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 橫光利一：靜安寺的碑文

靜安寺里邊有一塊安葬頗有名聲的外國人的墓地。高大、蒼郁的懸鈴木下邊，豎著一大片墓碑，棉花似的懸鈴木花絡繹不絕地飄落下來，在一片無聲的寂靜之中活動著的，只有一伸一縮，緩緩爬行的吉了蟲，從光潔的大理石墓碑上的跌落到地上的聲響。我讀著這些從異國他鄉萬里迢迢來到這里，然后死在這里的人們的名字，抄錄下幾篇哀傷的碑文。

Our life and our job who only spoke

and lived to fill our hearts with bless．

沿南京路筆直朝同文書院方向走，靠近郊外處便是靜安寺。我是獨自坐黃包車去的。讓車夫在門口候著，我便用心抄錄起碑文來。每篇碑文里所保存的悲傷和懷念之情，從簡短碑文的格調和詞意間滿溢而出，構成了一篇篇名文。

A precious one from us has gone．

A voice we loved is stilled．A place is vacant lying our home which never can be filled.

Faithful and true till death．

懸鈴木花在形狀各異的墓與墓之間堆聚著。靜安寺的幽美和靜謐，被公認是上海首屈一指的。顯然，墓地成為名勝，在這座城市還未曾有過先例。而這塊外國人墓地，卻在他們死后仍能讓我們感覺到一個人造的世界。身著教會服裝的牧師，從鋪著白沙的小路，繞方陣似地穿過尚未枯萎的薔蔽花叢，寂靜無聲地走動著，在他們移動腳步的間隙，可以聽到撲落撲落的聲響，那是從大理石上跌滑下來的吉丁蟲甲殼叩出的聲音。

To know him was to love him.

Since thou hast callde me blessing what most I

prized，It meer was mine lonly yield thee

what is thine

讀著墓碑，便聽到了那些還存活著的亡靈，從四處寂靜的墓碑間發出的仰天呼叫。日本人的墓碑上只有戒名。可西方人的名字是一長串合在一塊兒叫的。萬念俱灰四處游蕩的“皮爾金特之歌”，確實表達出了這塊墓地的一種爽朗旅情。小鳥頻頻鳴囀，高大的樹林深處，坐落著攀滿常春藤的教堂，刻有厚實的十字架浮雕的門扉緊緊關閉著，不見有人前往造訪。因是暮春的午后，花壇里只剩下薔薇在爭艷斗奇，兩名身穿喪服的英國女子，手持花束打這兒走過。

Time may heal the broken heart．

Time may make the wound less sore．But

time can never heal the longing，for our

dear brother come before.

這樣有意思的碑文，正在我抄錄下十二三條的當兒，剛才讓我丟在了門外的車夫找來了。車錢都沒付，就躲進墓碑里沒了影蹤，想來車夫對我起了疑心吧？其實，那天我是頭一回獨自上上海的街頭，頭一回單獨一人坐車。我的朋友尤其不許我坐車，說，話都聽不懂，坐上車后被帶到哪里去都搞不清。甚至還講了這么一件事，說是前些日子有位年輕的外交官，攜夫人前去赴任，車子到住處后，再找坐后面一輛車的夫人，結果車和人都不見了，這人至今下落不明，丈夫多半已經自殺了。所以我也格外留神，不斷靠腳走路，但終于走累了，同時也想冒冒險，便雇了車。車夫像是問我上哪兒，我便回他說去靜安寺。可車子跑了老半天，像靜安寺的那個去處卻就是不肯露面，反而到了一片中國城區（當時上海主要繁華地段和街道都被劃為列強的租界，故爾橫光利一會有此一說。），車子漸漸走近了中國人的群集深處，這兒的人看上去挺兇狠，而地方又猥雜，我一跳下車子，就看到一輛正溜達著走近來的車，車夫長相顯得挺和善，便換乘上這一輛，讓他再往回拉。雖說這位車夫比前邊那位還要認不得路，我讓他一直往剛才來的方向拉，總算好不容易找到了靜安寺，便讓他把車歇在門口等我。這位便是拉我上靜安寺的車夫。

