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國家的間接稅收和轉移支付政策，往往使貧困家庭變得更窮

低收入國家的稅制并不夠累進，可能對貧困人口造成不利影響。因此，通過改善稅制的質量，可以實現更好的包容性增長結果。

世界銀行(2022)的一份報告指出，在大多數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財政政策并未支持貧困家庭。在這些國家，消費收入(在支付直接稅和間接稅后以及收到現金轉移和補貼后的收入)通常低于市場收入(在支付任何稅款或收到轉移或補貼之前的收入)而在高收入國家，最貧困的家庭的消費收入比市場收入高出60%。富裕國家能夠以更高的國內生產總值比例征收更多的收入，并通過使用多種財政工具來支持貧困家庭。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直接收入稅，這對富裕家庭施加了更大的負擔，并通過精準的轉移支付來支持貧困家庭。

實際上，詹森(2022)表明，現代稅制是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隨著國家的發展，收入稅值在收入分配中向下移動。相比之下，非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主要使用間接消費稅（如增值稅和商品與服務稅）這對所有人都施加了負擔，并且往往未能充分支持貧困人口。確實，稅收能力較高的國家(以更高的稅收與國內生產總值比率為代理)往往擁有更高比例的直接稅。對拉丁美洲經濟體的區域研究表明，通過增加直接稅的累進稅制能夠帶來更好的平等結果(馬爾托拉諾，2018;Tsounta和Osueke，2014;Cornia等，2011)，同時指出，由于稅收能力較低，促進公平的有效性受到限制(馬爾托拉諾，2018)。

窮人越來越窮

在《 2022年貧困與共享繁榮報告》第5章中分析了財政政策如何影響不同收入分配、地區和收入水平的家庭。我們發現，雖然高收入國家確保其財政政策對貧困家庭產生積極影響，但在三分之二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貧困家庭在納稅并獲得轉移和補貼時的收入較低。換句話說，這些家庭口袋里的錢比他們從工作和投資中賺到的錢（我們稱之為市場收入）還要少。

結論是驚人的，在大多數中低收入國家，財政政策使貧困家庭變得更窮！（我們的研究結果建立在由公平承諾研究所、經合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提供的94項研究的獨特數據集上）。

在高收入國家，最貧困家庭的可消費收入（扣除稅收、轉移和補貼后，他們可以消費和儲蓄的收入）比市場收入高出60%（圖1）。但在低收入國家，可消費收入低于市場收入，而在中低收入國家，可消費收入僅略高于市場收入。這意味著，從現金角度來看，世界上最需要支持的最貧困家庭是政府財政的凈貢獻者，而不是凈受益者。

那么，富裕國家如何才能收取更多的稅收（占GDP的比重）而不讓貧困家庭的境況變得更糟呢？

部分原因在于它們使用的財政手段組合。較富裕的國家更傾向于直接所得稅，這給較富裕的家庭帶來了更大的負擔，并通過有針對性的轉移支付來支持較貧困的家庭。相反，大多數非經合組織國家主要通過對消費征收間接稅來征稅——例如增值稅 (VAT) 和商品及服務稅 (GST)——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是負擔，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公共轉移支付不足以補償最貧困的人。

補貼與直接轉移

此外，在許多非經合組織國家，盡管補貼的針對性不強，但補貼占用的財政空間遠大于直接轉移。在收入類別中，各國平均將 GDP 的2.5% 至3% 用于能源和農業補貼。相比之下，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在養老金前的社會保障支出分別僅為1% 和4%。平均而言，補貼總支出中只有約20% 流向了底層40% 的家庭，而現金轉移支出則約為60%（圖2）。

同樣，許多國家廣泛使用增值稅豁免或降低食品和其他主食的稅率來減輕貧困家庭的稅收負擔。雖然這些物品往往占其消費籃的更大份額，但富裕家庭也會消費這些物品，而且消費量更大。因此，這些稅收支出中的大部分流向了富裕家庭。

在所有收入水平上，實施有利于窮人的財政政策都是可能的。這需要對稅收管理能力進行投資，并將間接稅收豁免轉向直接轉移。通過擴大個人所得稅稅基、降低納稅起征點、提高高額稅率，可以間接、漸進地增加稅收收入。

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就業的正規化（以及征收雇主代扣的工人所得稅的能力）和稅務機關監督和執行合規的能力將需要數年時間。這就是為什么這些舉措應該立即開始，并在短期內輔以其他戰略。在這些情況下，要在不降低貧困家庭收入的情況下增加收入，需要通過間接稅收增加稅收，并將補貼支出和稅收支出重新分配給有針對性的轉移支付。

一些財政制度比其他制度更好

在每個收入水平上，國家仍然可以產生大量收入，同時盡量減少對最貧困家庭的影響（圖3）。烏拉圭和玻利維亞是中上收入和中下收入國家的典型，間接稅提供了重要的收入來源，各個收入分配的家庭支付的稅款占其市場收入的10% 到20%。但最貧困的10% 的家庭（圖表中的“十分位數1”）的生活條件要好得多，因為他們獲得了慷慨的收入支持，而第二貧困的10% 的家庭（十分位數2）獲得了足夠的支持來抵消間接稅負擔。作為一個低收入國家，埃塞俄比亞表明，有針對性的轉移支付是確保間接稅至少不會進一步使最貧困的人貧困的重要工具。

這些例子表明，非累進稅制與慷慨且有針對性的轉移支付相結合，在財政和公平方面都十分有效。數據、技術和行政能力的改善可以使財政政策的目標更加準確，并有助于解決改革的政治困難。有針對性的轉移支付可以可靠地彌補取消對貧困家庭的補貼（如燃料、電力、食品補貼），而收入稅和財產稅可以擴大并集中在真正富有的人身上。這些工具帶來了希望，即當今的低收入國家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實現當今富裕經濟體花了幾十年才實現的不平等和減貧程度。

本文部分引用自世界銀行官方網站，原文發布于2023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