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耗費巨資投資建設貧困山區，到底為了什么？

I'm

a communist

蕓婉筆談

一個正努力成為不盲從西方社會科學、有獨立思想、勇于批評中國文化精英依附性的普通中國學生...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圣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摘要：

本文探討了中國持續投入巨資于貧困山區基礎設施建設的原因，以及為何不選擇遷移村民以保護山區原始森林的問題。文章通過作者的實地考察和歷史對比，揭示了中國政府在基層治理和鄉村扶貧方面的深意與偉大。文章指出，盡管存在代溝和認知差異，但鄉村老年人對土地的情感深厚，搬遷帶來的社會和文化問題復雜。因此，就地扶貧的鄉村振興戰略被認為更為科學。文章還強調了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的重要性，并展望了中國農村的未來轉型與復興。

為何中國持續投入巨資于貧困山區基礎設施建設？

為什么不遷移村民之后保護山區原始森林呢？

眾所周知，偏遠、貧困、缺乏特色與發展潛力的自然村，以及無法留住年輕一代的村落，預計在一代人即20至30年內，必將因合并而逐漸消失。

有鑒于此，不少人在輿論場上以監督政府的名義質疑將基礎設施延伸至上述地區的必要性。是啊，翻越山丘，耗費巨資鋪設管道就為了山丘那邊幾戶人家？十幾戶？

中國政府的確是這樣地做的，2015年底中國實現了全民通電，消除了所有無電人口，而有些線路僅僅為了服務十幾戶人家跨越數座山峰供電。

從經濟角度分析，架設輸電線路所需資金龐大，且后期維護費用亦相當可觀。鑒于這些小村落預期將逐漸消亡，預計這些線路最終將被廢棄，屆時它們可能仍具備一定的使用年限，從而形成潛在的沉沒成本。

那為何不通過建設新農村，將貧困鄉村居民統一規劃搬遷呢？

以上是我過去一直思考的問題。

2023年，我由鄭州出發，前往了河南省的幾個脫貧縣，獲得了豐富的一手資料，正是這些資料讓我理解了上述問題。

歷史的厚重感并非源自時間的延續性，亦非源于文辭的華麗修飾。在《二十四史》中，諸多關于能吏“移風易俗”“文教始興”的記載，年少讀時只覺尋常。如今，結合我多年網上沖浪的經驗，以及我寶貴的實地考察心得，才后知后覺這些簡短論述背后所蘊含的深意與偉大。

以北魏孝文帝改革為例，該改革促進了鮮卑貴族與漢族的融合。當時，幾乎所有在朝大臣對此持有異議，然而孝文帝在排除眾議后，堅持實施改革，最終確保了政策的執行。事隨時轉，今天僅僅留存于世的龍門石窟作為無言的見證，這使得人們見物思易，認為孝文帝時期的政策實施過程相對順暢。

其實，孝文帝的鮮卑漢化改革同今天中國的基層治理、鄉村扶貧面臨著同樣復雜的背景。在當年，一定會有鮮卑貴族質詢孝文帝：我們鮮卑貴族如今入主中原，為什么還要漢化成為漢人？在今天，就會有人問：今天中國的經濟早已騰飛，為什么還要關照深山老林里的自然村？

現在我想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了。

在走基層中，我個人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代溝問題。其實，在采訪很多鄉村里的老人，由于出現代際差異和知識積累量的差異，我們兩代人之間產生鴻溝。

比如，我就詢問一位老叟；爺爺，您都71歲了，為什么不跟隨子女去縣城里呢？為什么還要種地呢？

這是我在河南實地考察時問過的最多的問題，實際上，我有很多同學來自河南的各個鄉鎮村落，跟他們交談我總是能得到“老人不愿意搬到縣城里，非要守著一畝三分地”的表述。我的一位室友告訴我：他的爺爺奶奶之前也搬到縣城里過一段時間，但是整天沒什么事做，最后“閑”出病來，沒辦法又將老人送回去了。

“閑”出病對于今天絕大多數的年輕人是無法理解的，或許當下我也不能完全理解老年人是如何閑出病來的，但是在雙腳行進的過程中，我能感受到這些鄉村獨居老人在田野里是有生命力的，反倒是縣城里的樓房如同鐵籠一般將他們困在其中，不得自拔。

今天的年輕人要經歷職場高強度的勞動后巴不得每天都清閑，他們當然無法理解“閑出病”，更難以理解為什么70歲還要耕作。但這不能怪罪他們，同樣作為年輕人，我深知這是時代溝壑所造成的。所以當今天許多年輕人拿到書本上的知識就開始出謀劃策之時就會遜色，也許不是他們脫產，而是境遇不同，他只能站在自己的境遇里理解，這就是認知差別。

