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的土壤上生長的創造力

企業家與藝術家，看似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卻在當代社會面臨著相似的精神困境：專業技能的精進已無法滿足深層創造的需求，哲學、宗教與辯證法正成為他們突破瓶頸的隱秘鑰匙。

專業技能是從業者的立身之本，卻也可能成為思維的囚籠。企業家精通商業模式設計，卻可能在資本擴張中迷失價值方向；藝術家熟稔創作技法，卻常常陷入自我重復的創作枯竭。這時候，哲學的追問便顯現其價值——蘇格拉底“認識你自己”的命題，迫使企業家反思商業的本質究竟是利潤最大化還是社會價值創造，促使藝術家思考作品在喧囂時代應承載的精神重量。當稻盛和夫以“敬天愛人”的哲學經營企業，當徐冰用《天書》解構語言的本質，他們都在專業之外找到了更遼闊的創作坐標系。

宗教智慧則為創造者提供了安頓心靈的錨點。這里的宗教并非狹隘的教義遵循，而是對超越性價值的敬畏與追尋。企業家在市場博弈中難免遭遇倫理困境，佛教“因果觀”帶來的敬畏之心，能約束其在利益誘惑前的行為邊界；藝術家在表達個體情緒時，基督教“救贖”主題或道教“天人合一”的理念，能讓作品突破小我，觸及人類共同的精神困境。達芬奇在繪制《最后的晚餐》時，既運用了精湛的透視技法，更融入了對神性與人性關系的深刻洞察，這種雙重維度讓作品穿越五百年依然震撼人心。

辯證法則是破解困局的思維利器。市場瞬息萬變的企業家需要用矛盾分析法看待危機與機遇，明白“危中有機”的轉化邏輯；在藝術創新中，辯證法提醒創作者避免陷入“為新而新”的偏執，理解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國際的對立統一。任正非在華為發展中既強調“聚焦主航道”的堅守，又主張“開放合作”的靈活，正是辯證法在商業實踐中的生動運用。

以畫家李得之與黎柱成來說，李得之在繪畫之路上，早年雖憑借專業技巧描摹學習，卻很快意識到思維被“格式化、概念化”束縛 。他通過不斷地外出寫生，在自然與生活中辯證地看待傳統技法與新的靈感獲取，于山水花鳥間領悟藝術與自然的聯系，從而將“詩、書、畫、印、影”多元融合，開創獨特風格。

而黎柱成從默默無聞到在花鳥畫領域聲名鵲起，他在傳統繪畫筆墨中勤奮鉆研，以虔誠之心對待藝術創作，在不斷的實踐中感悟到傳統與創新的辯證關系。他將山水技法引入花鳥畫，打破傳統程式，形成“野、滿、拙、厚”的風格，正是在傳統與現代、繼承與創新的矛盾統一中找到了自己的藝術方向。

專業技能如同創造力的骨骼，哲學、宗教與辯證法則是滋養骨骼的血液與神經。當企業家以哲學為鏡照見初心，以宗教為尺丈量邊界，以辯證法為鑰解開困局；當藝術家借哲學深化思考，憑宗教獲得靈感，靠辯證法平衡表達，他們的創造便不再是技術的堆砌，而成為直抵人心的精神產物。在這個意義上，真正的創造者從來都是思想的實踐者，在專業與人文的交匯中，完成對自我與時代的雙重超越。

撰文｜楊晗

編輯｜孟藝迪

審校｜高文

核發｜嶺南藝術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