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東區朝陽街道前相莊村張氏祖林中現有2000年出土的兩通張氏譜碑，分別為乾隆五十年永言孝思碑（以下稱乾隆碑）、嘉慶十三年水源木本碑（以下稱嘉慶碑）。碑文記載了蘭陵高堯、臨沭白旄屯、河東相莊同為福善公之后，這是三地同宗的最早實證。2024年11月30日，我請臨沭胡瀟先生前往拓碑，前相莊張文忠、張朝鳳，后相莊張朝連陪同，并在張蘭波的晉墨坊公司一起用餐探討。現將相關問題考析如下，謹供大家參考。

　　一、乾隆碑大體情況。

　　乾隆碑立于1785年，撰文者為歲進士馬東城、書丹者為孫某某（不是張氏之孫）。按碑文中尊稱六世張守安公為太高祖推斷，撰文者是以十世口吻所言，即二支合興公后裔十世張順、張永吉等人操辦。

　　此碑家族信息有：“七世沂濱安靜村遷來沭河”、“原有知尚不至有皋陶”、張守安公為六世、這支有入贅潘家湖。

　　因該碑雖立于相莊而沒有相莊合有公后人，則可推是張守安公這支入贅潘家湖后又復姓的后人，前來認祖歸宗的記事碑。同時也佐證這是葬有始祖的三地祖林，也說明當時只知道有皋陶近親而已失去聯系。

　　目前碑文只識大況，有些語句尚不能連續，不過立碑人名從六世至十世皆清晰可辨。

　　此碑分析如下：

　　碑中“至　太高祖守安公已闕□世乃由□公而上追之雖潘家”，張朝連宗長認為“闕”是犯罪之意，下為“后世乃由□公而上追之”。他分析是張守安在朝庭為官出事，致使族人有奔高堯長支避難者。結合碑中概況，我理解應斷為：“至太高祖守安公已闕幾世，乃由□公而上追之”。所表達的意思是說至張守安這輩上面已經缺失幾世的名諱，所以只能從守安公往上追溯。因守安公的六世身份無異議，那么他就是二世祖合興公的玄孫輩。即是高堯七世敬賢公、敬平公的叔輩。而高堯譜空了三至六世，是從七世敬賢公、敬平公開始立譜，這也印證了“已闕幾世”。

　　碑中“原有知尚不至有皋陶庭堅之美也夫”的“庭堅”，是上古四圣之一皋陶的字號，用在這里只是文人用于美化皋陶（高堯）村的作用。

　　二、嘉慶碑大體情況。

　　嘉慶碑立于1808年，為合輔公、合興公、合有公三支后人共立。書丹者為“郯邑生員高樞”，操辦者為十一世之人。其中可知的有二支十一世的張士修、張士振、張士有、張士君四人。

　　長支合輔公裔名單只能辨認出十世希民和希昌。

　　三支合有公裔能辨認出：六世孫公選等，七世孫孔升、孔維、孔璨，八世孫醫箕、醫淑，九世孫天夫、天伏，十世孫寧先、玉瑩等，十一世已經模糊不清。

　　此碑家族信息有：“傳我張氏各居一方”、“始祖□□公家世安靖村”、“支祖三人長公諱合輔遷于皋陶寺二公諱合興徙于白旄屯三公諱合有仍住故里相莊由白旄屯遷來”。

　　此碑距乾隆碑只有23年，立乾隆碑的十世12人甚至九世17人中肯定有健在之人，所以碑中人名和史實不會出錯。而乾隆碑中“原有知尚不至有皋陶”、嘉慶碑中“長支合輔公裔”、“合輔遷于皋陶寺”，足以說明該碑為三地某支后人相認后的記事碑。

