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醫生又來親量血壓，說不高，低壓才七十，她真是親切負責。
久不得家信，不知老母安否？現在還關心我的人，就算她老人家了。

田漢的這兩句話，寫于1968年3月25日，這也是目前所發現的，他留給這個世界最后的一則日記。

彼時的田漢，已然是個年過七旬的老人，本身患有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再加上遭受著精神與肉體上的不斷折磨，盡管已經被送進301醫院，但針對他的審問并未停止，后來在他的病歷中，有發現相關的調查記錄。

1968年12月，北京凜冽的寒風中，田漢的生命走到了盡頭。

從他住院到去世，他已經不叫“田漢”了，他不再擁有自己的名字，他被叫做“李伍”。

以“李伍”之名火化的骨灰無人認領，最終下落不明。

1971年，田漢生前仍心心念念的老母親，也已過了百歲高齡，老人家再也沒有辦法等到兒子，于遺憾中逝世。

1975年，田漢的親屬們被“專案組”召集到一起，他們這才得知田漢已死：“死于1968年12月10日，定為叛徒，永遠開除黨籍，沒收一切書籍材料。”

已經封閉了快10年的田漢的書房、臥室再次被打開，他的藏書、字畫、書信、照片等，部分當場燒毀，部分帶走調查，沒有剩下的。

1979年，田漢恢復名譽，他家里卻已拿不出照片來供追悼會使用，最終只能通過報社的資料庫，找了一張作為遺像。

田漢的骨灰盒里沒有骨灰，放的是他的筆、帽子、印章，以及一頁《義勇軍進行曲》樂譜與一本《關漢卿》劇本。

田漢，是個很獨特的人。

確切點說，田漢是個很獨特的文人。

而事實上，田漢差點就不是一個文人而是武將。

因為他在18歲留學日本的時候，最先選擇的其實是海軍專業，“五四運動”之后他才轉行搞文學，以便更直接地喚醒民眾，他曾以《潛水艇的構造》為講題在會議上發表專業演講，為對付日軍“長門號”而寫《最近來滬的敵艦長門》，為毀傷日軍“出云艦”而寫《如何毀滅出云艦》，列舉敵艦詳細參數并分析其弱點所在等。

二十年之前，曾有這么一篇采訪稿《我的爺爺田漢》，里邊有這么一句話，對田漢的總結還是很貼切的：“一生不懂政治，有追求，有信仰，但胸無城府、口無遮攔。”

性格如火，凡事認真，不說假話，嫉惡如仇。

自三十年代起，田漢就喜歡別人叫他“田老大”而不是“田先生”，這個多少顯得有些“另類”的稱謂，恰如其分地顯出了田漢的真性情。

他的一生待人以誠，喜交朋友，因而不管是什么黨派，不管是廟堂文人還是江湖藝人，三教九流之中都有他的朋友。

所以，田漢身上不僅有很濃的文人氣，也有很深的江湖氣，用他年輕時候寫給郭沫若信中的一句話來說：“我最愛的是真摯的人，我深信‘一誠可以救萬惡’這句話，有絕對的真理。”

而最為難能可貴的，是田漢終其一生，都沒讓時光帶走他這早年的性情，他始終都是一個坦率的性情中人。

就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田漢覺得郭沫若已經與以往大不相同，他覺得郭若沫自打身居高位之后，就沒了昔日的狂放與浪漫，也不能再緊貼民眾，曾經極其鮮明的個人色彩也不斷在各種演講之中被湮沒，因而田漢有一次給郭沫若寫信時，還特意引了一句“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借此諷刺郭沫若有官氣，他也曾因這事被陳家康批評過。

或許在很多人看來，田漢這是缺乏深沉與穩重的，可也恰恰是因為這樣的性情本色，才能使得他的思想不會衰老，才能使得他不斷地找到藝術感覺，從而還能為后人留下《關漢卿》、《謝瑤環》、《白蛇傳》這樣的名作。

顯然，田漢這樣的性格是不善于做行政工作的，但沒辦法，能力與才華就擺在那里，他不做誰能做？所以自建國之后，他就一直擔任中國文聯戲劇家協會主席，一直到被打倒。

出于對藝術的熱愛，他曾連續給周揚寫了十來封信，都是談戲曲改革的事情，他主張對古典戲曲采取“保護主義”與“慎重而明智”的改革方針，拒絕將古典戲曲一概抹殺，因此周揚不得不趕緊找人勸他：“田老大，快打住！”

田漢的這種堅持，事實上也是后來引發悲劇的主要根源，因為就在1964年前后，江青就曾兩次找過田漢談話，但都是不歡而散。

因而，也如田漢的兒子田申所說：“我父親這個人，成在太重情，敗也在太重情。”

