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
2024年8月12日，河南漯河市郾城區人民法院通報王佳佳法官依法辦案慘遭殺害的情況，最高人民法院張軍院長對親屬表達深切慰問，表示沉痛哀悼。通報發出前看到網傳消息，在痛惜和驚訝中感覺消息一定屬實的同時，不自覺有另一個想法，網絡上一定會出現這樣一群人：懷疑法官辦案不公才遭報復或指責法官。
法官被案件當事人殺害，這不是第一例。從較早的蔣慶、馬彩云，到近期的周春梅、王佳佳，法官并未枉法裁判、徇私舞弊，殺害蔣慶的兇手反倒是她無私幫教了十多年的曾經的未成年被告人，周春梅則是拒絕說情，可悲劇依然無可避免的發生了。但令人不得其解的是，除法院官網的評論區跟帖大多比較理性外，其他類媒體評論區中主觀斷言法官因裁判不公導致血案發生、法官自身難辭其咎的為數并不少，包括本身就是呼吁理性看待法官被害、法官辦案的評論文章，其跟帖依然如此，有的甚至與作者的倡導完全背道而馳。
如果說人民法院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人民法官自然就是堅守在這道防線前沿、又退無可退的戰士。如大家所知，法官不能拒絕裁判。通俗說，裁判就是評價他人是非。從人性的角度，說人是，皆大歡喜；定人非，滿腹幽怨。所以，莫論他人是非成了一條大家為人處世的“法則”。而法官要面對的當事人，恰恰是利益沖突乃至截然相反的雙方或多方當事人。多數情況下，此是彼即非。無論是從辯證還是邏輯的角度，還是現實的情形，只要作出裁判，法官就必須對當事人的法律行為作出是或非的評價，并且是公開的、書面的。收到裁判文書，勝訴者滿心歡喜之際，頗覺法官英明無雙，包龍圖在世；敗訴者憤憤不平之余，頓感法官糊涂至極，葫蘆僧亂判葫蘆案。特別是敗訴一方，法院發送、告知的訴訟須知、證據規則、裁判文書、法律釋明，以及開庭審理，似乎統通都是為他敗訴所做的鋪墊。敗訴的原因說千到萬，只有一個：法官不公。
敗訴定是法官不公？此觀念從何而來？法學家、社會學家的一本專著也未必一一分析到位。但個人認為需要思考兩個簡單的問題，一是全體公民，乃至法律職業人士的法治信仰問題；一是法治在國家、社會治理中發揮的作用效能問題。此前一段，政法系統的干警通過網絡實名舉報的方式反映自己或親屬合法權益受侵犯被廣泛關注，其中一名中級法院的副院長更是引人注目。當事人殺害法官、法官網絡實名舉報，看似不關聯的事件，卻透出了這樣一個信息：司法并不權威。
司法權威不權威，與社會對法官群體的評價緊密相連。時至今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已經建立并不斷推進和完善。人民法院作為審判機關，人民法官作為審判人員，在法治建設進程中擔負著十分重要的職能和角色。當法官被殺害，當法官被殺害時不少社會公眾對法官發出質疑乃至叫好的聲音，意味著社會公眾對法官群體的質疑、對司法權威的質疑，尤其在個案中法官并未出現裁判不公的情形下，還依然有人對官方通報不屑一顧，頑強的自說自話。
法官群體自嘲，法官是司法民工，是弱勢群體。實實在在說，這只能停留在自嘲的層面。普通公眾的眼中，法官是領導，是干部，是坐在高大的審判臺、手握生殺大權的“官員”。包括法官之外的其他公務員群體，對法官的裁判權同樣“心存敬畏”。認知差距如此之大的情況下，即便法官為維護公平正義付出生命的代價，社會公眾對法官的評價走向極端貶損無可置疑的成為必然。聯想到或許關聯并不緊密、也或許不怎么恰當的歷史事件，譚嗣同走向菜市口。畢竟，今日網上，隨時可見：官員貪污受賄，殺；醫生收紅包，殺；教師校外補課，殺；學者言論不當，殺......當這類聲音充斥網絡時，不但要思考網絡不是法外之地，還要著眼：法治建設，任重道遠。（劉振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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