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大旅行家徐霞客，多數人往往只記住了他的“光鮮”，而不曉得他身后事的悲催：他去世后僅僅4年，徐氏家族就發生了滅門慘劇，幾乎全家都被家仆屠戮殆盡，這是當時震驚江浙的大事件——“徐家滅門案”。

關于這起明末江南著名的“惡性事件”，史料大體是這么記載的：順治二年（1645）乙酉七月，清兵入江陰彈壓，徐家趁亂也發生“奴變”，也就是家仆起來造反叛變，磨刀霍霍，肆意殺戮主人家，“徐氏闔門遭難”，場面非常殘酷血腥。具體細節早就無從追述了，我們只知道這樣一個悲慘結局：經過這場禍難，徐家幾乎全家覆沒，長子徐屺、侄子徐亮工一家5口、徐亮采一家16口全部慘遭屠戮，多數家眷隨著“晴山堂”大宅葬身火海，連尸骨都化成了灰，是真正的滅頂之災。據說，只有寥寥三四人得以僥幸存活下來，這其中就有徐霞客流落在外的最小兒子。他后來改姓為李，單名一個寄字，隱姓埋名，僻居山野，從未結婚，教書兼職過了一生。去年大火的古裝劇《繁城之下》，其故事原型則正是這場“江浙奴變”案。

最令世人痛惜的是，在這起由家仆而起的家難中，《徐霞客游記》“亦遭浩劫”。徐霞客去世前，凝聚他畢生心血的《徐霞客游記》還只是一堆堆草稿，并沒有寫完，更未正式刊刻出版。徐霞客臨終前，一再囑咐塾師季孟良幫他整理完成，可工作尚在進行中時，就碰上了這出家難，書稿大量散佚，永遠消失于火場之中。這也是為什么現在市面上流行的《徐霞客游記》，會有好幾個版本，相互之間差異還挺大的原因。別看《徐霞客游記》篇幅很大，足足60多萬字，實際現有存量只是原稿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說，真正的徐霞客游記全本，理應是目前的6倍。

話說“徐家滅門案”發生40年后，江蘇宜興有位名叫史夏隆的讀書人，乃崇禎16年進士，是徐霞客的超級粉絲，他曾尋訪《徐霞客游記》20年，又抄寫整理20年，然后想把書送給徐霞客后人保存，怎奈“淪亡凋落不可問”，怎么都找不到了。由此可知，徐家即便不至于“絕后”，也已經沒有后人留在江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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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總是充滿謎團。明末的這起江陰“徐家滅門案”，也是一樣留下很多疑團的。多數人乍聽如此觸目驚心、喪心病狂的離奇案件，大概第一時間都會想：當時到底發生了什么，會讓相處多年的家仆們下此毒手，非得把主人全家斬草除根？這里面，又是否可能存在“反轉”：徐霞客作為光鮮體面的“游圣”，難道背地里是個人面獸心，對仆人們太過刻毒，從而導致可怕的報復？

至少從已知材料上看，顯然不存在這樣的“驚天大反轉”。我們可以知道的信息是，徐霞客雖然只是一介書生，但為人是很不錯的，并不摳摳搜搜，也絕非口腹蜜劍的小人，不夸張地說，堪稱君子人格。雖說日后“徐學”成為顯學，自有大量“研究者”給他貼金，但涉及到徐霞客為人評價部分，我自己的閱讀感覺也差不多，沒有多少夸張。竺可楨曾送他16個字“孝于其母，重于其友，寬厚待人，嚴謹操守”，另有研究者說他是“匡扶正義、嫉惡如仇的硬漢”，鄙以為大抵都是符合實情的。雖說湖南遇劫匪那一次，他也表現頗慫，跟著大家跪地求饒，但這個不能怪他。對方人多勢眾刀械在手，奮起反抗不過就是送人頭，逞一時匹夫之勇沒必要。

