英國在世界政治中的生產權力和金融權力此消彼長。有學者指出，英國資本主義的表現和盈利能力不應僅從制造業判斷。倫敦金融城擁有銀行、保險及無與倫比的資本市場，從未如此繁榮過。和后來的美國金融業類似，英國金融業并不重視國內制造業投資，而更加仰仗貿易金融和海外投資。美國萊斯大學歷史學家馬丁·威納（Martin Wiener）發現，英國主流文化也在隨之變遷。19世紀末的英國金融業日益疏遠大多數本土制造業項目，“反工業情緒”日益明晰。海外資產占英國國民收入的比重從1850年的7%上升到1870年的14%；到1913年，這一比重高達32%。作為英國金融中心的倫敦更是主要面向外部世界，而非北部制造業城市。“倫敦通常更關心墨西哥發生的事情而不是英國內部的事情；更關心加拿大的罷工而不是威爾士的罷工。”隨著制造業的衰落與金融業的同步崛起，英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重心日益從貿易自由化轉向金融自由化。

在制造業衰落的幾十年，英國對自由貿易的承諾不斷減退。19世紀80年代，英國的公平貿易者（fair traders）主要來自陷入困境的羊毛業、鋼鐵業及農業。他們主張對海外制成品征收高關稅，對外國保護主義予以報復。公平交易者希望進行戰略收縮，把重點放在加固大英帝國內部經濟聯系上，讓英國產品在帝國自治領和殖民地享有優惠地位。1903年，英國政治家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引領了“關稅改革運動”，發表《伯明翰宣言》，主張英國改變現有自由貿易制度，以帝國為單位設立關稅，共同對抗外部壓力。張伯倫指出：“當德國和美國出現大規模產能過剩時，英國制造業將處于最嚴重的危險中。”為保護本土產業，英國需要團結廣大殖民地和自治領，為建立帝國經濟聯盟做好準備。在“關稅改革運動”的倡導者看來，只有一個經濟上更加統一的大英帝國，才能讓英國恢復主導地位。張伯倫的倡議在20世紀30年代得到了實質性推進。在1932年的渥太華會議上，英國政府同自治領及殖民地簽訂了《進口關稅法》（imported duties law），正式建立了排他性的帝國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與帝國特惠制度相聯系的是英鎊區。英國希望通過這樣的制度安排，保持自身優勢地位。渥太華會議標志著英國自由貿易秩序收縮的頂峰，英國旗幟鮮明地回歸到保護主義。

在制造業衰落的同時，英國積極推動金融自由化進程。金本位對國際金融的意義要比國際貿易更為重要，英國推進金融自由化的重點就是在全球不斷鞏固金本位制度。金本位的實質就是英鎊本位。國際貨幣研究學者巴里·艾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指出，金本位制度在19世紀70年代成為西歐處理國際貨幣事務的基礎，到19世紀末普及到世界其他國家，這離不開英國的積極推動。凱恩斯將英國比作“國際管弦樂的指揮”，其他國家央行唯英國馬首是瞻，共同協調全球信貸。用當時流行的話來講：各國選擇金本位不是金本位制度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因為英國多么了不起。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德國、美國、日本、俄國、阿根廷、奧匈帝國、墨西哥、巴西乃至泰國、印度等國家紛紛采用金本位制度。到1908年，只有中國和波斯不使用金本位結算。

