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這一話題，首先說點題外話。作為180師的直接上級的軍事主官，韋杰肯定負有責任，只是責任大小的問題。關鍵是這件事對韋杰本人的后續(xù)影響實在是有些跌宕起伏。這體現在幾個之最上：180師失利韋杰可能是最有苦說不出的一位，是挨彭老總罵得最狠的一位，是志愿軍軍長當中最早被撤換的一位。然而有意思的是，韋杰同時又是55年大授銜沒受影響依然能評開國中將的一位。這說明經過四年多的時間沉淀，至少上級認為韋杰責任不大，否則他勢必和28軍的肖鋒一樣，影響授銜是免不了的。

通過研究60軍在180師失利前后發(fā)出的多份電報，總體感覺韋杰的整個指揮過程應該是中規(guī)中矩，并沒多大問題，只是他受的各種主客觀因素制約相對多一些。比如轉移前三個師一分為三，轉移中關鍵時候與兵團和180師失聯，兵團的指令反復且有的指令不切實際，等等。當然，這并不能說韋杰指揮沒有責任。梳理起來大致有以下三方面的責任：

一是在指揮的主動性與靈活性上有欠缺。

戰(zhàn)場形勢是動態(tài)的。這客觀上要求指揮員必須因勢利導，始終保持指揮上的主動性與靈活性。如果此時還一味等待上級命令而不知變通，那這個仗不會打好的。縱觀我軍那些著名的大漂亮仗，無一不浸透著前線指揮員高超的謀略智慧和過人的應變膽識。

面對第五次戰(zhàn)役轉移階段敵人突然的戰(zhàn)役級別的大反撲，這給一線指揮員的應變能力帶來了極大的考驗。前面我們說過，在這種情況下，盡管韋杰的指揮中規(guī)中矩，嚴格執(zhí)行了兵團的命令，但在與兵團失聯長達2天，與180師則不時中斷聯系的情況下，韋杰的主動性與靈活性指揮則顯得尤為重要。

我們不妨先作一個類比，也是在同一個階段，27軍整個軍一度曾陷入困境，但由于軍長彭德清指揮處置主動靈活，能根據戰(zhàn)場形勢變化及時調整部署，特別是對突發(fā)和意外情況處置得當，最后硬是帶領全軍沖出包圍；整個戰(zhàn)役打得最遠的12軍31師91團，北歸之路可以說徹底被隔斷，但該團在李長林團長的率領下邊打邊走，最后同樣硬是突出重圍。

對比下來，顯然60軍的指揮在主動性與靈活性上還是有不小差距的。比如，180師5月25日已處于三面包圍之中，60軍對這一敵情重視不夠、應對不及時。如果發(fā)現這一情況及時令180師再向北撤得遠一點，再組織防御可能會好不少。還有后面組織179師、181師的救援，也沒有堅決果敢行之有效的動作。

二是在戰(zhàn)術指導的針對性與有效性上有欠缺。

共產黨的軍隊總體上都是以劣勝優(yōu)，這就要求更注重戰(zhàn)術的靈活應用。特別是在逆境或絕境之中，靈活的戰(zhàn)術甚至能夠化腐朽為神奇，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但我們看60軍在對180師突圍的指揮上，在戰(zhàn)術上予以指導的電報較少。前期往往都是要求堅決防御以掩護主力轉移之類的話，后期則都是堅決突圍之類的話。

比如前期180師北撤過程中，60軍至少應令該師注重對公路兩側要點的控制，以避免敵人快速突破長驅直入。至少令60軍的另外兩個師也應加強這方面的處置和應對，以盡可能地遲滯敵人的穿插速度。我們想象一下，部隊如果重視這些戰(zhàn)術的運用，通過要點控制節(jié)節(jié)阻擊遲滯敵人，斷不至美軍穿插得那么快，使我們一再被動。

應該說，五次戰(zhàn)役整個轉移階段部隊戰(zhàn)術運用得都不理想。從志司層面來講，直至華川、鐵原、芝浦里三大阻擊戰(zhàn)打起來的時候，志司總算才下達了一個關于打好阻擊的戰(zhàn)術指示，這多少顯得有些晚。而具體到60軍來講，上承3兵團下達180師，本可在戰(zhàn)術指導和運用上積極作為一些，但這種情況并未出現。

三是在指揮的權威性與堅定性上有欠缺。

關于救援180師問題，洪學智在其回憶錄中曾這樣稱：“第60軍的領導太猶豫，遲疑不決，聯系不上就干等著也不趕緊派人去找、去接應，把好幾天的時間白白地耽誤過去了。”

翻看60軍關于救援180師的指示電報，還是有一些救援的動作的。比如26日16時30分，當得知180師“全部被敵包圍于芝巖里以南地區(qū)”后，韋杰軍長當即于17時復電“決今晚向西北突圍”，并指示第179師第536團從芝巖里東出擊，第181師全部從華川出發(fā)，配合第180師突圍。

應該說韋杰的處置還是及時的，只是這個指示最終并未落下去。第179師536團經軍部的批準，以兵力過少最終沒有出動，而第181師最終也因各種原因致使接應計劃沒有實現。

或許由于韋杰剛上任60軍軍長時間較短，指揮的權威性略有不夠。但你自己下令的536團去救援，隨后你又同意該團不去。僅就這一個動作，既容易給人落下救援不積極的口實，又反映了指揮上有不夠堅定剛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