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政治生涯中有兩次“百日維新 ”，一次是1964年底至1965年3月的陜西“百日維新”，一次就是“文革”后期擔任中科院核心領導小組第一副組長期間，于1975年7月底至11月中旬推行的全面整頓事業。這兩次維新改革，均切中時弊，深得民心，然因忤逆了“政治大氣候”，百日而終。

筆者年初發表的《“文革”前夕的胡耀邦陜西新政》介紹了前一次“百日維新”，本文則將介紹后一次“百日維新”。總體而言，后一次“百日維新”是“文革”末期全面整頓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與諸多重大政治事件相關聯，它既是撥亂反正期間為知識分子平反冤假錯案的預演，我們從中還可以窺探若干“文革”末期的政治生態。今年夏天恰逢中科院“百日維新”五十周年，筆者特意把這段歷史整理出來。

一、胡耀邦復出的曲折經過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來同志在毛澤東支持或默許之下，開始著手解放老干部。在這背景下，胡耀邦的處境逐漸好轉，1972年初，他在中央批準下，得以回京治病，結束了兩年多的河南潢川干校的重體力勞動改造生活。1972年4月，軍代表及專案組做出了《關于胡耀邦同志所犯走資派錯誤的審查報告》，雖然強行給胡耀邦安排上各種不實之詞，但是這也可以視為結束審查，予以解放任用的一個信號。

（潢川干校勞動中的胡耀邦）

根據“文革”期間曾經擔任中組部干部審查局副局長高奇的回憶，1972年8月中央下令著手重新審查八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各大區中央軍書記，省委第一二書記，對于這些人酌情重新安排任用，中組部還專門為此成立“落實干部政策小組”，初始中組部在1972年底向中央上報84人，1973年3月又增加了一些人，共97人。周恩來在進行第二次手術前，連續三天抱病主持政治局會議，逐一審議這份干部名單，可見此事干系重大。筆者認為，作為八大中央委員，且與劉少奇無甚個人淵源的胡耀邦一定在這84人或97人之列。

此后不久，也就是1973年春天，主管中央組織工作的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兩次來到胡耀邦家中，宣布中央對他的任用安排，即到西北某一省份擔任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如果表現良好，還可以在下半年召開的“十大”上進入中央委員會。

但是這兩次會談均不歡而散，胡耀邦拒絕中央對他的安排。為什么出現這個情況呢？從胡耀邦子女后來的回憶中，我們可以看出主要是出于兩個原因：一是，既然要出來工作，不是沒有代價，首先要承認專案組強加的走資派帽子，然后做“深刻檢查”，胡耀邦顯然不愿意這么做，用他的話來講“我才不會無限上綱，自己把自己罵個狗血淋頭，換個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央委員當當呢”（李恒女士的回憶）；二是，當時各省第一書記都是造反派或四人幫爪牙，胡耀邦不愿意跟他們同流合污，他抱著所以寧可不出來做事，也不能幫人做壞事的態度，所以他向紀登奎表示，哪怕當地委第一書記、縣委第一書記都行，就是不愿意當副職（胡德平先生的回憶）。

因此，胡耀邦回京后近三年時間里，都在家中賦閑讀書，以表示對時局的消極抵抗。這期間他認真精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著作，做了大量讀書筆記，反思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同時還閱讀了數百本商務印書館、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2年后新翻譯的內部發行書刊，包括西方名人回憶錄、世界史和經濟研究書刊，了解世界形勢的變化。這段時間是胡耀邦讀書生涯中，最集中、最豐富的時期，他對“左”的路線的反思走向系統化，這些思想積累，為他日后推動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提供了理論支撐。

（胡耀邦在“文革”后期的讀書筆記）

1975年1月，鄧小平升任黨中央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和總參謀長，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面整頓由此拉開。當時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堅決支持鄧小平的全面整頓，二人成為當時老干部眾望所歸的核心。推行全面整頓的關鍵是物色能夠理解和支持他們思想的得力干部，鄧小平、葉劍英二人均長期擔任胡耀邦的直屬上司，深刻了解胡耀邦的能力、品德，都不約而同地想到了胡耀邦。于是，他們通過推薦胡耀邦參加 “中央讀書班”的形式，來促成復出。