與貿易自由化時期英國政府起到的主要作用不同，英國政府和金融業共同推動了國際經濟秩序轉向金融自由化。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銀行是倫敦最重要的銀行，這些金融家把資金借貸給實行金本位制度的國家，并拒絕貸款給那些沒有實行的國家。英國金融家甚至斥巨資去影響美國關于金本位制度的辯論，向美國政府提供了一半以上的資金，好讓美元為進入金本位而積累足夠儲備。為維護金本位，英國政府在危機期間積極救助。在19世紀90年代，英國巴林銀行瀕臨破產，英格蘭銀行從法國及俄羅斯借貸大量黃金予以救助，扮演了金德爾伯格所謂的“最后貸款人”角色。而英國內閣則承諾為英格蘭銀行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為維護金融利益，英國政府力圖高估英鎊，恢復金本位。時任英國財政大臣的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指出，如果英鎊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信賴的，不僅大英帝國，乃至歐洲都可能使用美元，而非英鎊。這對英國是一大不幸。事實上，高估英鎊意味著物價水平高企，蘭開夏紡織品出口商競爭力下降，英國制造隨之陷入困境，但英國政府仍舊堅持這一政策。因為即便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任由英鎊貶值，國際金融業務的減少也會讓英國及其金融集團遭受巨大損失。英國金融利益集團戰勝了制造業部門。

制造業的衰落讓英國政府對國家利益和國際秩序有了迥然不同的看法。此時英國政府需要維護金融而非生產的結構性權力。盡管英國制造業衰落，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國憑借占據世界金融中心的主導地位，仍是世界經濟的主導者，同時還是世界政治中的債權人而非債務人。隨著制造業衰落，金融業成為主導產業，英國享有優勢的結構性權力，國家利益也隨之變化，對國際經濟秩序塑造的重心亦隨之調整，逐步從貿易自由化過渡到金融自由化。英國塑造的國際經濟秩序由以制造業為代表的“曼徹斯特秩序”轉變成以金融業為代表的“倫敦金融城秩序”。

崛起的美國制造業與復興的自由貿易秩序

20世紀中期，崛起的美國團結盟國一道建立了一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如果我們梳理這一秩序的“前世今生”，不難發現，它和英國主導的秩序有很多相似之處。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制造業處于成長階段的美國通過保護主義實踐，隔離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競爭壓力，推動本土制造業發展；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制造業處于成熟階段的美國推動了一個側重貿易自由化的國際經濟秩序；步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制造業日益衰落的美國則日益側重將金融自由化納入國際經濟秩序。

和英國的經歷類似，美國在制造業成長時期，也通過高關稅等重商主義實踐保護本土產業。美國政府和企業成為保護主義運動的先鋒，美國曾在1883年、1890年、1894年、1897年四次增加關稅。從19世紀60年代中期到1900年，美國關稅稅率大致維持在40%～50%之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美國已是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對制成品征收的平均關稅稅率仍高達44%。阿瑞基指出，重商主義有外向型與內向型兩種變體。外向型重商主義是英國模式，模仿荷蘭人對外發動戰爭，對內展開國家構建，打造世界范圍的商業帝國；內向型重商主義是法國模式，著力建設國民經濟，實現自給自足。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憑借自身龐大市場體量，美國對工業采取高關稅的重商主義更接近法國模式，以重商主義的國內秩序來抵御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沖擊。

高關稅的重商主義實踐讓美國制造業度過成長期，帶動本土制造業迅速發展。從進口制成品所占美國市場份額變化來看，美國制造業成就可見一斑。1869年，進口制成品占美國市場份額為14%；到1909年，這一比重降至6%。1869年，幾乎每個美國制造業部門都有10%左右的產品依靠進口；而到1909年，這一比重降至5%。在這一時期，美國鋼鐵業取得的成效尤為明顯，進口品占市場的比重從12%下降為1.5%。在20世紀前三十年，世界制成品貿易增長低于產出增長速度，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此時世界產出和收入增長不成比例地集中在美國。較其他工業國，美國更能自給自足，因而拉低了世界制成品出口增長速度。在重商主義實踐下，美國制造業逐步成熟。19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經美國總統簽署成為法律，大幅提高了關稅。這是美國制造業步入成熟期的最后一次重商主義舉措，引發了其他國家的抵觸和報復。美國政府發現此時再實施高關稅已得不償失。