總體來說，徐霞客這個人，確實是不討人厭的，比較好相處。同時期三大“瘋批”級旅行家里，袁小修有“名士氣”，到哪都端著，王士性則不免“官僚氣”，屬于老干部公費旅游，吃不了一點苦；而徐霞客文化水平比前輩們低，功名也沒有，耍酷是不愿也不能，性質絕對最接近我等普通人窮游（這一點不用扛，多數時候人家是真窮，明末地方險象環生，他有錢也不可能帶很多錢財上路，斷糧、露宿、偷摘人家果子啥的窘境不少，時常要化身荒野求生的貝爺）。他尤喜歡遠游，性情豪爽開朗，在當時是不折不扣的冒險家，也罕見地不樂仕進，對錢財權勢看得很淡，生平朋友遍天下，從朝廷官員到地方士紳，自賢士豪杰至山野牧樵，都不乏知交，可謂來者不拒，有交無類，從不看人出身。從游記里邊，我們也能比較真切地感受到，徐霞客沒什么架子，偶爾不得已才用點小手段威嚇而已，可以理解。我感覺他性情作派頗像李白，只不過沒人家有錢。

徐霞客家庭出身不錯，生在一個江南富戶沒落家庭，但其母還獨立經營一個中等規模的紡織廠，相當于現在小縣城里頭的中產階層子弟（有點類似現在的張蘭與汪小菲），雖說愛玩，不是很上進，但并不紈绔，且是很重情義之人。不妨看他如何對待落難的友人的：當年他出去遠行時，有個游伴名為靜聞，是個出家人。靜聞的目的地是雞足山，意在抄錄那里的經文，遂與徐霞客結伴而行。可是，當他們一塊徒步到湘江一帶時，不幸遇到了盜賊，靜聞由于受傷落水，不幸病逝，臨終前留下唯一的心愿囑托，是如果此身到不了雞足山，也希望有義士能將其骨灰攜往。徐霞客聞言泣下，隨后安排他的身后事，然后真的背負他的骨灰，一路爬山涉水，終至雞足山，親手將其骸骨安葬，且寫下感天動地的悼詩。這樣的人，當然不是那種刻薄寡恩的小人，而是可以托付生死的俠膽義膽。金庸如果寫徐霞客，一定會把他寫成王重陽一類大師奇俠的。

從已有材料上看，徐霞客對待底下的“下人們”、仆人們，也絕對不至于苛刻。關于“家奴”背叛，徐霞客生前就親身經歷過，并且處理得很是漂亮！《徐霞客游記》詳細記錄過這起意外的家仆背叛事件：當他終于走到雞足山，以為可以稍歇時，一路隨行的仆人顧行，居然動了歪心思，狠狠背刺了主人徐霞客。在這個檔口，他不但自己偷偷溜走（不想再跟著翻山渡水受苦了），還置徐霞客生命安危于不顧，將所有銀錢都偷走了。這個做法，在明代是大逆不道的死罪，因為如此一來，不僅可能會讓徐霞客衣食無著橫死于外，從而犯下謀害之罪，而且依當時律法論，家仆屬于主人私有，是不能不辭而別的，不然也是死罪。

這等于說，這是罪上加罪，罪無可逭，斷難逃生。可徐霞客怎么回應的呢？當他驟然聽聞此消息時，心情也是異常低落，但當本地僧人要幫他追回“惡仆”時，徐霞客卻馬上冷靜下來勸阻住了，說人家也有難處，讓其自行返鄉好了。對于如此一般人斷難饒恕的背叛，他選擇了原諒。雖然很快，他就在麗江重病纏身，連雙腳都不能著地，是納西族土司派人抬回老家，并且不久就溘然長逝的。

他的這種大度，這種不為己甚的善良克制，在劣紳橫行的明代，是罕見的。也可見徐霞客這個人，是真正的雅量高致，比同時“前輩”董其昌們，不知精神高尚上多少倍。當然，徐霞客的仁恕之心，日后也得到了好報：當徐霞客含恨而終，《徐霞客游記》由于散失嚴重，整理者無從措手時，正是這位臨陣脫逃的家仆顧行，主動上門協助，慢慢回憶起大量共游細節，從而讓脫漏記錄得以貫串。可以說，后世讀者能相對完整地看到一部《徐霞客游記》，理應深深感謝這位曾經的“賣主”家仆，稍加致敬這部偉大經典的“幕后英雄”。這樣“反轉”的歷史故事，也是能見人性的微妙之處的，同樣值得我們仔細琢磨，不斷玩味。所謂“歷史”，無非是一個個人性的具象化。以“人”的角度看，歷史學就是人性學。