而胡耀邦出于對鄧小平葉劍英的真心擁護和尊敬，對于這次中央的征召持積極配合態度。胡耀邦參加的是1975年2月開班的“第四期讀書班”，這里面除了文革新貴外，還有呂正操、程子華、陳再道等老干部，胡耀邦見到這些久違的老戰友，非常高興。我們根據“中央讀書會”的規格和性質（注釋一）還可以斷定，胡耀邦能夠參加讀書會，是事先征得了毛澤東的同意。

7月4日，畢業典禮這天，鄧小平、葉劍英、王洪文和江青等逐個會見學員，鄧小平做了長篇講話，名字是《加強黨的領導，整頓黨的作風》，這是全面整頓中的一個重要文獻，主要講要擺脫造反派和文革新勢力的干擾，全面恢復領導機制的問題，后來被收錄到《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在正式開會之前，葉劍英特意高聲大喊：“胡耀邦同志來了沒有”？ 胡耀邦說：“參座，我來了”，葉劍英問：“你的身體還好吧？” 胡耀邦回答：“還好”。 葉劍英說：“看了你的簡報，講的很好嘛”！很明顯，葉劍英在釋放給胡耀邦重新安排工作的信號。根據李昌等人的回憶，會后大家都來紛紛道喜，說：你終于熬出來了，要被重用了。

又據《毛澤東年譜》的所增添的新條目，毛澤東于7月11日對胡耀邦的《向主席和中央匯報我的這次學習》做出批示，并同意胡耀邦擔任中科院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有了毛澤東的批示，胡耀邦的復出已經名正言順，三日后（ 7月14日）鄧小平約胡耀邦談話，對胡耀邦做出正式委任，并交代他需要做的三個任務：第一盡快形成整頓科學工作的匯報提綱，談清政策界限；第二制訂科技行業的發展規劃，研究怎么把科技搞上去，第三整頓科學院的領導班子。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文革”中國家科委被裁撤，其下屬部門被合并到中科院，另外，中國科協、國家地震局、國家計量局也屬于中科院代管。所以，當時的中科院不僅是一個學術機構，還是全國科技行業的總領導機關，而當時中科院院長郭沫若早已幾乎不過問事務，所以當時胡耀邦是整個科技口的實際負責人，可以說被鄧小平委以重任、寄予厚望。

胡耀邦于1966年8月被打倒，此后經歷了批斗、監禁和勞動改造，時隔九年終于再次走上工作崗位。這一年胡耀邦已經60歲，出于對時局的悲觀，他認為這是人生中的最后一份工作。

（二）胡耀邦在科學院的整頓

在談胡耀邦的整頓之前，筆者先談一談“文革”中科學界的遭遇。科技界無疑是“文革”的重災區，根據《中科院編年史（1949-1999）》的記載，僅中科院北京院區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其中包括趙九章、熊慶來、葉渚沛、張宗燧、鄧叔群、胡先骕等學科領域泰斗級人物；北京院區 170位高級職稱人員中有 131位被列為打倒或審查對象。各地分院也遭受嚴重沖擊，比如長春光機所有100多人被打為“蘇修特務”，13人被迫自殺或迫害身亡。

（中間為死于非命的趙九章先生）

1967年后軍代表和群眾代表接管了中科院的領導大權，長期執行迫害、羞辱知識分子的政策，宣傳科學界是 “名利掛帥”、 “專家路線”、 “引誘青年走個人奮斗的邪路” 。1971年 1月至 3月 , 中國科學院革委會組織了未來十年計劃座談會，完全否認建院以來的成績，稱知識分子是 “一無政治頭腦，二無工農感情，三無實際本領”。

中科院在“文革”前形成了比較完備的科研體系，多達106個研究所，27000余名科研人員（其中京區約9700余人）。不過“文革”期間，多數研究所被解散或劃歸地方，大量科研人員被流放到位于湖北潛江等地的五七干校進行體力勞動。到1973年僅剩下13個直屬研究所，北京院區僅剩下2000左右的老弱病殘人員，同時 , 科技人員經過多年努力建立起來的研究基地、 實驗設備、 資料、 標本等，大部分被損毀 。用“滅頂之災”來形容科技界的遭遇，毫不過分，胡耀邦接手的是一個千瘡百孔、人心惶惶的爛攤子。

胡耀邦是在7月23日正式到中科院任職的，他一上任就開始一手起草《匯報提綱》，一手認真調研，傾聽科研人員的呼聲，并為他們鼓勵打氣，在不到四個月時間里，胡耀邦走訪了全部直屬院所以及附屬印刷廠、實驗基地等，殫精竭慮，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拼了一點老命的”。