當英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日漸坍塌，崛起的美國需要建立一個新秩序以服務自身利益。隨著美國轉變為大規模制成品出口國，其制成品易受到英國特惠關稅及其他歧視性貿易安排的影響。美國領導人認識到，如果無法進入海外市場，其逐漸增長的工業效率可能被抵消。曾大力支持自由貿易的英國工業界，則在面對美國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制造商時缺乏自信。對任何試圖改變保護體系和特惠體制的倡議，英國人都抱有深刻的懷疑態度。舊秩序已被撼動，新秩序需要建立。基于國內強大的制造業，美國將以貿易自由化為重點推進新的國際經濟秩序。這一進程大體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30年代中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后。

20世紀30年代，上任后的美國總統羅斯福背離了他早期推崇的經濟民族主義。羅斯福的支持者——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制造商和勞工發現，他們可以從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中獲益。美國領導人和制造業聯手推翻了1930年通過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在制造業的支持下，1934年《互惠貿易法案》（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通過。這一法案授權總統可以不經國會批準，將任何一項美國關稅降低50%。到了1939年，美國已簽署21項貿易協定，削減近千種關稅。美國逐步開放國內市場，以換取龐大海外市場。

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使美國制造業有了很大發展。很多工業訂單集中在重工業產品領域，如機械、卡車、拖拉機、電子設備等。如果沒有外部市場，戰爭驅動的制造業將在戰后面臨需求不足的困境。早在1941年，一項對美國經濟學會的調查表明，80%的學會會員預測戰后會出現經濟蕭條；1945年初的民調顯示，68%的美國民眾相信戰后最重要的問題是失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美國政府將戰后國際經濟秩序的重點放在貿易自由化上。制造業的興起讓美國在世界政治的生產領域具備權力優勢。美國決策者認為，大規模國際資本流動會影響匯率穩定，進而沖擊自由貿易，只有犧牲金融自由化才能保全貿易自由化的秩序。要實現這一目標，美國政府需要克服兩大阻力，一是來自曾是自由貿易旗手的大英帝國，二是來自美國金融集團。

就外部阻力而言，美國需要打破英國帝國特惠制以推動自由貿易。英國政策制定者認識到自由貿易會對帝國經濟體造成毀滅性影響。英國的印度和緬甸事務大臣利奧波德·艾默里（Leopold Amery）宣稱，寧要希特勒的秩序，也不要美國人的自由貿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試圖以經濟援助來實現目標。早在1941年《大西洋憲章》簽署時，美國就嘗試結束英國帝國特惠制，敦促英國取消國際貿易中所有歧視性待遇，削減關稅和貿易壁壘。為獲得美國援助和貸款，英國人對此虛與委蛇，敷衍了事。在1947年的日內瓦會議上，美國代表威廉·克萊頓（William Clayton）獲得很大授權，將美國關稅削減至1945年水平的50%。美國代表團認為如此一來，即便無法完全取消帝國特惠制，至少足以取消特惠制中對美國出口的主要障礙。盡管英國仍固執己見，但談判結果使貿易自由化有了良好開端。美國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家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指出：“就我記憶所及，這是美國市場第一次向歐洲開放。”美國用開放的國內市場，不斷侵蝕英國對殖民地和自治領的貿易特權，推動了一個以貿易自由化為重點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出現。