如果真要挑刺，說些徐霞客的缺點，我以為那可能有二：一是好名。徐霞客落拓不羈，終生夢想，不過就是“仗劍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華”，不在乎科舉，更想過當官，可終究還是個讀書人，“萬事可忘,難忘者名心一段”，還是有靠游記文章博名留名的渴望，所以平素就很刻意結交黃道周、陳繼儒、錢謙益這些名士大佬，冀望他們為之稱揚；二是不負責任。作為一家之主，他似乎只為自己而活，為消磨個人興趣愛好，一直都沒怎么照顧家人，更是從沒想著去掙錢，大半生都只顧自己玩去了，很難說是靠譜的“居家好男人”。而且，更為過分的是，當他晚年時分，在家族生意遭到重創，實際已無積蓄再供他浪擲時，他仍然不顧一切直接抵押田產，借錢出游。如果大明流行網貸，我想老徐還是會毫不猶豫提取一空的。這樣的人，說不清是對錢沒啥概念，還是本性放浪不羈，抑或就直接是“自私的基因”在永恒左右？

如此男人，放在歷史上固然是豪杰，在后世讀者眼中也堪稱“爽文男主”，可在他家人、在周圍鄰居們的心目中，是否可能是個談及就大搖其頭的“敗家仔”呢？對此，我是有問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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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徐家“滅門慘案”的發生，追究其根源，可能真的和徐家人為人如何關系不大。之所以會發生，最可能與彼時江浙地區的形勢與氛圍有關。最關鍵的證據就是，那時前后，江南并非只有徐家罹此災難，而是“遍地開花”性的。而這，就是歷史上駭人聽聞的“明季奴變”事件：當明末禍亂交興之際，江浙貴家富戶家仆們紛紛起來背叛，甚至于慘無人道地滅掉主人全家。

這里，會生出另一個疑問：奴變為何會大規模發生，又何以只出現在江南？為此，民國以來，梁啟超謝國楨們都有過詳細的研究。答案歸綜如下：明代兩浙，最為富庶，但苛捐雜稅也很嚴重，很多貧民、平民乃至富戶，都喜歡“投靠”在官宦人家或者富貴之家，從而謀得飯碗、避開賦稅——蘇州何以會流傳“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賣身華府為奴的怪異傳說，原因就在于此。所以，明代地方士紳家庭，尤其是在江南，往往家奴數百，且經常性發生“豪奴欺主”或招搖撞騙的丑事。

只因為，江浙“家奴”與北方等地靠雇傭不同，多為名義上的“投靠”，本身就帶有互相利用、欺上瞞下的圈套性質，難說有多少忠誠度，一旦主人家勢力單薄，就容易控制不住，從而橫生枝節。明代有不少名人，都是讓族人聯合家仆勒索訛詐，搞得很狼狽的，乃至“凈身出戶”的。一代大儒顧炎武就是著名受害者，被迫離家出走，寧愿跑到陜北墾荒，也終身不敢回故鄉昆山。顧大師敢以一己之力對抗朝廷，偏偏就畏懼惡仆，可見身邊人狠毒起來，可怕程度還會強過“利維坦”。

當清兵南下，江陰城破，江南富家凄凄惶惶不知所措之際，正是“家奴”們趁亂下手的絕佳時機。比較有良心有底線的家奴，還只是無償索要賣身契，徹底脫離依附性質；更多的家仆，是徹底喪失人倫禮法觀念，借機作惡多端，徹底釋放人性之惡，殺人放火，劫掠一空。遇到這種以下犯上之事，主人家勢必會抗擊，可仆人一旦接手了也必然會行兇，而一旦動刀殺了人，一不做二不休，則必將會選擇全家滅口，如此就可以死無對證，逃避追責，搪塞輿論。更為可怖的是，這樣的事情，猶如潘多拉之盒打開，天然會有巨大的仿效效應，李家家奴如此得手，對面王家自然會有樣學樣，一時間，兩浙“奴變”惡性案件此起彼伏，再難壓制了。