為了推行全面整頓，胡耀邦做的第一個工作是，思想上正本清源，回擊那些“知識越多越反動”、“臭老九”、“白專”等對知識分子和科技研發的污蔑之詞，肯定他們的價值；批評只抓階級斗爭，蔑視科研的政治掛帥路線，反復強調科研機構的本質任務是搞好研究，中科院的一切工作重心應該放到科研事業上來。

胡耀邦指出，現在帽子很多，什么“臭老九”呀，什么挨批挨斗，亂扣大帽子，隨便關人，我看是吃不開了，我們是有沉痛的教訓的（10月5日在數學所的講話）；現在其實知識分子已經走在工人階級前面了，不要老覺得他們是落后的（9月23日在附屬印刷廠工人的講話）；我們許多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不是去幫助科研工作發展，為科硏服務，而是妨礙甚至是破壞科研（10月15日在遺傳所的講話）。

胡耀邦多次為被扣上“白專典型”帽子的陳景潤打抱不平，認為陳景潤是大家學習的對象，而不是批判的對象，中國要是有一千個陳景潤這樣的人就了不得了。他還專門到陳景潤宿舍看望慰問，見到陳景潤蝸居在一個四人共享的6平米宿舍里，不僅憤怒起來，后來專門為他找了一個16平米的單人宿舍，用以改善居住研究條件。

對于，中科院以及當時的清華北大等高校，邀請工人農民進來“開門辦科研”，以及強迫知識分子到鄉村進行勞動改革，大家只能偷偷摸摸搞科研，中科院每名工作人員研究時間一周不超過20小時。胡耀邦指出，科學院就是科學院，不是生產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學院就是搞科學的，是搞自然科學的(10月6日在心理所的講話)；科硏人員搞科研就是結合實際，為什么一定要到農業生產中去？ (8月與李昌的談話) 科硏工作中能否提工農兵是主體？這值得研究，工農業生產可以講工農為主體，但是科研只能是由知識分子做主體。

胡耀邦不斷強調，四個現代化上不去，我們這些人就是犯罪，如果科研搞不上去，不覺得可恥、不覺得可悲嗎？對待科研上，八級臺風不行，要刮十二級臺風，對科研事業著急的人，才有黨性，才有愛國心，真正的共產黨領導干部要敢于抓業務工作（10月5日在在數學所的講話，10月7日在電子所的講話）。

胡耀邦鼓勵知識分子，要敢去圖書館看書、做研究、不要怕別人說是白專；知識分子要作“（科學）家”迷，不要作“官”迷，不要老想著當官；領導干部也要以培養專家為己任，在本世紀內，要幫助黨培養出上千個一流的專家，上萬個二流的專家，這樣我們才算完成了歷史任務。

為了讓大家認識到搞好科研的緊迫性，胡耀邦一直強調中國與世界的差距，這也實際上戳破了“四人幫”對科研成績的粉飾和吹噓。他指出，我們現在的科研力量、科研水平，同世界先進水平相比，差距還是相當大的；不承認自己的缺點就要落后、要挨打，就是對人民的犯罪。他說，歷史是無情的，業務工作沒有新氣象，我們的一些人卻天天吹牛、自我陶醉，這是輕率的態度，對人民不負責的態度（10月16日在心理所的講話）。

第二，在組織人事上，清除“文革”中造反起家的派性人員，恢復所長負責制，重視發揮科學骨干的作用。

胡耀邦幾乎在每個場合都嚴厲批評那些派性人員，他說有極少數人這幾年被派性迷了心竅，專搞邪門歪道，自稱是正確路線，是馬列主義實際是什么是馬列主義都搞不懂，專門去嚇唬人（8月16日在干部座談會上的講話）；處處盛氣凌人，以改造者自居，動輒以我劃線，打擊異己，甚至公開與黨的路線和黨的領導相對抗。他在數學所和心理所調研時指出，現在核心領導小組一些人對科研瞎指手畫腳，就像韓復渠那樣瞎指揮；（造反起家的）黨委書記喜歡發號施令，輕則瞎指揮，重則破壞，希望以后這些人大權旁落，所長說了算。

在院領導層級，胡耀邦取消由固定人員列席核心小組會議的制度，等于剝奪了造反派頭目對科學院管理指手畫腳的權利。緊接著胡耀邦提出了核心小組調整方案，指出 “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熱心科研，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繼續留在領導班子里”，把柳忠陽等造反派清除掉，增加了劉華清、王屏、胡克實、秦力生（秦曉之父）、郁文等支持整頓的老干部，但是由于很快“反擊右傾翻案風”到來，這個方案并沒有完全被落實。