就內部阻力而言，美國政府需要平衡國內金融集團壓力。支持羅斯福新政的制造商積極支持美國進行跨國資本管制，制造商和金融家利益并不一致。事實上，紐約銀行家以及英格蘭銀行都對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新國際機構表示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國際金融秩序應由私人來構建，而非由政府主導。他們也堅決抵制政府限制資本自由流動。他們甚至以貸款為誘惑積極爭取英國政府，來反對美國代表在布雷頓森林會議的提議。時任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則希望成立新的機構以作為主權政府而非代表私人金融利益的工具，其目標簡而言之就是：將高利貸貸款者驅逐出國際金融的殿堂。美國政府依靠國內制造業集團，將貿易自由化成果不斷推進。摩根索向底特律工業界許諾，如果布雷頓森林協定得以通過，美國汽車工業可獲得一個長期穩定的、每年超過100萬輛汽車出口的市場。工業組織大會相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將為美國工人創造500萬個新增就業崗位。1945年，工業組織大會（代表600多萬工人）、汽車和飛機工人聯合會、美國紡織工人聯合會、美國服裝工人聯合會等主要勞工組織都支持延長1934年《互惠貿易法案》。美國政府聯合步入成熟期的制造業，重塑戰后以貿易自由化為重點的國際經濟秩序。盡管美國參議院否決了國際貿易組織，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成為世界主要貿易組織。這是一個以多邊主義為基礎，貫徹全面或普遍互惠原則的協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極大地降低了貿易壁壘，促進了自由貿易。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經濟秩序是“半開放市場”，即在保證商品自由流動的同時，抑制資本自由流動。1945年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款、1957年的《羅馬條約》以及1961年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資本自由化條款均保護各國管制資本的權力。美國締造的新秩序復興了自由貿易，該秩序允許私人資本為貿易融資或為生產性投資而轉移資金，但其他跨國資金流動則被禁止，這是典型的“金融抑制”。有記者評論，（戰后）貿易擴張的“黃金時代”之所以可能，是因為管理資本流動的制度是如此不自由。

在1955年，時任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的查理·威爾遜（Charlie Wilson）宣稱：對通用汽車好的就是對美國好。在美國制造業成熟時期，這一說法有著積極意義。美國在世界生產領域的權力優勢讓美國積極復興自由貿易秩序。正如此前“曼徹斯特秩序”成為國際秩序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代表貿易自由化的“底特律秩序”開始主導國際經濟秩序。

衰落的美國制造業與新自由主義秩序

吉爾平觀察到，在20世紀70年代，新的保護主義導致了配額、政府補貼等大量非關稅壁壘的形成。20世紀70年代以后，伴隨美國制造業的衰退，戰后以貿易自由化為重點的國際經濟秩序遭受沖擊。而這一時期，美國經歷了一個“去工業化”潮流，逐漸將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產業轉移到海外。美國本土制造業的崗位數量、經濟占比、就業占比持續下滑。與美國制造業衰落相伴相生的是金融業崛起。

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制造業衰落，美國經濟出現了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趨勢。福特汽車原本以制造業起家，而現在該公司的主要收入卻源自給買車者提供貸款。和福特一樣，通用汽車和通用電氣等制造商也紛紛拓展金融業務，使來自金融業的利潤變成公司主要收入來源。隨著制造業的衰落與金融業的崛起，金融利潤占企業總利潤的比重不斷上升。20世紀50年代，美國經濟處于快速發展階段，金融服務業占GDP比重為2.8%；20世紀80年代末，金融部門的利潤增至企業利潤總額的26%；到2001年，金融部門利潤更是達到企業總利潤的46%；2000年后直至金融危機前，美國金融業利潤均值占企業總利潤的32%。

如果說制造業依賴于美國實體經濟和本土繁榮，那么金融業則更重視虛擬經濟與海外市場。制造業衰落時期的美國企業更重視股票市場漲跌而非企業投資。美國大公司獲得了豐厚利潤，但僅將一小部分利潤用于國內投資，而將41%的利潤用于發放股息，53%的利潤用于回購公司股票。美國企業將關注重點放在海外，“無廠模式”日益盛行。有評論指出，美國逐漸失去了制造業。華爾街將工作外包，偏愛短期解決方案。在離岸外包方面，美國金融業已變成最具侵略性的產業。

