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婷對話李泉：撞見“大逆不道”的時代｜我有嘉賓

1、校長獨白

世界上平均每20秒就會誕生一首新歌。

隨著AI的發展，這個速度正在指數級加快。

問題隨之而來——好的音樂似乎正在變少？音樂產業正在被技術如何推動著？音樂人該如何應對洶涌的時代洪流？當創作變得唾手可得，我們該如何衡量一首歌的價值？音樂的本質有哪些變與不變？

這些問題，沒有人比李泉更有資格回答。

他是我喜歡的音樂人。

作為中國流行樂壇的獨樹一幟，李泉的職業生涯橫跨多個時代。很多人知道，他是“鋼琴詩人”，也是成功的歌手、制作人，他的創作《走鋼索的人》《我要我們在一起》被奉為華語流行經典；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在幾十年前就夢想用互聯網的邏輯分享音樂、在今天無比看好AI的顛覆一切，甚至他自己曾嘗試過在技術領域的創業。

他邀請我走進他的工作室，一起聊聊音樂和人生。

春夏之交，庭院里的樹都綠了，枝椏的光影照在木質鋼琴和白墻上。屋子里還有很多樂器，鍵盤、吉他、架子鼓，還有一些簡易書架、綠植、水影燈。這也是他日常錄制vlog的地方，他開始做自己的賬號。

他對我描述著自己的定位：“我就是一個承上啟下的人，面對我的上輩的時候，我是大逆不道的，而我現在又面臨一個大逆不道的時代，好像我又在堅持著什么。”

這也道出了他身上那些看似矛盾的特質：古典與流行、傳統與先鋒、堅持與叛逆。

他被浪潮選中，也被浪潮反復沖刷。

他曾對時代大逆不道，也因時代的大逆不道而沉默。

我問他：“音樂是我們的軟肋嗎？”

他回答中透著脆弱：“至少是我的。”

我提醒他他：“你得繼續創作啊。”

他坦誠：我不是每天都很努力的。”

今天，時代的“大逆不道”，起因于算法的統治。而他和大多數的專業主義者一樣，主觀不迎合，客觀不討巧。

「我有嘉賓」在過往的九年里，塑造了太多的英雄。他們都是絕佳的時代樣本：被時代成就，也成就了時代。

而第四季的第一位嘉賓，一反過往。我選擇的不是去紀錄一個企業家對時代的感謝，而是一個專業主義者對時代的表白。

2、李泉的半生故事，與中國音樂的三十年

李泉的人生軌跡，與中國音樂產業的技術迭代曲線，呈現出一種驚人的相似。他的人生選擇，在每一個關鍵節點上，都帶著一種微妙的“逆行”色彩。他并非刻意對抗潮流，而是在潮流的裹挾中，一次次本能地游向自己認定的方向。

唱片時代

李泉的音樂之路，始于一個與藝術理想無關的務實動機。

他4歲開始學琴，并非因為家人寄望于培養一位藝術家，而是為了一個在當時至關重要的目標：解決上海戶口。

他的父母被分配到貴州山區的工廠工作，年幼的李泉因為營養不良只好被送回上海。在那個年代，上海音樂學院和中央音樂學院是極少數招生時，可以將學生戶口帶入學校的機構。考上音樂學院，意味著一個孩子可以憑一己之力，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這個略帶沉重甚至有些荒誕的起點，也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李泉的底色。

然而，當他真的走入上海音樂學院這座古典音樂的殿堂，青春期的荷爾蒙讓他做出了第一次“逆行”的選擇。他迷上了流行音樂，這在當時等級森嚴、充滿鄙視鏈的學院環境里，無異于一種“大逆不道”。

矛盾在他和家人之間爆發，因為父母送他學古典，并非是為了讓他去做這些迎合庸眾的“彈彈唱唱”。這種新舊觀念的沖突，在一個生動的家庭細節中被展現得淋漓盡致。當李泉已經發行了幾張唱片后，他帶著從小教他彈琴的奶奶去聽自己的第一場音樂會。結束后奶奶說：“唱得還不錯，可是幸好沒有被你去世的爺爺聽到。”

他的這次叛逆，恰好與中國流行音樂的第一次井噴同頻。90年代的中國內地唱片業，用李泉的話說是百廢待興。他在大學期間簽約了魔巖唱片，成為這個黃金時代的一員，他也和北京的“魔巖三杰”成為同一個時代的音樂人。