鄉村里的老年人，大多數一生都在鄉村里生活，如今垂垂暮已，他們只想從這家鄉安靜地離開，老年人的“安土重遷”“葉落歸根”“世代守靈”“傳宗接代”等觀念是一種質樸的情感；作為后輩我應當理解，而絕不能站在經濟利益的角度去質疑老年人的情愫。

比如，村里要修路，許多老年人可能會認為風水遭到破壞而拒絕；這在扶貧工作影視劇里就有可視化的體現，碗米溪村的老村長就不同意開山鑿隧道，歷經了兩代扶貧干部這條隧道才打通。

村作為較小的行政單元，方便施行全村民主投票，往往遇到大事，總會有一兩位不滿意有的甚至聯合同姓族人抵制，甚至如果無法說服一兩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全村工作難以推進。

這怎么辦？草案決議村干部可以提，但是村里人不同意不違法也不犯罪。放到搬遷上，也是這樣，許多鄉親世世代代祖祖輩輩就生活在這里，一旦搬遷，祖墳怎么辦？一旦遠遷，如何上墳供奉？再加上代溝問題，基層人員靠講道理也是沒用的。因此，“大村建，小村遷”的方法往往難以實施。

而且，即便是易地搬遷，后續的安置、再就業壓力、資源分配問題（如入學名額分配等），以及價值觀、宗教習慣、生活習慣的差異，都是必須考慮的因素。這是涉及幾代人的長期問題，不能搬遷后就置之不理。

因此，權衡利弊后，反而是就地扶貧的鄉村振興戰略更為科學。

今年年初，1月13日，在小馬同志的帶隊下，我倆來到了齊齊哈爾的富拉爾基區。富拉爾基是重工業區，中國一重就坐落于此，在新中國建國初期，這里十分繁華熱鬧；但現在隨著時代的變化，走在富拉爾基的街道上蕭索感撲面而來。蘇式建筑風格不再成為先進的標志，反而代表著長期發展的停滯。而富拉爾基的人口也隨之而去，在街上很難見到年輕人，大多數都是上了歲數的老年人。

期間，我們同一位曾就職于中國一重的老同志有著兩個多小時的對話，他眉飛色舞興高采烈地給我們講述他富拉爾基輝煌的過去以及他年少的時代，雖然今天離那個年代的激情歲月久遠；但是，在對話中，老同志的談吐似乎把我們帶回了那些充滿希望的光景。

后來，我明白他為什么要在這里安度晚年了。他的父親響應國家號召，從大連來到北疆，而他就出生在此，在這里成長成熟，然后接過他父親的接力棒在這里奉獻。老街對于我們陌生人而言只是條道路，但對于他和他們而言是城市發展的胚胎，孕育著城市獨具風韻的文化風情，遍布著非物質文化的印跡。

倘若從高空俯瞰，城市的街道便如同大樹的根須，城市愈大根須愈茂，它與城市的歷史一樣漫長而悠遠。它深深扎根在城市文化的土壤中，深埋在居民的心里。街上的風雨，人們與之經受；人們的悲歡離合，它無言見證。人們豐富著老街故事，老街釀造著故土人情，正是有鄉愁和人文這樣的非物質文化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為精神家園，所謂鄉愁。

面對這些，我非常感慨，就像年少時我非常想考出河南，但每次放假最先考慮的還是一張回家的車票……

以前，不少人稱贊我對國家政策的分析；我還略有驕傲，但很快我就清楚明白，厲害的不是我，而是國家的智囊團，我只不過利用開源的信息將小行動拼湊還原為擘畫未來的藍圖，并分享給大家。

因此，不應輕易質疑國家政策，政策制定者背后有智囊團、大數據分析團隊、精算師團隊等，加上對信息的全面統籌，考慮問題必然周全。并非想不到搬遷扶貧，而是搬遷扶貧后續所需成本和問題遠大于就地扶貧。因此，最終選擇兩害相權取其輕。

盡管鄉村終將消逝，仍需積極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在農村地區鋪設道路、修建橋梁、拉設光纜，其目的在于構建交流與開放的關鍵節點，創建交流平臺，引入科學的發展觀，逐步消除過往的封建、保守陋習。

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加強鄉村教育是關鍵，有了道路，就能將村里的孩子們送出去，播撒未來的希望。

過去，部分鄉村青年受傳統觀念的熏陶，傾向于在積累一定財富后返回故鄉建設住宅。然而，隨著視野的拓展，越來越多的年輕一代在見識了更廣闊的世界之后，選擇離開故土。即便無法在大都市定居，他們亦會考慮遷往縣城或小鎮，而非回歸鄉村建房。我們應致力于合理安置當前的年長村民，確保政策和資源的有效實施，改善其生活必需的水電基礎設施，并助力他們及其后代擺脫貧困。

