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中國需要更多的“新世界史”研究者 | 話語建構（十八）

I'm

a communist

蕓婉筆談

一個正努力成為不盲從西方社會科學、有獨立思想、勇于批評中國文化精英依附性的普通中國學生...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圣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現在所謂的全球史、世界史幾乎無處不在。無論課程設置、教材編寫、學術會議，還是圖書目錄、期刊專欄、課題指南，甚至史學領域以外的其他學術交流，都會經常出現“全球史”的字眼，全球史已成為流行的學術標簽，出現了全球古代史、全球中世紀史、全球文藝復興史、全球二戰史、全球教會史、全球史學史、全球藝術史、全球婦女史、全球土著史、全球時尚史等。

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各國都生活在一個星球上，共享著這個星球的一切，如果只拘泥于本國的歷史當然是無法認識到世界發展的時代趨勢。

我印象最深的是《全球通史》，畢竟這個是筆者曾經中考歷史科目中出題的重要來源，于是中考完就通讀了一遍，所以印象頗深。斯塔夫里阿諾斯開始撰寫全球史，挑戰傳統的歐洲中心論，這就意味著全球史要求我們跳出瑣碎史實，從更高的層面審視本質史實，學會理解人類的長期發展；不能以一種歷史經驗覆蓋、淹沒其他歷史經驗，要在更大范圍內運作的歷史研究正在迅速增長。

雖然斯塔夫里阿諾斯有意識地跳脫出歐洲中心歷史視角，但是畢竟其脫胎于西史敘事，我還是能從其著作中看出一些關于歷史的“不對等關系”。這當然不是他本人的問題，而是西方歷史學家共性的問題。

德國歷史學家萊因哈特·科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于1979年在《過去的未來：論歷史時間的語義學》一書中提出的“不對等概念”。他說：“相比之下，歷史世界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以不對稱的概念運作的，這些概念是不平等的對立。我們將研究三個概念：希臘人和野蠻人的對比，基督教和異教徒的對比，以及最后，在人類的概念領域中出現的人類和非人類、超人類和亞人類的對比。”

那么怎樣看待他的這句話呢？我的理解是這句話其實是西方人把自己置于高位來蔑視其他人種，這不是一種平等的視角，有點像三體中高維外星人審視地球人。問題的關鍵在于，你吃西餐憑什么認為我吃中餐是不文明呢？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行為怎么能論之高低呢？況且，誰是所謂的“希臘人”，誰是“蠻族”，誰是“基督徒”，誰是“異教徒”，完全取決于觀察者的觀點。

這種不對等概念充斥著西方各個時代的諸種文獻，如“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后”“秩序”與“混亂”等，歸根結底，這是西方中心主義同其他的不對等。這些“不對等概念”盡管已經為整個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的學者所熟知，但在構建人類世界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并沒有引起世界史學者的足夠重視。

而中國學者在世界史研究上卻沒有自己的建樹，大多依然是充當“翻譯官”轉述二手資料。

舉個例子：在近代世界史的版圖上，有一個名字本應被反復提及，卻在國內研究中近乎銷聲匿跡 ——茹費里。這位 19 世紀法國政壇的關鍵人物，不僅是中法戰爭期間法國決策層的核心推動者，是帝國主義擴張的重要操盤手，更是剛果河流域殖民格局的幕后推手（如今兩個剛果的分野便與他的支持直接相關）。

然而，當我們在知網上檢索 “茹費里” 或 “茹爾費里” 時，結果寥寥無幾，且多聚焦于他的教育思想，對其在近代國際關系與殖民史上的核心作用，竟無一篇系統性研究。這種研究空白，恰似一面鏡子，照見了我國世界史研究領域的短板。

這種空白并非孤例，在與中國歷史羈絆最深的區域尤為刺眼。中亞五國（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的土地上，曾留下張騫鑿空西域的足跡，回蕩著絲綢之路的駝鈴，撒馬爾罕的集市與長安的宮闕曾通過商隊緊密相連，帖木兒帝國與明王朝的使者往來更是書寫了中古時期東西方交流的華章。從西域都護府的設立到清代邊疆治理的實踐，從佛教東傳的路徑到突厥語族與漢語的文化交融，中亞與中國的歷史血脈早已深度交織。

