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編 | 卜丁

圖片 | 何菲菲

西安碑林博物館北區場館“貞珉千年——于右任與鴛鴦七志齋藏石展”，匯集北魏至隋唐和近現代共計132組171件展品，展現從北魏到隋唐的民族融合、文化傳承，以及于右任先生的家國情懷和他對文物保護的卓越貢獻。其中多數墓志為首次公開展出，每方墓志都承載著豐富的歷史信息，見證著中華文明的多元共生與傳承發展。

千年交融

展覽第一、二單元，聚焦于右任先生的生平與他捐贈這批碑志背景以及“鴛鴦七志”名稱的由來，這批精品碑志表現北魏時期的社會變遷，展現了文化和民族融合的深刻內涵。

其中，第一單元陳列有于右任先生的書法作品、書丹碑志以及所收藏的名碑拓本等文物，展現先生在民族民主革命、教育事業和書法藝術等方面的杰出貢獻。同時，展覽還陳述了于右任先生耗時20余年、重金搜羅近400余方碑志捐歸陜西公有，并將其中318方入藏西安碑林的過程。因戰火威脅，文物運輸困難重重，他委托楊虎城將軍將藏碑志從北平、南京和洛陽三地，分多批次由部隊護抵西安。這批上至漢晉、下至唐宋的碑志佳品，奠定了西安碑林墓志收藏的基礎。

其中禁止出境文物《熹平石經·周易》殘石正陳列于此，它刻于東漢熹平四年，是最早的官刻儒家石經。該殘石是于右任先生花4000大洋所購，是現存體量較大一塊，兩面刻字，共400多字，主要內容為《周易》的卦爻辭。

在于右任先生捐贈藏石中，以7對北魏貴族顯宦夫妻墓志最為知名。具有浪漫情懷的于右任先生把自己的書齋名號定為“鴛鴦七志齋”，這份浪漫也被館方策展團隊以展覽的形式呈現給觀眾，成為該展第二個單元的主題。

這“七志”含元鑒及妻吐谷渾氏、元遙及妻梁氏、元珽及妻穆玉容、穆亮及妻尉太妃、元譚及妻司馬氏、元誘及妻馮氏和薛氏、丘哲及妻鮮于仲兒7對夫婦的墓志。這些珍貴的墓志展現孝文帝元宏遷都洛陽后，鮮卑貴族階層在漢化進程中家庭和社會的逐步變遷。觀眾可透過墓志看儒家傳統禮制影響下，北魏族姓的門第婚姻、家庭倫理、門閥制度以及民族融合的演變軌跡。

“七志”中，元譚與妻司馬氏墓志體現鮮卑族與漢士族融合典范。元譚為北魏宗室，趙郡靈王元干第3子，歷任高陽太守、宗正少卿、秦州刺史，封城安縣開國侯等。幼時頗受孝文帝喜愛，孝明帝元詡時身居要職，猝然卒于河陰之變，贈使持節、衛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其妻司馬氏，為晉朝宗室司馬楚之之后，北魏瑯琊王司馬金龍之孫。魏晉以來，河內司馬氏始終是中原的一流士族，司馬楚之歸魏后被委以高爵重任，其后人多與鮮卑皇室宗親、貴族聯姻。

同樣，該展區陳列的丘哲與其妻鮮于仲兒的墓志，顯示出北魏對西北邊疆的經略，他們的結合也是民族融合的典型范例。丘哲妻鮮于仲兒墓志，刻于北魏孝昌二年，她為鎮遠將軍、趙興太守之長女，鮮于氏乃魏晉南北朝時期內遷丁零大姓之一。

其中刻于北魏景明三年的穆亮夫婦墓志也較有名，穆亮出身鮮卑大族丘穆陵氏。穆氏家族是北魏開國功臣，人才輩出，多與皇室宗親、勛貴聯姻。穆亮一生戰功卓著、治績豐碩，規劃了北魏新都洛陽的營建，是孝文帝元宏遷都與改革的堅定支持者。志文詳細記載了穆亮的家世、出仕、卒年等信息，而其妻尉太妃的墓志則補充穆亮的婚姻狀況，展現北魏時期貴族女性的生活細節。

墓志流變

展覽第三單元是“銘石文脈——墓志形制與文體的演變”展區，以時間為線索，通過展示不同時期的墓志，闡述墓志起源、形制和文體的梳理與展示，在全國同類別展覽中尚屬首次。不止如此，整個展覽特別是展陳解讀的內容和方式、角度，集碑林多年以來的科研成果綜合而成，可謂首次重磅公開。

為讓觀眾更好理解墓志文，館方還通過多種方式輔助解讀碑志。展覽以墓志文為藍本，結合史料記載，合理想象，虛實結合，以國風動畫形式演繹志主的人生故事，甚至其中多媒體的部分配音也由策展團隊成員來完成，實現與觀眾“面對面”聽到幕后策展人的聲音。

在“碑志分流”展示區，展板圖示和碑志一起，清晰呈現魏晉因官方簡葬要求，人們將高大墓前碑刻縮小埋于地下，逐步演變為墓志的過程。孝文帝遷都后，貴族開始采用漢地墓志，但北魏時期形制尚未統一前，還出現了一些特殊形制的墓志，比如盒型墓志、嵌有鐵環的墓志等，最終發展為帶盝頂墓志蓋與方形志石的一盒墓志。