貴州省被譽為“橋梁博物館”，眾多橋梁在連綿起伏的山脈間相繼落成；即便是地處偏遠的山區，中國郵政的郵遞員也會驅使毛驢翻越崇山峻嶺，確保將大學錄取通知書送達每一個孩子手中；而充滿愛心的綠皮火車服務，盡管面臨虧損，至今仍然在偏遠山區持續運行。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許多政策不能僅用西方市場經濟學理論來解釋。這也是為何我在越學習西方經濟學，越深入中國，越覺得西方經濟學許多地方不適用于中國的原因。

在20至30年的時間跨度內，隨著老一輩人口的逐漸減少，城鎮將為年輕一代提供更為優越的居住條件，促使他們能夠在城鎮中安居樂業。

隨著人員的流動與自然村的消亡，國家又會對未來的種植業、采礦業等產業的高效、科學化、機械化、市場化以及多樣化發展規劃新的藍圖。到時，也許土地將化散為整，擺脫支離破碎難上大型機械的局面，而且很可能到那時，農村不再成為落后的代名詞，而是人類文明同自然萬物和諧共存的過渡區。屆時，農村將迎來其轉型與復興的關鍵時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中國農村的未來與當前鄉村扶貧基層工作任重而道遠，需要更多新鮮的血液，也需要更多理解和支持。

永遠記住，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有良知的中國共產黨人永遠不會拋棄或放棄自己的人民。如果有幸為國家、為人民多做貢獻，實心實意、盡職盡責，都值得驕傲與自豪。

（向上滑動啟閱）

致同志們：

現今世界的斗爭中，一個國家能否在國際叢林中站穩腳跟不但取決于它是否有足夠的實力，還取決于它的聲音是否響亮。今時不同往昔，酒香也怕巷子深。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能只身體力行做好維持世界和平的衛道士，還要增加在國際上的音量，把中國聲音傳遞出去，讓“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的言論不攻自破，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深入人心。

簡而言之，就是要形成自己的話語體系。然而，完成話語體系的構建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因為在人們的心中早已種下思想鋼印。

實際上，西方理論和話語的詮釋能力早已經不能解釋今天中國為什么能和平崛起。而中國以這樣的人口基數、這樣的發展速度，放眼人類歷史也是前所未聞的。今天我們再回首過去的崢嶸歲月，細細想來如果當初我們按照西方的話語完成現代化，后果將不堪設想，極有可能步蘇聯的后塵，哪還有機會在今天談民族復興呢？

對此，我想說：

經濟學是經濟制度的保障！

政治學是政治制度的保障！

社會學是社會制度的保障！

歷史學是國家立身的保障！

令人憤慨的是，有相當一批中國的學者卻仍在對西方的價值觀念奉為圭臬，并在公眾輿論中大放厥詞，辱沒了其專家頭銜的名節。這批臭公知言必稱希臘羅馬，對國外頂禮膜拜，對國內趾高氣揚，似乎沒有了希臘羅馬他們就不會說話了一般。如果中國人只會在西方話語的語境下理解中國，就無法真正讀懂中國，更不可能講好中國故事，更不要說與西方話語交鋒了。

今天的中國有足夠的實力來支撐站在世界舞臺上的底氣，為什么不能用中國人的眼光和視角來看待世界？難道西方說什么我們就認為什么嗎？

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注定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能有所依附。正是這份獨立自主的信念支撐著我堅持閱讀、堅持寫作、堅持去西方化地看待、理解和評述世界。

我只想做一個不盲從西方社會科學、有獨立思想、勇于批評中國文化精英依附性的中國學生，即使這看起來我像與“主流”格格不入的瘋子。可我這個瘋子就是要告訴所有人，今天的中國不僅是以工業化回到原來的位置，而是帶著五千年歷史文化的底蘊并汲取了包括西方在內其他文明之長重回世界中心的。西方狹隘的“殖民視角”是解釋不了中國，更解釋不了其他國家的歷史征程。

因此，「蕓婉筆談」嘗試為中華民族提供一個重新認識傳統文化與歷史問題的契機，促進大家對中華文明問題的新思考和討論，使人們從西方科學的禁錮之下解放出來。

“不斷挑戰西方世界觀，解構西方話語霸權”是一項跨越時代的艱巨任務，而且最大的障礙不再蕭墻之外，而存在于中國思想界存在的對西方的盲目崇拜，在于深受西方影響滲透的教育體系，在于仍然熱衷于玩西方設計出來的思想馴化游戲的社會科學各學科，在于文化、傳媒、出版和文藝等領域里不少人頭腦里鐫刻的西方思想鋼印。

殷切希望能遇到更多同志，尤其是和我差不多年紀的青年學生能夠跳出西方話語陷阱，提出具有中國特色和兼顧世界人民的社會科學理論。

——蘇蕓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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