和英國在19世紀末經歷“去工業化”潮流一樣，伴隨制造業衰落，美國國內開始了新一輪政治經濟調整，即旨在推進自由化、私有化并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義運動”。在國際層面，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與之對應，積極推進金融自由化。衰落的制造業和崛起的金融業改變了美國國家利益。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是一家大型對沖基金，注冊資金僅23億美元，卻擁有約900億美元資產。在1998年破產之際，美國政府籌集35億美元對其進行救助。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政府也斥巨資拯救陷入困境的金融業，積極扮演“最后貸款人”角色。相關舉措并非旨在提供國際公共品，而是基于金融自由化及穩定的金融秩序和其國家利益密切相關的考慮。

從國內層面看，隨著制造業衰落，美國工人陷入困境。與此同時，他們也逐漸依附于證券市場，其養老金、醫療保險甚至工資日益與金融業聯系在一起。金融市場的動蕩不可避免給普通民眾經濟生活帶來消極影響。推進金融自由化與穩定金融秩序不僅可以服務資本集團，在去工業化背景下，美國勞工也日益和金融自由化利益逐漸綁定。

從國際層面看，在制造業衰落之際，推進金融自由化讓美國既獲得了財富，也提升了權力。首先，金融自由化有利于美國在面臨貿易逆差時從海外獲得資金。1971年，美國進口大于出口，自八十多年來首次出現貿易赤字，成為制造業衰落的預兆。美國決策者認識到，他們可以利用開放的、自由的國際金融體系，鼓勵外國人為不斷增長的經常賬戶和財政赤字融資。金融自由化被用以彌補制造業衰落帶來的困難。英國政治經濟學家彼得·高恩（Peter Gowan）指出，美國越來越依賴金融市場，從世界各地吸引巨額資金填補低儲蓄造成的空缺，使經濟繼續繁榮。如果這些資金終止或者回流，美國經濟結構的脆弱性將暴露無遺，由此會帶來災難性后果。

其次，金融自由化有利于美國獲得新的權力杠桿。“資本自由流動”是“新自由主義”秩序的一項核心政策。國際貨幣和金融存在“三元悖論”（impossible trinity），即流動資本、固定匯率以及自主的貨幣政策不能同時實現，最多只能在三項政策目標里選擇兩項。不同國家在面臨“三元悖論”時，可作出的選擇存在很大差異。而憑借市場體量與金融優勢，美國在“三元悖論”中甚至能三者兼得，更好地維護金融安全。美國擁有龐大的金融資產，華爾街金融人才儲備充足，金融部門管理技能嫻熟。金融自由化不僅為美國帶來豐厚的利益，還為美國左右他國政治經濟打開了方便之門。即使金融自由化存在風險，作為世界最強大的金融帝國，美國抗風險能力也遠遠強于不發達國家，各方承擔的風險與收益并不對稱。因此，在制造業衰退之際，生產權力和金融權力此消彼長，金融自由化提升了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結構性權力。

伴隨制造業衰退，美國從以貿易自由化為重點的國際秩序中撤退，其立場轉變為積極推進金融自由化。1966年到1986年間，工業國家非關稅壁壘逐漸上升，美國從36.4%上升到45%；歐洲從20.8%上升到54.1%；日本從31.4%上升到43.5%。新的保護主義模式開始出現，各國不斷提升貿易的技術和環境標準，用雙邊談判代替多邊談判。如果說1934年的貿易法案強調“自由貿易”與“互惠貿易”，制造業陷入衰退的美國則從自由貿易轉向“公平貿易”。時任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在1985年公布貿易新戰略，日益強調“公平貿易”。在1986年簽署的美日半導體協議中，美國甚至迫使日本政府承諾五年內實現幫助美國半導體占據20%日本市場份額的目標。從1993年開始，美國積極和日本磋商，更是旗幟鮮明地提出結果導向的貿易（results-oriented）、有管理的貿易（managed trade），要求美國產品占有日本市場份額。制造業陷入衰退的美國根據變化的國家利益，成為國際秩序的修訂者。