那還是十年前的上海。現在，這城市已有了若干變化。去年，去歐洲的途中，曾在這兒逗留過一天。沿黃浦江進埠頭時見到的兩岸風貌，跟十年前迥然不同，已有了大都會的氣象。在我見識過的都市當中，除了上海，我想恐怕再也找不出可以與倫敦相匹敵的大都會了。抵達巴黎后，依然浮現在我腦子里，讓我最感興味并且難以忘懷的，仍是上海。在這座都市里，既有倫敦的影子，也有銀座、巴黎、柏林的影子，恐伯連紐約的影子也可以找到。國籍各異的人們，在這塊土地上，利用租界這一奇怪的場所與各自的首都爭富斗豪；他們屬于這么一群人，一旦歸國，唯恐丟掉各種各樣的飯碗，與其如此，還不如挾持自己國家的余威，在這兒蹺著腿抖抖威風。他們有這么一份虛榮心，這虛榮，便是支撐這座都會的力量，是它的美之所在。它那無法預料、使人頭暈目眩的旋轉面，昭示給世人一種亞細亞式的鈍重變動。上海既不是中國的，也不是歐洲的，而像安上了無數金屬滑輪，在混濁的土疙瘩上蠢動著的大龜。巴黎屬于壯麗，而上海則是富麗，給人的感覺是，撐脹得都快承受不住的肉團，正從高層建筑的窗子里分泌出來。人們稱其為惡之都，但在我看來，上海已遠遠超出了這種惡，它屬于將來才會出現的那種惡。精神穿越過麻痹狀態，默默發笑。正常人是無法揣摩這個世界上這些極為墮落的人們的生存狀態的，在這里，墮落就像家常便飯一樣。種族各異的人們，將自己的傳統和習慣棄若敝展，躋身于共同的本能之中，一門心思將理智用于經濟，日復一日，在金銀的差別之上度日。

巴黎是向上達到了頂點的都市，上海則是向下墮落到了極點的都市。說起來，無非也就是金錢、政治、女人、食物這些東西。要是把人類整綴到最為單純的狀態，那么也許就跟這個都市的居民別無兩致了。因而，這里常常有人提到人的身段，女人只須長得漂亮，男人呢，唯有格外地擁有金錢和一點肌肉，那么幸福就成了掌中之物，藝術和哲學在這里是無用的累贅，而倫理則取決于人的穿著打扮、飲酒和借錢的方式而定。這里不存在什么別的麻煩事，只須留心偽幣的鑒別和金銀的落差，別走進小巷就行了。不過，在這個世界上，要讀懂中國人的心理恐怕難乎其難，各國的外交便全是在上海翻了船的。中國文化是世界上延續得最長久的，因而你不得不承認，人類在認識能力上所發生的變化，其變化幅度，都已記錄進中國人的腦子里了，如果要研究人類，那么像中國人這樣富有研究意義的民族，在世界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這一整個夏季，我重讀了一遍西方史，從古希臘到二十世紀，大致都在眼里過了一遍。我察覺到，中國的歷史進程與歐洲的歷史之間，其差異不啻是一種東西方的差異。東西方在本源上本無什么不同，但不同的進路和取向，造成了各自習慣和思考能力方面的差異，由此，引進和擇取歐洲的理性和分析能力，便成為使得東西方趨于一致的一種舉措。在這種情況下，對日本說來，西歐的理性就有如一種強加的暴力之物，然而，中國卻把什么都納入到自身之內，新事物一經出現，便附著在它身上，將它作為滋養自身血肉的養分，在這一點上，古今皆然，一點兒都沒變，在這塊土地上，是壓根兒不知道什么叫做危險的。

不思考鴉片、八卦和宗親關系，就不可能理解中國，這是中國通們經常掛在嘴上的話。但鴉片是英國用來和中國交換茶葉時帶進來的舶來品，八卦信仰，則源自于這個國家的數學和生殖力旺盛所形成的鐵的規則，尊重宗親，則是為了抵御盜匪劫掠而自然生成的一種堅固的保險和避難所。感官的滿足盡在鴉片之中，對八卦的嚴守堅執則成為一種法律，親族維系，便構成了一種類似于銀行的保險信托機構。如果這三者確實有助于人，那么可想而知，余下的便都是些不實用的東西了。這種極其簡單的思路，似乎自古至今，在中國是一以貫之著的。除此之外的一切，諸如美食、賭博、道德，在這里則統統成了一種交際的禮儀，一種游戲。用八卦來束縛自由意志的訓練，便成了一種順從和聽命于統治者的精神訓練。統治者所依恃的蘇聯科學或英國資本，對被統治者們說來則什么部不是。“易”這種個人的立法既已棲居在腦子里，就不該將其打碎，不管怎么說，因為易是一種順從的精神，也因此是一種什么都不信任的精神。對中國人說來，所謂神抵，便是自己的命運。能將幾千年前就對人的命運作了統計的易經，一朝加以打破，這樣的新統計學，至今還未見有人發明出來。不管妓女攢下多少錢，她們也不愿意脫身于苦界，因為按照易的說法，一旦脫出苦界，等待人的便是死亡。與其現在永無休止地承受死去的痛苦，還不如置身于娼妓這種苦界來得安樂得多。人一旦命數已盡，就得死去，人死了，易也就到了盡頭。將這些當做法則來信仰的觀念，是中國的一種傳統。