當時的江浙奴變，據說以太倉一帶最為嚴重，也最令人毛骨悚然。當地家仆幾乎全部聚在一起了，一呼百應，紛紛前往主人家討要賣身契，一言不合就“舉火焚屋”，就“老拳惡聲相加”，就磨刀霍霍砍過去。據親歷者描述，此時的太倉乃至整個江浙，從城市到鄉鎮再到鄉村，幾乎到處都有家奴們聚集，鼓噪而行，殺劫焚掠，如宰牛羊，“反掌間耳”。另一個明末大名士呂留良，即便家在浙江石門這樣的僻鄉，也一樣沒逃過“奴變”之難。他的二伯父、堂兄，都曾讓家仆綁架勒索，托關系找了本地熟人縣令出面，照樣沒啥辦法，還為此與縣令失和。最終是呂留良父親想到一個計謀，方得大體解套的。

此類再具體細節，諸位可以自行翻書，我這里不方便也不忍轉述。正如魯迅老哥說的，每當讀到那些文字，“我就會汗毛倒豎”，實在是難以消解的可怕。真正的“平庸之惡”，可不僅僅只是沉默，漢娜阿倫特們沒看過中國史，對人性“底線”的想象力很貧乏也很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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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風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瀾之間”,明季奴變，當然也是事出有因。甚至推敲起來，多數罹難的豪家、富翁、闊人，只怕都是罪有應得。

因為明代江南，地方上的土豪劣紳史上最多，他們平日對鄉民、對仆人都很刻毒，仇恨的種子可說早已埋下，只等待時機生根發芽從而爆發而已。早前，海派大師董其昌一家魚肉鄉里，激起民憤，連豪宅都被燒掉，差點老命不保，是最出名的例子。只是說，根據當時人留下的“第一手記錄”表明，同樣也有很多滅門慘案，受害者是很無辜的，至少是“不該承受之重”。這類案件，并非由于主人平日待仆苛刻所激，而是純粹的人性之惡。用楊絳的疑問來說，他們到底是“披著狼皮的羊”還是“披著狼皮的羊”，誰也說不清楚，她親身經歷過領教過，只是心有余悸。

因為現場動手砍人上癮的家仆，不少在此之前，幾乎都表現得老實忠厚，且都跟主人家并無過節，甚至關系和睦，是“最相得、最受恩者”。那時，也突然從羊變而為狼，“此時各易面孔為虎狼”，濫殺無辜。比如前述顧炎武，家仆陸恩在顧家服侍已經三代人，主仆間并無齟齬，可陸恩就是趁亂生出歹心，非要置主人家于死地不可的。圖窮匕首見，日久知人心，亂世之中的人性，是尤其經不起考驗的。所以聰明人見有亂起征兆，往往率家避居深山。

從現有材料看，江陰徐家，也確實是個“積善之家”，不是什么為非作歹魚肉鄉里的“罪惡之家”。無論徐霞客本人，還是他常年主持家政的母親王氏，抑或是其子徐屺，都是比較和易之人，未見有他們對仆兇惡的只言片語的記錄可尋。比如天啟四年，江南大災，糧價暴漲，災民遍野，正是徐母命令徐霞客散糧賑災、捐資救苦，此類種種義舉都讓徐家在當地頗得人心。按我理解，乙酉七月突如其來的這起滅門案，確實屬于飛來橫禍，是亂世中池魚堂燕無法自保的悲哀。

如今可查的徐家唯一“丑聞”，大概就是徐霞客曾使婢女懷孕，而后似乎為了掩蓋什么，疑似以“有傷風化”罪名將其母子逐出另嫁——日后該婢所生之子就是李寄。只不過此事也有費解之處：李寄成人后，努力溝通了幾十年，想認祖歸宗，但徐家孑遺就是不同意；而李寄又從未怨恨過生父徐霞客，一生崇拜乃父，幾乎用盡一生去整理《徐霞客游記》這部奇書。直到康熙三十年，他終于整理父書完畢，使“已毀之玉復出昆山”，生命走到終點時分，傳說中的徐家“正宗”后人還是不愿承認他，拒他于族譜之外。徐霞客是抱恨終天，那個最酷肖他的兒子也是飲恨而終。

如此說來，這又是一起別樣的“家庭悲劇”。而且仔細體味，可能還是更深痛，更能讓人共情的。當杜甫一個人徘徊于陜西奉先鄉間小路，欲說還休自己的悲傷時，它帶出來的哀感，是會重于整個唐朝滅亡的。

2024.6.11，晚于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