與此同時，美國積極將金融自由化納入“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財政部長喬治·舒爾茨（George Schultz）強烈建議放松國際金融管制。管制具有網絡效應，沒有美國協作和參與，其他國家的資本管制就難以實現。1972年，歐洲和日本建議與美國一起重新加強資本管制，但這一提議遭到美國拒絕。相反，美國強調支持金融自由化。1973年3月，針對美元投機風潮，十國集團召開緊急會議，引入了浮動匯率制。走向更為市場化的浮動匯率是美國放松金融管制的必然結果。1974年，美國政府對資本的管制全部解除；1979年，英國也隨之解除了延續40余年的資本管制，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紛紛追隨。金融自由化遂成為世界潮流，成為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重要內容。由于美國不再參與對資本跨國流動的管制，其他國家的資本管制變得越來越無效。

美國隨即將金融自由化推廣到拉美、亞洲以及蘇聯、東歐。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致力于說服東亞和東南亞結束對資本項目的控制，打開亞洲金融市場。國際組織成為美國推動金融自由化的重要推手。世界貿易組織在1997年12月達成有關全球金融服務自由化的協定。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更是不遺余力地推動受到沖擊的各國對國際金融開放大門。時任俄羅斯央行行長的謝爾蓋·杜比寧（Sergei Dubinin）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堅持讓我們打開資本賬戶。當我們照做了，基金組織的官員又說開放必須是全面的、自由的、沒有限制的。”

隨著新自由主義秩序的推進，美國從金融自由化為重點的秩序中獲益頗豐，包括收購海外資產，獲得外逃資金等。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在實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調整方案以后，第三世界國家企業紛紛倒閉，讓美國金融公司并購海外企業的機會增加了三分之一。有一半的倒閉企業被美國金融公司所收購，剩下一半由與美國有著廣泛業務聯系的歐洲金融公司收購。此外，在危機期間，美國獲得大量的資金流入。在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中，拉美國家資金大量流出。阿根廷流出153億美元，墨西哥流出327億美元，委內瑞拉流出108億美元，而美國則成為直接受益者。這些資金流入英美金融市場，增強了英美資金流動性，降低了利率，給英美金融市場帶來良好影響。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海外投資者涌向美國，紛紛購買美國國債，使得美國政府借款成本進一步降低。隨著制造業走向衰落，美國逐漸改變了戰后國際經濟秩序的重點。冠之以“自由國際秩序”之名的國際經濟秩序，其重點已從貿易自由化日趨轉變為金融自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經常被人掛在嘴邊的口號是：對通用汽車有利的，就是對美國有利。隨著美國制造業衰落，這個說法變成了：對華爾街有利的，就是對美國有利。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從“底特律秩序”變成了“華爾街秩序”。

結語與討論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經濟秩序也在調整演進。筆者從大國制造業興衰探尋國際經濟秩序變遷的驅動力。隨著制造業步入成長、成熟再到衰落的不同階段，歷史上的英美兩國推動國際經濟秩序經歷以重商主義、貿易自由化與金融自由化為重點的周期性演進。我們從秩序演進的歷史脈絡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首先，制造業衰落使美國成為沖擊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策源地。大國制造業興衰重塑國家利益，進而影響國際經濟秩序。衰落的制造業讓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結構性權力從生產轉向金融，其國家利益隨之改變，對現行秩序的態度也相應轉變。隨著制造業衰落，美國政府和學界所宣稱的維護“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變成其在世界政治中對抗他國的托詞。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美國以一己之力阻止其核心機制運行，不斷削弱既有自由貿易與多邊主義核心價值。歷史上的美國曾是重商主義秩序的擁護者，也是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推動者，其態度變化和本土制造業在世界政治中的興衰密不可分。和歷史上的英國類似，衰落的制造業讓美國轉變為推進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并沖擊現行國際秩序的最大消極力量。在可預見的未來，如制造業無法擺脫困境，美國很可能成為持續沖擊現有國際經濟秩序，尤其是沖擊貿易自由化秩序的策源地。

