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建強

又是清明節。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毫無疑問，這“欲斷魂”三個字，就將中國式慰靈方式——上墳掃墓給形象地表現了出來。

但是，與莊子同時代的另一位智者——荀子，他不說“欲斷魂”而說“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人的生死，就被他很輕巧、很智慧地轉換成了歌與哭。所以，如果說清明是春祭，中元是夏祭，寒衣是秋祭，大年是冬祭的話，那么這一年四大祭的背面，暗藏著的就是中國人歌與哭的玄機：為生而放歌，為死而哭泣。

為死者斷魂，為死者哭泣。從思緒上看并沒有太大問題。但是有一位韓國學者叫崔吉城。他在《哭泣的文化人類學》著作中，就哭泣感言道：韓國人的哭泣，是儒教的哭泣。日本人的哭泣，是佛教的哭泣。

在韓國，類似中國《紅樓夢》的文學作品是《春香傳》。《春香傳》里反反復復的就是“別哭啦，別哭啦，你如此傷心，我又怎能開心”的話語。從這里我們得知，哭原來也分教義教宗。

那么中國的情況又如何？這位學者說，中國的情況與韓國相似。當然他沒有具體展開，但還是給了我們一個基本思路，大體明白了屈原披發行吟時，已是長歌當哭，杜甫詩十篇有九篇帶著“涕淚”的原因何在。

而在日本，服喪的兒女是不能將淚水滴落到父母遺體上的。這就連想到芥川龍之介小說《手巾》里的母親，面對兒子的死亡，她強忍哭泣。這位母親在見到兒子的老師時，嘴角上還泛著淺淺的微笑。當老師對這位母親的自制能力感到敬佩時，卻發現她的眼光轉向了地板。老師看到了這位母親顫抖的雙手，手中還有被揉擠得很爛的紙巾。

筆者認識的一位日本人，前幾年在家里自殺了。在葬禮上，這位自殺者的父親，則用平常的語氣對吊唁者說：（自己的兒子）如果再加油一下，再努力一下就好了。看不出有淚水含在眼眶里。

由此推論，“欲斷魂”也好，“死則四海哭”也好，實際上都是屬于儒教的產物。當然，屬于儒教也沒有什么不好的。但儒教生出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對死者大義名分的差別化。

在重于泰山與輕于鴻毛之間，儒教的生死觀實際上就是將死這個本身的經驗事實涂上了罪惡和仇恨的色彩。而且這個罪惡和仇恨并沒有伴隨著死這個事實的展開而結束。中國歷史上的伍子胥掘開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報父兄之仇，就是對死者大義名分化的一個典型。還有中國人罵人的一句話——掘你家的祖墳，也是對死者不依不饒的一個表現。

那日本的情況如何呢？日本人講死者即佛，講怨親平等，講怨靈恐懼，講萬善同歸，表明死是一個值得尊重的一律平等的世界。來日本旅游的游客都想去日本的伊勢神宮和出云大社。伊勢神宮是用來祭祀天皇家的祖先神——天照大神。出云大社是用來祭祀被天皇家子孫滅掉的戰死者——大國主命。而且在建筑構造上，出云大社還高于大于伊勢神宮。這樣來看，為避免怨靈恐懼，就必須莊重地為敵方的戰死者鎮魂消災。而恰恰是這個鎮魂消災，框架了日本神道教的基本精神，也框架了日本人生死觀的基本內涵——沒有“永遠的罰”。

歷史上看，日本吊唁戰死者的敵人，是從平安中期的朱雀上皇開始的。后來這個傳統一直被沿襲了下來。如東京都涉谷區的神南，就有1936年二·二六事件反亂軍指揮者被處刑的紀念墓地。墓地里有觀音像和供花臺。

民族戰爭也是這樣。在抗擊元朝襲來之后，在鐮倉建造了祭祀元朝戰死者的寺廟。北條時宗在圓覺寺安置千體地藏尊，悼念敵方的幽魂。在豐臣秀吉時代，也為在朝鮮被殺的朝鮮人建立了耳塚。還有日俄戰爭也是如此。

即便是宗教戰爭，日本人也講怨親平等。如1637年的島原之亂后，島津義久為了祭祀敵方戰死者，糾集了日向，大隅，薩摩，肥后等地1000多名僧侶，面向島原，建造了55米高的卒都婆，并舉行盛大的法會為死者冥福。

為死者斷魂，為死者哭泣。從思緒上看并沒有太大問題。但是有一位韓國學者叫崔吉城。他

一部人類文明史，碾過多少死亡靈魂。然而又有多少生者記住了他們？從這一意義上說，歷史就是以墓地，青銅，石碑或神社牌位的形式，從時間結構轉化成空間結構，沉沉地拉扯住現在。閱讀歷史，需要同情，寬容和想象。同理，瞻仰墓地也需要同情，寬容和想象。因為歷史和墓地從哪個角度看都是西風殘照，鴉噪暮云；荒墳一角，衰草寒煙。

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或許由此故，美國人在海葬拉登的瞬間，也舉行了默哀儀式。

那么，我們為死者，無差別地獻上一枝哪怕是小小的黃花，有時為什么還需要鼓起勇氣，需要鼓起正義和道德的勇氣呢？

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扉頁上寫有：獻給許許多多的祭日。

我們為什么不能？

唐詩中的凄美：雨濕渡頭草，風吹墳上花。

難道對我們并不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