然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卻早已完全倒了個個兒，無所顧忌，砸碎傳統成了他們的實踐，戰爭則成了達到這一目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抗日這一戰爭方式并非出自于自我覺悟，而是從別國習得的一種武器。馬爾羅在《征服者》中所描寫的加林便是波里海爾，他高喊著“要搗毀一切只有依靠戰斗”，發動了廣東暴動，矛頭直指香港英人，暴動的火焰立即燃及上海，從而成全了蔣介石的勃興，成全了他對共產黨的反擊，成全了他對整個中國獨裁政權的掌握。然而時至十三年之后，卻重又爆發了一場同樣規模的戰爭。五卅事變當年，我曾在上海街頭盤桓了兩年，對之作過詳細的敘述（指橫光利一取材于五卅時期上海的長篇小說《上海》。據自述，橫光利一寫這部小說的部分動機，是回為當時馬爾羅以同一時期中國為背景的小說《征服者》、《王家大道》，在西方名噪一時，故而意欲以這部作品與之相頡頏。）。

讓我到上海去看看的是芥川龍之介。在亡故的那一年，他對我說，你一定要去見識見識上海，所以翌年我便去了上海。到上海最初的感覺是，這里的一切都是在銀子上流動著的。這一感覺極富感性，滿街都是掛有“錢莊”招牌的貨幣兌換所，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我去設有黃金交易所的地方參觀，盡可能多地了解金銀交易的運作變動情況以及棉花的買賣方式，后來，隨著關注的興趣漸漸讓租界內各國的組織和關系所吸引，我便意識到，上海不僅是世界上最新型的都市，而且還是一個不管你的民族有著怎樣了不起的思想和傳統，都將在這里顯得一無用處的地方。各國從這里所捎回的東西，無非是在將一種謬誤搬運回去。同樣，我覺得中國人自身也肯定對這一都市犯有過錯。若對這一難以理解的城市不加關注的話，那么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便會遇到政治在東洋難以實施，以及整個世界的政治和商業無法運作的危機。我以為，這一城市的重要性已經到了需要加以夸張的地步。去歐洲，一開始就能讓我感覺到確鑿無疑的真實性的，便是各種各樣的地下埋設物。恐怕只有在上海這樣的都會里，數學才是無能為力的。在這里，與科學比鄰而居，一字兒排開著，一點都不覺得有什么不諧調的，便是易經占卜測卦的地攤兒。

豎在靜安寺里的這些墓碑的主人，對長流不息運轉在東洋歷史中的易，也許一無所知。用星象來解釋天地萬物，如何對以墓碑為界的人類命運作出整頓，如何將眾多的生命束縛在卦術之上，他們也許是對之一無所知而終其一生的吧。歐洲理性是一種無從估算人之生死的理性。當東亞的墓碑只是死寂無聲、對世事早已不存任何指望的墓碑時，歐洲的墓碑則屬于一種不斷呼喊著的活著的墓碑。

We loved her Yes，no tongue can tell

how much we loved her and how well but

God loved how too，and thought it best to

take her home with him to rest.

我抄錄著碑文，一邊感到最最讓我困惑和無法理解的問題是，為什么人要有白人、黃種人和黑人之分？游歷歐洲時，就因為我是個黃種人，而遇見過許多令人很不愉快的觀念和事。然而，站在他們的想象立場上來想象黃種人，同樣也會感到黃種人的種種不合情理。只要西方銀行仍掌握著它在通貨上對東亞的制約權，東亞就不可能夢想獲得和平，我認為，這就是我們無可逃避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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