　　目前碑文風化嚴重，遠不如乾隆碑清晰。尤其是人名難辨，只能依據出土時的手抄件認定。

　　此碑分析如下：

　　結合立碑人推斷，原斷識的“三公諱合有仍住故里，相莊由白旄屯遷來”，應該讀為“三公諱合有仍住故里相莊。由白旄屯遷來□文公”，其中空處應為九世立碑人“天文”公，后句為“均出□□族金”，或為記錄張天文是由白旄屯遷到相莊，并出資之事。

　　三、這兩通碑系二支合興公的不同后人參與。

　　現將兩碑中的合興公六至十世后人名諱對比如下：

　　六世四人名諱一致：

　　均為張守禮、張守倫、張守亮、張守安。

　　七世四人名諱有別：

　　乾隆碑為張繼德、張繼作、張繼太、張繼思。

　　嘉慶碑為張繼德、張繼作、張繼深、張繼仕。

　　八世名諱及人數不一致：

　　乾隆碑為：張雨、張臻、張見、張一、張璐、張和、張璽、張開、張茲、張均、張富共11人。

　　嘉慶碑為：張法、張斈、張財、張可共4人。

　　九世名諱及人數不一致：

　　乾隆碑為：張孔如、張君、張奌、張信、張成、張□、張名、張則、張敬、張洪如、張孝、張德、張印、張美、張可、張松等共17人。

　　嘉慶碑為：張天文、張天會、張天作、張天發共4人。

　　十世名諱及人數不一致：

　　乾隆碑為：張順、張永安、張永年、張永高、張忠、張亮、張意、張保、張公等共12人。

　　嘉慶碑為：張遠公、張遠元、張遠臺、張遠敬、張遠忠、張遠祥共6人。

　　兩碑從八世至十世人名完全不同，甚至無一重名者，可見絕對不是同一支人所立。

　　根據七世分析，乾隆碑中的張繼太、張繼思應為張守安之子，此碑為張繼太、張繼思的曾孫張順、張永吉等12人所立。而嘉慶碑應為張繼深、張繼仕后人所立。

　　乾隆碑中不寫張繼深、張繼仕之名，嘉慶碑不寫張繼太、張繼思之名，而兩碑全部寫了“張繼德、張繼作”，或許有些難言之事。可以肯定的是，絕對不是出錯所致。

　　四、相莊始祖福善公的情況。

　　兩碑都出現了“安靜村”，可說明相莊始祖是由安靜村遷來，這已毫無異議。

　　嘉慶碑中“始祖□□公家世安靖村”字樣，手抄件原記為“張大公”可能不妥，根據后文對于支祖三人的描述為“長公諱合輔、二公諱合興、三公諱合有”來看，不應該稱為“張大公”。因為作為張氏譜碑不會重復使用張姓。

　　張朝連宗長一直致力研究張氏家譜，他認為空的第一個字有“一口田”模樣，應該是福字，所以推斷為是“福善公”。高堯的張新群也認可此看法。

　　高堯1961家修的家譜中，始祖是“福善公”，二世祖是三人“合輔、合興、合友”。而當時修譜早已不知道遷自相莊之說，更不知二支在白旄、三支在相莊。只是有傳聞與安靜有關，最后只記載是自山西洪洞遷來。所以始祖是“福善公”之說是來自祖輩的口口相傳。這也印證了相莊所傳始祖名諱就是福善公。

　　高堯譜記載始祖母葬在高堯村前，相莊世傳二支有為官者犯事而后人遷到高堯避難之說，以及安靜譜序稱“山西始祖三子分居高堯、安靜、相莊”、風旋墳搶老祖頭等。高堯皆為長支，所以對祖宗名諱所記應該更準確。

　　五、高堯參與立嘉慶碑人員情況。

　　嘉慶碑中長支人員名單中清晰可辨的是十世孫“希民和希昌”，希字輩共三人，中間之字風化嚴重。

　　高堯譜從八世分為藩公和蘭公兩支，這兩支十世皆為希字輩。其中藩公長孫希尊公生于萬歷二年卒于崇禎四年（1574-1631），希尊公長子11世本知公生于萬歷二十五年卒于康熙二年（1597-1662）。希尊公之弟希圣公外遷其他村，其后人不可能代表高堯參與立碑。