其次，在新自由主義秩序下，固守金融自由化教條的美國制造業復興前景黯淡。當前美國對國際經濟秩序的消極態度是有選擇性的。制造業的衰落與金融業的崛起讓美國在削弱貿易自由化秩序的同時，積極構建金融自由化秩序。從2016年開始，美國政府將“重振制造業”作為重要戰略，并提出“制造業回流”的口號。2022年，美國總統約瑟夫·拜登（Joseph Biden）簽署《2022芯片與科學法案》，試圖強化芯片制造能力。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美國政府甚至不惜濫用國家權力，將科技和經貿問題政治化、武器化，試圖人為推動產業轉移、脫鉤斷鏈，破壞國際貿易規則，割裂全球市場。為推進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美國曾積極推動乃至脅迫他國開放金融市場，從中獲得豐厚回報。而今金融自由化秩序卻對美國制造業復興構成嚴重障礙。隨著金融自由化推進，一百年前的英國和當前的美國都面臨著同一問題，即可以“用腳投票”的流動資本削弱了國家自主性。跨國流動資本更重視短期利益，忽視生產性投資、漠視民眾生活改善、罔顧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制造業短期利潤低、見效慢，因而推動制造業發展需要長遠計劃和長期努力。在以金融自由化為重點的國際秩序下，美國制造業復興面臨暗淡前景。不僅如此，新自由主義秩序也讓廣大發展中國家遭受很大沖擊，尤其是頻繁遭遇金融危機。在新自由主義秩序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國年均遭遇金融危機的國家超過十個。從1980年起，有三分之二的成員國都經歷過嚴重的金融危機，有些國家甚至經歷了不止一次。隨著制造業衰落，美國蓄意削弱貿易自由化而強化金融自由化，這一秩序調整對其自身制造業和世界繁榮都構成了負面影響。

最后，依托制造業優勢地位，以貿易自由化為重點，中國正在成為維護國際經濟秩序的建設性力量。一百多年前的英國，在制造業衰落之際重回保護主義；而在同一時期，制造業走向成熟的美國則成為貿易自由化秩序的推動者和維護者。隨著世界制造中心轉移，中國制造業日益走向成熟。2023年，中國制造業規模連續13年居全球第一；同時，中國具備完整的工業體系，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目錄中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中國制造不斷升級，在世界政治經濟中逐漸占據技術與產業高地。依托制造業優勢地位，中國能更好承擔大國責任，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依托制造業優勢地位，中國積極向世界開放市場，提升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并旗幟鮮明反對保護主義，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2014年，習近平主席指出：“世界貿易擴大了，各國都受益。世界市場縮小了，對各國都沒有好處。我們要繼續做全球自由貿易的旗手，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構建互利共贏的全球價值鏈，培育全球大市場。”以貿易自由化為重點，中國對國際秩序的維護不僅符合國家利益，也讓廣大發展中國家受益。當前，中國穩居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和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地位，成為多個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當發展中國家對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出口停滯不前，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面臨萎縮時，對中國的出口卻增加了。這源于中國技術與產業升級，中國所需中間制成品隨之升級，帶動了各國制造業升級，讓廣大發展中國家搭乘中國發展的順風車。

以貿易自由化為重心，維護國際秩序，這是中國和世界各國，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的利益交匯點。中國和世界各國一道努力捍衛國際秩序和多邊主義。中國積極維護的國際經濟秩序不是“曼徹斯特秩序”，也不是“底特律秩序”，而是真正體現普惠平衡、協調包容、合作共贏、共同繁榮的國際經濟秩序。

文章來源：《學術前沿》雜志2024年第9期（注釋從略）

原文責編：李思琪

原文美編：梁麗琛

新媒體責編：梁麗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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