對人重情，對藝術重情，而又擔任著文化領導要職，這或許就已注定了，他是個悲劇人物。

田漢九歲喪父，是他的母親靠著縫洗衣服、采茶，才將他撫養成人。

在家中，田漢是長子，最是聰明懂事，也是最得母親的器重與疼愛，而他對母親的孝順，在整個文藝界也是出了名的。

自打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租房起，田漢前前后后搬家就有數次，1935年田漢于上海被捕，后被解送南京；抗戰爆發后，田漢于武漢、長沙、桂林、重慶、貴陽等地輾轉；1948年，田漢與夫人安娥奔赴解放區，后隨軍進入北平，先后在北京飯店、戲劇改進局宿舍、文化部宿舍等地居住，直到搬進了細管胡同9號，這才算是安了家。

田漢的前大半生，可說是顛沛流離，但不管是怎樣的境遇，他始終都惦記著家人，尤其是母親。

田漢為人慷慨朋友多，而田漢的母親喜愛熱鬧，所以田漢平日喜歡叫朋友來家中做客，文藝界的許多人也都在田家住過，如三十年代藍萍在上海參加戲劇電影活動時，就曾在田家住了一個多月。

曹聚仁也曾“吐槽”過，說“田老大”請客是件“很可怕”的事，因為他一招呼就是一大群人，也不管家里坐不坐得下，也不管準備的飯菜夠不夠吃，反正就是要聚，有時候人太多，小小客廳里早已是“人才擠擠”，有些人只能坐在寫字桌上，但大家都是樂此不疲。

田漢這樣的習慣，一直持續到了六十年代。

在生活當中，田漢其實并不怎么在乎別人的眼光，他更看重的是自己性情的隨意，光頭，手搖折扇，喜歡揮毫題詩，大抵如此。

因而在田漢的一生里，也先后有過四次婚姻，其中不乏三角戀愛。

田漢的第一任妻子是易漱渝，易漱渝是田漢青梅竹馬的表妹。

易漱渝之父易梅園是同盟會的烈士，曾出資幫助家境貧寒的田漢留學日本，田漢與易漱渝于1920年結婚，易漱渝于1925年病逝。

第二任妻子是易漱渝的好友黃大琳，易漱渝在臨終前，因放心不下田漢與年幼的兒子，便囑托黃大琳嫁給田漢。

田漢與黃大琳于1927年結婚，于1929年離婚，為彌補黃大琳，離婚后田漢用稿費資助黃大琳前往日本留學。

第三任妻子是林維中，這其實是一段三角戀愛。

遠在南洋教書的林維中，看到田漢發表在《醒獅》月刊上的悼亡妻詩《從悲哀的國里來》而心生愛慕，主動致信田漢，傾吐仰慕之情。

二人鴻雁來往、互寄照片，感情不斷升溫，林維中于1928年回到上海與田漢陷入熱戀，并將積蓄都捐給田漢創辦的南國社。

田漢一方面確實是與黃大琳性格不合，他仗義輕財愛交朋友，而黃大琳比較會過日子；另一方面是田漢覺得林維中更適合自己，林維中重義輕利之舉，深得田漢之心。

第四任妻子是安娥，這其實又是一段三角戀愛。

安娥是個從蘇聯歸來的才女，1929年田漢剛與黃大琳離婚不久的時候，安娥奉“特科”之命去與田漢接觸，本是要爭取田漢入黨，但隨著相處的時間久了，加之二人在信仰、才華上都極為匹配，也就走到了一塊。

但田漢本是為了林維中才與黃大琳離婚的，二人雖未成婚但已有婚約，最終是已懷身孕的安娥主動退出三角關系，1931年田漢守諾與林維中成婚，安娥則在1933年嫁給了音樂家任光，后于1937年離婚。

在此期間，二人因工作也常能碰面，也各自都與聶耳合作出了神作，安娥與聶耳合作《賣報歌》的同年，田漢也與聶耳共同完成了《義勇軍進行曲》。

1946年，田漢與林維中協議離婚，重新與安娥走到一起，從此相伴一生，安娥于1956年突然中風癱瘓、半身不遂，但田漢始終對她不離不棄、悉心照料，一直到他受冤。

從這感情經歷來看，田漢也確實是個感情張力豐富的性情中人了，互相矛盾，難以抉擇，正如他給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的信中，曾如此描述自己的復雜心情：“懷念著舊的，又憧憬著新的，捉牢這一個，又舍不得丟那一個。”

但往往人們也說，一個很隨性的人，其實他的內心深處，始終是有著某一塊地方，是極其頑固的。

田漢的“頑固”，其實就是他為民請命的情結，這跟田漢的經歷有關。

田漢出身貧寒幼年喪父，受到善良母親的影響很深，他對底層勞動人民有著天然的親近感與同情心，他靠著舅父（也是岳父）的資助才得以學有所成，而舅父最終被湖南軍閥趙恒惕殺害，也使得田漢立志繼承舅父“愛國愛鄉”的遺愿，這就是他的“頑固”由來。