用他的話總結，那是一個誘惑相對較少，可以專心做音樂的時代。

數字時代

2000年后，MP3格式和P2P下載技術如洪水猛獸般席卷而來。

2004年初，盜版刻錄光盤開始危害正版音像市場。一些音像發行企業由于不堪盜版的沖擊，造成虧損連連甚至倒閉。唱片銷量斷崖式下跌，傳統的唱片工業體系幾乎被摧毀，無數唱片公司陷入生存危機。

面對盜版，大多數音樂人的心態是沮喪和無力。但李泉和他的朋友們，卻做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極其超前的決定。2006年，他們共同組建了一家科技型唱片公司。他們堅信，未來的音樂一定是數字平臺化的，而不是唱片化的。這不是一次被動的轉型，而是一次主動的出擊。

由于一直處于“燒錢”階段，在風險投資的來源斷裂后，公司不得不開始全面收縮。為了維持運營，他們被迫將手中那些珍貴的版權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賣出。至今，李泉仍舊覺得非常可惜。“如果能再堅持兩年，我們的或許就能與后來崛起的騰訊、網易等平臺有一較高下的能力。”

李泉的這次創業，是中國音樂產業從混亂走向秩序過程中的一次悲壯嘗試。他們像一個數字時代的殉道者，預見到了未來的方向，并試圖親手搭建通往未來的橋梁，卻最終倒在了半路上。

平臺時代

當時間進入2010年代，新的秩序終于在廢墟之上建立起來。以Spotify、Apple Music以及中國的QQ音樂、網易云音樂為代表的流媒體平臺成為主流。商業模式從“擁有”變為“訪問”，訂閱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盜版問題。

但李泉發現，自己迎來的并非是一個理想國。

這時，舊的權力中心，從唱片公司，轉移到了新的權力體系——平臺和算法。

短視頻平臺的崛起，進一步加劇了音樂消費的碎片化。

他對當下流行的網絡神曲，以及它們的生產模式，提出了冷靜而尖銳的觀察。他告訴我，很多公司會用一首歌200塊的極低價格，向大量年輕創作者約稿，目的就是追求“海量”，然后像賽馬一樣，期待其中能誕生一兩首能病毒式傳播的“神曲”。

無奈的是，這個模式不僅是有效的，并且漸漸成為了主流。

“當神曲大行其道，往后所有優秀的音樂人就只好閉嘴，因為你們花那么多的錢去制作，去創作這些東西，包括創作過程是沒有價值的。”

當這種僅僅因為通俗易懂或戳中某種情緒而爆火的神曲成為行業標桿時，它就等于宣告了所有復雜的、精良的、需要投入巨大心血的音樂創作漸漸失勢。

3、硬核觀點，硬殼時代

李泉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音樂人的個人史。他的困惑、堅持與思考，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我們這個時代在文化與技術交鋒中面臨的普遍問題。

比如，什么叫音樂的普及。

“要看你們家有幾代人聽音樂。”

李泉說，真正的普及是一種代際傳承，是音樂成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像空氣和水一樣自然。一個孩子因為父母聽音樂而喜歡上音樂，他的父母又因為祖父母聽音樂而喜歡音樂，這才是健康的、有根基的音樂文化。

他說，一個人音樂審美的萌芽、創作欲望的產生，關鍵期在高中，那是一個人荷爾蒙最旺盛、情感最充沛、最需要通過音樂來寄托和表達的年紀。

“而我們的高中，基本上把音樂這塊全部都扼殺掉。”

在應試教育的巨大壓力下，音樂課教育被大幅壓縮減少。當一個年輕人在他最需要音樂滋養的年紀，卻沒有被好的音樂感動過，沒有進入過那個世界，那么他成年以后對音樂的理解和需求，就很難是深刻的、多元的。

比如，關于對于AI，這個懸在所有創作者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李泉的態度是清醒而鮮明的。他毫不避諱地承認，AI取代人類去做音樂，“這回事情，它遲早的”。甚至，AI可以取代90%以上的技術性音樂工作。

但這并非一個悲觀的結論。

AI的介入，更像是一場釜底抽薪式的“提純”。當所有可被量化、可被學習的技術都被機器接管后，人類創作者的核心價值，反而被前所未有地凸顯出來。

這個核心價值是什么？

“最高級別有關精神的那些創造力，只要是人類在欣賞，那一定是人類的最高的觸覺，會觸動人類的神經。”

作者 | 吳婷
出品 | 嘉賓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