　　蘭公孫輩多，其中希字輩就有十人，但沒有希民和希昌。可查到蘭公長子志洪公生于明萬歷六年卒于清順治十五年（1578-1658），享年81歲。推志洪公的這些希字輩子侄出生時間大體應在1598-1618，即志洪公20-40歲時出生。按他們40-50歲時有足夠能力操辦家族事務的年齡推斷，應在1638-1668間間，時值志洪公在世前后。

　　嘉慶碑立于1808年，為三地十一世人操辦，距九世志洪公去世已150年。所以，不可能是藩公和蘭公后人參與所立。

　　故推，嘉慶碑應為尚不在高堯譜中的其他十世先人參與。他們與從白旄來高堯投親避難的近支關系好、走得近，年齡又相仿，才陪同二支后人去相莊立碑認祖歸宗。這些十世先人相對年輕，后人多有外出遷徙而已不在高堯，所以譜中未記載這三位立碑的十世希字輩名諱。

　　六、始祖福善公后裔的遷徙情況。

　　根據嘉慶碑、相莊2000年張氏陵園碑記，并綜合各地口傳信息，梳理如下：

　　相莊始祖福善公原居安靜村，以打鐵為業，家境豐盈。后至沭河一帶支爐打鐵，或因生活所需，以相莊和白旄兩地為家，所以才有白旄至今尚有“相莊（三支合有公）的蘆汪和蒼山（長支合輔公）的宅基遺址”之說。福善公卒后葬相莊祖林，至今相莊宗親仍能指出原墓所在位置。后來長支合輔公攜母遷至高堯（皋陶），二支合興公住白旄，三支合有公住相莊守林。以后也有二支后人奔高堯和相莊投親者，也有又從高堯返回兩地的。

　　從乾隆碑“七世沂濱安靜村遷來沭河”推斷，注意此處的“沭河”不是相莊和白旄（兩地相隔沭河七里），福善公可能不是第一代山西移民。而從“六世守安公”、“支祖三人長公諱合輔”，則可推斷兩碑及我們這些后人皆是以福善公為始祖，以合輔、合興、全有三人為支祖。所以，立乾隆碑時就已經不再以安靜先祖作為始祖，甚至早已失去有聯系。

　　目前，安靜譜是從明末所修，沒有從移民到修譜時連續的家譜信息，僅有口口相傳的“山西始祖三子分居高堯、安靜、相莊”，所以尚不足認定安靜張百榮與福善公的關系。但是可以推測，合輔公從相莊遷徙近百里去高堯定居，或許也是投親，即印證了安靜所傳“山西始祖三子分居高堯、安靜、相莊”，也就說明高堯張氏并不完全是合輔公之后裔，以前就有山西移民的近支本家，并往來親密。

　　近期安靜張氏新修的譜序上，就已經否定了五十年代從山西遷來的說法，改為濟南叔侄十三人與蘭陵安莊張氏同宗的新觀點。但是安靜修譜者把所有安靜張氏后裔全部定為張佰榮之后，尤其是尚未找到福善祖線索，本人認為不妥。感覺安靜張氏也不可能是佰榮公一支，就如高堯張氏也不可能全部是合輔公之后一樣。

　　總之，本次拓譜尋訪意義極大，讓我們在斑駁的痕跡里考證到一些先祖信息，并綜合多年積累分析出大體概況，這也是三地族人精誠所致。結合高堯譜中所傳“二世三門、三世九支、四世十八房”分析，更應該斷定指的就是高堯、白旄、相莊三地的分支情況。即合輔、合興、合有（高堯譜中為合友）三位支祖共有九個子侄輩、十八個孫輩。始祖福善公后裔現已遍布魯南蘇北，成為當地望族，雖尚未能詳實合譜，亦無愧始祖名諱，足可謂福善之家，枝繁葉茂。

　　張新杰2024年12月6日于新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