1930年，田漢寫了一篇幾萬字的長文《我們的自己批判》，與其他一些近乎“自罰三杯”的政治術語羅列式的文章相較，他陳詞或許沒有那么慷慨激昂，用語或許沒有那么堅決果斷，但卻有著極其自然且清晰的思想脈絡。

田漢與魯迅等人一起加入“左聯”，并成為七人執委會的成員，他是自覺地選擇人生走向，也是順理成章地與過去告別，他在那個時候出現的思想變化并非是隨波逐流，而是因為他們就是潮流本身，恰如田漢在1933年所表達的那樣：“以粗野而壯烈的啼聲，報告東方的曉色！”

《義勇軍進行曲》只是他的其中一個作品，縱觀田漢早期的電影，再到晚期的戲劇等，他的作品當中，雖然在表現風格上有些差異，早期的看起來浪漫些，中后期的變得現實一些，但終究不變的就是為民請命的情結。

他曾抨擊過宗白華，他不滿于這個曾經的好友只做一名學者，只講書齋里的學問：“除了受他教誨的學生以外，誰也不能得到他一點影響，他被最高學府的教授地位把生活飽和了，把有生命的筆與口也鉗制住了，他教的美學，但他敢越出資產階級的美學進一步講無產階級的美學么？”

他曾批評過徐悲鴻，認為徐悲鴻等一批人并沒有為新興階級的藝術而奮斗的心思，在徐悲鴻等人為一些歷史文物遭到破壞而焦慮的時候，田漢如此說道：“目擊許多民眾的痛苦，獨為棲霞山古物被商業主義俗惡化而呼號。”

不可否認，三十年代的時候，田漢對宗白華、徐悲鴻、梅蘭芳等人的批評，是有些偏頗的，但僅限于思想的交鋒，這其實也正是那個時代文化精神的活躍與多樣所在。

1956年，田漢以人民代表的身份，進行了一次重要的旅行，調查藝人的生活狀況，并很快發表兩篇文章，分別為《切實關心老藝人的生活》與《為演員的青春請命》，引起了極大的震動。

因藝人的生存條件惡劣，田漢在文章中有感而發，他既憤然于地方官員對藝術尤其是對戲曲藝術的冷落與淡忘，也不滿于越來越嚴重的形式主義，這些事情不斷消耗著藝人們的藝術青春。

為民請命的田漢如此說道：“在領導上缺乏對演員更細致親切的關切...每天的寶貴光陰消耗在按時上班看書看報、聊閑天、開沒有完的無所謂的會、干業務以外的一般瑣碎工作...”

如此仗義執言、性情流露的文章，是會得罪人的，因而1957年的時候田漢差點被打成“右派”，因為周總理的保護，這才度過了難關。

但是到了《關漢卿》、《謝瑤環》這樣的戲，因為抨擊黑暗、歌頌“為民請命”，這立即就引來了別有用心之人的莫須有的政治構陷，這一劫他沒能再躲得過去。

1960年，周揚也對田漢如此說道：“你有長處但也有些毛病，比如你說話總有自由主義，有時候意圖是好的，但不講究方式方法，這可不是一件好事。”

1964年，因對江青竭力提倡現代戲的不滿與冷淡，他與江青的兩次談話都是不歡而散，已經67歲的田漢在文藝整風中作自我檢討時，仍被稱為“同志”與“田老”，他的同事們認為這也僅是一場思想上的批判，但就在一年多之后，田漢的悲劇已無可避免。

1966年2月，盡管沒有點到田漢的名字，但他的作品《謝瑤環》已被公開批判為“大毒草”，他于當年6月被隔離審查，12月被捕入獄。

他的生命終結，因他的性情，也因他為民請命的“頑固”，周揚淪為階下囚，郭沫若自身難保，他田漢又豈能幸運躲過？

在獄中，在病中，田漢仍留下了斷簡殘篇，其中也有兩首詩。

其中一首寫于1967年7月1日，這一天是黨的生日，田漢如此寫道：“先烈熱血灑神州，我等后輩有何求？”

另一首寫于1967年9月25日，即將迎來建國18周年的國慶節，雖然已是月末可家里的錢尚未寄到，田漢雖心里著急卻也難掩興奮之情：“締造艱難十八年，神州真是舜堯天...美蔣枉自相驕殄，七億吾民莫比堅。”

彼時的田漢雖處境艱難，但仍保持著對“愛國愛鄉”人生信條的忠誠與熱情，他自信自己還能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

這一點，田漢與鄧拓、吳晗等人是一樣的，忠誠、熱情、杰出，但最終他們都被悲劇所吞噬。

1968年3月25日，田漢的最后一則日記里，仍在記掛著自己的老母親，這或許也是他留給親人們的，最后的懷念。

去世的時候，田漢沒有給親人們留下什么，連骨灰也沒有，可當人們在憑吊他的時候，在將他的形象予以詩化、戲劇化的時候，在一遍遍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的時候，又似乎都有這樣一種感覺：

他似一片落葉，在歷史中翻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