但如今，國內對這一區域的研究卻遠未匹配其歷史分量：我們對撒馬爾罕的了解，更多依賴 19 世紀俄國東方學家的考察報告；對河中地區近代民族形成的梳理，往往轉譯自歐美學者的殖民視角研究；甚至關于 20 世紀中亞與中國西北邊疆的互動史，也因俄語、波斯語、突厥語等語言壁壘，長期處于 “二手轉述” 的狀態。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的中國史研究。百余年來的深耕細作，已讓中國史研究進入極為精深的境地：秦漢史學者為突破傳統文獻的邊界，翹首以盼簡帛文書的新發現；魏晉史研究者埋首于墓志碑刻中打撈歷史細節；明清史學者則從地契、文書里梳理社會經濟的肌理。這種 “細碎化” 的深入，固然體現了學術積累的厚度，卻也反襯出世界史研究的滯后 —— 我們對自身歷史的挖掘已細致入微，對世界的認知卻仍有大片待開墾的荒原，尤其是那些與中國命運休戚相關的周邊區域，其歷史褶皺中藏著理解中外互動的關鍵密碼，卻始終未能被充分解碼。

世界史研究為何步履蹣跚？曾幾何時，西方史料的獲取是最大障礙，語言不通、文獻難尋，讓研究者望而卻步。但如今，隨著信息傳播的便捷化，材料獲取的門檻已大幅降低，語言障礙卻成了新的攔路虎。在研究生教育中，高分考生往往扎堆選擇美國史、日本史或 19 世紀后的英國史 —— 并非這些領域不重要，而是它們可以規避小語種的門檻。相比之下，法國史、德國史因需掌握法語、德語而研究者寥寥；更遑論中亞五國，其研究不僅需通曉俄語，還需涉獵烏茲別克語、哈薩克語等突厥語族語言，甚至波斯語、阿拉伯語等古典文獻載體，語言的多重壁壘直接將多數研究者擋在門外。

這種困境直接導致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我國世界史研究長期依賴西方二手成果。許多研究者不得不從西方學者的著作中篩選信息，再以自身的問題意識重新編排。這種 “二手轉譯” 的模式，看似高效，卻暗藏風險 —— 西方學者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帶有其文化視角與價值預設，長期依賴之下，我們對世界史的認知很可能被嵌入西方框架，甚至在不經意間接受其隱含的偏見與誤解。

就像對茹費里的認知，如果僅依賴法國學者的敘述，我們或許永遠無法真正理解他的決策對中國與非洲的雙重影響；而研究中亞時若僅追隨俄國東方學的視角，則可能忽視中國與中亞在歷史上的雙向塑造，將絲綢之路簡化為 “西方視角下的東方通道”。

如果不了解不同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語言、藝術等是如何發展的歷史，我們就無法理解國際關系是如何運作的；如果不考慮全球范圍內各種形式的區域的存在，就無法書寫整個世界的歷史，更無法做出新的解釋；如果還只是認為區域僅是陸地的概念，我們在未來的區域研究中難以構建新觀念、新思想、新方法，就不會取得新的學術突破；如果只是一味不加批判地看待源自歐洲的那種區域研究概念，只能永遠陷入“所謂的西方文化——古希臘文化、古羅馬文化、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科技革命、啟蒙運動，等等——的發展的‘大敘事’時代；這是一種可用來合法主張西方精華的優越性的大敘事”。全球史、區域史都是這種大敘事的一環。沒有自己的區域研究，就無法獲得符合自身需求的新材料、新信息，就無法對區域做出新解釋，更無法構建全球新史。

當中國史研究已能在細碎處見真章，世界史研究更需打破桎梏，走向自發探索。如今，材料獲取的便利為我們提供了基礎 —— 法國國家檔案館的數字化檔案、中亞各國的歷史文獻庫已逐步開放，而突破語言壁壘、深耕冷門領域，需要的是學者的學術自覺與長遠眼光。研究世界史，不僅是為了填補學術空白，更是為了在全球化時代構建屬于中國的世界認知體系 —— 不被西方史料牽著走，不被他人視角所局限，以多元的史料、客觀的立場，還原歷史的復雜肌理。

從茹費里的研究空白，到中亞五國的研究滯后，再到亞非拉諸多大國的歷史被邊緣化，這些缺口恰恰是學術生長的沃土。期待更多學者能走出舒適區，鉆進檔案館，啃下小語種，讓中國的世界史研究不再依賴二手成果，而是以一手史料為基，書寫出兼具深度與廣度的原創性研究。

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世界的過去，更清醒地走向未來 —— 不僅知道 “西方如何看世界”，更能講清 “世界如何與中國相遇”。

蘇蕓婉

02年生人，蛋蛋后一枚。步履踏過祖國東南北， 閱盡瓊樓璀璨，也覽盡雞犬桑麻、千里平疇。

孤身環行中國，于行跡中碰撞真實，于筆端下記錄真實。以步履丈量山河，以文字支撐前行，行行寫寫，寫寫行行。

曾蜷身橋洞下感懷家國，也曾指點輿圖議政山河。樂讀奇書，喜交奇友，志創奇事。初心未改，赤誠猶在。

01

02

03