胡耀邦提出要恢復所長負責制，并且提拔幾個四五十歲的，有豐富科研經驗的科研人員擔任副所長。他指出，選所長、副所長，最好是對本行業務比較精通或比較有權威的，為科學界所公認的，這些人一上來會產生一種無形的影響，讓人感到有奔頭（10月28日在微生物所的講話）。同時，還還要求把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制度恢復起來，制訂一個明確標準，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

為了發揮好科學家的骨干和領導作用，胡耀邦特意組織“百家爭鳴”座談會，讓那些被打倒的、好久沒有路面的科學家正式亮相，并鼓勵他們提出意見。為了開好“百家爭鳴”座談會，胡耀邦特意邀請錢三強出面主持，錢三強在“文革”中被揪斗，然后下放干校勞動，當時還是頂著“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的帽子，已經九年多沒有參加過組織活動，當聽到胡耀邦的盛情邀請時，頓時淚流滿面。

全面整頓期間，科學院一共組織了十次“百家爭鳴”座談會，參與發言的有吳文俊、張文佑、王綬璃、吳仲華、葉篤正、曾呈奎、鄒承魯、侯學煜、何祚庥、胡含、黃秉維、周秀驥、高慶獅等老中青科學家。座談會大大改變了過去科學家受壓制的狀態，增加了他們搞科研的信心和勇氣。此外，胡耀邦還督促各研究所審查冤案，解放了約800多名被迫害的科技人員，讓他們重新回到科研崗位。

第三，提出“五子登科”，改善科技人員的待遇。當時中科院基礎條件非常差，科技人員大量住集體宿舍，長期與妻子、孩子分居，院部機關只有一個可容納100多人就餐的食堂，而就餐人員達700多人，多數職工只好端著飯菜在室外用餐，甚至胡耀邦、李昌這種院領導也是自帶飯盒就餐。胡耀邦提出一定要保障科研人員的生活，解決他們的房子（住房困難）、票子（工資低）、妻子（兩地分居）、孩子（上學、入托兒所難）、爐子（煤氣罐）等五個方面的問題，保障他們做科研沒有后顧之憂。

胡耀邦在職期間，中科院開工興建容納800人的餐廳和 3000多平方米的宿舍樓房，解決了460多個孩子的入托問題；向中央申請400多個北京戶籍，促成夫妻團聚；增加科研人員收入，分別發放20元-50元不等的科研津貼；興建中關村煤氣站建設，解決了上千戶燃氣短缺的問題。受益于這些措施，中科院工作人員的生活，十幾年來第一次得到改善。在胡耀邦的堅持下，鐵道部司令部被迫騰退了占用多年的玉泉路中國科技大學校區，進一步改善了科學院的辦公、科研環境，此后該地成為中科院研究生院駐地。

從7月23日至11月3日，胡耀邦因為劉冰上書事件，卷入“反擊右傾翻案風”，被事實停職，他在中科院推行的整頓前后歷時102天。胡耀邦所主持的科技戰線整頓時間雖然不長，但是這些政策每一條都特別順應公心民意，給久處打壓中的科研人員極大的鼓舞，也震撼了整個知識界。正如錢三強先生 1989 年4月19日在《科技日報》發表悼念胡耀邦逝世文章中說的：“耀邦同志來到科學院后的一系列講話和實踐，使廣大科技人員從內心受到巨大鼓舞，使大家重新看到了希望。”

中科院的研究人員對胡耀邦的整頓改革，發自肺腑地支持擁護，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他們不約而同抵制“四人幫”及其黨羽對胡耀邦的批判，以至于姚文元精心組織的首都體育館萬人批判大會，在中科院職工的起哄中以鬧劇形式收場。粉碎“四人幫”后，中科院職工又自發分布在三里河和中關村院區打出“熱烈歡迎胡耀邦同志回科學院主持工作”的標語，這些故事的細節，在本文下半部分將詳細介紹。

（1983年胡耀邦視察中國科學院）

到了2010年代，隨著政治氛圍地逐漸寬松，中科院的學者耆老自發出版了《胡耀邦在中國科學院》和《難忘的120天：憶胡耀邦同志在中國科學院的日子》，來記錄那段歷史。總之，胡耀邦是中科院歷任領導中任職最短的一位，但又是留下精神遺產最多，最受大家懷念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