在該展區陳列的“于仙姬墓志”，便由志蓋與志石組成的“盒型”。于仙姬是北魏文成皇帝夫人，于闐國主之女。于闐是絲綢之路南道的交通要地，與北魏王朝關系密切，時常“遣使朝獻”。于仙姬自西域遠嫁魏宮，90歲高齡逝世，配享太牢，陪葬孝文帝西陵。于仙姬一生遠嫁，加強了西域與中原的政治聯系，也促進了兩地的文化交流。

葬于西晉永平元年的“菅夫人墓志”形制為螭首，其螭首與現存洛陽的西晉年間“辟雍碑”的碑首雕刻，甚至包括碑額偏向右側完全相同。有力說明墓志非憑空出現，是由地面之上的碑刻轉移到地下而來。志文顯示，志主菅洛主持徐氏家事41年，品相端正，勤勤懇懇，備受家人和親戚的尊敬，菅洛未有兒子留下，死后葬禮由大女婿崇主持。

西晉泰始四年的“天水趙氏墓志”與東漢“倉頡廟碑”相似，碑首為圭型，不同點是“倉頡廟碑”有碑穿。此墓志圭首飾陽刻雙獸，碑身左右兩側各飾一供養人像，刀法簡練清晰，可見晉人衣飾風采。墓碑雖具碑的形制，但體型小巧，埋于墓中，碑文內容又和后世的墓志類似，被視為墓志的早期形式。

展廳內，還有一方北魏正始四年“奚智墓志”。此墓志與中國現存最早的墓碑“麃孝禹碑”形制一致，都是圓形碑首。以上這些墓志，反映了魏晉時期禁立碑表，墓志如何從地上碑刻演化到地下的歷史。

墓志蓋上鑲嵌鐵環是除“盒型”墓志之外的特殊形制墓志。策展方還選取了北魏“侯剛墓志”與隋“張禮暨妻羅氏墓志”。北魏墓志蓋多嵌4個鐵環，東魏、隋代多為2個，這種形制在隋大業年間消失。

此外，該展首次展出了一件形制較為少見的四面方柱形志石，該志石3面刻銘，志主為北魏宗室元均之，墓志文顯示他先后擔任贏州平北府中兵參軍、錄事參軍以及趙郡太守等重要職務，卒后被追贈為平西將軍、瓜州刺史。

除了“圖文+實體”解讀墓志形制，本單元還介紹了墓志文體的演變，包括志題、序文和銘文等部分內容的發展與融合，以及受“古文運動”影響下墓志文散文化特征的逐漸顯著，展覽通過對比不同時期的墓志書寫，揭示其所蘊含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價值，讓觀眾在欣賞墓志藝術之美的同時，也能領略到每方墓志背后的故事。

萬象歸一

“家國天下——走向大一統的中古中國”是展覽最后一個單元，展覽中觀眾仿佛可以看到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宏偉藍圖，這場改革不僅是政治上的變革，更是文化上的融合，為中古中國從分裂走向統一奠定了基礎。該單元以墓志為線索，由孝文帝劃時代的改革為起點，講述北朝后期至隋唐歷史。

該單元通過極具個人色彩的墓志，為公眾展現了那驚心動魄、影響深遠卻又較少人知道的中古政治史，是該展覽不可多得的亮點。每方墓志，不僅是一個人的生平記錄，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通過這些墓志，觀眾可感受到那個時代的風云變幻和厚重歷史。

策展團隊首先用“元楨墓志”與“元澄妻李氏墓志”講述了孝文帝在元楨和元澄的支持下，力排眾議遷都洛陽，推行了規則詳細、執行徹底的改革。其后，用元保洛、元弼、元引和盧令媛等墓志，分別說明了從改官職、尊儒學、從漢姓和胡漢聯姻等改革的4個主要內容。

還用元暉、元繼、元融等5方墓志勾勒了從孝文帝去世到河陰之變之前北魏中央政治的變動情況， 這一部分利用元天穆等8方墓志講述了中古歷史上的重大慘劇——河陰之變。其中有河陰之變的發動者，有河陰之變的受害者。策展團隊將他們的墓志分列兩排，在事件發生后的1500年后在此聚首，通過墓志文細細道來那場死亡1300多人，北魏朝堂近乎無一幸存驚天血案的緣起、經過和結果。

盧蘭墓、李挺、爾朱敞與赫連子悅等墓志講述了北魏的分裂與北中國的統一。其后，王袞、張伏敬、?德將墓志等則刻畫了隋軍如何一步步從長安出發，滅西梁，最終拿下建康（今南京）統一全國的故事。

此外，還展出了李虛中、陳希烈、張仲賓暨妻劉氏墓志、范安貴等唐代名人的墓志。李虛中墓志由著名詩人韓愈撰寫，其楷書字體規整，文字內容深刻。李虛中被視為“八字算命”鼻祖，其生平充滿傳奇色彩。陳希烈，潁川人，博學多才，精通玄學，深得唐玄宗重用，然在安祿山占領長安后投降叛軍，最終被賜死，其墓志見證了唐代政治的風云變幻。

展廳結尾處陳列著于右任先生手書的文天祥《正氣歌》，這幅作品不僅是于右任先生書法藝術的杰出代表，更是他一生堅守的家國情懷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從北魏到隋唐，再到近現代，該展覽通過多方墓志展現了多段歷史，呈現了中華文明的多元共生與傳承發展。于右任先生的捐贈不僅豐富了西安碑林的館藏，更為民族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